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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祥夫专栏·开门见山 《雨花》2026年第3期|王祥夫:我们都在地下
来源:《雨花》2026年第3期 | 王祥夫  2026年08月27日08:12

我们都在地下

广州的田瑛老兄给我来电话,我问:“你在哪里?”他说他此刻在地下,我说“我也恰好在地下”。他一说他在地下我就明白了,他是在他那边的地下车库,我呢,是在我这边的地下车库。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地下车库里散步,我这边外面是风雨潇潇。我问田瑛:“你那里也在下雨吗?”田瑛说“比下雨厉害,是刮台风”。我说:“天上刮台风,地上你在车库里散步,你可真是神仙。”

说到地下车库,我这里的地下车库可真是大,有时候朋友开车来送东西会迷路,转来转去找不到我住在哪里,转来转去又怎么也出不去了,但后来我发现了地下车库的好,那就是外面刮风下雨或下大雪时,我就可以到地下车库去散步。说散步好像也不对,是走路,一边走路一边想想今天要写的东西,下一步该怎么写,下一篇该怎么写。我的许多小说就是在地下车库走路的时候想来想去想成的。我们那个地下车库被保洁员收拾得很干净,地面上刷着一层绿漆,隔一段一盏灯,隔不远又一盏灯,油漆过的地面反射着灯光。我在地下车库走路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很怕遇上熟人,啰哩啰嗦一边走一边说话很让人讨厌,而且这么一来我就不能再想我的小说。地下车库如果太大,像我们这个小区有接近三十栋楼,地下车库便变成了迷宫,我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在地下车库里记住了我那栋楼的所在位置,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知道了哪栋楼在什么地方。虽然有标示牌,但总能让人转迷糊,走着走着又找不到了。而且,下雨刮风的坏天气里,地下车库的味道难闻极了,因为这个小区养狗的人很多,一旦刮风下雨,地下车库便是他们遛狗的好地方。地下车库里当然都是车,小狗大狗只要一见到车轱辘就会跷后腿。车主们的意见可大了,但他们也没有办法,谁都不能整天在车边守候。

夏天的时候,连着下了几天雨,地下车库就更热闹了起来,四五桌二十多个人打扑克牌会一直打到后半夜。地下车库的灯是很亮的,在这种很亮的灯下打扑克往往会忘了时间,而打扑克的又大多都是些无所事事的老人,他们有的是时间。

快过年的时候,地下车库忽然传来了锣鼓声,消息灵通之士说是原来在地面上跳舞的大妈,因为外面刮风下雪,把阵地转移到地下车库去了。平时她们跳舞没有什么锣鼓,只不过用播放器放放音乐而已,但据说她们要参加春节秧歌大赛,地库便成了她们又跳又唱的笙歌之地。而且,毕竟是地下车库,光线再明亮也有几分朦胧,她们发现在这样的灯光下一下子显得年轻多了,这就让她们一下子进入了“月下看美人”的境界。我把她们写在了我的新短篇里,这个短篇的题目是《呛齐 呛齐 以呛齐》,这个题目像是能让人听到声响。

下大雪的那天,有人发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地下车库里蜷缩着睡觉,一直睡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担心他出了什么事,但过不久就看到他的睡姿有了变化,已经转了个身,蜷缩到另一面了,这说明他没事。有人怕他饿着,给他带了一塑料袋包子悄悄放在了他身旁,有人怕他渴,又把一瓶矿泉水放在了他身边,地下车库其实不冷,但有人怕他冷,给他身上盖了件破军大衣。这个人就那么在地下车库睡了一晚,早上不见了,但晚上又出现了,正坐在那里“唿噜唿噜”吃一大碗泡面。

有人过去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这么一问才知道,他是从河北那边乡下进城来打工的,快过年了,手里还有点活儿没做完,做完了就要回去了,离过年也没多长时间了,他也不准备再租房子,在地下车库凑合几天就要回家了,地下车库的几个保安问清了他的情况,也不难为他。又过了几天,在大妈们练习跳舞的鼓点声中,人们发现在地下车库睡觉的人又多了几个,七八个吧,他们躺在那里,任凭锣鼓声多么响亮,依旧睡得要多香有多香,一点都不受影响,只有劳苦的人才能睡得这么香,这是老天对他们的眷顾。

快过年了,还有半个月,还有一星期,还有五天,还有四天,还有三天,还有两天,还有一天,他们都还在地下车库里。

清简

我,我只说我,每次当我看到朝阳观的那个清瘦而干净的道士时,便会从心里发出一声赞叹,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清简的。与这种想法相反的是,我极其讨厌胖大的和尚,胖大好像也仅见之于和尚,我至今还没有见到过胖大的道士,我以为这与道士的清简生活分不开,我喜欢清简的生活。

鄙人所在的那个古老的小城的著名道观除了朝阳观还有一处,是在小城东北方向的山上,山上遍植松柏,松柏是道士所种,道士姓葛,人们叫他葛道,他的医术很好,虽然他住在山里,但去他那里看病的人很多。他所居住的道观在一块石崖之下,石崖是赤红色的,所以那地方就叫红石崖。葛道没事就种树,山前山后都是松树,后来越种越远,越种越广,他便自名“赤松子”,赤松子道长人很清瘦,年近八十,但看起来仿佛才四十出头,人们都说他修得好。

曾有人分析过道士的瘦和和尚的胖,说他们所修不一样,所以才导致了他们的胖瘦也不一样。这样的说法我以为有些不对,和尚是过午不食,道士则是和平常人一样的一日三顿饭,除了修道可以说他们与平常人的生活没什么两样。道士可以娶妻生子这一点也颇合我意,我个人认为正常的生活才有益于修行,无论道士还是和尚,他们首先要有正常生活,然后才可以进行他们各自的修行。但如果以道士的一日三餐和和尚的过午不食相比,和尚每天少吃一顿反而多胖于道士则让人有些想不通。

我以前经常到庙里去吃斋饭,不是我故意去吃饭,再说斋饭也不合我的胃口,我吃饭是顿顿要有酒肉才可以。我之所以经常去寺庙,主要是有几个老朋友在庙里做住持或方丈,去了也没什么事,只是坐着和他们说说话。如果恰巧是春天,就可以去院子里看看新开的牡丹,到了吃饭的钟点自然就跟随着去了和尚们的食堂。而道士那里的厨房我却从来都没有去过,所以并不知道道士可不可以吃肉喝酒。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分各种教派,比如我每天要打的八段锦就是武当山龙虎派的套路。龙虎山是道教发源地,是正一派道教的祖庭,为了知道正一派吃不吃肉我还专门上网查了一下,知道了正一派道士不但可以娶妻生子,而且可以不忌荤素,但唯独有四种动物不能吃,正一教称这四种动物为忠孝节义,与忠孝节义分别对应的是牛、乌鱼、大雁、狗。东汉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时,也禁止道士们吃“牛、犬、雁、乌鱼”四荤。这规矩还刻在青城山的古碑上,现在去了还能看清楚。但明代的《道藏》里记载的则更加细致:凡正一派道士每月初一、十五也必须吃素,其他时间可食“三净肉”,所谓的三净肉为不见杀、不闻杀、不为己杀。道家之所以不吃乌鱼,是因为乌鱼在产卵期间视力会变得模糊,无法觅食,此时一些幼鱼会主动游到母鱼的嘴里,让自己充当母鱼的食物,以确保母亲的生存。道教十分强调孝道,认为孝是修行的基础,因此不食乌鱼。

我喜欢清瘦的道士胜过喜欢胖大的和尚只是我自己的事而已,我喜欢清简的生活而又离不开酒肉,如果必须要我出家,那我会选择去当正一派的道士,为什么呢?我想这个不用我再说。

我与吉他

窗外楼下的工人们此刻正在用割草机修理草皮,在屋里就能闻到一阵阵好闻的清鲜之气,这种味道下过雨后出太阳时也会有,我每天走过的柏树墙也是这种好闻的味道。

楼下的邻居此刻又在弹他的吉他,“铮铮铮铮”,可以想象他那只手轻快地在弦上一扫一扫,这让我想起我的吉他。我十七岁时买到过一把吉他,是小号的,弹起来很别扭,弦距太小,总是弹这根要碰到另一根。想想我当年带吉他出去,靠在粮食店的窗台上把吉他轻轻弹起,其时已是黄昏时分,街上人来车往,华灯初上。当年的那个少年抱着吉他,正在弹一曲澳大利亚民歌《剪羊毛》,铮铮,好不自喜:

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来劳动,幸福生活一定来到,来到!

我的那把小吉他现在不知去了哪里,如果它还在,不知谁在弹它?关于吉他,有两件事我总是忘不掉,一件是我的兄长有一天兴冲冲拿回来一把好华丽的大号吉他,说要买来给我弹,吉他的弦钮镶着华丽的贝壳,但不知什么原因,调音的时候只旋转了那么几下,那镶在弦钮上的贝壳便掉了下来,而且碎掉了,再调,又碎掉一个。那么华美的一把吉他,为什么镶在上边的华美的贝壳弦钮连着往下掉?最终,我们没把这把吉他留下来,至于我的兄长怎么向人家解释那碎掉的弦钮镶饰?我至今都不知道。另一件是某夜我忽然被惊醒,因为挂在我床边墙上的吉他忽然自己“嗡”地响了起来,声音之大居然把年轻贪睡的我震醒,第二天才知道是唐山大地震。河北唐山距山西大同很远,但我那把吉他却被震响。

这两天连着下雨,今天一早起来外面又在下,因为下雨,就连着听了两天欧洲古典吉他大师莫勒和吉他大师“一根香”的吉他演奏。两位大师风格一简一繁,真好,而想起来要听他们的吉他演奏完全是因为楼下的邻居在那里弹吉他,铮铮的吉他声和着这无边的雨声,真是好让人忧伤,但这忧伤并不那么重,是轻轻地浮在心头,唯此,才更让人难受……

只要我们大家努力来劳动,幸福生活一定来到,来到!

关于麻

乡下人种地,除了种粮种菜,还会在地头顺便种些烟叶,不用说是为了能抽到口旱烟;除了种烟叶,还会在地头种些麻,麻的用处就更多,不用说,是为了搓麻绳,纳鞋底,编下雨天都可以穿的那种麻鞋。说到麻,现在许多人都不认识这种植物了,即使它就长在眼前也可能有许多人不认识。麻可以长到很高,最高据说可达三米。麻籽炒着吃很香,乡下人待客有时候就会给客人端上一盘炒麻籽。大家一边说话一边嗑麻籽,一嘴的麻籽壳,一地的麻籽壳。有时候开会也会这样,村长吩咐下边的人,“去炒些麻籽,省得大家嘴闲着没事。”

乡下常见的麻大致分为三种,一是亚麻、二是苎麻、三是大麻。亚麻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虽是草本,但韧皮部纤维强韧而有弹性,叶为互生,花单生于枝顶,为疏散的聚伞花序,蓝色或紫蓝色,很少能见到白色或红色的。亚麻原产欧洲地中海地区,在中国各地皆有栽培,但以北方和西南地区较为普遍。亚麻喜欢凉爽湿润的气候。

亚麻亦是一种药用植物,据《本草纲目》记载,“亚麻有润燥、解毒、止痛、消肿之功”。山西以北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都喜欢食用亚麻籽榨的麻油,此油有异香,山西和内蒙古地区的中秋混糖月饼必用此油,用别的油不是那个味儿,人们不会认账。

苎麻和亚麻不一样,苎麻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亦是互生,叶片为心形,为雌雄同株。苎麻多分布于中国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江西、台湾、浙江、湖北、四川,以及甘肃、陕西、河南的南部。苎麻在中国历代书籍中均有记载,它的鲜叶可做糕团,味极清香,春天时南方地区的人们都爱用它来做青团。

大麻又名胡麻、线麻、山丝苗,原产于锡金、不丹、印度和中亚细亚,可生长在海拔2900米的高度。那年我去西藏,看到过大麻,忍不住用手摸了摸,过一会儿手上就红了一片,且又麻又痒。

大麻和亚麻还有苎麻的相同之处都是茎皮的纤维长而坚韧,可以织麻布、编渔网、做绳索,种子都可以榨油,大麻的种仁叫作火麻仁,可治便秘,大麻种子有些像高粱粒。亚麻、苎麻和大麻三种麻之中唯有亚麻的种子像芝麻,但比芝麻粒要大得多,亮闪闪的,每一颗都好像上了大漆,特别光滑。

母亲在的时候,家里总是多多少少会有些麻,一缕一缕地放着,母亲老了后虽然不再做鞋,也不再用麻搓绳子,但家里总是有些麻,为什么,不清楚。还记着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做布鞋,把麻挂起来,抽一缕,再抽一缕,用嘴劈开,合起来再用手搓,一直搓成可以纳鞋底的细麻绳。

我很讨厌乡下开会动辄就会炒一些麻籽给人们吃,人人的嘴皮上粘些麻籽皮,可真不好看。我对村干部说能不能开会的时候不要再吃麻籽,但他们不听,照样吃,一开会就端上一碗刚炒好的麻籽。他们炒麻籽会用一把大铁锹,把铁锹架在火炉上,一个人抓着锹把晃来晃去,一会儿就成。

麻籽是不可多吃的,《神农本草经》里记载,“多食令人见鬼,狂走。”但我也没见过有谁吃了麻籽会跑马拉松般地到处狂走。中国的麻籽是低毒的,印度的麻籽毒性最大。

我们那一带农村吃山药蛋,会把山药蛋先上笼蒸好,然后再端上一碗“麻搁盐”用以蘸山药蛋吃,麻搁盐是什么?就是麻籽碾碎再掺些盐,这东西蘸山药蛋很好吃。麻搁盐这东西没地方去买,但老百姓家里都会有,有一次我用麻搁盐蘸馒头吃,也不赖。过去榨麻油,都是先把麻籽上锅炒,炒完再榨,那可真是香,现在是冷榨,没一点味,不香不臭。

麻、黍、稷、麦、菽,古时候,麻可是排第一位的,是老大。

音乐的魅力

那次在台北去听一个关于音乐的讲座,我背着一个黑挎包,挎包里只有一件黑色的雨披——那时候我很迷山本耀司,衣服几乎都是黑的。伞是用来对付雨的,刮大风根本就用不到伞,用了只能让你更狼狈。那天刚刚刮过台风,所以我带了雨披,当时的街道上一片零乱,到处是歪斜的广告牌和还没来得及拖走的横陈在街道上的树木,风的余势还在,空气中蓄满风的味道,风有味道吗?好像是有,但又让人讲不清那是一种什么味道。

出版社的朋友陪着我到了听讲座的地方。那天来听讲的人很多,主讲是个搞摇滚的音乐人,极清瘦,剃了一个湛青的光头,穿着一袭皱皱的亚麻白裳,戴着一只剔红的细镯,浑身上下都是艺术的气息。他带了一把吉他,讲讲弹弹,弹弹讲讲,这就让整个讲座充满了活泼的气息。他的一句话说得真是有道理,让我想了好久,他说:“面对音乐,请放弃一切思想和理念。”他还说音乐是一代一代人的事,你听着好,他听着未必好,所以音乐往往会让你卷入只属于你的怀念和回忆的洪流,但好的音乐又会将此轻轻一击打破。这话很合我心,不知为什么我的耳边瞬间响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还有《我的祖国》,直到此刻我才明白,真正让我们难以忘怀的只是那旋律,是音乐在起作用,当旋律响起,人们会暂时忘掉歌词里边都讲了些什么。2018年7月,英国国家大剧院内,英国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精彩返场演奏的《我的祖国》让几乎全场的人都为之激情澎湃,那精彩返场的演奏已经把这首歌的歌词完全剥离掉了,只有音乐,只有旋律,没有歌词的介入,也没有语言的说道,但照样会把人们感动到热泪盈眶。这就是音乐的力量。

说到音乐和文字的关系,只要文字一和音乐叠加在一起,文字的力量马上就会被音乐无情吞噬。有一次,我听阿拉伯语改编的《让我们荡起双桨》,我马上愣在那里,怎么会这样好?怎么会这么有力?那旋律一下子和我撞了个满怀。文字和文学的力量此刻又在哪里?音乐的魔力无形无物却能摧毁一切。

还记得那年我在浏阳河的一条船上,听老朋友米理之用梆笛吹那支著名的古曲《鹧鸪飞》,一时满船的人都为之陶醉,就像是真看到了一只失群落单的鹧鸪在江天上飞,天色将晚,它只是不停地飞来飞去,夜色渐渐深浓起来,一时有多少惆怅和哀伤。

狗日的电脑

搬家真是一件麻烦事,什么东西该留下,什么东西该扔掉,拿起这件放下那件,许多的不忍与许多的往事又忽然都被重新想起。一次次的搬家,一次次的抛物,许多东西从我们的身边永远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我们往往是什么东西找不到了才会想起什么东西,往往根本就不会珍惜眼前的东西。我至今还在想念的是母亲曾经用过的一枚黄铜把儿的锥子和一个很老旧的缠线板,缠线板上总是缠着黑线、白线和蓝线,这是缝缝补补经常用到的颜色,线板的两头是两个雕刻在木板上的桃子,还有那把在学校上手工课学习剪纸时我用过的母亲的老剪子。母亲健在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让人想到这些琐碎的东西,母亲一旦离去,却让人想起它们来了,想起它们的原因是因为再也看不到它们,极其普通的物件一时让人有许多回忆。倒退许多年,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得自己裁衣做鞋,商店里很少有现成的衣服或鞋子卖,因此,多少回忆一时又都定格在母亲裁衣做鞋的画面上。因为再次搬家,忽然就想起了许多家中原有而现在早已不见的旧物,比如当年被当作四旧的明式椅子和两只椅子中间的雕花茶几,上边婉转的花纹直到现在都清清楚楚刻在鄙人的记忆深处,因为再次搬家,忽然一时就起了复辟旧物的冲动,便想去市场找找看还有没有类似的东西。老友郝冰是这方面的专家,卖旧式家具的家具店是他熟悉的地方。头一天我们一起喝茶时说起明式家具的好,第二天便按捺不住兴奋去了一趟,一连转了几家老家具店,却真是扫兴之至。之所以扫兴,是我们已经看不到手工刻的那种花纹,所能看到的几乎全部是电脑机器的刻工,可真呆板难看,一点味道都没有。

电脑和手机现在已经统治了我们这个时代,好像谁都离不开电脑和手机,电脑更是无孔不入,冯其庸先生给我题过一个匾,上边只有两个字:“黍庵”,那时候我作画就落这个款。我想把这两个字刻成一块匾挂在家里,朋友介绍我去一个地方,说那个地方刻得好,待我取回来一看,是电脑刻的,这怎么行?每个笔画都平起平落,没一点点意思。你现在去寺院里参观,想看看碑文,想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建的,什么时候又重修,想藉此得知这古老寺院的历史,但你所能看到的碑往往都是电脑所刻,每个字每个笔画也都是直起直落,真是既没意思又没味道,四个字:死板难看。

我很担心,如果这样下去,能在碑上刻文字的工匠还会不会存在?能在明式家具的背板上一凿一凿刻“喜上梅梢”,或“事事平安”,或“连升三级”,或“马上封侯”那些图案的工匠还会不会有?手工何在,工匠精神何在?我真是讨厌电脑。但电脑的讨厌之处更在于,你讨厌它还离不开它。这就让人彻底绝望。

年前,我在网上淘到了两个老猛犸牌子,看图的时候觉着上边的雕刻可真是漂亮,两个童子,一个蹲着,一个金鸡独立站着,上面还刻着些吉祥喜庆的图案,比如古榴,比如牡丹,比如寿桃,比如佛手,比如蝙蝠,比如聚宝盆,真是让人喜欢。及至快递发过来,把东西放在手上细看,才发现是电脑的机工,把这块牌子再放在鼻子下闻闻,一股烟味,是做过旧,猛犸象牙做旧都离不开用烟熏,猛看是老货,一闻是新货。电脑刻工可以乱真,但细看没那种神韵,猛犸象牙可以做旧,但永远没有真老猛犸雕件的那种温润。我们生活在一个无所不假的时代,这真是让人悲哀,但这种悲哀又不会一下子要了你的命,那你就忍着吧。虽然我们知道许多东西会要人的命,但它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要你的命,我们就都忍了,也麻木了。

我虽然离不开电脑,但我也要骂一句,狗日的电脑!我之所以深深地不喜欢电脑制作的艺术品,是因为它远在我的审美之外,它用它生产的所谓艺术品冒犯了千百年来形成的大美,所以也在冒犯着我,但我明白,这将是一场不停的冒犯。

普通话帖

上小学之前,我的口音不南不北,既不是当地话也不是普通话。上学后正赶上普及普通话,才把口音改了过来,但我的父母还依然是东北话。至今我的口音应该是普通话,但我听到有人讲东北话便觉亲切,有时会马上问人家:“你是东北人吗?”如果对方说是,我马上就觉得和对方亲切起来,锦州啊,鸡西啊,抚顺啊,乃至我还会说到我外祖父所待的地方,比如老虎台,比如元龙山,还比如凤岗,都是很好听的名字。我还知道老虎台现在是抚顺市某条公交线路的最后一站,可见它已经被划分到了抚顺的市区之内。我有三方闲章,有时候会钤在我的画作之上,一方是“老虎台”,一方是“元龙山后人”,一方是“凤岗余脉”,这三方闲章我不怎么用,但我认为这三个地名真好,真让人感到亲切。

东北人把聊天叫“唠嗑”,把“人”念作“银”,怎么改都改不过来,一个人的口音除非他刻意要改,一般是改不过来的,但一般人普通话说得再好,一旦见了老乡也会不好意思再说普通话而大多是以乡音交谈。你要是对发小或对老乡或对父母忽然说起普通话来,那可真是怪怪的,不但别人会觉得怪,你自己也会觉着别扭。我跟我爱人,还有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几乎从不说普通话。

但有些事说普通话往往还不行,你一定要说当地话,比如你从外边飞回来,在机场打出租,一上车你最好就说当地话,那么司机就不会拉着你远天远地地兜大圈子让你花冤枉钱;比如你买东西,最好也亮出你的当地口音,这么一来,也许你买的东西会足斤足两。所以说,一个人最好要持有两种口音,一种是普通话,一种是当地话,否则你可能会有不少小麻烦。山西北部的大同,鄙人的第二故乡,有些口音与东北那边差不多,比如东北人嘴上所说的“邪乎”二字,到了山西大同这边会发“些儿忽”音,比如“旮旯”二字,到了山西大同会发“圪落儿”音,这边的儿化音很古怪,“落”字的儿化音在别处没有。你不是山西大同人可能发不出这个音。

因为小学教育的拼音字母以普通话为基准,所以现在的小孩都说普通话,这已经不是问题,语言问题向来是极为复杂的,相隔不远的两地,比如相隔只几里地,口音有时候就大不一样,比如我们这地方东边的灵丘县和广灵县口音就完全不一样,而这两地是紧紧靠在一起的。邓云乡先生是灵丘人,他说他一听到灵丘话就浑身一激灵,他姥姥家就在我们这个小城的古城圈里一个叫作“李怀角”的地方,那是一条胡同,不大,过不了大马车,想必当年这里住的都是些平民百姓。

有人研究宋代的官话是什么口音,我以为应该是河南话,想想宋徽宗一开口就是河南话,我多少会觉得有点滑稽。有人研究清代的官话,说清代的官话应该是北京话,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从明代的南京口音的官话往上到元代的说不清是什么口音的官话然后再往下到清朝的官话,你很难说清楚清朝的官话到底是什么口音,但大致应该是北京话,因为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说的就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

普通话的好处就在于基本上人人都能听懂,而有些地方的土话你完全听不懂,比如两个宁波人在你面前打乡谈,如果你是北方人,他们哪怕说的是再秘密的事你都不会听懂,而北方话相对要好懂一些,因为它们接近普通话。

说普通话或者说当地的土话有着不容小觑的作用,比如,现在养宠物的人很多,那些宠物们的主人对自己的宠物讲话几乎都是用普通话。我家现养有两只猫,一只黑猫名叫“黑灯”,一只虎斑猫名叫“虎妞”,我做过实验,用土话叫它们,它们一点知觉都没有,如果用普通话叫它们,一叫就有反应。

我每天早上出去散步,也是院子里邻居们遛狗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一边走一边说话,大部分都是打乡谈说当地话,但小狗跑远了,他们喊小狗就会用普通话,“别跑了,别跑了,小心跑丢。”更有甚者会大声用普通话对着远去的小狗喊:“回来,给妈妈回来!快给妈妈回来!”

这让我不由得想大声笑,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幼儿园唱的那首儿歌《小羊乖乖》:

小羊乖乖

把门开开

……

不开不开就不开

妈妈没回来

【作者简介:王祥夫,作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以小说、散文创作为主。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小说选刊》等刊。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双年奖、《上海文学》奖、《雨花》文学奖等,著有《风月无边》《滑着滑板去太原》等长篇小说与中短篇小说集及散文小说集《真想做一个晴耕雨读的地主》等四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