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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在万籁俱寂的夜晚，苏轼漫步于竹林古木之间。说是一种惬意，一种寂静的高远，或者是一种享受，那是后人美好的表述。这样孤寂的时光，偶尔为之，是美，是享受，但如果长时间地孤寂，以致了无生息，那么寂静还是美，还是享受吗？通常而言，孤寂就是冷，是无奈，甚至是折磨。当然，或许苏轼有高远的境界，有寂寞的忍耐。在经历了命运的劫难后，孤寂也就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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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集团闹得很不愉快，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请求外放，后任杭州通判，接着又知密州、徐州、湖州，过了一段充实的为官岁月。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逮京城，下御史台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囚于狱中。乌台狱，因乌鸦栖宿而得名，时御史府衙后院，辟出专门院落，关押朝廷命官。院落有参天古柏，终年浓荫蔽日，加之树上又常年有乌鸦筑巢，晨去暮归，阴森恐怖。入御史台监狱，面对潮湿阴暗的四壁，苏轼有无毛骨悚然、心惊肉跳已无从考证了，但其清冷静寂是可想而知的。“举动触四壁。幽幽百尺井，仰天无一席。”（《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后来有部电视剧《康熙王朝》，播出康熙将姚启圣关押在监狱中，禁止任何人跟他说话，他被关押一阵子就受不了。无人言语，寂静空了，苏轼被关押于乌台狱，无人与他交谈，他只能面壁枯坐，竟对着狭小窗外的树枝苦吟。“谁言霜雪苦，生意殊未足。坐待春风至，飞英覆空屋。”（《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榆》）“栖鸦寒不去，哀叫饥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槐》）饥寒、孤寂，“幽囚无与乐”。这样的时光定是一种身心的折磨。苏轼从高光处来，在京城时，鲜花掌声不断，被以国士待之，仕杭州等地方，也高朋满座，颇有政绩。没想到突然以“语涉讥讪”而锒铛入狱。这前后的处境、落差，以及孤寂清冷的乌台狱，让人有如坠入深渊之感。

苏轼在乌台狱前后4个月又12天。其间他除了被提审外，大多时光是在孤寂中度过的。风雪的长夜望不到黎明，昏暗的白天照不到阳光。在这无助、孤独的煎熬中，苏轼想到了死亡，他感觉自己可能死于狱中，于是，写了诗作，以遗弟弟苏辙。“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一》）“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其二》）

好在苏轼熬过来了。他以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得以出狱。出狱正逢岁末除夕，多少有点家庭欢聚之意。但过了一天，苏轼只能背起行囊，被御史台衙役押着前往黄州安置。严寒的冬月，苏轼过陈州，到蔡州，度关山，抵麻城，再向陌生的黄州进发。“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岐亭五首·其一》）黄州并不算远，可惜就是没有朋友。苏轼到黄州后，无处落脚，求得定惠院暂住，并与和尚一同用斋。寺院的生活冷清，苏轼白天昏睡，晚上起来在院中独步，“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幽人无事不出门，偶逐东风转良夜。”（《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寂寞阵阵，苏轼在万籁俱寂的夜晚，漫步于修竹古木之间，遥望浩瀚的星空，参悟人之渺小；节日里家家团聚，而他却只能与月光共孤独，思亲惆怅涌心头。他与树木竹林独语，与花草月亮窃语，在山间寻寺观山，在江畔问水远眺。像苏轼这样喜于交友的人，孤寂对他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据祝勇《在故宫寻找苏东坡》载：苏轼初到黄州，寂寞难耐，曾追着渔父、樵夫、商贩谈天说笑，偶尔碰上不善言辞的人，无话可说，他就央告人家给他讲个鬼故事。那人或许还要推辞，摇头说：“没有鬼故事。”苏轼则说：“瞎编一个也行！”其寂寞之极可谓淋漓尽致。

人是群居动物，谁人愿意孤单寂寞呢？但命运的摆布让苏轼跌入孤寂的海洋，让他对孤寂有了切肤之痛的感受。在无奈的折磨中，他接受了孤独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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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贬谪黄州，子迈同行，多少打发了他的寂寞与无助。到黄州后，有弟苏辙送家人来，甚是欢喜，也算是团聚了。后还有挚友辩才、参寥和尚从杭州遣人前来问候，黄州本地，也渐渐结交了些友人，比如酒税监乐京，侨寓武昌车湖的同乡王齐愈（文甫）、齐万（子辩）兄弟，还有市井之友古耕道、郭遘等。但在娱乐生活贫乏的古代，无聊寂寞占了大多数时候，尤其是对于苏轼这样一个被贬的官员来说更是如此。但在接受孤单寂寞后，充满精神韧性的苏轼，开始享受起这孤单寂寞了。

首先，苏轼在寂寥的时光中，选择了参禅静坐，并渐渐走进了佛门世界。孤寂冷清一直是佛门净地的代名词。一个修行高深的僧人，耐得住寂寞是其基本功。苏轼的参禅静坐虽然达不到高僧的境界，但也是“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安国寺记》），后来苏轼更是以“居士”自居，东坡居士由此而得名。在寂寥中悟道参禅，在孤单中作僧佛话耳，苏轼在佛门世界中得到了解脱，也享受了佛门世界的孤寂，甚至因此而走进了佛门世界的博大精深，成就了别样的自我。

其次，苏轼在孤寂的时光中，享受了山水，享受了孤寂的境界，创作出一些高峰佳作。“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赤壁赋》）幽静的夜晚，明月高照，万物寂静，苏轼却兴至泛舟赤壁，观乔木苍然、云涛际天，体悟这万籁俱寂的美妙，享受这抱月的悲风。

月，向来是文人骚客抒发寂寞情愫的意象，贬谪黄州时，苏轼常月夜而出，享受月的高洁、辽远、寂静。“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来初匀。”（《石芝》）但苏轼也知道，江月自在心田，终不羡人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念奴娇·赤壁怀古》）原本素月清冷的孤寂，苏轼却写出了宏大的气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是他高远心境的写照，也是他享受寂寞的别样体悟。人生渺小，山水悠悠，江月永恒。“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赤壁赋》）。

花草树木，苏轼寂寞时常沉醉其中。寓居定惠院时，见满山杂花，有海棠一株，甚喜。“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士人不知贵也》）观花听雨，独解风情，打发了多少寂寞时光。苏轼初到黄州，诗作中常有花草、雨雾、飞鸟。“仰看落蕊收松粉，俯见新芽摘杞丛。”（《次韵乐著作野步》）“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其一》）“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鹳鹤来何处，号鸣满夕阳。”（《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其二》）“酒醒何所见，金粉抱青子。千花与百草，共尽无妍鄙。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雨中看牡丹三首·其三》）“坐看鸥鸟没，梦逐麇麚走。”（《游武昌寒溪西山寺》）这些自然之景之物，让苏轼陶冶其中，享受其中。

再次，苏轼于寂静中沉浸文学艺术，在读书、吟诗作画的世界里，不断丰富了文学艺术造诣。苏轼在黄州时词作最多，且质量上乘。据谭新红编著《苏轼词全集》载，苏轼在黄州期间有词作81首，占他全部词作348首的23.3%，近四分之一。一些广为流传的名篇也创作于这一期间，比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定风波（莫听穿竹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等。除了诗词创作外，苏轼在黄州攻《论语》等，并于元丰四年（1081）冬写成《论语说》，“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恐了得《论语》《书》《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与滕达道书》）除读书写作外，苏轼在黄州期间对书画更是兴趣得很。苏轼的竹画自成门类，在中国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书法作品也风骨傲然，“无意于佳乃佳”达到一种境界。

“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从孤寂的境遇中，感悟寂静的美妙，沉浸于孤独的美好，并从孤寂中享受时光，陶冶自我，提升自我。当然，打发寂寞时光的方式很多，苏轼在黄州期间，从定惠院到林皋亭，再到雪堂的建造等，都花费了他不少时光，特别是东坡的开垦、种植等，更是他充实自我的具体行动。“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体悟了孤独，享受了孤独，一切都变得清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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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写出了圣贤的悲凉。要想成为圣贤者，寂寞是少不了的。当然，留名未必是饮者。苏轼是文人、官员，绝对称得上圣贤者。他也饮酒，甚至还自己酿酒，但他的留名却不是因为饮者。我以为，苏轼的留名是多方位的。按照林语堂的说法，苏轼是“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林语堂《苏东坡传》）。

这样一个人物，他自然也是孤独的、寂寞的。但他的孤单寂寞从接受到享受，再到“出走”，使他的人生得以辽阔、高远。乌台诗案，在无助中，他接受孤寂。贬谪黄州，他从孤寂中，学会乐在其中，学会享受孤单，成就了他的文学艺术等。但人如果只沉浸在享受之中是很难有更大成就的。我以为，黄州之后的苏轼，特别是位居朝廷重臣后再次被贬，流放惠州、儋州后，孤寂再次包围了他。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在无助的更为孤寂的岁月中，他“出走”，做出了一番作为，留下了他与众不同的美名，可谓“惟有民者留其名”。

元丰八年（1085），苏轼复官朝奉郎，八月，除知登州。十月，名为礼部员外郎，寻迁起居舍人。越明年正月，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殿，改赐银绯。又迁中书舍人。至八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主馆职试。元祐二年（1087），命兼侍读，一心想将自己的学识、理想传于幼主哲宗。然陷于党争，为言官围攻，累章乞求外放。至元祐四年（1089）四月外放知杭州。在杭州期间政绩颇显，治六井，开西湖，建南北长堤等。后又知颍州、扬州。至元祐七年（1092）九月，以兵部尚书兼侍读回朝，寻除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然朝局再次生变，有“历史问题”的苏轼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绍圣元年（1094），已经59岁的苏轼携幼子过、侍妾朝云跋涉度岭，于当年十月抵惠州，寓居嘉祐寺。

苏轼从元丰八年（1085）回朝，在京都时光，虽然职位不高，但担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等职，负责皇帝的起居生活，也算忙碌，后又迁侍读，那职位自然重要，也繁忙。这段时间，寂寞应该是谈不上的。后外放知杭州。到地方工作，苏轼体察民情，访贫问苦，修水利，谋民生，断公务，忙得不亦乐乎。元祐七年（1092）再度回朝，职位更是显赫，也自然无所谓寂寞。但随后从高位上被贬，而且流放得更远，直接到了南蛮荒芜之地岭南。时，流放岭南，是对官员的重大处罚。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过大庾岭》）流放惠州，苏轼难免悲凉袭身，想来这把年纪了，还要经历如此劫难。但皇命难违，宦海沉浮也是常有的事。好在有子和妾陪同，到惠州后，与太守詹范又算投契，加上还有王原、赖仙芝等友人前来探望、拜访，多少打发了他的无助与寂寞。“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此时的苏轼随着岁月的推移，早已看透人生，对个人的境遇、苦难，已没有什么抱怨了，他从寂寥困顿的环境里开启了另外的人生追求。

时，惠州偏僻落后。苏轼在江边郊野，常见有死者枯骨，任凭日晒雨淋，无人掩埋，为之恻隐。于是，苏轼就找詹范商议，筹措经费，收拾枯骨，造为丛冢。安葬时，苏轼作《惠州祭枯骨文》：“尔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则民，皆吾赤子……是用一新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伤残，蝼蚁穿穴。但为丛冢，罕致全躯。幸杂居而靡争，义同兄弟；或解脱而无恋，超生人天。”对他人、对亡者如此悲悯，佛慈心善，为百姓所铭记。

修路建桥、开渠灌溉，似乎是古代地方官员的主要施政项目。苏轼以宁远军节度副使流放惠州。宁远军节度副使是个什么职务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宁远军在唐时就有了，治容州（今广西玉林容县）。至宋时，宁远军地位已下降，为容州下辖的县级“军”。宋时，“节度副使”往往成为安置犯了错误的官员的虚衔。宁远军，本在广西，但苏轼却被安排在广东惠州安置，有点玩你的味道。苏轼惠州安置，还“不得签书公事”，也就是让你完全不用管事，让你完全靠边站。但就是在这样的逆境中，苏轼还是履行了一个地方官员的职责。时惠州东西两岸来往不便，有简陋的竹浮桥通行。苏轼建议改用船桥，以四十舟联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以渡行人。州西有长桥，屡建屡坏。苏轼筹措经费，大力改造。两桥落成，百姓欢欣鼓舞。苏轼的寂寞在这一桩桩事务中消失了。“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两桥诗·西新桥》）

时，惠州乃瘴毒之地，瘴疠病人尤多，但苦于无药可施。原本喜于合药的苏轼立即搜购药材，合药施舍。“治瘴止用姜、葱、豉三物，浓煮呷，无不效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无黑豆。闻五羊颇有，乞为致三石，得为作豉，散饮疾者，不罪，不罪。”（《与王敏仲书》）后苏轼在白鹤峰上建造住宅，其屋后小院便种上各种药材，自制药丸等，供百姓使用。学者李一冰在《苏东坡新传》中有段记载：“苏轼在惠州，只是个垮台的罪官，贫穷的异乡人，应该自顾不暇。他却倾出满怀热情，凡是有益于人的事，只要力所能做，无不立刻伸出手来，尽力而为。”这或许是对苏轼于孤寂中“出走”的最好诠释。

从绍圣元年（1094）至绍圣四年（1097），苏轼在惠州度过了一段既孤单又充实的时光。绍圣四年（1097）四月，得令再贬，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原本以为到岭南惠州得以终老一生了，没想到还要被抛到海外，来到更为荒芜的琼州。那时的海南孤悬海外，几乎未开化，鲜有官员抵达。苏轼与家人道别时，阵阵凄凉。子孙齐集江边痛哭，以为此去定是诀别。“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与王敏仲八首·之一》）

苏轼到昌化，寂寞再次袭击着他。除了子迈外，无一熟人。与当地土著人语言不通，无法交流，只能过着“杜门默坐”（与张逢六首·其二》）、“日就灰槁”（《与张逢六首·其三》）的生活，甚至春色都无法到达，“此岛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与张逢六首·其五》）。岛上居者不多，苏轼见人甚至都难，“海州穷独，见人即喜”（《与周文之》），可谓“百物皆无”，其孤单寂寞难以形容。

在这样孤寂的生活里，坚韧不拔的苏轼再次选择了“出走”，从寂寥中走出来，走向广袤的大地，走向民间。在儋州，苏轼让友人郑嘉会从惠州寄些书来，依然设法读书写作，在困境中尤与陶渊明有了强烈共鸣，写作了大量“和陶渊明”的作品。另者，儋州医疗条件较惠州更差，病者基本无药医治。苏轼再次走向田间，借助自己的医药知识，寻觅草药，研制药方，以解病者之痛。

时海南岛四面环海，淡水资源匮乏。苏轼抵儋后，发现这里的百姓饮水困难，便指导百姓们凿泉挖井，开发地下淡水资源。其《泂酌亭（并序）》载，当时琼山郡东虽然泉水较多，但“皆冽而不食”，不宜饮用。苏轼在郡城的东北角寻得双泉，可取水饮用。除了开凿双泉，苏轼还指导百姓挖井取水。民国《儋县志》载“坡井在儋城西南，坡口泉四时不竭。传云公所凿。尝夜与诸生王霄携瓢汲水于此，因名坡井”。

生活能手的苏轼，给未开化的琼州带来了新鲜的、先进的生活。苏轼的海南之功，除了秉承他一贯的韧性，从寂寞中寻得生路外，其学识素养，更是为未开化的海南带来了一股清风，奠定了而后海南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琼州三年，苏轼倾心著书立说，续写完成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3部经学著作，撰写文章160多篇，创作诗歌170多首，这些诗词之作，带动了海南文化氛围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苏轼亲建学堂，亲自辅导学生，是公认的海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者。“宋朝一日攻朋党，儋耳千秋得太师。”（陈烺《重修东坡书院有感》）

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辟南荒之诗境也。这是儋州之福，是海南之福。在苏轼的带动下，有琼州人姜唐佐成为海南本土的第一个举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苏辙《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东坡不幸海南幸。”一个人的不幸、一个人的孤寂带来了繁花，带来了而后的欣欣向荣，这是苏轼的伟大与不朽。

元符三年（1100），苏轼得赦北归，结束了他漂泊、孤寂的生活。“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孤寂的苏轼对自己的这段评价恰到好处。苏轼从高处来，跌入低谷，在低谷中挣扎，清冷孤寂阵阵袭来。苏轼在无助、痛苦中接受了寂寞，接着学会享受寂寞，在寂寞中浇灌自我，成就自我，最后在惠州、儋州更是从寂寞中“出走”，走向百姓的心田，走向百姓的未来。寂寞本常态，苏轼的清雅、高远、辽阔就在于他从寂寞中窥视了万物，又从寂寞中升华了思想，实践了为官者为民之情怀，为文者教化之情怀。这些都当为我们后人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