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你相信“文如其人”，那么你会从散文家张锐锋这里得到印证。他的文字厚重深邃、沉静隽永，而他本人的品性与气度与笔下文字完美契合，温柔且有力量，谦和又有坚守。

采访张锐锋老师之前，我并未与他结识，因要采访他，托人获得了他的电话。打通电话后，我先是自报家门并表达了祝贺，张老师连连道谢。他的声音温润醇厚，带着一丝低沉的质感，语速平缓从容，不疾不徐，隔着听筒便能让人感受到沉稳笃定，自带一份文人独有的从容气质。后来，我在山西沁水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是在中国作协主办的“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的启动仪式上，他和张二棍一同代表山西省作协向沁水县捐赠图书。那天他衣着简约，话并不多，始终笑呵呵，举手投足间尽显沉稳内敛。

张老师的获奖作品《古灵魂》有200多万字，如此厚重的篇幅，在当下这个“快阅读”的时代多少有些令人望而生畏，但实际上，我对他更多的是钦佩，佩服他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板凳，耗费十余年心血打磨出这样一部散文力作。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学坚守，这份纯粹赤诚的创作初心，在当下尤为珍贵。

敲定采访提纲、发送采访问题后，我便静静等候张老师的回复。一段时间后，张老师的回答发来了，篇幅很长，接近6000字。后面补充采访了两个问题，不久补充的回答也发来了，我点开文档——3605个字。无论是首轮详尽的长文答复，还是后续细致的补充作答，张锐锋老师都倾尽心力。

长阅读的式微，不仅是阅读习惯的改变，更是深度思考、耐心沉淀能力的缺失。我也时常反思自己，就连看短视频也要开二倍速，有多久没看过一部大部头作品？又有多久没精心写一篇长文章了呢？我还有这个能力吗？我常常在这份自我叩问中感到惶恐。让人庆幸的是，如今，还有张锐锋这样的作家坚持把作品写长、写丰富。他用创作、用文字、用言行告诉我们，快时代需要慢沉淀，长阅读、深思考才是治愈浮躁、丰盈内心的底气。

——记者手记

和“古灵魂”进行一场敞亮的“长谈”

记者：《古灵魂》是一部恢宏的“大书”，而其创作原点始于您十几年前探访天马曲村古晋国遗址的震撼体验。能否聊聊这场见闻具体带给您怎样的冲击，让您决心开启这场浩大的文学创作工程？

张锐锋：是的，起始点十分重要。震撼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体验，它带着某种突然性和陌生感，更重要的是这种震撼中包含着众多疑惑、问题、未知和不安。

一次偶然的参观，我看见了由考古队员发掘完成的晋侯墓葬现场，巨大、深邃的墓坑和规模宏大的车马坑，殉葬的众多马匹叠压的骨架，散乱的车轮，让人感受到的是古代君王驾车远行的场景，但他们突然停住了，好像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被压在了地下。他们是谁？遇到了什么？生前怎样生活又怎样思考？他们的生活和选择和我们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关联？对他们的一切，历史记住了什么又遗漏了什么？这么恢宏的现场，指向了他们的命运构图，辉煌与断崖跌落，也许是瞬间发生的。问题和未知，是写作冲动和灵感被触发的关键。我希望自己能探求这片土地上的从前，从未知中找到确定的回答，也渴望从自己的写作中与他们相遇，“看见”他们，和他们进行一场敞亮的“长谈”。

我开始阅读各类文献和考古资料，为这场灵魂“长谈”做准备工作。史料中的记载很多，又很少，很丰富，又简略而残缺。很多事件只有几句话，一掠而过。你看见的是历史急速飞过的一道影子，你还没来得及看清它，就已经消失不见。可是，真正激发你写作渴望的不是事实的完整性，而是它的残缺性，是残缺让你获得补充和想象的欲念和冲动感，它是激情的来源之一。我决心将古代生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泥土中打捞出来，就像考古队员所做的那样，用考古铲掘开表土，让古代的灵魂从他们散乱的骨架上站起来，让往事复活，栩栩如生地在我的文字中再现。让他们开口说话，我作为倾听者站在旁边，逐步进入他们的心灵。

漫长的写作开始了，转眼之间耗去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写作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每走一步都会遇见很多人，遇见更多的问题。我不仅在另一个陌生的时空穿行，也在一个个具体的、有个性特点的人影里穿行，在一个个问题里穿行。我和众多的“古灵魂”相处，和他们一起承受悲欢离合和命途选择。历史以这样的方式，在我眼前展开了它的一系列事件、关键节点和复杂结构。原本打算在百万字左右完成这部散文著作，但历史在延伸，我跟着奔跑，一直追踪到晋国最后一个国君消失在泥土里。

天马曲村古晋国遗址晋侯墓车马坑发掘

记者：正史留存的史料如同残破陶片，而文学想象则是填补空白、还原全貌的粘合素材。具体创作中，您如何界定史实考据与文学虚构的边界，既不脱离历史本质、尊重历史脉络，又让史料长出人性的温度，完整还原历史现场？

张锐锋：的确是这样，碎片需要拼接，需要石膏和现代材料粘合和重塑，需要重建器型的完整性。但我们观赏博物馆展台上的陶器，碎片是真实的，却因为其空白处的弥补而更其真实，它让我们重新“看见”，看见碎片应该在哪一个部位，它是从哪里掉落的。这些空白的填充是一种虚构，古代陶器因虚构而重现。但这样的虚构需要关于历史和陶器的知识，需要根据碎片的外形、边缘的茬口和表面的弧度，推测它属于哪一种器型和所在的具体部位，否则虚构是无效的。历史素材也是这样，虚构的前提是依靠证据进行必要的判断和推测。必须尊重历史的基本事实，从结构中提取自己的想象，从历史材料中提炼人性。文学从史料缺失的部分展开，从还原现场的渴念中发酵，在历史真实性和文学真实性之间找到融合点。它们之间的边界不是要去随意确定，而是基于事实和结构的判断和推测，将这条界限推倒。只有这样，历史现场、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意味深长的种种细节，才能被复原、复活和重演，让历史碎片在文字粘合中重建其完整性和秘密本性。

记者：您提出“历史是不值得欣赏的，但是历史的细节是值得欣赏的”。在您看来，被宏大正史忽略的个体细节，为何比王朝霸业更能承载历史的真实温度与文明底色？为何历史的“过程细节”，远比史书定论的“最终结果”更值得被书写、被看见？

张锐锋：我说过这样的话。历史之所以不值得欣赏，是因为历史内容中充满了残暴的一面，它由被粉碎的血肉组成。死亡是历史的另一种概括，历史意味着众多曾经活跃的生命都消失了，留下了地上的一连串清晰或模糊的脚印。藏在历史褶皱里的种种细节值得欣赏，是因为那些细小的、经常被忽略的东西中，有着人性的温暖，有着对历史驱动的内在力量，对文学来说也有着更多美学价值。这样的细节常常被宏大的叙事掩盖。文明不在暴力和征服中，不在无底的欲望深渊里，而在于过程中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微小事物里。一般而言，微小的细节可以展开一个巨大的多维世界，它更具现实性，里面有我们理解自我、照亮灵魂的材料。历史总是被最后的某种结果绑定，形成我们对历史价值的判断，这是功利主义和势利眼的历史观。王朝霸业实际上是个人雄心的实现，它总是与生活本身的追求背道而驰，但它更容易被看见。在众声喧哗的世界里，对卑微者的倾听才更加重要，真实的、有人性温度的历史，藏在宏大历史叙事的小缝隙里。

“历史透出的微光，照出了我自己”

记者：您曾表示书名《古灵魂》的核心寓意，是发掘古人的内在心性、解锁历史个体的精神内核，而非简单复刻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您认为晋国600余年乱世兴衰中淬炼出的“古灵魂”，包含哪些独属于华夏民族的精神特质？

张锐锋：书名本身暗示内容，我希望这个书名能够概括某种历史的“暗能量”。我希望自己不是写出一部由无数历史事实罗列出来的说明书，而是从历史事实中找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分子式。它包含已知和未知，包含不可揭示的秘密，也包含求解的动机。

实际上，很多事情难以做到，因为我不能突破自己的认知约束。我让众多的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人们站在舞台的中央，让他们敞开心扉，说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可这仅仅是我站在另一个时空对他们的理解。我试图深入他们的内心，但事实上我只是站在他们身边的一个倾听者。他们被“看见”和被“听见”，是因为他们在各种文字资料中若隐若现，他们在历史中有着虚幻的一面，真实感更多来自我的感受和理解。文字资料不可能呈现全部，我只能从其中搜寻和提炼。从他们的影子里，我所看见的是自己，听见的也是自己。他们的选择和行动，有着那个时代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辩护，寻找生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否则无法选择和行动。他们的声音中，有我内心的东西。历史中透出的微光，照出了我自己。

我不想简单刻画历史事件，但历史事件中包含了众多的参与者，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人性事件。因而，这样的写作不是注重更多地展开，而是如何专注于人的内挖，外在呈现的事件转化为内掘过程中长长的投影。这一过程也是不断发现的过程，人的精神内核逐渐露出水面。晋国600多年历史，称霸中原150多年，可以说晋国是辉煌的，它对中华文明的发育和成长具有关键推动作用。它由一连串事件合成，而大事件都是由小事件积累了能量之后膨胀和发酵的结果，而小事件又是由人性的有意或无意中的展开而决定。

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最终结果又是确定的。比如曲沃代翼事件，来自晋昭侯将重要的曲沃城邑封给他的叔叔，即小宗的曲沃桓叔。日益强大的曲沃不愿接受小宗的事实，不愿接受嫡长子继承制这一周代规则，开始了长达67年的反抗和公室内争，最后以小宗取代大宗而结束。这是一个关于人性和欲望的故事，故事的进展也是缓慢的，许多人因各种因素而卷入其中，让雪团越滚越大。对于浩瀚的历史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事件。可是，一个破碎的小缺口，让周朝的礼制开始一点点崩塌，就像鲁迅先生所说，“于天上看见深渊”。许多诸侯国的人看见了自己的欲望，也看见了某种颠覆旧制的希望，于是公室相争和诸侯兼并开始了，可能性转变为行动，以致愈演愈烈，直到战国争雄，形成一统天下的大趋势。

漫长的晋国历史，不是散乱一团的变化烟云，而是由各种事件节点形成某种可理解的结构和由结构生成的强大动能。历史事件只是表盘上的指针，而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发条和齿轮机构，它是一个关于人性的艺术装置。每一个事件都是具有深刻性和丰富性的世界寓言，每一个事件的发生都是一次打开，一个历史按键的触动，一段新程序的开启，一个未知世界的揭示。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乔治·帕里西长期观测并研究椋鸟群的集体飞行行为，发现鸟群飞行中不断变化着形状，生成各种奇异的图形，但它们却不会彼此碰撞。这是因为，每一只鸟都遵循简单的规则，即保持同一个方向飞行和保持几乎确定的距离。历史也是这样，它无论多么复杂和变化无常，都是由一些简单规则决定的。我们之所以面对历史感到迷茫和不可预测，是因为简单可以组成复杂，但复杂却不能还原为原初的简单。

我觉得，“古灵魂”比之于我们，他们更纯真，也更崇高，在道德水平上高于我们。他们中更多的人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更多从天下大义出发，而不是为了追求一己私利。为了某种大义或者个体尊严，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慷慨赴死。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命轻贱，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里有着更为高贵的东西。肉体不仅仅是物质的，它因灵魂而存在，如果灵魂面临绝对冲突和考验，肉体就可以被抛弃。也许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就在其中，所谓生生不息、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

记者：《古灵魂》暗藏“论辩”的色彩，无论是人物自我内心的多声部博弈，还是人与人之间的观点交锋，甚至作家与读者、古今视角的隐秘对抗，都是论辩的体现。这种充满思辨性的书写，如何最大化展露人性的复杂多元与历史的多维真相？

张锐锋：历史和文学本身就具有论辩的本性，人物的行动只是论辩之后思想胜出的抉择，它是历史必然性的源泉。历史和文学叙事，背后都暗藏着激烈的论辩，它是人类心灵的有效部分，在《古灵魂》中，我只是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放大和强调了论辩的冷峻和严厉性。这一方式，来自古希腊和莎士比亚戏剧，尤其是加缪戏剧《卡里古拉》和《正义者》给我的启迪。戏剧中的对白和独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诗性的雄辩，它可以建造《古灵魂》写作的调性。我把独白语言称之为“神圣语言”，它起源于古老的祈祷。它不是具体的人诉说，也不是自我诉说，而是面对最高存在的表白，是一种完全的自我袒露，一种自我的向上飞升。它起自地面，却连接云端。这样书写的好处是，可以让人性、人的心理状态和隐秘的思考逻辑浮出表面，让它与外在的生活境遇和命运构图建立相关性，让我们得以实现对世界真相的最简洁和最有效的理解。

历史写作总是从问题开始

记者：请结合您多年来的散文实践，谈一谈对于历史文化大散文的思考。

张锐锋：历史文化大散文已成为持续多年的写作热点，很多作家都写出了很好的这类散文作品。人们不断采撷历史中的某个片段作为写作素材，是因为历史中含有很多值得思考的文学材料，它的丰富性，提供了现实生活经验中缺少的部分。历史是已经结束的故事，它具有一个完成态和相对完整性的样本，其中含有一个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认知图景，还具有这个共同体的集体理想、审美取向、道德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它与现实之间存在某种持续的镜像互映和可能性的联系。现实处于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从来没有脱离历史而独立存在，因为我们都是从过去走来，生活不管怎样变化，都有着历史长长的投影。即使是我们的内心深处，它仍然赋予独特的、效果不一的光影留痕。

历史写作总是从问题开始的，发现和提出某个问题是历史写作的冲动、表达意向和灵感获取的重要源泉，它能够唤醒我们的现实经验和沉睡的个体记忆，也能够将自我认知、散乱的知识碎片、历史材料中人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逻辑、理性的激情、非理性的潜意识深渊和个人抉择联系起来，进行有效的梳理整合，生成具有复杂联系和大信息量的意义结构。

当然，对于文学来说，历史中最重要的是人，人是历史创造的主体，历史仅仅是剧本，而一切需要人的演出。而这样的剧本也不是实现写好的，而是在演出中具有某种未被预料的因素而导致突然转向，它始终充满了悬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结尾部分来反推它的原因，以及重新梳理其中发生的种种事件的关联性和逻辑关系。人也是历史可以解析的最小单元和历史动能和可能性的来源。在宏大历史叙事中，人是最容易被简化、被忽视的，我们很容易认为，历史就是一个个历史朝代的编年、帝王将相和他们丰功伟绩的展开式，更多的人、更多的普通的生活场景，在匆匆驰过的时间喧嚣中被淹没。

历史文学应该进行重建现场的努力。文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的求真不同于历史学家的求真，它需要从自我出发，才可以抵达历史“现场”。它需要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和想象力，需要从自我中寻找和弥补史料中缺失的部分。

历史的结构是复杂的，它的每一个节点都由事件打造。在文学中，每一个事件中呈现的是一张张参与者和见证者的生动容颜，他们不是地下发掘出来的骨架，而是一些站起来重新捡起自己血肉的生活者。我们从他们的命运中看见我们自己的命运，从他们的疼痛中感受人世的惋惜、遗憾和悲悯，从被遗忘的空白中捕获失去的细节，从他们的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形象。重要的是，历史最具戏剧性的，是许多事件和细节没有明确的意义，而这些含混不清、混沌复杂的东西中，恰好含有文学值得挖掘的宝藏，历史和人的丰富性总是在这些迷雾一样的事物里。它的价值在于它不可总结和概括，不可萃取和精炼，因为它不是历史和生活的清晰的说明书，而是我们精神的活性物质，隐含着内在的分子式。

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关键在于选取怎样的历史文化内容，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和用什么样的文字表达。它表面上在叙述历史，实际上仍然是讲述自我。因为在这样的写作中，历史和自我连在了一起。历史中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他们不仅是历史的建造者，也是历史结构的链接点，历史借助他们而得以展开自身。从人的身上，可以探索他们持续性的精神困境，完整构筑生命的轨迹和诡谲的命运，让他们看起来庸常的生活，成为“意外的庸常”，微小的变化中，含有看不见的奇迹，它有助于写作者将失传已久的人的传奇性重新带回文学中。在这里，历史不是简单地由时间变化打制，时间不再是历史的本质，而是结构的投影、人性的投影。

记者：现在是一个“快阅读”的时代。您的《古灵魂》有两百多万字，体量浩大，在这样一个时代，您认为应该如何把握文学作品的“长度”与“厚度”？

张锐锋：的确，我们处于一个“快阅读”时代，很多人以视频代替了阅读，多元媒介吸引了眼球，阅读变为了一种奢侈的行为。我写《古灵魂》的时候，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把自己所关注的事情写下来，它出自自我的表达渴望，一种持续的写作冲动，甚至是一种“忘我”的自我状态。我原本没想着写这么多，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已经不能控制自己，就像骑着一匹受惊的马，你想停下来，但你的马还在疾驰。我给自己的安慰是，抛弃一切理由，将想说的都说出来。

当然，这样的写作，是一次逆水行舟的漫长努力，它似乎违背了当下的阅读逻辑，是对快阅读的反叛，是对现在许多人阅读习惯的背道而驰，因为我相信，总会有人希望坐下来获得安静的旧时光，被“旧光线”照耀，也总会有人需要这种“长阅读”，让自己在历史长旅中找到各种有意义的“相遇”。

事实上，写作和阅读之间，存在着彼此挑剔的选择，读者在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而写作者也在选择潜在的阅读者。你的作品不可能被每一个人阅读，而是可能被某一类人阅读。写作的意义也许是在寂寞中希望感受到同行者的脚步，希望倾听和寻找潜行中的每一个同伴的反馈和回应，你看不见他们，但你希望他们和你行进在同一条路上，并得到充分的或不充分的、甚至是十分微弱的回声。

这部书面世之后，我所知道的，就有很多人读完了《古灵魂》。有的朋友还将自己的感想写在了书页的空白处，还有细心的读者在每读完一部分之后，写上自己的阅读的具体时间和加盖自己的名章。还有一些朋友读完之后写出了精彩的评论文章。在一个碎片化的时代，知识和文学的呈现是多方位和多角度的，我深知自己这种带有背叛性的写作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行为，无论对于我自己还是读者都是一种苛刻的考验。但是，现实也需要另一种理解，需要辨认从你身边匆匆而过的人们，需要理解多数的时候，也需要寻找那些具有庞大数目的“少数”。每一个阅读者，看起来是一个或者几个，实际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群体的代表，他们的阅读意味着一个群体的阅读，也就是说，他们仍然需要这样的“长度”和“厚度”，他们的需要就是我这样写作的重要理由。

另外，“长度”和“厚度”不存在必然正相关，“长度”和“厚度”。“长度”仅仅是可见的篇幅和文字量，而“厚度”取决于信息密度、复杂度、思考和理解深度、情感力和表达力，取决于体验和揭示人性的深度和能否直抵人心的言说方式。对于历史文化散文来说，如何能将写作者自己的情感体验、个体经验、角度和对材料的思考力灌注到文字中，让文字不断形成对自我的审拷，让自己参与到历史和现实的重构中，从历史的丰富性中找到思考点和埋藏在其中的认知结构，具有关键意义。我写作《古灵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自己的过程，是一个将自己的现实激情不断注入历史材料的过程，这样才能够实现自我、现实和历史的多重互映。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面对历史的时候，将聚焦点放在人的状态上，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人的意义上看见历史的价值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