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中的“神话”痕迹，或许并不限于字面意义上的众多历史久远的精怪或奇谭。除了以“故事新编”为创作方法的当代神话外，日常生活中许多富有烟火气的人事物，也往往因承担了象征和寄托的功能，而具备了相应的“神话色彩”。换言之，当传统“神话”的神秘面纱被启蒙之风吹散后，真正原始的神话固然接近消失，但那些“不真实”的感觉仍能在现实之物中有所依傍。当这些事物背后呈现出某种或隐或显的叙事逻辑时，便大抵承担了“远方”的意义，成了“神话”在当代的替身。这样看来，文学作品中那些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作为“线索”的事物，正是神话的某种残余，偶然间闪烁着辉光。也就是说，只要某件日常事物被人赋予了象征意义、承载了寄托，它就有了某种“神话色彩”。如果将神话看作一种言说或修辞方式，那么文学线索中的神话色彩，便有了作为形式的崭新意义（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也正因此，大略说来，这些新的神话故事在当代的复数形态与多义性也由此展现出来。

当代青年作家在不同路径的探索中，为各自的作品保留了一份生动的文学实感，让小说中的“神话式”线索得以踏实落地，产生遥远的回响。《作家》2026年第4期的“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可以看到这种创作特点。无论是班宇的《行于旷野》中连接祖孙情谊的“军犬”，还是史玥琦的《麒麟之夜》里暗示着不安分婚姻关系的“麒麟/长颈鹿”，都将能带给人温存感的动物作为文学线索，指明个体与身边人关系的空隙与纠缠。与其说这些动物本身构成了当代神话的一部分，不如说它们正是凭借自身的不可或缺，让小说中个体内心的明亮与晦暗都更立得住、更具体可感。汤成难的《寻找骑兵团》是将“神话”置换为“童话”，童话的清逸灵动不逊色于神话的铺张奇崛，只是在不同的向度上承担着文学对原始想象力的渴求，为人与人之间澄澈的生命关系塑形。在这些作家笔下，文学线索的神话色彩，并不仅呈现为个体对内心深度的执着，也时刻提示、展望着个体与周遭的关系，使个体的神话性嵌入时代之中。换言之，个体神话不是封闭的、只写内心的，它天然连着外部世界——因为个体的情感和关系，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所以个体的神话性，最终会“嵌入时代之中”。

学者陈思和曾从当代长篇小说中提炼出普遍存在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在莫言与张炜的创作里，这种叙事又融入了神话的因素。张炜的《刺猬歌》同样属于‘历史—家族’的大框架，但在后者那里，历史被淡化，而神话被凸显出来，小说大量融入胶东民间的野物传说、精灵故事，历史时间退到背景，神话寓言成为叙事主体。”在与我们更贴近的当下，时代大势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个体提供更完备也更个性化的发展空间，历史裹挟着家族的叙事已经逐渐淡化成背景，但时代神话并没有消失，而只是换了形态。如若我们将视野放宽到历史和家族的层面，那么这种神话寓言便不再单单属于个体，而是属于整个时代的“神话”。范迁的长篇小说《乌衣巷》（《收获》2026年第3期）便是向古人或他乡远远借来一个模糊的“神话”，以映衬今日的社会。“乌衣巷”象征着从王谢世家到寻常百姓的视角转换，也正是小说的应有之义。《乌衣巷》写了一个不在中国本土的“唐人街”的故事，围绕阿婵和阿雀两个女性角色的生命经验展开。这与此前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有些相似：在异域的生存故事本身就有着神话色彩，两个故事都借沉淀下来的历史中厚重的神话性，彰显血泪下的美好。但《乌衣巷》不同于《给阿嬷的情书》，其中的人物缺少温情的互助，两位贯穿全篇的女性之间也并未产生真正的生命纠葛。或许正因每个人物都走向了偏悲剧性的一面，作者在小说中插入对话文体，借刘禹锡之口来警示自己的写作或许有陷入“俗”的风险。但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份不可脱的“俗”，才避免了文学作品因追求完美圆融而如伊卡洛斯般因飞高而坠落，才展示出一幅“俗世神话”，真切地映照出时代中的众生相。

神话同样也寄寓于新诗与非虚构作品之中。非虚构与新诗常被看作两种差别极大的文类，但遍览几种刊物，我们会发现其中刊载的诗歌多有叙事性甚至非虚构的底色：张晓雪的组诗《爱意深重》（《上海文学》2026年5月刊）对身边人爱恋的书写、曹小航的组诗《杯底的倒影》（《上海文学》2026年4月刊）对个体生活的直呈……这些作品都具有一种朴素的生活品格，拒斥着模糊不清的自我形象，并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印证个体。在《电钻声里的时光流转》（《天涯》2026年第3期）一文中，黄灯同样以自己的“成长史”为支柱，回顾个人写作历程，发觉只有在个体的抉择与感受的路途中才能“看见”他人与世界，看清个体与时代的关联。这是一种朴素的、从真实生活里生长出来的超越性，通过个体的真实感受和抉择，抵达他人和时代。

个体与时代的“神话”如何相互联结？除却“俗世神话”外，文学线索如何才能展示出另一种时代大势？韩少功在去年的一次讲演中，曾把20世纪的文学勾勒为“自我性”与“人民性”两条路径，并认为人文主义在当下仍然未曾泯灭：“我们也许可以尝试另一种方式，用一种大口径历史的角度，来重新描述文学史，比方用‘人民性’和‘自我性’这两个路线，大体梳理20世纪的文学遗产，以照顾认知目标、社会背景、资源依托、美学趋向等诸多方面……新世纪的碎片化甚至粉尘化，仍在受到humanism的顽强抵抗……‘文学是人学’这句话，我们不妨继续说下去。”我们理应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发展，人民合力塑造时代大势的具体方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文学难以面面俱到地承载个体与时代的关联。但这或许也有利于文字成为更凝练、集中的艺术载体，在简练与抽象中焕发出深意，让个体的心魄容纳起时代神话最本真的模样。这大抵正是个体与时代神话的另一个交汇点。

或许，在这些最质朴、扎实的写作中，“神话”获得了最纯粹的意义：它可以不栖身于文学线索，而是融入个体，使有时代意识的个体能够成为“自我性”和“人民性”之间的枢纽，从一种文学修辞，转变为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