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一章

新大众文艺与群体意识重塑

新大众文艺的“新”不仅是思想观念的新、行为模式的新，而且是对大众意识的重塑。文化和科技融合不是简单地生成某个新的文化产品，而是对人的思维方式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深刻的思想意识变革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

第一节大众作为被建构的共同体

“大众”从来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同质化的实体，而是一个被想象、被建构的共同体。大众文艺是谁的文艺?创作者和接受者都容易产生主体性的迷失。“大众”的建构性与被建构性是在政治、经济各方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如果对“大众文艺”进行溯源，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民间文艺、俗文艺的每一次形式改革，必然带来一波新大众文艺，其实质无外乎日常生活情感的通俗表达，歌之咏之不足，而舞之蹈之，从田间地头发展到酒肆勾栏，评书、鼓词、地方戏、话本小说、民歌、传说故事，其内容和形式决定了它们登不了大雅之堂。尽管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忠孝节义为内容的俗文艺也负有教化、传道的功能，但士大夫阶层和精英阶层对其多持轻视态度。小说曾经也是俗文艺，与诗歌、散文相比只能算是“从残小语”。汉代史学家班话评价：“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浩也”①乐府是地道的大众文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得很明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罗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社会风俗对于政治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左翼文艺将大众文艺、普罗文艺赋予强烈的政治性、启蒙功能，称其为“救亡图存”和阶级斗争服务。知识分子试图用文艺启蒙大众,同时要求文艺形式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向改造，即“化大众”与“大众化”。鲁迅倡导的木刻艺术，田汉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等，都是知识分子用文艺形式对民众的引领和改造，将文艺作品作为唤醒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准则，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高度组织化的生产与传播体系中。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作出了“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优秀作品，是非常成功的“化大众”的文艺。创作主体都是知识分子精英，他们怀着使命进行文艺创作。事实上，从延安文艺开始，大众文艺包含了知识精英创作的面向大众的文艺，和以大众为创作主体的大众文艺。大众文艺被严格定义后，呈现的是经过多次筛选过滤后的以人民大众为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通俗文艺。历史给文艺压上从未有过的重担。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大众文艺从功能上说是“化大众的文艺”，从创作数量上来说仍然是“小众的文艺”一一只有极少一部分人有能力创作文艺。

《延河》杂志把“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时间发生点。“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⑧如果把“人民广泛参与文艺创作”作为新大众文艺重要指标，以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分界点更能说明问题，2024年生成性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加速推进了新大众文艺，《延河》杂志适时抛出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对大众这个主体进一步细分，其中创作者称之为“实践主体”，关于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主要针对这个群体。主体的实践并非直接作用于客体，而是通过“中介”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