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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公布评选结果，五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涵盖四个不同语种，分别是《约翰生传》（英语，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芬尼根的守灵夜》（英语，戴从容译，译林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人类的末日》（德语，张芸译，商务印书馆），《拉夫尔》（俄语，刘洪波译，中信出版社），《战争，战争，战争》（法语，袁筱一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不可译”之译：五位译者与五部经典的角力

《约翰生传》中文版共分三卷，除正文外，其中还收录了大量注释和背景资料，以及百余幅历史插图。因其体量大、涉及的范围广，使这部作品的翻译具有相当难度。译者蒲隆曾任教于兰州大学，从事英美文学研究，曾翻译出版过《洪堡的礼物》《培根随笔全集》《吉姆老爷》《项狄传》等30余部英美文学作品。在一次访谈中，蒲隆谈到《约翰生传》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有些书始终都找不到译者接手，有能力的人不愿意干，没能力的人出版社也不愿意让他干——《约翰生传》就属于这类书。”《约翰生传》正文翻译开始于2013年，前后历经十年才终于完成。译著不但忠实地保留了原作的内容信息，语言风格也与原作十分贴近。全书文辞凝练典雅，译笔老道，体现出了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底。

塞缪尔·约翰生是18世纪英国文学家、词典编撰家及文学批评家，在英国文学史和英语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地位。约翰生的好友、门生詹姆斯·鲍斯威尔在与传主约翰生长年交往的基础上，经过二十余年的材料积累，撰写完成《约翰生传》。传记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事，从1763年见到约翰生到1784年约翰生离世，真实再现传主的人生及其时代。作品包含了大量详实的轶事、对话和社会风貌记录，是研究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史料。《约翰生传》作为英语世界中最优秀的传记作品之一，获得了不朽的文学地位，詹姆斯·鲍斯威尔也因此被誉为“传记作家中的莎士比亚”。

乔伊斯和他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无可争议。美国兰登书屋的“现代文库”编辑小组公布的“二十世纪百大优秀英文小说”名单，乔伊斯的三部长篇《尤利西斯》《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芬尼根的守灵夜》尽数在列。《芬尼根的守灵夜》常被冠以“天书”之名。在这部作品中，一半以上的词语都是乔伊斯自造的，其中融合超过五十种不同的语言，运用双关、谐音等等多种手段，并且每个词语都包含多种解读的可能。此外，作品的句子和结构也如迷宫一般，融合史诗、戏剧、民谣、学术注释等等。译者戴从容将其描述为“颠三倒四，来去随意，不知所云”。这样一部“不知所云”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列入“百大”，与作品及其作者对当代文学和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芬尼根的守灵夜》是英语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无论喜欢或不喜欢，都无法绕开它。”

中文版采用注释本的方式，全书共添加注释四万余条。可以说，这部作品的翻译难度一是来自原作本身，二是因为译者选择的这种注疏的方式。戴从容解释了添加如此大数量注释的原因：“《芬尼根的守灵夜》是一部打开各种可能性的作品，如果我只用其中的一个解释，会使乔伊斯所追求的万花筒的效果消失，而注释能把各种可能性都呈现出来。”这种翻译方式让中国读者及乔伊斯研究者有机会了解文本通过词语变化取得的多语效果，但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翻译工作的难度。译者戴从容现为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长聘教授，在多年研究乔伊斯作品的基础上，前后耗时十八年，完成了这部作品的中文版，作品被学界誉为“乔学百科全书”。

《人类的末日》是奥地利犹太裔剧作家、诗人卡尔·克劳斯于一战期间完成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反战剧。全剧五幕，总计两百余场，出场人物五百余个。这部剧作无论形式还是规模都是一次彻底的创新。全剧以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身亡的消息成为维也纳各大报纸号外新闻为开端，以尾声“最后之夜”中外星人无法忍受地球人之间互相残杀而将地球人清除殆尽结束，时间跨度长达四年多。这部作品是现代“文献剧”的先驱，作品中大量使用一战期间的报纸头条、政客演说等真实存在的资料，通过各个阶层、各行各业人物的对话，生动再现维也纳、柏林等地后方社会的荒诞百态，深刻揭示并批判新闻语言如何沦为战争的宣传工具，以及平庸的日常话语如何一步步沦为暴力的帮凶。克劳斯因其对媒体的深刻洞见启发了包括阿多诺、本雅明在内的众多学者，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先驱。

译者张芸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1999年获德国埃希斯泰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教授。曾翻译出版赫尔曼·黑塞的《东方之行》《通往南亚次大陆》、米尔科·邦内的《我们如何消逝》、鲍里斯·格罗伊斯的《媒介与揣测——媒介现象学》、C.W.策拉姆的《神祇·陵墓·学者》等作品。对于为何要译介卡尔·克劳斯的作品，张芸这样认为：“中国知识界应该了解卡尔·克劳斯——这位伟大的奥地利剧作家和语言大师，也是第一位批判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作家。他的思想与文字，值得被更多中文读者看见。”《人类的末日》语言层次极为丰富，从正式公文到市井俚语和粗话，此外还有大量的讽刺、双关、谐音等，使这部作品的翻译难度极高。凭借着甘“坐冷板凳”的决心和毅力，张芸用六年时间，最终完成了这部恢弘作品的中文版。译文在忠实与可读性之间找到了非常好的平衡，用贴切生动的语言，再现了原作中杂糅的各种语言风格。

《拉夫尔》的作者叶夫盖尼·沃多拉兹金是当代俄罗斯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三届俄罗斯最高文学奖项“大书奖”得主。其代表作《拉夫尔》于2012年出版后，即获当年“大书奖”第一名和读者选择奖第三名以及“亚斯纳亚·波良纳奖”等多个文学奖项，奠定了沃多拉兹金在当代俄罗斯文坛的重要地位。《拉夫尔》以15世纪的古俄罗斯为背景，以人物传记的方式讲述主人公阿尔谢尼（即后来的拉夫尔）的心灵成长之路。阿尔谢尼遍历疫区救治病患，以行善代替自我救赎，历经医生、圣愚、朝圣者、苦行修士的身份转变（每换一个名字，便开启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最终在修道院以“拉夫尔”之名接受大苦行戒律，死后被封为圣徒。小说通过主人公四次改名——阿尔谢尼、乌斯京、阿姆夫罗西、拉夫尔——书写了灵魂在不同阶段的蜕变与升华。作品以古今融合的叙事风格，形象而深刻地展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意识、宗教意识、救赎意识、自由意识以及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圣洁理想的不懈追求。

《拉夫尔》中大量使用古俄语词汇和教会斯拉夫语元素，形成独特的语言密度和“陌生化”效果。这种跨越古今的写法，使小说同时具备“先锋小说”和“中世纪文学诗学”的双重属性。各种语体的杂糅，古俄语与现代俄语的无缝衔接，使得这部作品的翻译难度很大，需要译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语言功底。对此，译者也用不同的形式尽量予以呈现，使译本极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特色。译者刘洪波现为北京大学俄语教授，深耕俄语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多年，著有《果戈理：阴阳之间》，译有《自学成才的人们》《普希金之家》（合译）等作品。其翻译的《拉夫尔》荣获第二届“俄中文学外交翻译奖”一等奖。

《战争，战争，战争》是拥有摩洛哥和法国双重国籍的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创作的带有家族传记性质的传记小说三部曲《他者之乡》的第一部。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摩洛哥为背景，通过一个跨文化家庭的命运，以双重文化血脉与女性视角书写了三场“战争”：摩洛哥的民族独立斗争，混血家庭与种族歧视、文化隔阂的抗争，以及女性为生存和尊严进行的无声战斗。小说着眼于描写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以一种日常生活的叙述方式，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变动交织在一起，通过细腻而克制的叙述，指出人与人之间对理解与沟通的拒绝才是无处不在的战争威胁的根源。

译者袁筱一，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法语系教授，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译著包括《致D》《杜拉斯传》《法兰西组曲》等，译作《温柔之歌》曾获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文学类奖。《战争，战争，战争》的译笔忠实、细腻，贴切地还原了原作的语言风格。

高水准的译作背后，是译者的坚守与跋涉

通过以上详情，我们可以看出，本次获奖的五部作品无论从原作的文学性、经典性，还是译作的质量，都体现出极高的水准。

首先是原作的经典性与文学性。这些作品虽来自不同时代，并根植各自的文化与语言之中，但并不局限于浅层框架的通俗叙事，也没有依靠猎奇的情节博取关注，而是向内洞察普遍人性，思考人类普遍面对的困境、欲望与信仰等问题，对人类共有深层命题的探寻赋予了这些作品跨越时空的能力。五部作品的文字各具特色，或纯熟精美、深沉蕴藉，或意象丰富、耐人寻味，克制者不失张力，戏谑者不失深刻，文笔蕴藉，意象绵长；丰富的叙事层次与结构赋予文本广阔的阐释空间，因此具有的经典性和文学性使它们成为文学谱系上重要的组成部分。

其次是文本的翻译难度。被定义为“天书”的《芬尼根的守灵夜》自不必说，其余作品也对译者的文学、文字修养及语言转换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无论是风格的杂糅，语言的混杂，还是内容的包罗万象与艰深晦涩，都使这些作品成了难啃的“硬骨头”。在文本本身的难度之外，作品的体量也是译者必须克服的挑战。翻译大部头的作品，常常意味着译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蒲隆曾在一次访谈中坦言：“在译《约翰生传》的过程中，确实会时常产生一种赶紧做完了事的想法，因为译着译着，就会忍不住看看后面还剩下多少页。当你译出不少字数，却发现还有那么厚的篇幅没译的时候，确实感到压力挺大。”《约翰生传》前后耗时十年，《芬尼根的守灵夜》用时十八年，《人类的末日》翻译周期也达到了六年。之所以如此耗时，是因为译者需要大量时间查找、阅读文献资料，译文完成后，还需要经过一道道的修改和编辑，方能使最终的译文呈现尽可能完美的状态。应该说，“十年磨一剑”的毅力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是成就经典必不可少的因素。

艰难而漫长的翻译过程往往意味着译者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本次获奖的五位译者都是任职于高校的专业教师，然而遗憾的是，在目前高校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中，译著获得的认定远低于其他类型的科研成果。此外，一部经典作品翻译的工作量与其带给译者的经济收益也是远不成正比的。译者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一部并不能最终被认定为高级别成果的工作中，又大大压缩了他们完成其他科研工作的时间。可以说，很多译者穷数年甚或十数年之力，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完成的实际是常常既无名也无利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人类的末日》译者张芸所谓“坐得住冷板凳”的含义，或是《芬尼根的守灵夜》译者戴从容所说的“18年来翻译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了空闲时间”。

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降本增效”的呼声随处可闻，我们经常会听到对人工翻译唱衰的声音。但也恰恰是在这个处处追求所谓效率的时代，我们更庆幸还有这样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存在，他们维持着手工作坊式的原始劳动形态，不计个人得失，或一笔一划手写译稿，或将职业生涯半数投入一本看似无解的天书。正是这些当代堂吉诃德们的苦苦坚守，才让我们有了如今摆在眼前的上乘佳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正是对这些逆流而上的孤勇者、数智时代的匠人情怀的致敬。

近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出版市场的整体萎缩，我国的文学翻译市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首先是国内市场条件的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正逐渐淡出大众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新媒体平台的介入。新的图书销售模式一方面压缩出版企业的利润空间，并因此对传统出版行业和实体书店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因为出版成本的提高而造成图书价格的上涨，间接影响读者的购买意愿。在这种市场压力下，引进国内读者不熟悉的新作家、新作品无异于一场豪赌。为了规避风险，许多出版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保险系数比较高的经典作家作品，受众广的经典作品不断被重译，造成整个翻译市场同质化严重。

其次是文学翻译作品质量的良莠不齐，因为上文中提到的种种因素，很多好作品并不总是能够找到合适的译者。为了使作品尽快上市，留给译者的翻译时间经常是不充分的，时间压力也造成一些作品翻译的质量下降。此外，一些经典作品被反复重译，动辄几十乃至上百个译本，根据笔者对一些这类重译本的调查，其中不乏粗劣或抄袭之作。

第三是近年来图书市场上读者的流失与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短视频的普及大大降低了人们的专注力，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看手机的人多了，读书的人少了。而娱乐门槛的无限降低又使得一些阅读门槛本就很高的优秀文学作品更加曲高和寡，将这样难读的作品通过新媒体平台进行推广似乎也并不是很有效的方式。如何让读者看到并接受这些作品，成为摆在每一个图书出版者面前的难题。

如果文学翻译市场单纯以经济杠杆为驱动，势必造成一大批有文学价值，但不能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优秀作品难以进入国内市场。在这样的困局中，包括各类文学奖项在内的激励机制在推动好作品的引进以及维持文学翻译市场多样化方面的作用便至关重要。从公众以及市场对于鲁迅文学奖的关注度可以看出，专业人士的推介与引导对于读者的阅读取向往往能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借助有针对性的系统激励与资助机制，鼓励优质选题，保护中小型出版机构的生存，有助于规避市场竞争带来的一系列弊端，维持文学翻译市场的生态多样性、活力与良性发展。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优秀的外国作品能够被看见，被翻译，能够在中国市场上走得更好、更远。

（作者系德语文学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