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获奖作品综论：重铸现实主义的确定性
四年一届的鲁迅文学奖评选，是阶段性地检验中国当代文学收获的节点，也是汇聚和沉淀最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一场文学仪式。本届鲁迅文学奖，最终获奖的5部中篇小说——全勇先的《秘密》、肖克凡的《父亲和雕像》、林那北的《阳关三叠》、罗伟章的《屋檐》、胡性能的《猛犸象》，可以说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力作和佳作。获奖的作家们以扎实、深刻的笔触，探索着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新的可能性，并且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全勇先的《秘密》上承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同时又巧妙地吸收了悬疑、谍战等类型小说的内容元素，凭借极其精湛且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写出了在黑暗压抑的年代里，坚定的信仰和高贵的人格如何能让个体的生命/精神得以保存。正如小说题目所点出的，“秘密”本身就包含了个人生命经验中需要主动或被动地隐蔽、潜藏的部分：一方面，“秘密”的隐藏会逼迫人去做选择，一个人灵魂深处的质地也就会在这种严酷的逼视下自然显现；另一方面，书写和记录“秘密”这一行为又隐含着一层悖论，即完成对“秘密”的揭示，才能够把那些在极端背景下蒸馏出的人性之“精华”永久地保存在文学之中。全勇先的小说，就把这种“扭曲”推演到了近乎极致的状态。
《父亲和雕像》是作家肖克凡耕耘数十年的工业题材小说，但作品并非直接书写工厂或工人生活，而是以一种寻找“记忆”的方式写出了“记忆”留下的痕迹以及对个体的生命塑造。小说的叙述节奏有一种当下叙事文学较为少见的沉稳和朴拙之气，作品中所散发出的这种独特气质，与小说所要塑造的如骆驼一般的“老工人”形象是一致的。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父亲的倔强甚至死板，是一种集体主义精神化育下的不争不抢却自尊自重的人格特质。对于近年来流行的老工业基地城市叙事，肖克凡的小说提供了一种十分珍贵的、从“父辈”出发的视角：时代洪流滚过，“父辈”们没有悲情和哀怨，而自律、严谨、坚强、乐观的老工人精神则成为广场上的雕像，将品格凝结为一种纪念碑式的实体。
林那北的小说《阳关三叠》以经典的中国古琴曲为名，但小说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和紧张密集的叙述节奏与小说标题所携带的古典气韵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阅读审美张力。小说以一把古琴为线索，既书写了几代人的家族故事，又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国当代历史，同时还串联起当下不同阶层人物的品行操守。小说通过纯熟的艺术手法，将古琴这一“传统物”在叙事层面的作用发挥到了浑然天成的境界。“物”既是叙事的工具，也是精神的载体。小说中的古琴，从斫琴到弹琴再到听琴，人的高洁品性随之得以传递；而琴本身也会凭借其“物”的主体性，与人接触、共存、互动，将其承载的文化基因感染于人。一曲《阳关三叠》，弹唱的是分别，表达的却是不舍和怀念。古典式的情感在现代的文本中寻得了新的身形，这是属于中国叙事文学独有的魅力。
罗伟章的《屋檐》是一部以人世温情为底色的小说。过去的岁月自然有诸多苦涩辛酸，作者并非有意地在笔下涂抹或修改回忆的颜色，而是在敏感地意识到自己身处个体相互隔绝的当下时，努力尝试去寻回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联结。小说设置了两代人之间沟通对话的场景，通过反衬的方式，凸显出社会发展水平与个体孤独境遇之间的倒挂，小说的当下介入性由此生发。小说以第二人称的讲述式口吻写成，营造出对话的“现场感”的同时，也让小说在文体上有了一层戏剧独白的审美趣味，并形成了笼罩全篇的、浓厚的抒情色彩。
胡性能的《猛犸象》以“猛犸象”这一消失的远古动物来喻指小说主人公，塑造了一个正直、勇敢，充满生命能量的诗人形象。小说主人公的“诗人”永葆一颗赤子之心，身体力行地用生命守护精神高地。奠定其精神底色的，是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文学生活和弥漫于社会的理想主义氛围。除了塑造这一“典型人物”之外，由小说叙述者所见证并讲述的，八十年代精神高度饱和的文学环境也成为小说中另一个“隐形”的主人公，小说对时代氛围充满浪漫色彩的细致还原，宛如一首献给“文学人”自己的深情的歌。
获奖作品整体上都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创作。全勇先的小说呈现了战争年代的极致人性，肖克凡写出了工人阶级独特的品格和情感，林那北将传统文化进行了巧妙的现代赋形，罗伟章描绘了世俗场景中的日常温情，胡性能的小说则是一曲对理想主义的挽歌和颂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奇曾坚定地宣称，“现实主义并非诸多风格之一，而是一切文学的基础；风格只能在其范围内或与它形成特定关系（包括对立关系）时产生”。现实主义文学无疑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脉络和源泉。尽管现实主义在我们的文学史上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改写，或者被一代代新的文学创作潮流所冲击，但是在今天这样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语境下，依然是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强烈的、将文学与现实进行关联的本质诉求，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的确定性。本届获奖的几部中篇小说，之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而言，不仅是简单的“回归”或“复兴”，而是在不同层面上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和趋势。
第一，对于小说“讲故事”的重视。讲故事不仅是民间文学的基本样态之一，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传统，它本应是小说基本的技术门槛，但很多当代作家的小说并没有在这一层面上“达标”。本届获奖的小说于“讲故事”的层面上都下足了功夫，且各具精彩。
首先，小说都是以一个主要的人物或意象作为作品锚定的核心，将故事紧紧围绕在这一核心周围展开，这就使得小说的叙述节奏紧凑，线索清晰。比如《阳关三叠》中那把特殊的古琴，就是小说的核心坐标，围绕着它，在时间纵向和现实横向上，展开了精彩的故事情节。再如《父亲和雕像》中的“伽马刀”，既是父亲当下急需治病的医疗工具，又是父亲放心不下的工厂危险品，由它牵起双重的叙述紧张感，也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所在。
其次，小说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悬疑”色彩，增添了小说故事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秘密》全篇讲述的就是高压条件下“秘密”的产生、隐藏和揭示的全过程，小说语言冷静但情节张力拉满；《阳关三叠》由开场神秘人的三次会面，到“偷琴”“护琴”“借琴”的紧张过程，故事讲来一波三折，把民间故事结构底层的“三叠式”演绎得淋漓尽致；《猛犸象》则是由一封监狱来信打开回忆的入口……“悬疑”并非类型文学所独有，文学的趣味性也绝不会妨碍作品成为经典。
再次，小说主体都以一种广义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让读者充分沉浸于故事之中。这几部小说中有的严格使用了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视角，如《秘密》《屋檐》和《猛犸象》，都将“我”的内心感受充分地融入故事进程之中，因此这几部小说内部的情感张力都极其强烈。《阳关三叠》则是在叙述者阿庆的限知视角下展开，阿庆的体验和情绪，带动着读者走进故事之中。《父亲和雕像》尽管使用了全知视角进行叙述，但贯穿小说深处的始终是一个稳定的父亲视角。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读者的感官经验可以在不同媒介中得到体验和满足，但内心深处的感受和震颤，仍需要文字和语言的表达，这或许也是文学无法被其他媒介所代替之处。
第二，文本细节，尤其是“次要细节”，是小说能够动人的关键要素。小说核心的主要意象或细节，是形成小说主体框架的基础，但它只能让小说在一个均质的层面上完成叙述任务。真正让小说脱颖而出的，则是文本中那些并非核心的“次要细节”。次要细节能够让小说突破仅仅作为思想材料的束缚，生发出意外鲜活的情动，本次获奖的小说无一例外地都体现出这一层精妙韵致。
比如“头发”就在《秘密》当中作为很容易被人忽视的次要细节，帮助小说完成了对赵一曼这一人物的塑造。“大小姐”赵一曼的头发是她作为斗士英烈而言并无必要的细节描绘，但小说中多次写到她的“头发”：病愈之初违背医嘱坚持洗头发、严刑审讯后头发全都湿了贴在脸上、临终就义前把鬓边的头发用手撩到耳后……如此细致的“观察”，既体现出赵一曼作为女性对于“美”的追求，也能体现出伟大人格坚韧和自尊的一面，以及这种坚韧被强行折断的残酷，而由此传递出的精神力量让人震撼和感动，这样一个身体细节的描绘可以说是人物刻画的点睛之笔。
又如《父亲和雕像》中，写到工人生活时，有一个极其生活化的、看似不起眼的细节，即工人夏天工作时出汗多，需要补充盐分，因此饭菜要咸一些。这个细节一定来自于工厂生活的亲身经历，小说中经由这一细节折射出主人公李玉福与妻子之间的爱和尊重、工友之间的互助和关爱，同时又能反应出李玉福常年生活的朴素以及性格中沉默、和善的一面。这样属于味觉记忆的细节，让读者对于小说中工人群体的审美感受更加鲜活。
再如《屋檐》里写到的群租房中看电视的细节，电视的音量大小影响着一墙之隔的朋友家庭之间的感情，但通过这一细节也写出了物质普遍匮乏的时代，不同群体（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虽然艰苦但又可以苦中作乐的生活日常；《猛犸象》中则着意写到主人公许东生来自滇东北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信息，虽地处南方但气候寒凉，因此冬季才会时常下雪，“雪”便成为了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而雪中吃火锅的经历也由此成为小说中温暖的记忆。这些“次要细节”，在小说中一方面有助于主题的表达，但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小说某种不可复制的灵韵。
第三，小说的“确定性”来源于一种由小说文本结构所形成的逻辑确定性。维特根斯坦曾在哲学上区分过两种不同的确定性，在他看来，真理确定性的诉求是找到并呈现出决定世界存在的最终答案，这种追求“唯一”的确定性有着明显的缺陷：一方面受制于人类的认知水平而几乎永远都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在实际的“语言游戏”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需要这种确定性。因此，“确定性”不是由唯一真理所决定的，而是由体系和结构所产生的。新文学发展至今，“问题小说”“干预生活”“主题决定论”等，其实都试图将现实主义文学引入某种真理确定性之中，现实主义的创作也似乎常常只能由“写什么”来决定。本届获奖的中篇小说则提供了一种重新打开现实主义的路径，由小说结构本身来重铸一种逻辑上的确定性。
几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形式特征：都设置了不同的时间线，以“在场”和“缺席”两种状态辩证共存的方式，形成了小说的主要结构。《秘密》设置了伪满时期、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叙述当下三条时间线，伪满时期是“秘密”发生的年代，五十年代是审查“秘密”的年代，叙述当下则是“秘密”得以存续的证明；《父亲和雕像》将父辈工人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和工厂记忆与当下晚年重病入院的现状并置；《阳关三叠》在六十年代古琴丢失和如今重新找到古琴之间展开叙事；《屋檐》将上一代青年人的群居生活日常和当下青年人的生活状态进行了对照；《猛犸象》的叙事则不停折返于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生活和九十年代、新世纪以后这些不同的时间点之间。叙述的当下是一个固定“在场”的时间点，但对于“在场”的叙述，则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精神上缺损的状态特征；而叙述中“缺席”的过去，则是小说试图极力去抵达或召唤的一种曾经的“在场”，并且最终都在文本中以不同的方式实现了“缺席”的“在场”。在这些小说的整体结构当中，都有一种精神被召唤到当下，它可能来自历史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来自我们的生命经验，且它可以在文学中被唤回，以弥补或驱散我们面对世界时的迷茫、困顿或危机。这种由文学所建立的我们可以把握的精神结构，或许正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今天得以重铸确定性承诺的一种方式。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