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节选
“陕西经验”与当代文学史“重构”的可能
历时近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陕西经验”研究》即将付梓，感慨之余，仍觉若干未尽之意和未竟之思可以稍作延展，将其所关涉之更为复杂的文学史问题的要义、路径和方法略作说明，以此为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可资借鉴的有意味的个案。晚近十余年关于当代文学史观念“局限”及突破的可能的讨论，以“重返人民文艺”或重解20世纪50-70年代文艺和融通中国古典文学与“五四”以降之新文学的文学史观念拓展的尝试最具征候意义。”“重返”并非简单的“返归”或延续(此一流脉并未“断裂”，而是始终处于朝向未来的开放状态》，而是尝试奠基于新的观念和文化语境，从更高意义上弥合“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抑或“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之间人为的分歧，从而打开更具包容性的文学史视野；古今融通也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努力弥合中国古典文学(文化)与“五四”以降之新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上的断裂，将后者视为前者因应新的时代语境之变的自然调适，类乎诗的唐宋之分而非别开一路，进而开显古今融通的文学史视域。文学史观念的古今融通必然引发文论视域的拓展，即有效促进古代文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的现代转换，进而建构文论的中国话语一一此属更为宏阔的中国文学史由“外造建构”转向“内在建构”的必要条件。”其间所涉问题颇多，此不赘述。二者皆可以20世纪30年代末迄今八十余年积淀而成的颇具典范意义的“陕西经验”阐发说明。而总体性的思想和文化语境的变化，也为重思、重构甚至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提供了丰富的可能。作为中国当代文学重镇之一，陕西文学核心观念和审美路径所形成之深具时代意味的“陕西经验”，包含着重绘中国当代文学史图景的可能。“陕西经验”发端于延安，与30年代末整体文化、思想和现实语境密切相关。其时，若干重要的文艺实践上承底蕴深厚的古典传统，下启中国新文艺的观念和品格。其所内含之观念和审美路径，在八十余年间陕西文学和文艺创作中并未断裂，而是持续因应时代和现实之变开出新的文学图景。以之为参照，可以再思甚或重构当代文学史。
历史地看，超克既定的文学史观念的内在局限，重新打开未被充分阐发的更具统合性和概括力的文学史观，是当代文学视域拓展的必要前提。而无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返‘人民文艺’””，还是自古今贯通的“大文学史观””，重新梳理当代文学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复杂关系，“陕西经验”均有无法绕开的重要意义。前者无疑涉及1942年《讲话》以降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历史经验的评价问题，与柳青、杜鹏程以及在80年代接续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路逼的写作密切相关;后者则关涉当代文学如何处理与中国古典传统的关系，与贾平凹、陈彦等作家的写作用心密不可分。如上两个问题，是当代文学史观念拓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当代文学之所以应“暂缓写史”，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必须应对的症结。故而以《讲话》以降之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为基础，融通中国古典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通三统”观念的建构，便是尝试性解决上述问题的努力。”其意义不仅止于对当代作家、经典文本的价值“重评”，而且更为深入地涉及当下写作所依托的文学观念、思想资源、审美传统的“局限”及进一步拓展的可能等重要问题。
一、“延安文艺”的连续性及其意义
如论者所言，如何评价20世纪50-70年代中国文艺(亦可上溯至延安文艺)，已成考校当代文学史观念限度的重要一维。此一时段中国文艺之所以面临“合法性危机”，症结“部分在于清流/自由主义视角对此种文艺所从属的‘政治’的他者化理解”。而“只有与清流/自由主义视角拉开距离，着力澄清革命政治的真正内涵，才能够重新打开50-70年代中国文艺的问题空间”，进而“发现此种文艺之于当前中国文艺创作与话语建构的价值”。”此论颇为允当，80年代迄今文学史观念“局限”及其所关涉之更为复杂的思想议题，以此最为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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