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专栏《〈天津文学〉创刊70周年纪念》，本期刊发《天津文学》原主编张映勤的回忆散文《守望文学，无悔流年——写在〈天津文学〉创刊七十周年之际》及曾在《天津文学》任编辑的评论家黄桂元的文章《那些岁月的文学表情》。《守望文学，无悔流年》深情地回望了作者在《天津文学》主持工作近二十年的经历，尽显一位编辑前辈敬业、诚恳、谦逊、深情的文学品格；《那些岁月的文学表情》则以作者的创作经历为起点，生动地呈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编辑部那些颇具实力又各有性格的编辑群像。

那些岁月的文学表情

 //黄桂元 

《天津文学》经几代人的经营，七秩弦歌不辍，刊事未歇，以微光温暖一方津门文学净土，如今已成为影响力跨越地域的文化品牌，绝非偶然。从初创拓荒，动荡复苏，探索革新，到接力赓续，薪火相传，自成风骨。七秩芳华，文脉绵长，从来不是简单的岁月叠加与期数累积，如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凝结了几代编辑家的心血结晶。

刊物的源头，可追溯到遥远的1956年。创刊定名为《新港》，并不时尚，却真正是名家坐镇，群贤毕至，编委阵容强大。翻开创刊号目录，便是一道旧时风景，艾青、方纪、王愿坚、林斤澜、沙鸥、蔡其矫、鲍昌（用的是笔名）、李希凡、蓝翎、刘绍棠、林希等作家悉数亮相。此后物换星移，数次易名，从《新港》到《天津文艺》《小说导报》，从《天津文学》到《青春阅读》，兜兜转转，起起伏伏，最终定格于《天津文学》。

《天津文学》已经七十岁了，这个事实，最初使我略感恍惚。其中的缘由，并非我曾在这里供职两年那么简单。

我常常提及1976年，不厌其烦，反复强调，因为那实在是绕不过去的命运节点。若只看纸面履历，我与刊物的结缘始于此年2月，若更早溯源，应该是在1974年秋季。这之前，我在河北某空军雷达团指挥连服役，十六七岁开始动笔，把如今已不堪卒读的语句，分行排列，四处乱投。在封闭的军营，我对报刊没有概念，也不清楚编辑为何物，以为稿子变成铅字，不过是转给印刷厂的一道工序。

我“盲投”的对象大体有两类：一是军内《空军报》《战友报》等，一是地方报刊，如《石家庄日报》《河北文艺》等，署名前缀为“战士”两字，是那个年代的署名标配，我也乐在其中。

只有两次例外，都与天津有关。

1974年秋，我写了一首近两百行的诗，没敢投给《解放军文艺》。在我眼里，那是一座巍峨大山，上面立着李瑛、峭岩、叶文福、张永枚、韩作荣、石祥、乔良诸位诗人，我难以望其项背。倒是闪过把稿子投给《河北文艺》的念头。在某个石家庄诗友张罗的小聚场合，我领略过尧山壁的“酒徒”风采，他把白酒当白开水喝，完全无感，看着吓人。当时他是诗歌编辑，成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是多年以后的事。在河北服役，我总有“他乡”之感，那阵刚读过《天津文艺》试刊号，对蒋子龙小说《三个起重工》印象深刻，便不再犹豫，把稿子寄到天津。诗取材于军队干校生活，内附短言，没有涉及个人情况，加之部队番号不大容易使人觉出作者与天津有何瓜葛。稿子寄去近三个月，石沉大海，我已不抱希望。春节前，意外接到一封短信，两行字：“稿子收到，拟发本刊1975年第3期。”没有落款。刊物寄来，题目由原来的《老师长》，改成《征途万里》，占三个页码，名字前缀不再是“战士”“解放军某部”。不久，又接到一封短信，告知：“此诗已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电台配乐朗诵。”也是两行，没有落款。我身边诗友透露，那诗的责编是肖文苑，我记住了这个名字，却与刊物再无联系。

1975年国庆节前，我给《天津日报》寄了篇应时散文，题为《火的颂歌》，没几天即在副刊头题发表，没有前缀，只署了本名，这还是第一次。样报寄来，连信都省了。如此惜墨如金，我曾有疑惑。后来我也当了编辑，方知此乃报刊常态。

接下来便是1976年。2月，我复员回津，在家等待河西区复员军人“安置办”的分配通知。我是学生兵，通常会被分在工厂企业，很少例外。那时的中学生，与以往上山下乡的“老三届”知青相比，进工厂已属幸运儿。事实上，我对工厂生活一直怀有好感。中学时，读过上海作家艾明之写的长篇小说《火种》，那书的外表破旧不堪，里面的世界却吸引了我。其间的殷玉花是纺织厂女工，恬静、善良、温顺，与船厂工运领袖柳金松相亲相随，同悲同欢，场景生动，令人遐想。脱下军装当工人，我有思想准备，接下来，是进国营大厂，还是集体小厂，就看运气了。我家对面是人民印刷厂，过去叫“五四三厂”，是专业印钞厂，我姐就在那里上班。厂区环境优越，彼此称呼也特别，不叫师傅叫老师，常有厂里的清秀小师妹来家串门，她们在一起聊天，声如银铃，活泼可人。我暗想，能分到这家工厂也不错。

等分配的日子闲得无聊，那天不知动了哪根神经，我去了四川路8号——在市文化局后院，靠东标着四川路8号，西临新华路口。夹在中间的那座三层洋楼，据说在民国时期是兵役局，有数十间房间，拨出七八间给了《新港》最初的编辑团队。上二楼编辑部，怯生生敲开诗歌组的房间，诗歌组长、后为副主编的陈茂欣正低头看稿，听了我自报姓名，腾地站起身，一脸惊讶，打量着还是一脸“婴儿肥”的我，估计他以为这位“解放军某部”的黄桂元，大小也该是位连排级军官吧。

1976年，《天津文学》刚交二十岁，接纳了同样二十岁的我。老楼老屋，陈设简单，布局规整，几张漆皮斑驳的办公桌对脸摆放。几个旧式木质文件柜靠墙而立，里面码放着历年合订本、手写原稿、读者来信，泛黄的纸页层层堆叠，显露出那个“手工年代”特有的朴素与谨慎。那时没有电脑排版，没有网络传稿，天南海北的稿件，全靠一封封平信邮寄而来，不足十天半个月，便是厚厚一摞。

那时《新港》原班人马编辑的《天津文艺》归天津市文化局创作评论室（简称创评室）主管，除了编辑部，还下设文学组、评论组、戏剧组、美术组。后来知道，这些部门分别属于过往年月的文联和作协前身。被大家称为“老万”的万力是“老延安”，与贺敬之、朱寨是鲁艺同学，当年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头题位置发过短篇小说《我的自传是怎样写成的》，抗战后期至解放战争初期，一直是中原部队的随军记者，有《万力文集》（上下卷）出版。还记得市委组织下乡支农，“老万”派我这个小单身去，行前，他脸上的皱纹绽放着，拍着我的肩膀道：“小黄，这次代表创评室，好好干！”副主编阿凤，人称“阿大爷”，一天笑眯眯地问我：“想不想见孙犁？”我喜出望外，便随之去孙犁先生在多伦道216号的旧居拜访。落座后，先生眼神朦胧，若有所思，只简单问了几句。我穿了一身军装，面容稚嫩。此后，也是副主编的沈金梅再次带我去见他，孙犁先生仍目光凝然，话语不多，我在一旁只做虔诚的听客。

小说组有刘品青、张少敏、谭成健、詹岱尔等，中文科班出身，风华正茂，活力四射，我常去那里，喜欢听他们就文学问题各抒己见。同楼隔层，便是创评室下辖的评论组，滕云、刘家鸣、张圣康几位先生，读书广博，学养深厚。滕云曾任文联理研室主任、天津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和《天津日报》副总编辑，兼任华中师范大学、郑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的特约研究员、客座教授。刘家鸣、张圣康后调入我的母校南开大学，在中文系带研究生。我这个文学“小白”，正是在这个书香氛围中，知道了一些世界文豪的大名和代表作。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觉间，我不再是一张白纸。我在恢复全国高考的那一年，报考南开大学，基础薄弱，数学更是无望，借助在编辑部的书香熏陶，趔趄上岸，不是命运之神的眷顾，又能是什么？

诗歌组的两大支柱人物——陈茂欣与肖文苑，都已四十开外，其性格反差鲜明：前者喜动，似激流，心里藏不住事；后者喜静，如山坳，一切尽在不言中。两人审美观也是截然有别，却刚柔互补，相安无事。

在我进编辑部这件事上，陈茂欣不仅是促成者，更是最初的推动者，我一直对他怀有感恩。一度我甚至认为，如果那次去四川路8号，见到的不是陈茂欣而是肖文苑，以肖文苑的淡然性格，肯定不会有后续的故事。若干年后，我又忽然悟到，假如没有肖文苑从一堆自投稿中发现我的诗，并推荐送审，为我的未来做了铺垫，后续的故事无从谈起。而且不止于此，河西区“安置办”属于机关单位，与市文化局并无交集，鉴于此，陈茂欣还让我和他们都想办法，双管齐下，以便让“安置办”顺利放人。河西区委最初并不打算放行，打算把我留下写公文材料，调动一时受阻，还是肖文苑的夫人找到负责人晓之以理，最终把我的档案关系转到市文化局。这些内情周折，在我们对桌而坐的两年中，肖文苑只字未提。我其实也从人事那里有所耳闻，却少不更事，并未上心，从不曾表达过半句谢意，于今想来，深感内疚。陈、肖二师，皆为贵人。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对肖文苑道出感恩心声。

陈茂欣毕业于河北大学，早年供职于百花文艺出版社，影响一时的李瑛诗集《花的原野》，他是责编。陈茂欣最初只满足于为他人作嫁衣裳，一旦发现好稿子，像喝高了一般满脸通红，大呼小叫。我离开编辑部后，意外听说他迷上写诗，敏感多思，勤奋多产，一发而不可收，连续推出《白果树》《孕雪》《苦夏》《负重的太阳》《雾秋》《情感的表现方式》等多部诗集，令人惊讶。他没有中断与我的联系。1987年春夏之交，《天津文学》开启《我的世纪风》诗歌专栏，每月推出一位中青年诗人的组诗力作，并配以千字短评造势。那时我还在市委宣传部埋首公文，陈茂欣兴冲冲打来电话，给我布置了写诗评的任务，题为《诗歌漫笔》，跨年度一连发了十六期，自诩珠联璧合，影响超出天津诗界。

肖文苑是个深藏不露的沉默存在，平时与世无争。我与他坐对桌，发现他的案头摆着一部厚厚的《辞海》，翻阅不停，我不禁好奇，却未深想。午休时，别屋同事大摆棋阵，楼道乒乓球激战正酣，肖文苑顾自翻阅辞书，如入无人之境。遇不同观点，他从不与对方争辩，看对方一眼，转身走开。当年在编辑部，他常以“文苑”笔名，写些民歌体的新诗给刊物，陈茂欣未必欣赏，却爽快签发。一次他读李瑛诗稿，忽然停下来，手指其中的句子，看着我，用粤味普通话道：“‘于是’这两个字，也能入诗？不知阁下怎么看，我搞不懂。”然后收回目光，低头继续看稿。我暗惊，李瑛写诗不拘一格，风格硬朗而不失缠绵，在众多军旅诗人心中，都是偶像级存在。无论句式、味道和腔调，在很多诗人的身上都能或多或少看出李瑛的影子。肖文苑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论文《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曾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唐诗研究论文集》。许多年后，我读到肖文苑大量遗作，才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很明显，他的笔墨韵味，遵循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审美范式与路径，与李瑛诗中的文学表达判然有别。

有趣的是，肖文苑的作品，却并未被西方汉学界排斥，反而备受青睐。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集》的英文读本教科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推出，其主编和翻译者乃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书一经问世，即为北美汉学界关注。其中，1976年以来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散文作品，仅有四位作家在列，除巴金、董桥和著名翻译家文洁若之外，还有一位被汉语拼音标注名为“xiao wenyuan”的作家，以散文《离奇的抢劫》入选，此君何方人士，是个问号。经青年学者朱航满的寻踪查询，谜底揭开，作者是肖文苑，其散文原题《一件离奇的盗窃案》，刊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11期。遗憾的是，这一切，本人生前无缘知晓。

陈、肖二师的作品评论，我都写过。陈茂欣的诗评，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他生前读过。肖文苑的书评，我先后发表过四篇，斯时作者已逝。两位老师同于2002年辞世，享寿均未过七十门槛，每每念及，感叹不已。

办公室里还有一位音乐曲艺编辑，名叫郭兆胜，年长我不到十岁。他的白净脸有股文雅之气，说话慢条斯理，对一些歌唱家演唱风格如数家珍，常有不俗见解，透着自信。提起吕文科、何纪光、马国光，认为他们都属于天生的“怪嗓儿”，还有郭兰英、朱逢博、胡松华、马玉涛、李双江的声音，不用报幕，一听便知。仅仅是随意谈吐，就使人获益。我离开编辑部后，他也调入市群艺馆，此后再没见面。

在这里，话题还是回到我的两年《天津文艺》岁月。1977年冬，我有幸赶上了国家高考制度的恢复。我能够“捡漏”，说好听点儿，叫“美梦成真”，还是得益于在编辑部的两载积淀。都说人是环境的产物，若按“学生兵”的正常分配，进某家工厂，由学徒起步，掌握一门工种，熬上几级工，经年累月，按部就班，重复着每天“三班倒”的单调循环，尽头一眼可见。我的战友中，有的一直没有转业，按政策，干满8年回厂便可享受三级工待遇，可见工厂涨级之艰难且漫长。假如没有那两年编辑日子做铺垫，我考入南开中文系“七七级”的概率几乎为零。后面发生的一切，自然无从谈起。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本是带工资上学，毕业归处，最初有“哪儿来哪儿去”的政策说法。原以为山水常在，相逢有期，我的暂离不是挥别而去，终究会落叶归根。可叹事实并非这样，但命运之神，戏剧性地将我人生的起点和落点加以整合，归为一体。毕业后的半生岁月，我的工作范畴从不曾真正离开过津门文学沃土。这意味着，《天津文学》之于我，并非短暂的人生驿站，而是血脉相连的文学原乡，魅力恒久的精神家园。这也是我的幸运。

【作者简介：黄桂元，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一级作家。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第八届、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曾获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等，已出版长篇小说、文学评论集、散文随笔集、长篇纪实等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