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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哲贵的作品《彼此》荣获‌短篇小说奖‌。记者就此专访哲贵，邀请其畅谈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表达对爱与恨、攻与守、进与退的新认知

记者：哲贵老师好！祝贺您的短篇小说《彼此》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您得知获奖时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哲贵：谢谢建森。最早感受到获奖的是我的手机。中国作协公布获奖名单不到15分钟，我手机里就涌进了近千条微信信息，电话打不出去也接不进来，几乎瘫痪。很多非文学领域的朋友都在第一时间发来祝贺信息，这一方面说明了鲁奖的影响力有多么巨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对文学的期待、对作家的期待。其次才是我的感受，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人到中年，通过了一次期中考。作为一名写作者，应该一直心怀敬畏、一直面向大众、一直奔赴远方。这道理我懂。

记者：《彼此》这篇小说的创作起因是什么？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哲贵：小说内容是从一个朋友的无意讲述中得来的。朋友的父亲是传统中医师，小妹是互联网从业者。小妹从小顽皮、叛逆，父亲一直对她管教严厉，用各种手段惩罚她，包括让她背诵《古文观止》、背诵童谣、辨认各种中草药、面壁思过，等等，有一次，居然用蜜蜂的蜂针扎她。后来才知道，父亲养蜜蜂的初衷，是为了给小妹治病。这个情节是这篇小说的种子，这是一个传统父亲对女儿最深沉的爱啊。所以，小说最早的题目叫《蜜蜂》。后来改为《彼此》，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对小说里的人物关系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思考。小说讲述了我对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我表达了对爱与恨、攻与守、进与退、姐与妹、父与女、夫与妻、传统与创新的新认知。

记者：家庭关系是您在小说中经常关注的话题，《彼此》也不例外，而且似乎更为复杂，夫妻、姐妹、父女关系都有涉及，还写到了四次家庭会议。为什么选择这样结构这篇小说？

哲贵：是的，小说一共写了四次家庭会议，前三次是回顾，第四次是这部小说的主场。所谓家庭会议，不过是比较丰盛的家庭晚餐而已。一家五口，一对父母，三个女儿，坐成一桌，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讨论家庭日常和遇到的某些棘手问题。一日三餐，是每个家庭的日常。

小说结构是为内容服务的，反过来，内容需要寻找最恰当的结构呈现。用四次家庭会议作为《彼此》的结构，是因为餐桌是家庭的天然舞台，每个人物都可以在这里上演各自的戏份。选择这种结构还有一个原因——三个女儿未成年时，不需要召开家庭会议，父亲是一家之主，一切由他说了算。慢慢地，三个女儿有了各自的人生和理想，包括婚姻，包括职业，包括对生活的理解。冲突产生了，家庭结构发生变化了，最小的女儿成了家里说话最有分量的人，取代了父亲的位置。这种变化是缓慢的，也是急速的。时代在变，家庭也在变。

记者：您赋予了小说人物很独特的称呼，比如三姐妹分别被称作“大哥”“二哥”“老大”，母亲被称作“四妹”。为什么做这种称呼上的处理？

哲贵：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秘密，也会有各自的生活逻辑。三姐妹之间以兄弟倒置互称，是这篇小说特意设的一个“点”，可能跟传统社会的价值观有关，也可能跟她们的家庭环境有关。她们之间以兄弟称呼，既是对对方的调侃，也是对自我的观照。实际上，她们在称呼上改变对方性别，是一种家庭游戏，无伤大雅，却别有趣味。

称呼母亲为“四妹”，有点戏谑，有点反讽，大概跟母亲对父亲的言听计从有关，跟母亲的默默付出有关。当然，也可看出三姐妹对母亲的爱——母亲总是家庭中付出最多的人，也是最需要爱护的人。

在不断叩问中调整和纠正自己

记者：小说文本中出现了《古文观止》《酷吏列传序》，特别是两次出现“在彼不在此”，用意是什么？您的其他小说中也常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出现，比如盔头、越剧、瓯剧、木雕等，有些篇目如《仙境》甚至就是以传统文化为主体。为什么选择大量书写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对您产生了哪些影响？

哲贵：从某种程度上讲，小说是“不能说”的艺术，一说，就将小说说小了。所谓“说小了”，就是限制了读者想象空间。

至于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对我的影响，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生活在杭州，家在城东，单位在西南边，每天上下班，都是开车沿着钱塘江边的之江路来回。无论是去程还是返回，我都要经过钱塘江边的月轮山脚下，都会见到矗立在月轮山上的六和塔。每次见到六和塔，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水浒传》第九十九回的场景：宋江擒获方腊之后，屯兵六和塔，鲁智深和武松他们夜宿六合寺。那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五，鲁智深睡到半夜，忽然听见外面战鼓擂响，他急忙拿着禅杖，跳出禅房。六合寺的和尚笑着告诉他，这不是有敌来犯，而是钱塘江的潮信来了。鲁智深一听“潮信”两字，猛然想起，他当年在五台山文殊院出家，师父智真长老曾经给他四句偈语，后面两句是：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他立即叫和尚打来热汤，要沐浴更衣。同时，让人去叫宋江他们过来。当宋江他们赶来时，发现鲁智深已经坐化了，身前放着一篇小颂文，最后两句是：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我心里清楚，这是小说里的一个场景，当不得真。可是，每次经过六和塔下的时候，鲁智深圆寂前留下的那句“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的偈语就会像晨钟暮鼓般敲响，不断让我叩问自己，今天要做哪些事？今天做了哪些事？哪些事是不该做的？哪些事是应该做的？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就是在不断叩问中调整和纠正自己，更坚定地走自己选择的道路。所以，你现在应该能明白，我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那些中国传统元素了，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啊。

记者：另一方面，您的小说又常离不开“做生意”，许多人物都是商人形象，看似普通，却又顽强，这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是非常少见的。为什么选择商人作为主要书写对象？

哲贵：我特别喜欢“做生意”这三个字。“生意”原意指蓬勃的生命力，跟买卖无关。在我的理解里，做生意就是做人，是人的生存之道。这三个字让我心生暖意和敬意。这大概跟我出生和曾经生活的地方有关，也可能跟我的文学选择有关。

我是2019年调到杭州的，在那之前，我已经在温州生活了46年。温州是个商业发展程度很高的地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温州的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我没有经商经历，但我身边的亲朋多有从商者，特别是参加工作后，结交了许多做生意的朋友。所以，当我从事写作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和摸索，自然而然地，便将写作目标对准脚下那片土地以及身边的亲朋好友，因为我们是从同一块土壤生长出来的，呼吸着相同的空气，吸收着相似的养分，喝同一个源头的水，讲同一种方言，我知道他们一日三餐吃的是什么，知道他们的白天和黑夜，更明白他们的欢乐和忧愁。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写他们，就是写脚下的土地，就是写自己。所以，我就想，如果我不写他们，还有谁来写呢？这是我的责任。

找到了信河街，便找到了进入文学内部的钥匙

记者：小说写的依旧是信河街上的故事。您最早动念要写关于信河街的系列小说，是什么时候？许多作家都有这样一个终生为之写作的文学地标，信河街对您而言，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哲贵：我算了一下，最早动念写信河街，应该是在2006年，距今刚好20年。我记得，第一篇小说叫《陈列室》，发表在2006年第5期《人民文学》上。

对我而言，信河街是血脉之地，我生于斯长于斯。她是构成我这个人的最基本因素。如果没有信河街，就没有我。同时，信河街也是我的出发地，是我的根。从文学角度来讲，我找到了信河街，便找到了进入文学内部的钥匙。有了信河街，我的写作就有了土壤，我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各种各样的树木和花草。这是独属于我的文学园地。

记者：在您看来，真正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您个人追求什么样的写作风格和语言？

哲贵：我觉得，真正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无法定义的。而且，我相信，每个人对优秀短篇小说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文学是多元的，也是自我的，是人认识自己和世界的重要途径。从我的角度来看，优秀的短篇小说前提是要打动我，让我感到“不安”。

记者：能不能请您展开说说，如何理解这种不安？

哲贵：问得专业。从我的角度来讲，产生不安的原因至少有这么几点。

第一是叙述节奏。优秀的短篇小说都有特殊节奏，优美的，令人着迷的，会一头栽进去。其实，这是危险的。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警惕，会感到不安。叙述节奏有迷惑性，短篇小说尤其如此，无论是看别人的小说，还是自己写。

第二是结构。有人说，短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这话没错。我要说的是，短篇小说更是平衡的艺术。这里的平衡跟结构有关，既要考虑结构平衡，又要打破这种平衡。我举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孔乙己》为例——两千七百多字的篇幅，在写茴香豆这个细节时，用了足足五百字。

第三是人物。因为篇幅原因，短篇小说很难让我们对里面的人物命运产生担忧，但我们会在其中看到自己，以及身边的其他人。

第四是留白。留白即疑问，是作者特意留出来的空间，让读者来思考和回味。留白越多，越让人不安。

第五是破坏性。也可以叫建设性，突破我们原有的认知，让我们感到不适和茫然。

写作是一个写到老学到老的工种，刚解决完一个问题，马上又冒出更大的问题，没完没了。从事写作的人，注定是一辈子学习写作的人。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创作计划？

哲贵：手头正在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叫《十二个商人故事》（暂定名），其中有改革开放的故事，也有AI和机器人的故事。故事依然发生在信河街。每个短篇独立成章，互相之间有一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