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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诗人张二棍的诗集《我愿埋首人间》荣获‌诗歌奖。记者就此专访张二棍，邀请其畅谈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书写寻常百姓的烟火缭绕和生生不息

记者：祝贺张老师的诗集《我愿埋首人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这部诗集是您近年诗歌作品的选集，里面有多首诗作流传甚广，不少诗歌爱好者借助公众号等推荐您的作品。在您看来，您诗歌中的哪些特质可能是赢得读者喜爱的原因？

张二棍：感谢您。我始终觉得，我们需要文学里一个别样或极致的世界，以此来照拂、慰藉、鼓舞现实中那一个个越来越近乎工具与器皿的自己。说到我自己的诗歌，也无外乎是一句句写给自己的告诫或承诺、反驳或劝慰……我从来算不上完美意义上的诗人，更无力成为一个在修辞里躬耕、于哲思中跌宕的洞察者和沉潜者。好在，我深谙自己的局限与盲点，也明晰自己所谓的生命基调和文学素养。所以，我把写作诉求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日常中，我渴望用更朴实的腔调，去书写寻常百姓的烟火缭绕和生生不息。我觉得，许多读者能够喜欢，可能就源于我写的，也正是他们此在的火热生活吧。当然，被大众媒体传播的作品，也有诸多我不满意，甚至不时有“悔其少作”的冲动。我需要清醒认识自己的不足，也会在另一些消沉的时候，给自己说一些鼓劲的好听话，也会一再奉劝自己，从容一点儿，平和一点儿，等待那个更安详的自己，去弥补这个有缺憾和纰漏的自己吧。

记者：《我愿埋首人间》一共12辑，以对故乡所在的黄土高原的抒写开始，中间吟唱乡间的植物、动物、农事、信仰等，最后以诗歌《一个人的阅兵式》收束。这样的编排有怎样的考量？

张二棍：从《黄土高原风成说》到《一个人的阅兵式》，是从苍茫大地的“因”到渺茫小我的“果”，是从不可忤逆的天意，到无所依傍的命数，在将近天命之时，我终于认清了一个现实，很多走过的路，会在梦中幻化成一条条绳索，捆绑着我回到脐血之地。在梦里，我仿佛永远没有长大过，更没有离开过。也许这恰好印证了“童年决定论”，也向我预示和提醒着，“你终归还是那个被农耕文明教化的孩子”。这几年，我也陆续写了很多肉眼可见的日常生活，活色生香的市井见闻。我希望我永远瞩目于日新月异的生命现场，永远如一个专注的清洁工，执笔如帚，归拢着散落在街头巷尾的万千气象和点滴情谊。正如我在《一个人的阅兵式》中写到，那些松鼠先生、野猪小姐、俯冲下来的鹰隼、心乱如麻的兔子、彻夜修改谎言的蟋蟀们、在黎明前秘密集结的大雁们、火中取栗和水中捞月的猴子，在街头卖艺的猴子……它们是生物意义上的异类，同时也是我文学意义上的分身或同胞。所以，我还想说，在写作时，我会把整座世界，搬运到黄土高原的一个村落里，也会把万千生灵，克隆到我这具单薄肉身中。

记者：如您所说，山西代县的一个村庄是您观察世界的起点，您后来不断用诗歌与它对话。能否具体说说在您的诗歌创作中，“故乡”这个形象发生着怎样的变化？

张二棍：起初，母亲的怀抱是故乡，然后村庄、一个县、一个省，甚至我们这颗蔚蓝色的星球……随着行迹与意识的不断扩大，“故乡”这一枚词，也在不停叠加和衍生着。比如现在，也可以说文学是我的故乡。

寻找更清白、更可爱的自己

记者：《我愿埋首人间》主要收录了您的短诗，阅读时却觉得它们的容量很大，《旷野》《不一定》等诗，读完之后仍会感到回响不断。您的诗歌创作，是兴之所至，还是有意识地有某方面的诗艺追求？

张二棍：兴之所至，有。有意识去追求什么，也有。正如“格物致知”与“物格无知”的并行不悖，正如一个人手舞足蹈是高兴，喜笑颜开也是高兴。诗歌之所以迷人，正在于创作过程中的不可测与无定数。有时拈断数根须后豁然开朗，有时踌躇三五天仍大惑不解。所以，快马轻裘的“兴”与呕心沥血的“意识”，可能在所有人的写作中，是更迭无序的。

记者：哪种状态会多一些？

张二棍：我总觉得，一首几行十几行的诗，是苦苦思索之后的淋漓倾泻。或者说，诗歌是用风驰电掣的模样，托付一个写作者百转千回的情思。

记者：在您看来，您的诗歌和您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二棍：也许，是主与仆的关系吧。而我，正是服侍诗歌的木讷的仆人。我带着怯懦、犹疑、恭敬，去尝试着接近每一行句子，我试图让一首在心头徘徊良久却影影绰绰的诗，接纳我，我成为它最忠实、最信赖的誊写者。

记者：这对关系与读者又构成什么关系？

张二棍：作品即贡品，读者即王者。大家喝彩，我躬身致谢。大家批评，我扪心自问。

记者：您曾经有多年的地质工作的经历，也就是说，您曾常常处于时空的变动之中。这种经历对您早期诗歌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回头再看这段经历，您如何评价它的意义？

张二棍：我早年的写作现场，是在雨夜或风中的帐篷里，在草丛小憩或在树下遮阴的时候。彼时，我的写作依靠直觉审美，把身体的感受投放到自己的心里，呈现出来……所以，诗歌里处处充盈着动植物的形象，我努力想让它们在诗句中幻化成人形，并高于我们的人性，甚至我期待着用植物们的自在和坚毅，动物们的隐忍与安详，来医治我的卑怯、懦弱、自私、犹疑。而这几年，告别了二十多年的野外地质生活，整日游荡在人群与高楼之间，与山川草木的关系只是存在于梦境和记忆中。但我深知，山川草木在我生命中的烙印会伴随我一生无法消弭。于是，我把人群当成另一个自然，另一个草木皆兵、风急雨骤的生命现场。这也许就是野外生活的意义吧，它让我学会了抱着一颗植物或动物之心，去凝视和打量我们的人间；也让我明白，一个写作者需要对自我进行一次次的明察暗访，继而在纷纷扬扬的无数个自我中，剔除见风使舵、两面三刀、见利忘义等的诸多自己，找寻到那个最清白、最可爱的自己。

记者：有的学者从生态角度评论您的部分诗歌，这是理解您的部分诗歌的一种视角吧？能否谈谈您对生态诗歌的理解？

张二棍：各花入各眼，可能有的学者是搞生态文学研究的，不经意间从我的作品里，看到了什么，那是他人的学术诉求，我顺其自然就好。当然，我也希望写下的作品是多元的、多解的。我理解的生态诗歌，诗者也应当是使者，用更深切更热情的平等意识、同胞情怀，予山河以尊严，给生灵得庇佑。

记者：那么，您对自己诗歌创作有何界定和判断？

张二棍：我能够诉诸笔端的，与纷呈生活相比，永远是挂一漏万的。但我希望自己的写作，携带着苍生的情状、黎民的念想，我也愿意把呼吸与心跳、欢颜或泪目，献给白纸黑字，让读到它们的人，感知到一个写作者的本来面目。

记者：您的诗歌常常在物与人、他与我、古与今之间进行转换和对话，这出于怎样的表达思考？

张二棍：每个诗人，应有好生之德。我想借大自然中的诸般实相，返照我、扶持我、教化我。

把万物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来观察揣摩

记者：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诗人有哪些？您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有没有过挫折感？您又是如何面对的？

张二棍：我觉得我是个不太擅长读书的人，总是读了就忘，也缺乏那种庖丁解牛的阅读精神。这也深深影响到我的写作，就如您说的，挫败与无力始终伴随着我。不过，我反倒觉得，也许正是挫败感的存在，才让我不断涌起写作的念头。

记者：去年《文艺报》刊发过整版文章，邀请诗人与AI写同题诗，您受邀参与了这次活动。在您看来，AI时代，诗人如何更好地发出独特的声音？诗人如何既写出时代的特征，又能“唱着一支旧曲回来”？

张二棍：对于文学而言，世界越是纷繁复杂，越是充满张力就越好。在一个诗人的言语世界里，一个人永远可以与自己互为敌人、互为至亲。我们注定要去感知的，是一个充满感性，甚至有些偶然的复杂世界，而不是一个被算法规定好的唯一正确的、充满绝对真理的世界。因此，一个诗人，在某种意义上往往显得最“无知”、最懵懂。他们永远在向着那些理性的、世俗的眼光看起来“错误”的方向奔赴，并为人类保留那些貌似“无用”的东西、“错误”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必过分担心AI。前几天我说过几句话，不妨参考：“AI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它掌握着我们个人难以比拟的知识、信息，却唯独不会如你我这般忐忑、后悔、急不可耐、大汗淋漓……如果说我们的写作，是从零到一，那AI就恰好相反，它是从亿万到一。而文学里最宝贵的，恰好是创世般的无中生有……”

记者：可否谈谈，您对自己未来诗歌创作的走向大致有什么样的思考？

张二棍：所有的写作，都随着人生轨迹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我几乎没有过切实可行的写作计划。但心里不时会对自己说，伏案写吧，莫管来路，莫问前程。

记者：对于诗歌探索路途中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创作体会？

张二棍：当我们试图去做一个诗人，就需要像藤蔓一样，找寻到一个缠绕和依附的所在。有人潜入记忆，有人驻足生活，有人瞭望远方，有人藏身典籍。就我自己而言，我把周遭的每件事物、每个陌生人，当成自己的一部分生命来观察、来揣摩。甚至一个空荡荡的鸟巢、一张碎掉的报纸、一枚被咀嚼过的果核，我都猜测它们的前世今生与悲欢离合，赋予它们心跳、呼吸、血肉……当我这般琢磨之后，就会发现，即便再平淡、再世俗、再简陋的生活，都充满新意。而新意，即我的诗意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