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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艾玛的《序曲》获短篇小说奖‌。记者就此专访艾玛，邀请其畅谈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写作源于“顺其自然”

记者：祝贺您获得鲁迅文学奖。一部小说的题目是非常重要的点睛之笔，“序曲”就是一个非常棒的题目。这是少年好朋重新回归社会的“序曲”，也是失明老校长和读者看见他人真正处境的“序曲”。为这部小说取名时，您是如何考虑的？

艾玛：谢谢。我很同意，题目确实非常重要。它是作者跟可能的读者间的首次交流，所以作者有时会为了一个好题目费尽心思。“序曲”就是这样一个我认真考虑定下的题目。

首先，《序曲》写的是少年好朋正式入矫之前的事情，所以我想借“序曲”二字，祝福他接下来一切顺利，也祝福他将来还能有更好的人生。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写这个短篇小说时，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计划，想着接下来或许还能再写几部跟社区矫正有关的短篇小说。现在看来，这个系列创作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另外，“序曲”还和我的一个小爱好有关。小说中提到失明老校长晚上靠听收音机里“爱乐厅·欧洲现场”这个节目的古典音乐打发漫漫长夜。这个节目的原型，正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947爱乐厅·欧洲现场”。有一阵，我特别喜欢在晚上听这个节目。小说中，玉真看电视的那晚，老校长刚好从节目中听到门德尔松的《赫布里底群岛序曲》。题目取名“序曲”也有这个原因。

记者：是什么促成了《序曲》的创作？您提到之前有社区矫正题材相关的小说系列创作计划，社区矫正也是《序曲》里好朋所面对的未来。对社区矫正的关注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艾玛：是的。最初想写这篇小说，是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张社区矫正的年轻人的照片。照片中的7位都很年轻，有5位戴眼镜，学生模样。我从心底觉得很惋惜。后来了解到，照片上的年轻人都是涉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那段时间，我看社会新闻，也发现涉及类似“帮信案”的年轻人比较多，有不少还是原本有大好前途的大学生。

除了这种“惋惜”，促成我创作《序曲》，还有我一直以来的法律观点。从法律上来说，我是比较支持轻罪前科消灭制的，我觉得这样有助于轻微犯罪刑满释放人员改过自新，重新融入社会。多种因素的启发下，我慢慢就有了写个小说的想法。

记者：《序曲》从写完到发表，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发表过程顺利吗？是否做过什么修改？

艾玛：我有个习惯，一篇小说完成后，只要它还没公开发表，我会不停地看看、改改。《序曲》从写完到发表，经历的具体时间不记得了。印象中，写大概是两个多月，写完后放了两周，打磨了一两周。我只记得写的过程中，开头反反复复，纠结了很久。开头定下来后，后面的创作还算顺利。

《序曲》从投稿到发表大约是半年。有时编辑老师提出修改意见我会很高兴。非常感谢《十月》杂志，发表还算顺利，投稿后也没有进行返修。

记者：其实您发表第一部小说《米线店》是在37岁，写作开始得不算早。您一开始的工作也与文学并不紧密，那您是在什么机缘巧合下开始小说创作的？

艾玛：的确，我的小说创作开始得不算早，但也并不算很晚。我大学毕业分到长沙一所军校当教师，在这所军校工作的时候，就曾尝试着写过一个短篇小说。我先生帮我誊抄好，跑到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去投稿，不过这次投稿未成功。这期间，我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在学业、家庭与工作之间疲于奔命，写作这样的事，便很少去想了。后来，我转业到了位于青岛的一所大学从事行政工作，离开了教学岗位，不用写论文了，我的重心才慢慢回到文学上来。回头看，我之所以在中年还能重圆我的写作梦想，有点像是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可以让我坐下来写作的路口，我便顺其自然地坐下来开始写。

当然，如果说与文学结缘，其实能追溯到我的童年时代。我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湘北的一个偏僻的乡村，我的父母比较重视教育，家里有几箱子藏书，尤以文学类书籍居多，中外名著都有一些。我们从小就读这些书。后来有了茅盾文学奖，父亲节衣缩食，会买一些得奖作品回来给我们看。印象最深的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我们一家人下雨天坐在檐下翻看这部小说的情景，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捕捉到生活隐藏于日常语言中的细节

记者：《序曲》的语言非常细腻，对生活细节的把握尤其精准，像玉真和老教授在冬天雪夜里似梦非梦的“倚靠”，让小说在看似日常的波澜不惊下，暗流涌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观察与书写，是您小说的重要特点之一。《序曲》中，您自己比较喜欢哪个细节？

艾玛：谈到《序曲》中的细节，我自己比较满意的，大约是玉真和小王在数柚子这件事情上的不同反应。老校长想知道阿毛家那棵老柚树结果多不多时，小王拒绝去数，因为她觉得这不是她分内的事；而那年玉真饭都没吃完，放下碗就去数了，因为她还没学会对有些事情说“不”，她是一个传统的保姆。小王在南方打过工，社保已交够年限，回乡就近就业，她将来到年限是可以拿养老金的，有底气。从她的言行来看，她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到职业家政工人的转变，很懂得捍卫自己小小的权益。老校长一直想让玉真既明白自己的职责，又不让她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想在他们的共同生活里实现自由、平等，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但是最终他也没能做到。所以他对玉真，内心里是非常痛惜、非常遗憾的。

制度是日常生活的底色。大约五六年前吧，有一天我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老家的一个熟人开始按月拿养老金了，每个月一千多。我母亲把这当作一件重大新闻告诉我。这个熟人年轻时在东莞一家外资开办的工厂打工时上了社保，那时她自己并不知道有一天真的可以按月拿钱，所以她很惊喜，这件事在我老家传开了，一时很轰动。写《序曲》时我想起来这件事，就构思了这个细节。

说到这个细节，还有个趣事。我姐姐提起数柚子树上柚子的细节，是不是和我们小时候数家里柚子树上柚子的事有关？我其实忘了这事，却写到了，也许是潜意识里还记得。

记者：您说的这个细节我也很喜欢，玉真和小王在您的笔下，有着各自鲜活的魅力。在您看来，好的语言与细节描写，是如何为小说增色的？

艾玛：好的语言和细节对小说来说太重要了。它们像水，养“活”故事，使小说获得艺术生命。鲁迅先生总结好小说的几个要素，对我一直都很有指导意义。比如在《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中提到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在《作文秘诀‌》中提到的“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等，令我印象很深。我常常以之对照，并为之努力。

从小，我对日常语言就比较敏感。母亲上过一年卫校，附近村民需要打针，或是割伤手需要包扎，他们都会到我家里来寻求我母亲的帮助。我喜欢围在母亲身边转，要是能帮她个小忙那就更好了。来包扎伤口的村民，他们会诉说自己是如何受伤的，有的人描述得非常生动。我记得有位妇女和丈夫打架，头上受了伤，她满脸泪痕地来了，但她的语气却是非常快活的，因为她也不算输，她的丈夫伤在“不能给人看的地方”，都不能来抹红药水。作家最基本的一项才能，就是对日常语言敏感，能准确捕捉到生活隐藏于日常语言中的细节。这个“准确”，当然不是指事实，而是指一种日常语言可贵的艺术性的“准确”。

记者：《序曲》中的两代家政工与独居老人，与您不少小说中的基层或边缘群体一样，令人印象深刻。是什么契机让您关注这样的群体？

艾玛：我从小在湘西北乡村长大，底层生活我是非常熟悉的。我的一些亲人仍生活在乡村，也有一些进了城。他们中有人至今生活得仍不太容易。我觉得我不需要特别深入去挖掘或者寻找，只需睁眼看看周边、感受附近，就能看到太多熟悉的基层或边缘群体的人们。

记者：您成长于湖南澧县，“涔水镇”是您构筑的文学坐标，乡土是您小说涉及的重要内容。在《序曲》中，失明老校长住在乡下，两任保姆都来自乡土，小说中也处处有着乡土的风物和人事的描写。有评论家曾称您的乡土书写为“新乡土写作”，在您的小说中，您希望书写一个怎样的乡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比较欣赏的作家和作品吗？

艾玛：我一直觉得，作品发表后，评论家和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有些是作者自己反而不自知的。“新乡土写作”的评价便是如此。细想想，我觉得评论家说得很有道理。我小说里的人物，的确有很多都生活在乡村，或者来自乡村。如果说我想书写一个怎样的乡土，那我希望自己能真实呈现乡村人物当下的处境，展现他们内心的迷茫、挣扎——我总是希望在小说中，构筑这样一个乡土。《序曲》当然也不能例外。

乡土小说是现当代文学里体量非常大，好作品也非常多的一个核心门类。当下的就不用说了；远一点的，像鲁迅、台静农、沈从文、废名、萧红以及后来的汪曾祺、赵树理、孙犁等，他们的作品都滋养过我。另外，域外写中国乡土的赛珍珠，我觉得也很值得一读。

短篇像是一个人的漫步

记者：您写过长篇小说《四季录》《观相山》，但主要还是写中短篇小说，您对文体有偏爱吗？

艾玛：说心里话，我特别爱写短篇。短篇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它也不要求把话说满。长篇我写得不多，我的一点感受就是，长篇很考验作者的耐力和能力。短篇像是一个人的漫步，允许作者多种尝试，林中出现两条或是多条小径时，短篇允许作者每条小径都走上几步，因为撤回来相对容易，大环境、氛围也不会因为几步之差就发生很大变化。但长篇不行，长篇一开始就如藩王之国，目的地确定，大队人马、粮草、辎重跟着，必须先选好路线。一旦踏上一条路，就很难半途更改或是掉头了，除非推倒重来。

记者：在我看来，《序曲》其实是很适合影视化改编的一部小说。曾听说您的短篇《白耳夜鹭》打算影视化改编，目前进展如何？

艾玛：目前《序曲》还未开始影视化改编。曾有一个年轻导演在读了我发在《收获》上的短篇《白耳夜鹭》后，满世界找我。那天好几位朋友因为这个事同时给我打电话。我联系上那位导演后，约在一家咖啡店见了面。我听他说了他对我小说的理解，和对未来电影的构思后，我觉得他可能找错了人，于是给他推荐了两位东北作家，我不知他后来联系上他们没有。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影视圈的人。影视改编会扩大小说的影响力，尤其是影视改编很成功的话，但这个事也得看缘分。

记者：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创作习惯吗？近期有怎样的创作计划？

艾玛：现在我几乎都在白天写作。以前也熬过夜创作，但熬夜创作很影响日常生活，慢慢地，我就将这个习惯改了过来。早上早起一会儿，会觉得这一天很长。我的第一读者几乎都是家人，有时我会把刚写完的短篇发给朋友看，但长篇，就有些不好意思麻烦朋友，所以只能麻烦家人。近期，我正在打磨一个小长篇，希望能快点修改完，和大家见面。

记者：您受过专业的法律教育，包括《序曲》在内，您的不少小说试图找寻法律缝隙中的人性之光。您认为学习法律的经历对您的文学创作有怎样的影响？“大文学观”成为2025年文学关键词之一，作为有多重专业背景的写作者，您怎样看待这一概念？

艾玛：专业或许能提供一种看世界的独特视角，有时也可能会影响到人思考问题的方式。但对写作的人来说，专业出身我觉得不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其实，大量的阅读，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可能才是滋养写作的长久的养分。

“大文学观”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大文学观”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文学放到总体性的文化环境里去研究、考察，打破学科的藩篱。这在我看来，很具合理性与启发性。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文学也应是“大”的，如同广袤的森林，包罗世间万物，有大树有小草，有鲜花有荆棘，有各种飞禽走兽。因为森林的生命力，就在它的生物多样性，多样性没有了，森林就会变荒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