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8月20日，《中国作家》杂志社在京举办“世界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座谈会。著名作家、文学批评家及理论家李陀，著名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梁展，著名翻译家、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审何吉贤，北京文学期刊中心主任、《北京文学》执行主编师力斌，中国作家网总编辑王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发展研究处副处长、副研究员刘诗宇，中国作家协会网络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贾想，《文艺报》外国文艺编辑宋阿曼，《诗刊》社融媒体中心副主任丁鹏，《新华每日电讯》高级编辑卢刚，《光明日报》文艺部记者刘江伟等专家学者、作家、媒体代表共同参加座谈。会议围绕歌德、马克思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在数字全球化时代是否具备现实可能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否超越单一民族国家叙事框架建立兼顾民族文化主体性与人类共同价值的新型文学秩序，AI技术冲击下人类文学主体性、人文精神、文学观该如何守正创新等核心议题，展开了跨学科、跨媒介的深入研讨。座谈会由《中国作家》主编李云雷主持，《中国作家》文学编辑部主任赵依、编辑陈集益以及办公室青年干部侯博等出席。

格非从世界历史运动的视角回顾了“世界文学”概念的诞生，指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已过去两百年，历史再次走到一个巨变的关口。他认为，今天中国与全球在信息、文化、议题上完全同步甚至领先，这为文学敞开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机遇和可能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光处在世界之中，而且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在今天写的都是世界文学，你不可能说你脱离世界来写作，你写的中国的问题都是世界的问题”。

梁展梳理了从1773年施勒策尔首次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到歌德、黑格尔时代，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勃兰兑斯、泰戈尔、高尔基的讨论，以及“9·11”事件后卡萨诺瓦、达姆罗什、莫莱蒂等人的论述。在回顾中国语境时，梁展指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万隆会议之后，由苏联和中国引导的亚非会议重新提出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的世界文学概念，以对抗西方人道主义理念，他认为“这是世界文学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叙事的伟大事件”。

李陀在发言中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为讨论世界文学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我们不应再囿于歌德时代的论述框架，中国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必须确立自身立场。他认为，万隆会议是第三世界文学自觉的开端，并进一步谈到“二十世纪整个的世界文学发展在我看来，自从现代主义以后，基本是中产阶级叙事所掌控、所主导”，中国作家应该思考怎么能够在今天的形势下，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他以俄国文学在世界中的地位为例，认为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巨匠在思想史和哲学层面的巨大贡献，具有超越文学范畴的全球性地位。因此，呼吁中国作家应以具有思想深度和哲学高度的文学创作确立民族文化的世界坐标，用真正能“征服人”的作品赢得全球读者的尊重。

刘文飞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发展的“四阶段说”：歌德从文学文化意义上提出世界文学，马克思从社会经济角度论述文学趋同，高尔基在苏维埃时代将世界文学作为文学使命，而现在“中国开始感觉有可能、有责任争夺文学话语权”。他直言：“文学作品的好坏、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现在轮到中国来决定。以前世界文学的好坏总是欧洲人说了算，现在中国可以参与进去。”

何吉贤以老舍1946至1949年访美经历为例，探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径与条件。这一案例表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需要借助“真实的需求”与专业渠道。他还介绍了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说明即便在意识形态对峙下，非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学平台仍可为中国文学打开可能性。

师力斌结合《北京文学》的办刊实践，指出无论是环境、安全还是经济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无需论证的既成事实，而文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包含了民族的文化、性格、智慧、审美、历史感等等。如今，物理层面的世界已触手可及，但文学层面的世界需要作家们去深度开掘一个民族深层的精神资源和全新经验。

王杨从文化观察的角度，将诺兰的电影《奥德赛》与同期中国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并置讨论——两者都围绕“战争与回家”展开，却呈现不同答案。她认为同一个命题下的不同答案，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微切点。而网络文学和电子文化产品的出海，也可以作为“世界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的一个重要切口。

贾想指出，今天谈论世界文学，不应只盯住“作者文学”这棵大树，更要看到它扎根的“共创文学”土壤，不能忽视了“署名不清晰的集体创作、民间流传没有定名的文学作品”。这一视角为讨论打开了新的维度。他认为，新大众文艺走向世界，不应只是已有经典文学的国际传播，更应重新发现那些长期被“雅俗二分”结构压抑的文学根系。而中国网络文学的出海实践，正在让这片土壤重新繁荣。

刘诗宇认为，世界文学概念内部存在两种矛盾的维度：一种是歌德意义上平等交流的世界文学，另一种则是具有消费性、强制性和霸权性的“全球文学”，因此今天讨论世界文学“只能是一种文化主张或文化策略”。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包含对底层群体的关注，文学应重新书写公平与正义，并以《黑神话：悟空》《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出圈作品为例，说明小人物在结构性暴力中的反抗最能引起世界范围的共鸣。

宋阿曼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文学中呈现“内外双层结构”：外部是可视的、公共的世界性命运共振，内部是隐秘的、私人的共通人性共鸣。她观察到当前世界文学创作聚焦于阿拉伯新生代写作、生态文学、后疫情创伤书写等三大叙事，而安妮·埃尔诺、韩江等作家的私人化书写证明，“最私人、最个体的体验反而最能跨越国界”。

丁鹏从诗歌编辑的视角指出，新诗自诞生之初便与世界文学密切关联，胡适、郭沫若等诗人背后均有国外诗歌资源。他以哈罗德·阿克顿与陈世骧合译的《中国现代诗选》、罗伯特·白英编译的《当代中国诗选》为例，说明翻译选本的差异深受编译者与中国诗人交往的影响。

李云雷在总结中表示，今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围绕世界文学理论的当代演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传统世界文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AI技术冲击下文学主体性的守正创新等话题，对构建中国自主世界文学研究范式、厘清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辩证共生关系，以大文学观整合传统文学、网络文学、科幻、大众通俗文艺推动新大众文艺走向世界等内容，展开了富有理论深度和现实关切的探讨，《中国作家》将把这个命题更好地深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