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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于2026年盛夏时节举行，在短篇小说评选中，包括10部小小说在内的517篇作品构成的文学图景徐徐展开，新时代文学短篇小说门类的总体风貌与深层脉动渐次清晰。班宇的《漫长的季节》、哲贵的《彼此》、何玉茹的《她和她的麦子》、储福金的《不知》、艾玛的《序曲》五部作品最终脱颖而出，它们以独特的叙事特质与审美追求实现新的文学创造，在奔涌的时代潮流中、在急速变迁的社会生活中，探寻现代人安放精神栖居的路径。获奖作品实现的创新、引发的思考，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新时代文学创作趋向之变化，值得深入审视。检视四年来作家所创作的短篇佳作，更昭示着当代短篇小说创作值得持续关注的新方向与新可能。

以抒情现实主义书写普通人的时代史

短篇小说篇幅虽小，却以匠心独具、藏蕴丰盈、见微知著为旨归，因此，作家普遍将国企改制、下海经商、股市浪潮、城乡变迁、文旅新业态、新媒体迭代等四十多年的时代讯息，融入小说人物的个体生命轨迹。

获奖作品储福金的《不知》以围棋为核心意象，横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至今四十余年岁月，串联由体制内辞职下海、股市跌宕、网络流行文化兴起等数轮时代浪潮。两个爱棋的青年，一个是时代弄潮儿、虽“不知”而执着有为，一个是守棋自洽、静观世事的内敛旁观者，两个棋友以手谈谈人生，以“不知”为题表明了一种对人生、对历史的态度：没有谁的人生判断是绝对真理，没有一条发展的路是安全无虞的时代选择，作家一如既往地将时代洪流、人性抉择、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藏在方寸天地之中。

金仁顺《白色猛虎》把东北文旅民宿、网红经济作为故事背景，塑造了生猛泼辣、通透精明、骨子里藏着长白山风雪锻造的倔强的女性形象。南飞燕《景区》聚焦文旅商业化时代，景区的演出流程、人情往来都被流量、资本规则重新规训，昔日朴素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商业算计层层裹挟，导致了人的精神失重。杨遥《把自己折叠起来》以现实主义笔法写城镇化进程中村庄空心、水库污染、民俗经济兴衰等现象，人的命运在其中载浮载沉。孙睿《抠绿大师》把短视频、数字影视兴起的时代浪潮作为小说背景，以“绿幕抠图”这一新兴数字技术为核心意象，捕捉新媒体时代中城市青年虚实交错的生存图景。

尽管涉及众多时代命题，但是短篇小说大多不做宏大象征，而是把乡愁、遗憾、执念、救赎、追寻理想等主题寄托在具体的物象之上，浓缩在单个人物的行动和命运之中，形成文本独有的隐性叙事线索。未说出口的话、未赴的约定、未完成的相见，时常被作为故事的落脚点或开放式的结尾，普通人微光一般的坚韧，在挫折、痛苦的困境中爆发的巨大生命能量，成为对抗虚无的精神力量。也正是这种创作倾向，使得作家普遍热衷采用淡叙事、慢节奏、留白式书写，外部事件作为背景隐隐呈现，人物内心情绪和行为言语被细腻书写，形成一种可被称为抒情现实主义的短篇风格，由此发掘普通人复杂、柔软、丰富的内心层次。

优秀作家总能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命题，并赋予其审美化表达途径。艾玛的《序曲》作为获奖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一位盲眼老人的保姆玉真身患癌症，她的儿子好朋为减轻母亲的病痛协助其自杀，最终好朋被判缓刑。盲眼老人得知后，决定接好朋同住。有法律学科背景的艾玛始终懂得，时间平等对待每个生命，法律置人的尊严于平等，但小说要把平等之下、法理之外的悲悯温情娓娓道来。汤成难以细腻温润、饱含丰沛情感的文字构建出独有的文学质感，她的《麦田望不到边》的主角是缄默质朴的劳动者马永善，他被导演选中拍摄纪录片，体验到久违的温情与幸福，但却在拍摄结束后再次堕入孤独的生活原貌之中，小说似乎提示我们，文学如何真正给予平凡人长久的温暖与精神支撑，仍是当代创作者需要审慎回应的核心命题。

大文学观视域下的跨界写作

 “大文学观”的要义，在于打破传统的“纯文学—类型文学”“传统文学—网络文学”“文学—影视”等二元对立，将文学理解为一种开放的、流动的、与知识体系和社会生活共融互嵌的文化实践。本届评奖以“大文学观”为视域，力图打破原有的认识框架，将眼光投向更广阔的文学疆域。

班宇作为“80后”代表作家，四年来创作了一系列熔铸诗意与情感的短篇小说。他的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写的是个体家庭陪护的细碎苦楚，却提炼了所有人共通的生命体验：亲人衰老、离别遗憾、亲密关系里的隔阂与亏欠、漫长等待中的精神疲惫。尽管小说与同名热播电视剧并无直接的情节关联，但班宇作为剧集的文学策划，他小说中的诗意气质、物象抒情已融入剧集的改编，剧中四季流转的镜头美学、人物与岁月和解的基调，构成了与小说一致的美学风格，而“漫长的季节”，是班宇为一代人的伤痛、释怀与成长奉上的精彩妥帖的文学修辞。

本届评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网络文学作家与跨界写作力量的参与及展露头角。以南派三叔、蔡骏、蒋胜男等为代表的网络文学、类型写作的作家们，加入短篇小说这一重要体裁的创作队伍中，拓展了短篇小说的边界，影响了文体风貌。蔡骏获得提名的短篇小说《鲁先生传》发表在《北京文学》上，这是一篇关于记忆与文学传承的小说，在文体上别具一格，糅合了多种叙事传统与语言风格，形成了沪语文学、现代散文、悬疑叙事的混合风格。网络作家蒋胜男《女剑侠聂隐娘》以唐代传奇与藩镇历史，将侠义的精神带回当代小说。南派三叔《蝎子草中的女人》虽然探讨的是“进化—感觉—高维”主题，但其叙事框架（记者采访精神病院病人）和叙事风格，借鉴的正是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些作品不依赖西方类型文学的模板，而是从中国自身的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中生长出来，是网络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新力量的核心价值。

同样，科幻小说展现出令人瞩目的跨界活力。玄鵺《桥洞下的外星人》、林檎《曼德罗分行》、陈楸帆《超载》与宝树《俱芦洲》等作品，虽共享科幻（或泛科幻）的叙事外衣，却在题材资源、美学路径与精神旨趣上各开生面，共同构成了大文学观视域下跨界写作的丰富样本。这四部作品把时间感知、量子计算、预激综合征、认知科学、深度学习、算法伦理等学科话语有机地编织进文学叙事之中，但是他们处理的是当代人真实的精神困境，《桥洞下的外星人》表达了人的孤独与不被理解；《曼德罗分行》向我们提问，在AI时代，人的创造力还有何意义？《俱芦洲》同样包含着每一个中年人都要面对的存在之问，我该选择安稳还是冒险？《超载》文如其名，如果“卸载症候群”大流行的未来降临，我们是否已将太多认知负担“甩锅”给技术，并被技术反制？

跨文体写作的优秀作品表明，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并不以“题材或形式是否属于主流文学传统”为隐性门槛，而是以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为衡量依据。文学的中心不在某一种特定的题材或风格，而在人的创造性以及关切人的文学本身。

意象化诗意叙事

纵观本届评奖的短篇小说，作家们倾向于使用一种创新性表达——弱化强戏剧冲突，不直白剖白心理，构建一套物象承载人物内心的叙事。外部风物、器物、空间成为人物内在孤独、执念、遗憾的镜像，而依托自然风物、乡土空间、人文器物构建象征意象群，使小说兼具写实性与诗性。物象的荣枯、新旧空间的更迭，暗合人心的聚散、理想的起落，以含蓄、冲淡的书写方式克制表达悲欢，达成现实主义底色、现代心理小说的向内叙事特质与中国古典诗意的融合，形成短篇小说独特的审美范式。

哲贵的《彼此》是本届获奖作品中典型的意象叙事范本。小说搭建起多层表意意象，甜润的蜜与蜜蜂蜇人的痛形成对照，藏着父亲复杂隐忍的爱与一生行医的精神执念；《古文观止》是父亲文人风骨与职业信仰的具象符号，焚毁书籍则象征他晚年的自我质疑；丰盛餐桌成为家人彼此对照、彼此对峙、彼此理解的舞台。小说依托物象的变迁、场景的流转含蓄铺展父女、姐妹间缠绕多年的误会与和解，用具象之物承载亲情与时代变迁，呈现短篇小说以物写心的诗意叙事。

同样作为获奖作品的何玉茹《她和她的麦子》以麦田为核心贯穿意象，承载丧偶女主的精神寄托。青绿的麦苗、坚挺的麦芒、抽穗的生机，对应着女人从崩溃到重建自我的心灵历程。小说将人物的精神情绪依托麦子荣枯而展开，借草木生长写人心复苏，以自然物象承载普通人隐忍宽厚的生命观，虚实相融，寄至味于澹泊。

在许多优秀短篇小说中，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精妙蕴藉的诗意意象。朱山坡《座头鲸》中，座头鲸是贯穿全篇的核心象征，它既是乡村少年挣脱闭塞、奔赴远方的出走理想，也是人历经半生漂泊后内心渴求的精神归处。一条沙河横跨四十年岁月变迁，村庄、人事、理想尽数流转，座头鲸最终化为世间一切求而不得之物的象征。刘永涛《沉默的树》核心意象是“防风林”，大舅半生独守荒漠树木，风沙侵蚀树木如同岁月摧毁他的容貌与情感，沉默的树就是他本人，大舅如同无数垦边人一样，孤独、隐忍、默默付出，为边疆大地奉献终身。东君《在陶庵》里，老旧书屋常年弥漫霉斑与纸张的气息，古籍、旧书、书店是老一辈文人的精神归宿，旧书的残破与人的固执坚守形成对照，以器物意象隐喻读书人对传统文脉绵长、朴素的执念与守护。雷默《壁虎》中，壁虎既是童年记忆符号，也是生命自愈与苦难终将消解的象征。朱婧《当我绽放时》以花草、成衣、镜中自我为意象，两代女性困于时代规训与世俗眼光，一生被外貌、婚恋、家庭束缚，渴望舒展自我、肆意绽放，却屡屡被现实裹挟、被迫收敛锋芒。

本届评奖作品中的意象化叙事并非单纯的修辞偏好，而是一种叙事伦理的自觉选择，以物写心，以象达意，以克制书写深情，以有限蕴含无限。这一叙事路径既接续中国古典诗歌托物言志、比兴寄情的悠久文脉，又契合当代文学关切个体精神世界的创作趋向，由此，短篇小说的边界也随之悄然拓宽。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参评作品也暴露出当下短篇小说创作中一些倾向问题。不少作品在叙事策略、情感结构和语言风格上缺乏令人耳目一新的特质，特别是青年作家群体中尚未涌现出足以标识新一代创作主体的美学突破，而中短篇小说原本是最能展现青年作家想象力、创造力的文体，最能展现严肃文学的创新可能的领域，与前辈作家等人在短篇中完成的形式革命相比，当下的短篇小说创新更多是在既有范式内的微调，而非对文体创造的真正突破。另外，当情节推进至深层矛盾时，许多小说不约而同地选择“在爱中和解”或“戛然而止的搁置”。这种结尾方式固然体现了文学对生活复杂性的尊重，却也暴露了叙事想象力在面对现实难题时的退缩——小说不再试图在虚构中开辟解决困境的新路径，而是将难题交还给生活本身。短篇小说不应止于呈现困境，更应展现文学在困境中创造可能的独特力量。

（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