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胡性能，云南昭通人。现为云南省作协副主席。曾获百花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鲁迅文学奖等。作品多次入选《收获》《扬子江评论》年度文学排行榜、《芙蓉》杂志双年榜及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好小说排行榜等。

一

公元904年，国家动荡不安，秩序紊乱，在长安做都官郎中的江西籍诗人郑谷辞官回到故乡宜春，归隐袁州府城西北近郊的仰山书堂，算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寻找到一个安放肉身的地方。那时，离大唐王朝灭亡只有不到三年时间。回宜春之前，宣武节度使朱温以“勤王”之名率军进入长安，逼迫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为断唐昭宗的念想，朱温纵火焚烧长安，那血腥一幕犹如梦魇，一直萦绕在郑谷的脑际，让他惶恐不安。现在好了，郑谷可以在故乡怀抱里，于儿时记忆和桑梓的熟悉气味中，抚慰受惊的灵魂。

得知郑谷回到宜春，云游天下的诗僧齐己循迹来访。他比郑谷小十多岁，倾慕郑谷已久，一直无缘相见。这次来拜会郑谷，齐己做了充分准备，见面时专门奉上为郑谷写的《寄郑谷郎中》一诗。有诗作交流媒介，两人避免了初次见面的生涩和尴尬，聊得非常投机，有相见恨晚之感。齐己见状，便将自己写的《早梅》一诗呈郑谷指教。郑谷看到诗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的句子，便坦诚对齐己说，既然题为《早梅》，那么“数枝”盛开便不足以体现“早”意，不如改为“一枝”更佳。齐己听后折服，称郑谷为“一字师”。这段在中国文坛留下的佳话，收录在宋代陶岳的《五代史补》里。

郑谷年少成名，七岁便能作诗，一度被认为是天才。他曾写过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的诗作《鹧鸪》，并因此获得了“郑鹧鸪”的雅号。在这首诗中，他写道：“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郑谷虽然被称为晚唐的著名诗人，但在灿若星河的唐宋江西诗文大家里，他并不是最出色的。王勃于《滕王阁序》中所说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说的是江西这块地方的人和事。梳理中国古代文学史，不难看到江西群星璀璨，光华灼灼，许多人皆是一派宗师，他们的文章，一直影响着后世的文学。

提到江西的诗文大家，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是绕不过去的。他出身没落的官宦之家，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也曾怀有“猛志逸四海”的济世抱负。从二十岁起，他多次出仕为官，四十岁时担任了彭泽县令。公元405年，他在彭泽县令的位置上任职不到三个月，便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家。从此，国家机器里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官僚，而人间则多了一位身心自由的大诗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陶渊明辞官归乡，受他热爱自然的心性影响，也有想躲避社会动荡的原因。那时的东晋，大厦将倾，天下已然大乱，先是权臣桓玄威逼晋安帝禅位，建立“桓楚”政权，随即刘裕等人将桓玄击败，东晋复国，但国家已如一间四处漏雨的房屋，顾此而失彼。辞官后的陶渊明选择居住在柴桑城郊。柴桑建县的历史久远，历史上曾多次更名，湓城县、浔阳县、德化县、九江县……县城的东南方便是异峰突起的庐山。摆脱官场的束缚，陶渊明轻松自由，天、地、自然从未如此亲切。他每天打理花草的间隙，抬头便可看到南面的庐山，内心闲适安宁。在《饮酒》一诗中，他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首诗既然题为《饮酒》，大概率是在酒后所写，带着微醺，陶渊明的那种逃离藩篱的心情跃然纸上。后世官场中的文人，仕途失意时，总会想起他这几句诗来，然而红尘多留恋，真正去实践的人终究不多。

除了东晋的陶渊明，接下来的数百年间，哪怕是在唐诗一统文坛的时候，江西似乎也没出现影响深远的大诗人，究其原因，可能是江西和唐都长安距离遥远。古代中国的社会以权力为中心，一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向权力中心聚集，当然也包括文学。看看唐代最有名的诗人，大多在长安或与长安有关，杜牧是长安人，王昌龄有说是河东晋阳人，也有说是京兆长安人；杜甫、白居易、李商隐、李贺、刘禹锡、元稹则出生在河南，岑参祖籍河南，均离长安不远。彼时的江西相对于权力中心长安来说，地理位置偏远，诗人的影响力有限，作品也乏善可陈，没有出现让人心悦诚服众望所归的大诗人。如果真要找几个有点名气的诗人，出生于江西上饶、写出“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王贞白可以勉强算得上一位。

要说古代与江西渊源深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人，南唐最后一位皇帝李煜可排在前几位。李煜出生于南京，虽然算不上是江西人，但公元959年至公元961年，南昌曾是南唐都城，因而李煜在江西也生活过一段时间。作为皇帝，李煜是失败的，但也许正是这种失败，成就了他“词坛一帝”的地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李煜所写的词，人们耳熟能详。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给予他极高的评价，认为没有李煜的存在，宋词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得不承认，李煜的词写得的确漂亮，如果从中国文学的角度出发，也许我们得感激宋代政治的宽松。李煜许多传诸后世的词作，是他成为亡国之君后写的。大宋灭南唐后，李煜被封“违命侯”。从国君到“囚徒”的巨大落差，让李煜对人生无常的体会尤深，亡国的悲苦在他心中持续发酵，化为了隽永的诗词，让中国文学多了许多值得吟诵的篇章。

二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定都河南开封。相对于陕西的长安，在地理位置上，河南开封离江西要近得多。等到南宋1138年定都杭州，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随之南移，江西与权力中心杭州咫尺之遥，于是沉寂多年的江西文学，终于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两宋灿若星辰的文学大家里，晏殊出道最早，他生于江西抚州，少有文才，据传五岁便能作诗，被称为“神童”，十四岁便高中进士，是中国古代年龄最小的几位进士之一。之所以说“之一”，是因为有一个叫蔡伯俙的福建人，三岁时在殿试中将御制诗倒背如流，宋真宗大喜过望，称“七闽山水多灵秀，三岁神童出盛时”，亲赐其进士出身，蔡伯俙也由此成为中国科举史上年龄最小的进士。不过蔡伯俙后来成了“揠苗助长”的典型，官没做大，传世的诗文一首也没有，活得倒是挺长久。晏殊则不一样，中进士后不久外出做官，从此仕途通达，一度官拜宰相，还提拔了不少后世有影响的名臣，如范仲淹、欧阳修和王安石。

晏殊不仅官运亨通，文运也极为昌盛。不过我读他的《浣溪沙》，总觉不是一个志得意满的达官所作！“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如果不说此诗是晏殊所写，读者还以为它出自某位失意官员之手。再看他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读这样的词，会发现晏殊虽然身居高位，但骨子里还是个文人，他敏感、悲观、含蓄，身上几乎没什么官僚气。在中国历史上，晏殊是个真正的赢家。许多高官，自己能够做到克己，生活在富贵窝里的二代三代却骄奢淫逸、碌碌无为，反观晏殊的儿子晏几道，北宋最著名的官二代和文二代，官做得没有父亲大，但他的诗词与父亲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被誉为北宋词坛写小令的第一人。晏几道在词风上更接近李煜，感伤多愁，《临江仙》里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鹧鸪天》里的“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写出这样词句的官二代、文二代，再怎么夸奖他都不为过。

相较于强盛的唐朝、混乱的五代十国，大宋从朝堂到民间的包容与宽松是那样动人。我以为，宋词正是这种国家包容与民间松弛在文学上的表现。唐诗讲究情韵与格律的统一，无论是五言还是七言，都要求工整和对仗。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王湾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都是工整与对仗的典范。唐代的诗人中，李白是个另类，他渴望自由的天性，屡屡突破律诗平仄、对仗和押韵的限制，写得随心所欲。“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文字中那种豪迈奔放的强烈情感和独到的人生感悟，也只有李白这种狂狷之人才具备。我认识的几位朋友，酒后一旦朗诵起《将进酒》，便立即有李白灵魂附体的感觉，无不激情澎湃，泪流满面，难以自持。

宋代政治相对宽松，文学也相对自由，文人无法翻越唐诗这座高峰，那就另起炉灶，将“词”这种形式推向极致。说起词，那位叫李煜的亡国之君不可或缺，因为他是从唐诗过渡到宋词的一个关键人物。“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首词，唐诗中的五言、七言和《诗经》中的四字短语全用上了，形式上比严谨的唐诗灵动得多。宋代的文人当然也写韵律严格的诗，包括才气逼人的苏东坡，但都没能超越他们的前辈诗人，只好另寻突破，于是，词成了宋代文人创作最主要的文学形式。

作为文人，生活在宋代是幸运的。因为政权是通过“黄袍加身”取得，宋太祖赵匡胤在执掌江山后，对武将处处提防，对文人却放心重用。他在位时立下“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誓约，出台了优待文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格局，让中国古代晦暗的政治天空闪现出些微文明之光。因为文人在宋代待遇优厚、未来可期，大量的人便希望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国家体制。两宋兴建数以百计的书院，主要目的就是让人们有“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北宋七十一位宰相中，六十五人是科举出身，真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这些在朝为官的人，写诗词是他们官宦生活之外的重要寄托。宋代名满天下的文人，几乎都是官员，这种现象在其他朝代还不多见。

三

欧阳修出生的时候，北宋已建国近五十年。那时已是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在打理国家。宋真宗酷爱文学，前期勤于政事，将国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是历史上“咸平之治”的缔造者。一个热爱文学的人，不喜欢战争，即便是打了胜仗，为避免再兴战事，他也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就此维持了两国间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宋真宗在位时，一大功绩在于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他增设殿试制度，提倡读书风气，鼓励兴建书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文化的一位皇帝，否则他也不可能写出让人熟知的《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诗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位皇帝写的，更像是出自一位希望孩子勤奋读书、考取功名光宗耀祖的老父亲之手。

宋真宗对文化的重视，为后来两宋文学大家的密集出现创造了优渥的环境。可以说，没有他，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不可能产生，欧阳修北宋文坛领袖的地位也难以奠定。诗文的革新，看似是文章的事情，实则是政治在文学上的折射。一个僵化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时代，是不可能产生什么诗文革新运动的。很显然，相较于北宋从朝堂到民间的那种活力，从南北朝以来在文学上占统治地位长达六百年的骈文已经不匹配了，必须有一种新的文体来与当时的社会相契合，这时欧阳修站出来，领导了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他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思想，针对当时浮艳雕琢与艰涩难懂的文体，大力倡导平易自然、简洁流畅的文风。欧阳修并非一个只能提出主张的人，他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后世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他的《醉翁亭记》词简情挚，写得天真烂漫，成为后世山水散文的典范。令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有欧阳修为父母所写的祭文《泷冈阡表》，这篇祭文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父母仁惠的品格，情感丰沛而又节制，读来感人肺腑。他说“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强调哪怕生前微薄的奉养，也强过死后丰厚的祭祀。中国历史上，从商周一直到汉唐都讲究厚葬，汉武帝仅陵墓就修了整整五十三年，陪葬品更是极尽奢华。朝廷的厚葬之风自然会影响民间，人们倾家荡产相互攀比，让大量财富被泥土掩藏。欧阳修的《泷冈阡表》传递的是厚养薄葬的价值观，文字又实践了他清新简约的文学主张。这篇祭文，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和袁枚的《祭妹文》一道，被赞为“中国古代三大名祭文”。

欧阳修二十三岁踏入北宋官场，历任推官、知州，后任枢密副使，一直做到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可他的诗文里读不出丝毫的官僚气，也可以说他是身在官场，心在文坛。他是北宋文学繁荣最重要的推手，不仅散文写得清新脱俗、平易自然，诗词同样造诣很高。《生查子·元夕》中“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和《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难怪苏轼那么骄傲的人，也得称他是“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

江西南丰人曾巩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他倡导“文以明道”，堪称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的“神助攻”，所写散文中庸平和，深得苏轼和欧阳修等人的称赞。曾经，欧阳修误将苏轼的考卷当成曾巩所写，足见曾巩的文才在欧阳修看来与苏轼相差无几。王安石更是称赞“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宋史·曾巩传》评价他的作品“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江西同为唐宋八大家的另外一人王安石，比欧阳修小十多岁，官做得比欧阳修还大，宋神宗熙宁三年，他官拜宰相，抵达人生仕途的巅峰。他虽然入仕时得到过欧阳修的提携，但两人治国的理念完全不同：王安石主张“变风俗，立法度”，强调国家主导经济、富国强兵，推行激进的青苗法与免役法；而欧阳修则倾向“宽简务实”，主张在现有制度框架内渐进改良，更注重民生安定与吏治整顿。两人虽然政见不同，对文学的理解却无限靠近。王安石同样是诗文革新运动的有力推手，他旗帜鲜明反对“西昆体”的浮华绮靡，提出“以适用为本”的文学主张，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尤其是他做宰相后，推动变法，通过科举改革引导文风转变，为北宋文学注入鲜明的经世精神。

能够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不仅有理论上的思考，更有创作实践上的有力支撑。他所写的一些诗词，至今仍然广为传诵——“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中国古代，自秦统一六国建立集权国家到民国结束帝制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对文人如此包容和厚待。赵匡胤建立大宋后，遗诏里明确“不可杀士大夫”，这相当于给了宋代文人以免死的“丹书铁券”。宋代士大夫在朝堂上没有什么恐惧感，他们可以面对皇帝直抒胸臆，表达自己治理国家与社会的见解。曾经，庐陵人胡铨反对宰相秦桧与金国乞和，写了一篇奏章给宋高宗，要求斩杀秦桧，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决绝，真是“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哪怕在流放期间，他还数次上书要求“斩桧”。这种事情放在其他朝代，胡铨估计早被诛杀了，他之所以活下来，只被流放，完全得益于大宋对文人的包容。有时候，文人言辞激烈，伤害了皇帝的自尊，也只是被贬官流放而已。宋朝被贬官的文人还真不少，但他们被贬后并不会陷入无尽的绝望，而是相信有一天皇帝心情一好，或者换了一个皇帝，自己又会重新被起用。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宋代官员对被贬有了很强的免疫力。苏轼因“乌台诗案”被人举报影射皇帝，这样的大罪足以让他掉脑袋，可朝廷也只是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其他朝代的文人被贬往往一蹶不振，宋代的文人被贬后往往迎来自己文学创作的春天。苏轼被贬黄州期间，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后来他越贬越远，由黄州贬到惠州再贬到儋州，贬到海岛上去了，可他内心并未绝望，否则也写不出“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这样旷达的诗来。读他被贬岭南的诗，非但看不到他的丧气，反而读到他在颠沛流离中捕捉到的生活的糖霜：“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两宋时期朝堂上的高官，往往也是著名的文人。这种政治精英与文化精英高度重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与唐代的世家大族垄断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源相比，宋代迈出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通过科举，让每个读书人都有实现阶层跃迁的机会。宋代的科举考试，基本取消了唐代的门第限制，面向全社会开放。为了防止拥有权力的人在考试中作弊，宋代的考试极为烦琐和严苛，不但有盲评，而且为免考官认出相熟考生的字迹，还专门请人对试卷进行誊录，目的就是让平民出身但才华卓著的读书人能够被选中，从而为国家服务。中国古代也只有宋朝把一个时代的精英都遴选出来了：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辛弃疾……如果不是这一政策，那么出身底层的范仲淹和家道中落的欧阳修不可能做到参知政事这样的高位。这些才华横溢的文人进入国家权力中枢后，还真是为维系政权殚精竭虑。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是他一个人的情怀，而是两宋许多士大夫的人生选择。

四

两宋的文人中，我比较喜欢江西修水籍的黄庭坚，喜欢他的才情，也喜欢他的洒脱与放荡不羁。原谅我用了“放荡不羁”这个略带贬义的成语，因为中规中矩的词，实在是不足以形容黄庭坚性格的豪放与不拘小节。他在任国子监教授时，上司主办宴席，请来官妓表演歌舞助兴，可那天黄庭坚心情不好，他正襟危坐，面无表情，如同泥塑。上司让官妓故意去他身边劝酒逗弄，黄庭坚突然起身，直接躺倒在宴会厅的草席上，伸开四肢，自称这是“吾乃道家所谓‘坐尸卧草’之态”，令在场的人极为尴尬。

黄庭坚小苏轼八九岁，三十四岁那年，他倾慕苏轼的才华，主动给苏轼写信，表示要投拜到苏轼门下。之前，苏轼已读过黄庭坚的诗作，并称其“超逸绝尘”。此后黄庭坚一直以苏轼弟子身份自居。两人虽然年龄有差距，但都才华横溢，可谓是亦师亦友，相处洒脱不拘，言语间常无禁忌。两人在诗书上都有极高造诣，苏轼曾调侃黄庭坚的书法“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反唇相讥说“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说完二人哈哈大笑。虽说二人相互调侃对方的书法，但黄庭坚的书法还真受到过苏轼的影响，只是两人性情不同，体现在书法上自然各有千秋。苏轼的字敦厚，字形左舒右紧，姿态横生；而黄庭坚的字个性更为鲜明，他的笔法奇崛，被称为“长枪大戟”，不讲什么规矩。黄庭坚的《青衣江题名卷》，笔力雄健，写得大气磅礴，残卷被国家图书馆列为“镇馆之宝”，看那大开大合的笔画，若不是酒酣之际，断然难以写出这种无所顾忌的字来。

唐人以诗傲世，宋人以词立名。但两宋的诗歌也不可小觑，尤其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甚大，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理论主张的诗歌流派。黄庭坚在诗学上师承杜甫，却又提出要“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后来有一大批诗人自觉追随黄庭坚的诗学理念，渐渐形成当时文坛上的一个流派。北宋末年，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首次系统列出以黄庭坚为首的二十五位诗人，并冠以“江西”之名，标志着江西诗派的正式确立。

黄庭坚不愧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其诗作影响甚大，有些句子被人们吟诵了上千年。在《寄黄几复》一诗中，他写道：“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喜欢古诗的人大都读过这两句，并为它唯美的意境沉醉。与同辈的诗人相比，黄庭坚的诗，气象要阔大得多：“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的朗阔，“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孤寂，“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的清醒。在北宋诗人中，黄庭坚是个有学识更有别见的人，他曾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足见他在文学上有自成一派的雄心。

雄心也好，洒脱不羁也罢，黄庭坚个体生命折射的，是整个国家的松弛与包容。黄庭坚与同他亦师亦友的苏轼一样，也多次被贬，涪州、黔州、戎州……戎州是今天的宜宾，黄庭坚被贬到那儿已是五十四岁了，却在人生暮年迎来创作的高峰期，短短两三年间，他创作了八十多首诗歌以及二十篇文赋，很难想象“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这样开阔的诗句是他被贬戎州时所写，而且他在戎州时所写的书法作品，无论是《诸上座帖》还是《青衣江题名卷》，仿佛以山为笔，蘸大江之水写就，洒脱自由，毫无牵绊。在古代中国，也只有两宋能够让文人落魄时仍不失气度与信心。

宋朝的文人可以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旷达，当然也可以表达他们的悲伤和哀怨。权相蔡京被贬，流放途中写下“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他不反省自己的过错，还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抱怨，不正是大宋的宽松与包容？范仲淹在做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时，领兵防御西夏，他在《渔家傲》里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朝代看，都不免有动摇军心的嫌疑。

唐代诗人追求宏阔的美学，哪怕写悲怆，也是巨大空间与漫长时间的悲怆：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王之涣的“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不难发现，唐代诗人喜欢的是宏大叙事，这与大唐的主旋律是匹配的，可我更喜欢宋代文人回到内心的方式，他们书写那种细小的感悟和发现，读上去更性情，也更真实。从那些往小处写的诗词中，我们能够看到诗人个体的存在。江西吉水人杨万里，不仅诗写得漂亮，还写得多，一生竟作诗两万余首，流传下来的有四千多首，堪称诗坛的劳模。他在《小池》中写道：“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样的诗，完全就是近景的特写，细腻、清晰，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样宏阔的表达形成极大的反差。

两宋是江西文人的高光时刻，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江西密集出现众多有影响力的诗文大家。中国历史经过唐代的大开大合与浓墨重彩后，到了宋朝变得婉约而细腻起来。如果说大红大绿的唐三彩代表了唐代的审美趣味，那么到了宋代，追求的则是青瓷“雨过天青”的素雅，那种艺术上的简约，是一个时代的自如、从容与返璞归真。

五

宋词情感细腻，大多婉约含蓄，然而当国家危难时，文人笔下的诗词却不乏金石之声，其行为更是让古往今来的众多武将汗颜。1275年，元军铁骑顺长江南下，大地卷起一股股狼烟，当南宋都城临安被围困，彼时的一介文人，南宋宝祐四年的状元郎文天祥当即在家乡招募义军勤王，他散尽家财，两个月内组织了一支万余人的抗元大军，临时组成的那支军队里，有农民、学子、窑工甚至僧人，他们聚集在文天祥的麾下，开始长达三年的殊死抵抗。哪怕是临安陷落，他们也没有放弃抗争，而是辗转福建、广东继续抗元，直至1278年冬天，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那是文天祥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在被押解北上的途中，也许他想起年少时在白鹭洲书院就读时，于欧阳修、胡铨、杨邦乂等吉州先贤画像前立下的“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的誓言。冬天大地一片萧瑟，愈往北走，气候愈发冷凉，目睹破碎的千里河山，他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诸多往事涌上心头。在路过零丁洋时，他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的千古绝句，让人们看到宋代文人身体里最为坚硬的骨头。

文天祥让人景仰的，还在于南宋灭国后，皇帝都投降了元军，文天祥仍然不降，哪怕面对元世祖忽必烈许诺的宰相高位，他也不为所动，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作为南宋后期的主战派，他在被俘后的表现无愧于“男儿”二字。据史料记载，他就义的那天，行刑前天昏地暗，狂风吹拂，刑场上飞沙走石。面对死亡，文天祥从容淡定，用自己的生命写就了人世难得的《正气歌》。数百年时光过去了，这首诗仍然在中国的大地上回荡：“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有如此众多的文人愿意为国家慷慨赴死。陆秀夫负帝投海，谢枋得绝食而亡，江万里携家人投水……在国家危难之时，这些文人舍生取义，展现出远超武将的勇气。上饶人谢枋得写下“义高便觉生堪舍，礼重方知死甚轻。南八男儿终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宁都人萧立之写下“西来无道路，南去亦尘沙。独立苍茫外，吾生何处家”。朝廷尊重他们，厚禄重养，给予他们足够的自由和思想的空间，他们感恩，“食君之禄，死君之难”便成为他们内心的坚定选择，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南宋是中国历史上士人殉国比例最高的时代。

从文学上来看，由北宋而南宋，江西文人的风头不减，他们佳作迭出，“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不过宋朝到了南宋这儿，气势已衰，然而正是北方强敌的步步紧逼，南宋诗人的笔下，比之北宋的同行竟多了几分硬朗和豪放，他们的诗作，构成了宋诗词硬朗的另一极。陆游写“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以看出宋代的诗词也并非一味婉约，该有血性的时候一样有血性。辛弃疾笔下更是充满男性的杀伐之气，“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说到血性的词作，还得数南宋的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很难想象这样大气磅礴又才华尽显的词出自一位武将之手，这只能说明在宋代，文人自不必说，武将也有极高的文学修养。在我看来，两宋创造了中国古代难得的全方位的文明。政治上宽松，不杀士大夫，也不搞株连；经济上商业繁荣，纸币“交子”出现，广州、泉州等港口“蕃商云集”，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文学上，宋词与唐诗双峰并峙，大家辈出……哪怕只是江西一地，也是人才辈出，仅从文学的角度，除了以上提到诸位，还可罗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写下“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的曾巩，写下“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的姜夔（祖籍鄱阳），写下“痛饮从来别有肠，酒酣落笔扫沧浪”的胡铨。包括祖籍婺源的朱熹，一定也是得益于祖先的荫庇和江西这片土地的滋养，才能写下“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样隽永的诗句。

两宋是文学的高光时代，产生了能与唐诗高峰并峙的宋词。在那些有关家国情怀、离愁别绪、人生感慨乃至市井风情和自然山水的书写里，江西文人留下太多的传世书写，可以说两宋文学史，江右半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