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引   言

额济纳古老而辽阔，苍茫而神奇。

站在高高的宝日乌拉山上，举目眺望，那点点的苍翠是绿洲，那片片的幽蓝是湖泊，那条条纵横的蓝线一定是河流了。远处是寂静的戈壁，更远的地方是茫茫无际的沙海。黄沙、蓝天、白云构成了一片辽阔奇美的大漠景色。

在这片生机勃勃、神奇壮美的大地上，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她的非凡、神圣和伟大：

在额济纳，中国第一枚地地导弹发射成功；

在额济纳，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导弹发射成功；

在额济纳，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入太空；

在额济纳，中国首位实现飞天梦的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升空；

…………

因为航天人的英勇奋斗、额济纳人民的无私奉献和全国军民的大力支持，我们今天才能自豪地仰望星空，实现九天揽月，探索宇宙奥秘，开发太空新天地。

“最好牧场为航天”，1958年5月至9月，额济纳牧民在短短的4个月时间里，搬出世代居住的家园，扶老携幼，驾着勒勒车，赶着骆驼和羊群，唱着歌迁往新的牧场。

在额济纳旗档案馆，我们看到时任巴彦淖尔盟委书记巴图巴根写给盟委《关于额济纳旗部分牧民搬家移牧工作情况的报告》，里面清清楚楚地记载道：搬家移牧的有两个苏木的党、政、事、企业等单位，以及260户1112位牧民，搬迁人口占全旗人口的30.28%；大小牲畜7万多头（只），占全旗牲畜数量的52.96%；牧民让出放牧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占全旗牧区面积的三分之二。

航天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是国家的机密，额济纳旗的牧民为祖国航天事业无私奉献，也守口如瓶，无论老幼，没有一个泄露国家机密的。

直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才开始逐步解密，我们这才知道，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在额济纳旗境内，东风航天城就在宝日乌拉山下。

十万大军战戈壁，几代科学家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东风系列”“神舟飞船”“人造卫星”，中国航天梦一幕幕地映现在我们的眼前。今天，我们将这些写出来，请你们，还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走进美丽的额济纳，走进苍天般的阿拉善，去认识那些可爱、可敬的牧民和航天人，去触摸一颗颗热血赤诚、无怨无悔的爱国心。

240千米的通天路

1958年5月，一列军车呼啸着直奔西北，军列上坐着铁道兵第十师6300多名官兵。飞奔很久的军列缓缓停下，官兵们纷纷走出来。他们跺跺麻木的脚，扭扭僵硬的腰身，抬头看向天空，天是湛蓝的，没有一丝云彩。他们的目光又落到地上，草原苍凉旷远，洪荒茫茫。近处，是一个只有几间房子的小站，前面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清水”。

“清水，火车站？”一位河南兵问班长，“这是什么地方？”

班长是个老兵，警惕性高，立即提醒他：“不要多问，我们在执行保密任务。”

河南兵吐吐舌头，再不敢问了。他想起上车前寄出的家信，信中告诉亲人，他们要去执行秘密任务，但在什么地方、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家都没跟家人说，只对家人说放心，不要惦念。

铁道兵修建的“清绿线”（起于兰新铁路清水站，向北至额济纳旗绿园站）全长240千米，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生命线。240千米，听起来并不太长，但在清水和绿园之间，地理条件复杂，有山，有河，有荒漠，施工难度比想象的要大。这里风沙漫天，修一段就会被风沙埋半截。战士们在缺少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硬是靠挥锹抡镐，顶着风沙烈日，将铁轨一米一米地铺向前方，创造了边勘测、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神话。

老兵告诉我们：施工最怕刮旋风。旋风一来，就把帐篷连根拔起，里面的东西全部被风卷走。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看到要刮旋风了，几个战士就躺在地上，牢牢拽住帐篷上的绳子，用身体吊住帐篷。吃饭也是问题，一张口，沙子就往嘴里灌，常常是一口饭半口沙。后来有人也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大家围在一起，用手撩起衣服挡风沙，埋头狼吞虎咽，快速把饭吃完。有时饭菜还没咽下，就上工地接着干活儿了。

旋风一来，上顶天，下立地，像一根黑柱子，打着旋儿在地上移动。大家躲避不及，旋风卷起的石子劈头盖脸而来，砂石还会击碎汽车的玻璃、摧垮刚刚修好的路基。大风过后，路基上堆起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沙包，钢轨、枕木、施工工具全被埋了起来。旋风不仅给施工带来很多麻烦，还常常造成人员伤亡。

铁道兵的生活艰苦、劳累、孤独、寂寞，“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这一干就是4年。

铁道兵凭着战天斗地的顽强意志，冒风寒，饿肚子，开挖土石方247万立方米，建设桥梁665米，掘开涵渠644米，搭建房屋2.5万平方米，于1959年4月27日铺通全线。1960年1月16日，正式移交给东风导弹发射试验靶场。

东风导弹发射试验靶场运营的这条通天路，全长240千米，设有43个火车站。站长、火车司机、列车员、养路工全是军人或是军工人，他们被称为中国最后的铁道兵。在这条通天路上，“特运专列”运输导弹、飞船、卫星和特种燃料、推进器，还有试验设备、仪器等。

这条通天路，迎来了一个个航天人远在家乡的亲人，也把航天人一次次送回故乡。迎来送往的故事里，含着多少热泪，扯动着多少牵挂和思念呀!

大西北一年刮两次风，一次从春天刮到夏天，一次从秋天刮到冬天。风是大漠的常客，沙子淹没铁路也是常事，但给运输带来了阻碍。怎么办？导弹发射试验基地铁路管理处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设“小点号”，即每隔几公里设一个点。一个战士就是那个点的负责人，在点与点之间巡道、养路、扒沙子。当年，筑路官兵根据设点的公里数，命名点号，如“XX号”。大的点号驻一个连队，小的点号只有两三个人。每当沙埋铁路，“小点号”上的战士们就得全员出动，在铁路线上展开“清沙战”。战士们在前面清沙，火车吐着白烟紧随其后，200多千米的路程，要走十几个小时，可见这条通天路的艰险难行。

只要有特殊运输任务，从接到命令开始，清绿铁路240千米沿线所有站、场、桥、涵都有战士站岗把守。无论夏日暴晒，还是冬日风雪严寒，他们都在坚守着，随时做好清沙的准备，让军列永远畅通无阻。

大漠起风暴，是战士们最担心的事情。

一次，有一个战士在狂风飞沙里巡道，小解时被狂风吹下路基。他被风沙迷住了眼睛，身子在大风里转了几个圈儿，就怎么也找不到铁路线了，最终迷失在风沙中。

第二天，全连战士出动找战友。找到他时，这个战士还背着巡道包，说：“我、我的巡道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回去。”

还有一次，狂风裹着黄沙刮了6天6夜，驻守70千米处的养路四连战士姬和平，巡道时迷失了方向，在沙漠里爬行了一天一夜。后来，战友们找到姬和平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火车没有出事吧？线路还畅通吗？”

这样的故事在筑路、养护和管理的日子里数不胜数。为保证这条生命线畅通无阻，航天铁路人作出了难以想象的贡献与牺牲。

老兵王喜乐说：“修这条铁路时，先后牺牲了11位战友，都埋在铁路边上。当时弄个木牌子，写上牺牲战士的名字竖在墓前，大风一来就刮跑了，没几天坟墓都找不到了。这些烈士牺牲的地方是下河清乡。当地村民王晋桓守护了无名墓50多年。直到2013年，烈士遗骨由下河清乡的乡亲们一个一个翻找出来，迁入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里。为方便可能前来寻找亲人的人辨认，陵园仍按照原来的安葬顺序，依次进行安葬。”

修筑清绿铁路的铁十师，于1984年1月改编为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局。改制后的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陕西省西安市，他们永葆“铁道兵精神”，为祖国铁路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8年4月12日，是世界航天日。航天员群体先进事迹报告团到西安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看望慰问战友。刘洋、邓清明等报告团成员观看了纪录片《寻找烈士辛洪明》，烈士子女辛文芳、辛文超60年寻找亲人、等待父亲消息的感人画面，让他们无不为前辈修桥铺路付出的艰辛和牺牲精神而感动。

辛洪明，山东省海阳县（今海阳市）留格庄镇大辛家村人，铁道兵第十师四十八团一营一连副连长。他随部队来到戈壁滩，铺路架桥。1959年6月26日，铺轨时不幸牺牲，年仅30岁。由于当时通信条件不好，部队没有和烈士家人联系上。

辛洪明离开老家赴西北大漠时，女儿2岁，儿子刚出生4个月。临别时他告诉妻子，他要去很远的地方执行秘密任务，在一段时间里可能没有书信寄来，让她千万不要焦急、惦念。

辛洪明一去60年。

张闽是铁道兵后代，从事档案工作，退休后依然热心做寻找失联军人家属的联络工作。她听说下河清乡附近曾掩埋过筑路的烈士，就去走访知情人，又跑去西安第二十工程局，在档案馆里翻找查阅，终于找到《关于和平里车站火车冲撞伤亡的资料》，从中看到了辛洪明的名字。张闽又多方打听，找到当年四十八团副参谋长，了解到辛洪明烈士的籍贯。在多次与当地民政部门联系落实后，她亲赴山东省海阳市，在市民政干部的帮助下来到大辛家村，与烈士的子女见面。张闽告诉了辛家姐弟俩他们的父亲光荣牺牲的详情。

张闽的话，让姐弟俩泣不成声。姐姐辛文芳紧紧握住张闽的手说：“大姐，谢谢您，您让我们找到了父亲，也了了母亲的一桩心愿啊……”

“你们的母亲……”

辛文超擦了一把眼泪说：“妈妈多年前就去世了。”

张闽听了，眼睛也湿润了起来。

辛文芳说：“父亲牺牲后很久，母亲才接到他牺牲的消息。那时候，我们年龄还小，不知道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懂事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们，爸爸是解放军，是建设铁路的铁道兵。他牺牲在大西北的戈壁滩。”

辛文芳、辛文超长大后，几次要去大西北找父亲。但西北那么远、那么大，茫茫戈壁滩，父亲埋在什么地方？他有墓碑吗？他又是怎么牺牲的？……这些问题像一个个谜团，无从破解，他们也只能耐心地等待。

1998年，辛洪明的妻子去世了。临终前，她一手握着女儿的手一手握着儿子的手说：“你俩，一定要找到你们的父亲，他一个人在大西北待了40年了，尽早接他回家吧……”

听完姐弟俩的故事，张闽两眼含泪，目光穿过明净的窗户，望着窗外的一朵浮云，嘴里喃喃道：“让你们等得太久了。”

辛文超说：“60年了，整整60年啊！”

辛文芳说：“等得我们都白了头啊！”

2019年4月3日，清明节前，辛文芳、辛文超从山东海阳来到东风航天城，由热心的张闽陪着，走进东风烈士陵园。当姐弟俩看到“辛洪明烈士之墓”的墓碑时，一下子趴倒在地，一步步爬着，一声声哭着，来到“父亲”身边。他们把从老家一路捧来的鲜花敬献给父亲，双双跪在墓碑前，轻轻抚摸着碑石，泪水簌簌而下。

辛文芳哭喊着：“爸——爸——，我们来看您了！”

辛文超声声哽咽：“爸爸，我想你呀，想你呀！我从来没有见过您。妈妈藏着您一张照片，每年您生日的时候才拿出来，让我和姐姐看看。我们一声声喊爸爸，您从来没有应一声啊！爸爸，今天我和姐姐看您来了，爸爸，您应一声啊……”

他们耳边只有大漠的风声，只有陵园里松柏发出的呜咽声。

辛文芳、辛文超从王晋桓老人那里打听到父亲当年牺牲的那段铁路线。他们在那段路基下掬一捧沙土，带回了大辛家村。

修清绿铁路线任务重、时间紧，还要保守秘密。铁道兵牺牲后，只能就地掩埋。铁路修到哪里，烈士的忠骨就葬在哪里。相关资料显示，清绿铁路修了一年零八个月，在短短的240公里线路上就有11位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辛洪明是其中参加革命最早的战士。

下河清乡农民王晋桓，一直在铁道边为辛洪明等烈士守墓，直到英雄遗骨迁入东风烈士陵园，他守护了54年。当辛文芳姐弟感谢老人时，老人说：“辛连长从嘴里节省下粮食，救下了我们几个孤儿，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没迁墓前，我们几个孤儿每年清明节都要给辛连长扫墓。”

四川德阳籍战士陈国富，1961年入伍，被分配在清绿铁路线上，做维修与基地配套保障工作。他于1965年牺牲，年仅23岁，他生前只给家人写过一封信。家人也只知道他在“兰州27支局”工作，至于27支局在什么地方，国富什么时候牺牲的，安葬在何处，这些信息他的家人都不清楚。直到2024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起“寻找东风人”的活动，陈国富的家人才在德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帮助下，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找到了陈国富的墓碑。当陈国富家人一行6人驱车2000多公里来到额济纳旗凭吊亲人时，陈国富已在这里安眠了60年。

陈国富的亲人从他牺牲的地方捧走一把土，挖走一株银莲花。陈国富的侄女陈俊说：“三爸，您的思念和东风情，我带回家乡，带给后辈子孙，您在这里安息吧！”

“38只焦黑的脚印”的故事，发生在发射中心试验初期。

在一次试验中，战士王来和战友们去戈壁滩处理加注剩余的液氧，意外引燃骆驼刺，操作员被大火包围。王来奋不顾身地冲入大火中，先把战友的衣服扒下来，又一把将他推出火团。王来则在液氧分子的包裹中，变成了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他向远离战友、远离设备的方向奔跑了38步，最终倒在了地上。他在戈壁滩上留下的最后的38个焦黑的脚印，成为他24岁生命终点的鲜明标记。

王来烈士牺牲在4号点，埋在9号半点。后来战友们去看他，发现墓堆旁边长出了一棵小榆树，战友们就把这棵榆树命名为“王来树”。

今天，“王来树”已经长成一棵很高大的树，在大漠戈壁上迎风摇曳，讲述着英雄的事迹，讲述着中国航天人不怕牺牲、战天斗地的故事。

辛洪明、陈国富、王来，还有牺牲在铁路建设、基地建设中的烈士们，他们把青春、生命献给了祖国的航天事业，也为额济纳旗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航天员刘洋看了寻找辛洪明的纪录片、听了陈国富和王来的故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满怀激情地朗诵道：

神秘铁路，承载着航天魂的厚重，

从戈壁到星空，一条永不褪色的彩虹。

铁道兵的铁骨，航天员的赤诚，

在清绿线上交会，铸就共和国的光荣。

这是一条铁路，也是一首诗，

写给过去，也写给未来，写给永恒的星辰。

…………

青山处处埋忠骨，他们隐姓埋名，做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用生命修筑了一条天路，又用忠魂守护她、伴随她。军列“轰隆隆”的车轮声，是他们嘹亮的军歌；机车“呜呜呜”的长鸣，是他们的冲锋号。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

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

同志呀，你要问我们哪里去呀，

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

劈高山，填大海，

锦绣河山织上那铁路网。

今天汗水洒在地，明朝那个鲜花齐开放，

同志们哪，迈开大步朝前走呀，

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

一首《铁道兵志在四方》唱出了筑路战士们的意志与心声。

“天”字第一号工程

1958年3月，美国驻朝鲜情报中心在电台发出惊呼：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就在美国人猜测这支大军的去向和目的地的时候，第二十兵团的十万大军，在司令员孙继先的带领下，于1958年3月末悄然坐进闷罐车，跨过鸭绿江，穿越东北，横跨华北，驶向西北大地。

此刻，坐在火车上的孙继先想起两个月前在青山头与陈锡联的谈话：组建基地工作要打桩，必须打好组织桩、思想桩、技术桩，让每一个干部、战士认识到自己肩上的重大责任及任务的紧迫性——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建成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发射试验靶场。

与此同时，另一支部队从北京出发，也飞奔西北。这是由陈士榘带领的特种工程指挥部的近万人大军。

陈士榘在西去的火车上心事重重，一会儿翻看地图，一会儿默默沉思。车厢里并不热，他却把车窗推上去，窗外微风拂面而来。他凝视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山丘、山涧、河流，浮想联翩。这些年，他和工程兵的将士们劈山打洞，筑路架桥，克服千难万险。但这次执行的特殊任务让老将军感到肩上扛着一座大山。他想着出发前彭德怀元帅的反复叮咛：靶场一定要在1959年6月1日前建设完成。一年时间，太紧张了，这样的工程在国外可是需要15年啊！

两支部队会合青山头，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设。

当孙继先再一次站在青山头下，仔细观察这个地方时，陪同的同志告诉他：青山头（牧民称为宝日乌拉山）是一座不高的山峰，北面地势平坦开阔，周边荒芜，奇怪的是山头上一片绿荫。孙继先指着青山头山峰问：“山头上一片绿是怎么回事啊？”随行的额济纳人告诉他：“因为祁连山融化的雪水从地层下面流经此地，地下水气上渗，所以这座孤零零的小山头才披上了绿装。”孙继先沉思良久：“这叫我想起在南京军事学院时，刘伯承元帅提出的口号——‘干在石头城，埋在紫金山’。今天，我也提一个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从此，这个口号深深融入航天人的心里，成为航天建设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座右铭。

部队一进入施工现场，将士们就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在“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千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荒漠戈壁滩上，“蓝天做帐地当床，黑河边上扎营房。三块石头架起锅，干菜盐巴当口粮”是官兵们的生活常态。

一部二中队住在新西庙里。这是一座喇嘛庙，有十多间土房。喇嘛们已经搬走几个月了。门窗挡不住冬天的寒风，大家蜷缩在薄薄的被子里，冻得难以入眠。指导员找来一些干柴点燃取暖。大家边烤火边讨论工程上遇到的问题，寻求解决的办法。

深夜两点钟，两辆吉普车停在庙门口。孙继先带着几位首长从车里走出来，走进庙里：“怎么这么晚还不休息？”

指导员站起来报告：“这里太冷，我们拢一堆火，正谈工地上的事儿。”

“有什么问题吗？”孙继先关切地问。

中队长报告：“大家知道自己是一支年轻的导弹部队的战士，很高兴，一路上歌声嘹亮。进了大漠荒滩，歌声少了。一到现场，歌声就没有了。”

孙继先的目光从战士们脸上扫过，笑着说：“困难是有的，而且非常大，但相信大家一定能克服。我们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从长征路上到抗日战场，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我们什么困难没有克服？哪次战斗没有取得胜利？在戈壁滩上建设一座举世闻名威武的航天城，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和光荣啊！”

战士们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指导员站到孙继先面前：“报告司令员，我们已经开过支委会了。刚才我们就如何打好‘三个桩’讨论半天了。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打好戈壁滩上这场战斗，扎根戈壁滩，建设好导弹试验基地。”

两个月后，战士们搬进7号车库住。孙继先路过这里，看到指导员在一面墙上写上了标语：“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孙继先反复念叨着，“这是我最先提出来的，我死后也要埋在青山头，这是我发过的誓言。我们党委其他成员都是这样的态度。但是否要写在墙上呢？我想，不写为好。”

中队长说：“那就写‘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以场为家、以苦为乐’吧。”

孙继先一直看着指导员写完这16个字，满意地笑着走了。

基地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工程技术要求高、难度大。在所要完成的数十个试验工区、数千次试验工程中，有半数以上的工程建设，施工部队和工人都没有听说过。他们只有边学边摸索边施工，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为了早日完成任务，官兵和施工人员从踏进戈壁滩打第一个桩、挖第一锹土开始就没有休息过。为克服施工中的一个个难题，保证工程进度，团里成立了以陈士榘为组长的现场排难办公室，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发明创造了“外部装药爆炸法”“万能工具台”“超平板震动器”等科学施工方法5万多项，取得技术改造和革新成果3000多项，大大提高了工程进度，为国家节省施工费用100多万元。

战士们发扬南泥湾精神，不等、不靠，自己动手，加工制作生产工具和工程材料，他们劈山烧石灰、搭炉烧砖瓦、打草织席子、拣枝编条筐，仅这些就节约了40多万元。

在铁道铺设工地，在靶场施工现场，一声声劳动号子此起彼伏：同志们啊——加油干啊！航天基地——咱手上建啊！

日夜奋战紧张施工的时候，战士们常常吃不饱饭。基地党委号召机关干部，每个人每天节约2两粮食支援场区附近的群众。为了让工地上的战士们吃饱肚子，党委组织采摘骆驼草、甘草叶，磨成粉面掺和到玉米面、青稞面里蒸窝窝头吃。后来，这样的窝窝头也吃不上了，战士们两三人一组，一人手里持一支长杆，沿着黑水河畔打沙枣。没过几天，场区周边的沙枣树就被打得光秃秃的了。有老兵回忆说：“吃不饱了，我们就吃土豆、沙枣子、骆驼草。冬天的土豆冻得硬邦邦的，还淌水，没办法，那也得往肚子里咽。战士们吃骆驼草，身体浮肿，大便不通。有的战士饿得实在受不了，采沙枣叶子，磨成粉充饥。”

有的士兵经验不足，开始打沙枣时，不小心折断了许多沙枣树。

沙枣树可是荒漠沙地里的宝贝，它挡风固沙，牧民都非常爱护它，看见牲畜啃咬沙枣树，大人小孩都会驱赶。牧民们听说有的战士们打沙枣折断树枝非常心痛。当地群众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政府部门，最后又逐级上报到了中央。中央高度重视：东风航天基地是国家唯一导弹试验靶场，尖端国防事业不能因饥饿垮掉队伍，立即启动专项支援调配。

聂荣臻牵头协调全国各大军区支援，周恩来总理专门过问运输保障，协调铁路开通军粮专列，运送面粉、杂粮、黄豆到酒泉，再转运至额济纳场区，解决了基地战士们的生活问题。

第一批工程有发射场、发射塔架、测试与控制中心、通讯站、气象观测站、生活区、物资供应部门。从1958年4月动工，到1960年10月胜利完工。这个浩大的工程仅仅用了两年半时间。

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试验靶场在西北大地展现雄姿，这让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也使外国朋友震惊不已。但也有人冷嘲热讽，认为中国研制导弹是做“白日梦”。苏联更是撤走了专家，拿走所有的图纸和技术资料。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他们是1960年10月9日离开的，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就是1960年11月5日，中国国产导弹“东风一号”在刚刚建成的东风导弹试验靶场成功发射，给了那些嘲讽者以及试图看笑话的人一个响亮的回击。

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靶场建成后至今，英雄的航天人又在中国航天史上创造了“十个第一”：

第一枚国产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成功发射；

第一枚导弹核武器“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第一颗返回式式遥感卫星成功发射；

第一枚洲际远程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第一次“一箭三星”成功发射；

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

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

第一次中国航天员太空出舱行走；

第一次空间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成功发射。

除此之外，基地还诞生了国内首次国际商业搭载、首颗量子卫星墨子号、首个空间试验室天宫二号等更多个“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航天第一港。

这里的每一个“第一”，都与官兵们的心血和汗水分不开，是他们的无私奉献托举了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个“第一”。

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第一”在这里诞生，在中国的大地上诞生。

我们在大漠胡杨文化馆里，看见当年战士们穿过的衣服，又破又烂；看见了战士们使用的铁锹、镐头，被沙石磨损得都变了形，不知道用它刨挖了多少坚硬的沙土地。默默陈列在展台里的这些实物，无声地诉说着当年基地建设官兵的艰辛与劳苦。他们的坚强和意志，犹如胡杨般植入大地，也植入我们的心里。

在东风航天城，有一座特殊的建筑——东风礼堂。这是基地建设初期的建筑之一。礼堂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北京人民大会堂建设完工后剩余的材料，由周恩来总理批准运到基地来建这个礼堂的。东风礼堂为三层红砖结构，外观仿照北京市工人俱乐部样子，朴素而庄严。

1992年8月11日，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亲笔题写了“东风航天城”五个大字（此前基地内部长期使用代号“东风”）。题词后，“东风航天城”成为对外的正式称谓。

今天的东风航天城早已超越单纯导弹发射场的概念，而是一座集尖端科技、厚重历史、红色文化传承与现代生活于一体的“航天城”。这里，高达百米的载人航天发射塔架、巨大的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充满科技感的测发指挥大厅，共同构筑起了国家探索太空的坚实堡垒。如果说这些科技设施是航天城的“筋骨”，那么遍布城中的精神地标则是“血脉”与“灵魂”。在东风革命烈士陵园里，长眠着为基地建设献身的英烈，这是航天人接受精神洗礼的圣地。历史展览馆内，从手摇计算机到神舟飞船返回舱等珍贵文物，浓缩了中国航天史的辉煌历程。庄严的问天阁，见证了每一位航天员出征太空前的从容与坚定。

东风航天城内的学校、医院、公园、居民住宅，是几代航天人扎根大漠、以基地为家的历史见证，他们创造了将荒漠变成绿洲的人间奇迹。航天城里纵横交错着探索路、问天路、长征路、天舟路、东风路，这些路连接着航天人的过去，又衔接起人类探索太空的飞天通途。它们是道路，也是大国施展雄风的筋骨。

中国人的“争气弹”

我国第一次进行导弹试验，发射的是苏制P-2近程地对地导弹。

为了完成这次发射试验，东风基地从1959年开始做准备。1960年2月19日，国防科委正式下达命令，要求在1960年5月到6月间发射。

接到国防科委的命令，基地立即召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落实发射试验任务。基地很快成立了试验指挥部，分别安排各部门的工作任务，提出工作要求。大家一致认为，这次试验要从常规武器的使用转变为导弹武器的发射试验，看似是发射一枚导弹，其实也是一次大型的军事行动。试验任务涉及的单位有首区、落区、测试发射部队、跟踪测量部队，还有庞大的后勤保障部队，可以说，基地的所有单位都要参加。司令员孙继先强调：“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支导弹试验部队，第一次执行导弹发射试验，光荣且责任重大。我们身后有党中央、毛主席，有五院科技队伍。再大的困难不用怕，天塌下来我们也顶得住，不靠外人，咱们要独立完成首次导弹发射。从现在开始，基地的中心工作是试验任务，其他工作都要服从于试验任务，都要为这个中心工作让路。”

在基地航天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时，苏联专家以“中国液氧不合格”为由，不让我们用自己的液氧发射导弹。这样，原定于5—6月份发射的仿制P-2导弹，推迟到苏联专家撤走后才进行。

用我们国产的液氧发射中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党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总理主持国防科委会议，研究要不要用国产液氧发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与会党政军负责人一致同意用国产液氧发射地对地导弹。大家一致认为，苏联人卡燃料，想把我们的导弹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里，那是办不到的。他们走了，走得好，这样我们可以放手干了！我们用自己的燃料，用自己的技术力量，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将第一枚地对地导弹送上天去。

散会后，周恩来总理留下孙继先，问：“你坦率地回答我，第一次发射，你有多大把握？”

“百分之八十。”孙继先稍作停顿，接着说，“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测试发射技术，导弹质量应该说是有把握的，国产液氧也是合格的。基地战士们都憋足干劲，士气高昂，准备充分。再加上戈壁滩的秋季天高气爽，气候适宜。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有把握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任务。”

孙继先回到基地，详细了解各项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后，并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在9月9日到15日之间择机发射。

与此同时，基地派人去额济纳旗委、旗政府通报即将进行导弹试验的情况，并安排部署地方政府需要做的工作。额济纳旗委、旗政府非常支持发射试验，及时落实发射场附近苏木群众的安全工作。

9月8日，基地进行最后一次导弹点火合练，一切正确无误。

9月9日晚上，导弹转往3号发射阵地，竖在发射塔架上。

1960年9月10日清晨，孙继先迎着东方第一缕晨曦，站在发射试验阵地上，把耸立在发射塔架上的P-2导弹看了又看，总是看不够。它多像自己和战友们一起耗费心血精心培育的孩子，如今孩子要成才了。这时他想起两年前，苏联专家盖杜柯夫在青山头对他的挖苦和讽刺。那时，他还不知道导弹是什么，现在中国的第一枚导弹已经矗立在他眼前，就等着一声号令，导弹就要发射出去。孙继先挺直腰，昂首望天，额济纳早晨的天空湛蓝无云，像为导弹发射清扫过的现场一样。

这时，开始下达30分钟准备的命令，孙继先等首长离开了发射阵地。

7时42分，发射操纵员按下“点火”按钮，导弹尾部喷射出强烈的火光。伴随着震撼大地的轰鸣声，导弹徐徐升起，按预定程序朝西部飞去。7分钟后，成功命中目标。

导弹发射成功了，参加发射任务的人员纷纷涌向发射场。大家欢呼雀跃，互相祝贺，发射场上一片欢腾。

孙继先声音洪亮地说：“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第17天，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我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用国产推进剂，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了中国第一枚地对地战略导弹。这说明我们基地有能力完成新型武器发射试验任务。参加这次任务的所有单位和人员，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代表基地党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和衷心感谢！”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国产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在“东风一号”发射成功的庆功会上，聂荣臻激动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以及解放军指战员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我军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国第一枚导弹最初的命名是“1059”，因为这枚导弹是1959年10月前完成出厂发射试验，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1964年3月，总参谋部、国防科委颁发《各种导弹、火箭命名和代号编排方法》的通知，规定地对地导弹，命名为“东风”。1964年3月12日，“1059”导弹改称“东风一号”。

“东风系列”经过68年的发展，已逐渐形成核导弹与常规导弹兼有、近中远程导弹和洲际导弹齐备的武器系列，成为实施战略核反击和纵深常规打击的中坚力量。

“东风一号”被视为中国人的“争气弹”。它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的导弹，成为中国“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航天人，也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它让当时的6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无比骄傲自豪。

胡杨树的期盼

1962年3月，东风基地“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没有成功。分析小组经过检测，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专家很形象地用“扁担效应”做了解释：导弹射程增加后，推进剂的贮箱也要大一些，能装进足够的推进剂。贮箱做大了，长度增加了，导弹的直径却不变，就像一个人挑担子走路，会上下颤悠，产生弹性振动。这种振动使弹体结构受到破坏，最终造成试验失败。

“吃一堑，长一智。”找到原因并总结了经验教训的航天人，决心再战。

1964年6月29日，一声巨响，重新修改调整的“东风二号”导弹腾空而起。导弹各系统工作正常，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发射成功的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

在骄阳似火的戈壁滩上，人们的情绪比骄阳更炽烈。呐喊声、欢呼声打破了大漠的寂静。胜利的欢声笑语，随着大家的脚步来到庆功会上。钱学森一见聂荣臻就高兴地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那么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

聂荣臻感慨地说：“现在看得更清楚，1962年的试射未成功，的确不是坏事，这个‘插曲’很有意义。从失败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比从成功中直接得来的经验更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从1962年9月22日至10月24日，东风基地连续成功发射了5枚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导弹的连续发射成功，开启了中国独立研制导弹的历史，标志着中国拥有可以实施远距离打击的手段，也为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的试验奠定了基础。

1964年10月16日，在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罗布泊，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一声巨响震惊了全世界。

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中国原子弹爆炸消息确认后3小时，第一次发布讲话：“中国仅完成一次粗劣核装置爆炸，距离具备实战化核打击能力还有漫长距离，不必过度恐慌。”

10月18日，约翰逊在全国电视发表演讲时，态度收敛，不再轻视。他改口说：“我们不应当等闲视之，美国绝不会忽视这一事实。”

在中国原子弹爆炸前一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罢免下台。这个预言“没有苏联的技术援助，中国人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的傲慢的赫鲁晓夫，罗布泊的惊天巨响成为他告别克里姆林宫的一声“礼炮”。

中国原子弹爆炸的当日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3000余名《东方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演职人员。周恩来总理登台宣布：“报告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今天下午三时，我国在西北沙漠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核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从此结束！大家可以欢呼鼓掌，但千万别把大会堂的地板跳塌了！”

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政府马上发表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为了使用它，而是为了打破核垄断，防止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

中国研制出的“争气弹”只是迈进了核大国门槛的第一步，那时我们还不能进行远距离实战。如果没有导弹作为运载工具，核弹形同虚设。只有把导弹和原子弹相结合，才能组成具有实战价值的导弹核武器，从而实现积极的战略防御。

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发布后，西方国家议论纷纷，他们预测，5年内中国不会拥有运载核武器的工具。因为美国和苏联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载有核弹头的导弹，都用了13年时间。而中国，至少要用10年时间。

中国“有弹无枪”在西方舆论界传扬开来。这个“枪”指的就是运载原子弹的导弹。

西方人哪里知道，中国早在1962年底就着手两条线发展原子弹武器：先是炸响，然后与导弹结合，即“两弹一星”工程。

导弹、原子弹同属于尖端技术，由国家二机部和五院（后来的七机部）两个系统分别研制。因为有严格的保密规定，两个单位互相不沟通，资料更不能传看，这影响了研制进度。怎么办？在一次会议上，副总参谋长张爱萍风趣地说：“我当个介绍人、证婚人，把两家撮合在一起，欢欢喜喜拜天地，让历史做个见证。不要怕西方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弹无枪’，我们就是要把‘枪’造出来，也要把‘弹’造出来，把两者结合起来，打出一朵朵漂亮的、有声有色的蘑菇云。”

一个难题，在张爱萍的谈笑风生里迎刃而解。

1965年11月13日，改进型的大射程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甲”首次发射试验成功。紧接着，11月17日至第二年1月6日，基地先后又发射了7枚导弹。通过几次试验，考验了全惯性制导系统和总体方案，证明导弹射程和精度指标完全满足实战要求，从而为“两弹结合”试验铺平了道路。

中国核武器的“枪”终于握在自己手里了。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听取聂荣臻和几位专家关于进行“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

会议决定，自9月中旬至10月底，在我国本土上进行导弹核武器全程飞行试验。其间，发射4枚中近程导弹：第一枚是空爆试验，检验导弹偏离弹道时安全自毁系统的可靠性；第二、第三枚是“冷试验”，弹头不装核材料，将与原子弹同样配重的金属实体装到导弹上，测试导弹在“头部”加重的情况下，能否按照设计轨迹正常运行；第四枚是“热试验”，即实施原子弹爆炸，检验核装置在导弹运载下，工作的可靠性与核爆炸性能。

在自己国家且有人居住的土地上，进行导弹运载原子弹的发射试验，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参加任务的是17个大单位数千人。此次任务是东风航天基地执行规模最大的一次试验任务。

1966年10月7日17时31分，一枚中近程导弹从发射场腾空而起，飞行姿势稳定。52秒后，正常飞行的导弹突然在上空爆炸。发射场上的工作人员不仅没有惊慌和沮丧，反而兴高采烈。原来这是“两弹”正式结合前主动可控性自毁试验，属于专门验证安全性系统测试进行的一次空爆试验，同时也在锻炼负责发射的指战员们。

6天后，一枚装载模拟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从发射场起飞，6分钟后在千里之外的罗布泊上空爆炸。4天后，第二枚装载模拟核弹头的导弹飞奔罗布泊预定空域，又一次成功爆炸。连续两次成功发射是“两弹结合”试验的第二步。大家说：这个“冷试验”是“热试验”前的一次彩排。

为了完成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测量任务，基地组织起200余人的测量队伍。他们携带光测、遥测、通信、时统、电源等设备，奔赴核试验基地，将这些设备安置在核弹头爆炸区，方圆10公里的两个光测点和一个遥测点上，等待党中央下达试验的命令。

1966年10月20日的北京，蓝天如洗。人民大会堂屋顶上，红旗在秋风里猎猎飘扬。大会堂福建厅里，洋溢着神秘而热烈的气氛。这是“两弹结合热试验”前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听取意见的会议。聂荣臻、叶剑英、钱学森等领导参会。

周恩来总理听完“两弹结合”准备情况的汇报后，对两次“冷试验”和“热试验”表示满意。周总理说：“外国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这次试验就是造出能实战的核导弹，打破美苏核垄断、核讹诈。试验成功后将极大提振全国民心，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

周总理的话，让参加汇报会的人受到了极大的鼓舞。负责“两弹结合”试验的聂荣臻更是激动不已，他站起来说：“靶场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刚才同志们提到试验安全问题，我们都做了充分考虑，保证不会出问题。试验嘛，冒风险是一定的。所以，这次‘两弹结合’试验，再一次冒险是值得的。我这两天就去基地，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

10月24日，毛泽东主席接见聂荣臻、钱学森，听取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准备工作汇报。毛主席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一定要认真充分作好准备，要从坏处着想，不要打无准备之战。”

“两弹结合”试验就这样定下来了。

秋天的额济纳大漠，沉静而辽阔，戈壁滩上的胡杨林绽放出一年里最绚丽的色彩。大漠静静地期待着“两弹结合”试验的那一声轰鸣，而胡杨树那束绚丽作为敬献给英雄的礼花，已经昂首期盼很久了。

“小白毛”与短剧

“两弹结合”试验，最危险的是“热试验”，也就是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一旦发生意外，必将造成场毁人亡的惨剧，所以各试验单位准备工作都精益求精。承担大部分测试工作的发射大队三中队官兵们的演练操作细致入微，一丝不苟。他们扳一个开关、按一个电钮、拧一个螺丝帽、接一个焊点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与马虎，每一个人都力求每一个环节绝对可靠，让每一台设备、每一个参数达到最佳状态。特别是在检测弹体时，大家把舱内的仪器、插头、电缆、气管像过筛子一样，查了一遍又一遍，唯恐一点点疏漏而导致试验失败。

一天，三中队控制分队操作手王长山在弹体内检查时，发现24号插头第5个插孔和别的插孔不一样，里面好像有点什么东西。王长山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根很细短的白毛。他从工具袋里取出一把镊子，想把白毛夹出来，但插孔太小，镊子伸不进去。王长山向组长报告，组长爬上工作梯，上去仔细查看了一下舱内。

这时，第一试验部副部长石荣屺走过来，看到两个人在插孔上的操作，就问：“能不能用嘴将白毛吹出来？”

王长山说：“报告首长，按照要求，不能用嘴吹。”

“为什么？”

“因为嘴吹出的气体中含有水蒸气，留在插孔里可能会造成新的问题。”

石荣屺笑了，对王长山的做法和回答十分满意，过去就有操作人员用嘴吹插孔、用手乱摸电源开关按钮，被提醒纠正过。石荣屺看王长山找来了一根很细的铁丝，慢慢伸进插孔，反复试了几次，总是挑不出小白毛来。王长山拧住眉头想了一会儿，对组长说：“我去找一根猪的鬃毛来，又硬又不损伤插孔，一定能把白毛挑出来。”

王长山找来几根猪鬃毛，费了很大劲，最终把小白毛挑了出来。他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个过程的石荣屺被王长山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感动。他看了看手表，从发现小白毛，到掏出来用了整整32分钟。石荣屺从王长山手里捏过小白毛，眯着眼睛看了看。别看它小，只有5毫米长，极有可能引起管路堵塞、电路短路、接头接触不良、活动部件卡住等意外情况，从而引发严重事故。想到这里，石荣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小心翼翼地将小白毛夹在了里面。

石荣屺很快找到钱学森报告了此事，又从笔记本里拿出小白毛给他看。钱学森看了看说：“石副部长，这根小白毛留给我吧。”

第二天，在试验指挥部会议上，钱学森从小纸包里拿出那根小白毛，在大家眼前晃了晃说：“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对我启发很大。基地王长山同志花了32分钟，把这根小白毛从一个小插孔里弄出来，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事故。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每一位科技人员应该学习的。”

讲到这里，钱学森又看了一眼手里的小白毛，一脸严肃地说：“千万不要小看这根只有5毫米长的白毛，它在插孔里藏着会造成接触不良，导弹飞行时说不定它会捣乱，轻则造成飞行参数不对，重则造成导弹坠毁。我们强调试验产品里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多余物，但为什么又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要把这根小白毛带回北京去，作为典型事例教育广大科技人员。”

坐在钱学森旁边的李福泽接过小白毛仔细看了看，说：“不仔细看，还真不好发现。这个小王同志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一定要好好表扬他。”

基地政委栗在山说：“这种精神，基地所有官兵都要大力发扬。王长山同志的事迹，基地要广泛宣传。请政治部立即出一期简报，将王长山的事迹通报到每一个参试单位。另外，请文工团尽快把这件事编排成节目，深入部队巡回演出，让每一位参试的科研技术人员学习。试验工作无小事，这个道理要大家明白，要牢牢记在心上。”

很快，基地文工团创作人员排演出小话剧《一丝不苟》，深入各部队连续演出多场。“小白毛”的故事，一时成为基地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对参试人员起到了非常好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举国欢腾

2025年7月17日和8月12日，我们两赴东风航天城，参观了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

凝视展览馆内每一张照片、每一份文件、每一封书信，一件件实物和模拟造型展品，记录着新中国导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从粗犷到精细的历史，记载着我国国防建设、英勇顽强的航天人以及额济纳人民爱国奉献的光荣历史。

我们在馆内，看到真人一样大小的一组塑像，共七个人。除了一位在侧室探视镜前观察地面情况外，其余六人都在大型掩蔽室内各种操作台前镇静而紧张地工作着。讲解员说：这是高耸的瞭望塔下，深埋在地下的试验指挥控制室。这是一口深5米、面积约9平方米的深井。扶着嵌在井壁上的钢筋扶手下到井中，穿过两道铁门，便进入了这个穹顶形控制空间。那时候，墙壁上写着“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两条标语说明了当时基地工作的认真严谨态度和他们担当使命的精神。

这组塑像，是根据当年七位勇士工作场景雕塑而成。

1966年8月，东风基地第一试验部将“两弹结合”发射试验任务交给一部二中队。二中队接受了这项重要而光荣的任务后，马上召开动员誓师大会。中队长颜振清代表二中队全体干部战士表决心：一言一行向人民负责，一举一动让祖国放心；认真做好试验任务中的每一项工作；不误发一个口令，不误做一个动作，不误读一个数据，不放过一个疑点，不漏过一个隐患；以优异的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专程前来参加二中队的誓师大会。他从颜振清手里接过决心书说：“二中队是我国组建最早的导弹发射中队，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英雄中队。自1959年3月组建以来，先后发射过东风一号、东风二号、东风二号甲等21枚导弹，了不起！这次一部党委决定，将中国第一次，也可能是中国唯一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发射任务交给你们。我相信，你们一定不负众望，出色完成任务，在新的考验面前再立新功。”

动员会后，大家苦练操作基本功，把操作规程背得滚瓜烂熟，对答如流；默画电路图、气路图、液路图迅速准确；插插头一次到位，连接管路一次成功。大家都盼着到最关键最重要的岗位上为国家作贡献。

发射试验最关键的岗位设在地下控制室，谁去合适？

二中队党支部反复研究人选，提一名，合适；再提一名，也合适。提到战士徐虹时，支委里有人认为，他不是党员，关键岗位上还是放一名党员同志好。这时，组织委员发言说：“换一个人不是不行，我们可以找到另一个人。我们考虑到徐虹同志是因为前几次试验都是由他操作完成的，而且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徐虹同志家庭出身好，表现也不错。他还没有入党，不是政治表现和思想品质问题，徐虹在工作上不含糊，我认为他进控制室很合适。”

“我也同意。”中队长颜振清说，“我看过徐虹的决心书。他说能参加这次任务是他一生的光荣，能为导弹核武器试验献出自己的智慧与忠诚，是他终身的荣耀，请党组织在任务中考验他。”

七位勇士，在这次导弹和原子弹结合试验中都作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出于保密，他们用各种理由和委婉的语气向家人交代了身后事。中队长颜振清的家在距基地80公里之外，他搭便车回了趟家，看到产后身体虚弱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他一件一件地洗衣服，洗得满头大汗。妻子心疼地劝他：“别洗了！你工作忙，很少回家，坐下来歇歇，说说话。你看，你看，你女儿笑得多甜……”

颜振清不是不想说话，而是担心话多走嘴，所以只在女儿小脸上亲了又亲，不停地对着媳妇微笑。

试验那天，北京气象专家的预测很准，肆虐了一天一夜的大风沙渐渐退出大漠，夜空更朗阔了，星星们约着一起出来，一闪一闪的，似乎在向试验官兵报告着天气好转的消息。阵地上除了指挥员、负责弹头调温和安装爆炸装置的几个人外，所有人都撤到指定位置隐蔽起来。

午夜时分，经过测试合格后的原子弹与导弹弹体开始对接。密密麻麻的插头一个个精准无误地连接起来。实施连接操作的是班长田现坤。由于弹头与弹体之间移动空间只有一尺多，操作时要侧着身子挤进去。田现坤怕影响操作，便脱掉厚厚的皮工作服，又摘掉皮手套，冒着刺骨寒风爬上架梯，蹲在一尺多的夹缝里，按照平时练过千万遍的动作，熟练、细心、准确地完成每一个步骤。

寒风刺进骨头里，冷得让人直打摆子，可是在场的人看着田现坤的操作，却紧张得身上直出汗。聂荣臻和钱学森也站在人群里，注视着田现坤的一举一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田现坤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冷了，他一直沉着冷静地工作了80分钟，一气呵成完成了弹头引爆装置和测温系统的检测、安装，以及固定调温软管和信号电缆等上百个动作。

大漠星空下，成功操作完所有步骤的田现坤走下架梯时有些站立不稳。这时，一双大手伸过来：“辛苦了！快到暖和的地方休息，千万别冻坏了！”田现坤抬头一看，竟然是聂荣臻元帅，急忙从他手里抽出自己冰冷的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聂帅一直看着你在上面操作。”高震亚政委告诉田现坤，“快穿好衣服，你干得太好了。”

为了让参加试验的官兵放松一下，在敖包山下临时营地，让大家看了一部越南电影——《奠边府战役》。

这时，一个不好的消息从千里之外的马兰核试验基地传来：核弹头预定着陆区的3000高空，骤然刮起六七级西南风。气象变化对弹着区安全造成很大威胁。

又一个难题来了！

聂荣臻沉思片刻，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话筒里传来周恩来总理的声音：“你是现场指挥，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一切由你决定。”

聂荣臻又接通马兰基地电话。马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回话说：气象预测计算，大风以每小时50千米的速度移出着弹区。27日8时，天气将好转。

聂荣臻请来钱学森和指挥部成员一道研究，决定发射计划不变，按时加注推进剂。

10月27日5时，核导弹犹如一位远征的勇士，巍然屹立在发射塔上，一切就绪，只等加注推进剂了。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用阵地专线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一切正常，准备加注，按时发射。”

周恩来总理很高兴，他在电话里指示道：“要安全发射，准时发射。从现在起，我守在电话机旁，等你们的好消息。毛主席也在等你们的好消息。祝你们成功！”

“请总理放心，请主席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张震寰大声说道。

6时30分，推进剂加注结束，发射进入倒计时，参试人员开始分批撤离。

此后，“七勇士”向党组织递交决心书，立下“死要死在阵地上，埋要埋在导弹旁”的铮铮誓言，准备进地下控制室。他们是第一试验部政委高震亚，阵地指挥王世成，二中队队长颜振清，控制系统技术助理员张其彬，加注技师刘启泉，控制台操作员佟连捷、徐虹。

年仅22岁的操作员徐虹激动地说：“我不是党员，感谢党组织对我的信任。万一这次我牺牲了，只有一个要求。请求组织上追认我为共产党员，我个人的全部津贴作为党费上交……”

这时候，李福泽副司令员陪同聂荣臻来了。七位同志无不心潮澎湃，当聂荣臻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时，一种自豪感在他们心中油然而生。

聂荣臻紧紧握住他们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7点40分，李福泽等聂荣臻等人离开后，悄悄留下，与七位勇士进入地下控制室，准备和他们一起执行神圣而光荣的任务。

在敖包山指挥阵地，聂荣臻坐在观望台上。有人担心，这是第一次导弹原子弹结合试验发射，万一出现意外情况很危险。工作人员劝聂荣臻回到掩体里。聂荣臻摆摆手说：“不，我就在这里。”

在地下控制室窄小的空间内，七位控制人员，一人一个岗位，全神贯注于各种信息和指令。技术助理张其彬转身拿工具时，发现身后站着一个人，抬头一看，竟然是李福泽副司令员。他叫了一声“副司令员”，大家都回头看，高震亚大吃一惊，这怎么行？他理解副司令员的心思，是想为大家助威壮胆。可是地下室空间窄小，工作起来不方便，又非常危险。高震亚几番劝说劝不走李福泽，急得吼叫起来：“您虽然是我们的司令员，但是在这里，我是经党组织指定的七人党小组组长。我们七个同志是由上级特批的，您有批件吗？您的岗位在指挥所。请副司令员马上离开这里！”

李福泽副司令员无奈，离开地下控制室。他刚刚爬出洞口，身后“咣当”一声，控制室钢板封闭盖子关闭了。

封闭盖子关闭后，地下控制室完全与世隔绝，成为一个特殊的小天地。里面储备了够维持七人一个星期生存需要的食物和饮用水。地下控制室内除了试验仪器，还有氧气再生设备。这些仪器设备接通电源后，让窄小的空间温度飙升到40摄氏度。控制室里又闷又热，呼吸都很困难，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都集中在操作台上、仪器上。高温，也不能分散他们一丝一毫的工作精力。他们知道，此时此刻不允许一点点的疏忽和马虎，任何一点失误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8点45分，阵地指挥员王世成下达了“10分钟准备”的口令。

在敖包山指挥所里，指挥员用密语向周恩来报告：卫要武、戴红身体检查合格，可以出发（意为“导弹、核弹头技术全部合格，可以发射”）。

上午9时10秒，王世成下达“点火”口令，佟连捷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霎时，伴随着一声轰鸣，导弹喷着浓烈的火焰，载着核弹头腾空而起。

地下控制室里，大家凝神屏息，除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其他一切似乎都凝固、停滞了。

9点14分，调度广播从千里之外的着弹区传来激动人心的喜讯：核弹头在靶心上空预定高度爆炸，试验成功！

小小的地下控制室立刻沸腾起来。大家热泪盈眶，又是握手，又是拥抱，纵情高呼：

“我们成功了！”

“我们胜利了！”

中队长颜振清悄悄拆下配件箱子上的点火接线板，用钢针在上面刻写下一行字：核导弹于1966年10月27日9时发射成功。

这行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文字，就这样镌刻在一块小小的接线板上，也永远刻印在每一位发射试验官兵的心里。

阵地观礼台上，聂荣臻听到着弹区传来的喜讯，眼里闪着泪花。

当天下午，《人民日报》发出号外，用套红大字印着标题：《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

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发射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中国只用了2年时间。这是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取得的伟大成就。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像是亚洲上空的一声春雷，响彻全世界。美国保持了一天的沉默后，于10月28日发表声明：中国这次试验是在美国的预见时间内进行的。苏联只用20 余字报道了中国两弹发射试验的消息。和美国、苏联不同，法国对我国取得的核武器技术成功表达了真诚的赞赏和祝贺。法国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中国将成为和8亿人口相称的世界强国；第二句是，原子弹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使用自己的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这标志着我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核威慑和核打击能力。

晚上，基地举行庆功宴会。地下控制室的“七勇士”被安排在首长席上。宴会开始，聂荣臻举杯为这次试验成功表示祝贺，又为“七勇士”敬酒祝贺。徐虹，一个普通战士，在接受共和国元帅敬酒的那一刻，感到无比自豪和光荣，一行热泪贴着脸颊流了下来……

寻找“七勇士”

2006年10月27日，是“两弹结合”试验40周年。为了纪念这次成功试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准备在10月组织一次隆重的纪念活动。而在此前几个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委托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大河报》寻找试验“七勇士”之一的河南籍战士徐虹。

2006年8月25日，《大河报》在显著位置刊登《河南勇士徐虹，你在哪里？》的文章。

文章一经发出，一位普普通通的郑州灯泡厂退休工程师走进记者的镜头，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在郑州市文化路上的省军区干休所，记者见到退休工程师：“您是徐虹同志？您是参加‘两弹结合’发射试验的‘七勇士’英雄之一？”

已经两鬓灰白的老工程师一脸平静地说：“是，我是徐虹。”

记者打量着这位相貌普通却非常精干的老人，问：“徐老，您退伍离开部队这么多年了，怎么对谁也没有说过自己的经历？连家人都不知道，您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导弹兵啊。”

“搞导弹、卫星属于国家机密。”徐老平静而淡定，“上不告诉父母，下不告诉妻儿。在部队不说，离开部队也不能说。”

接着，徐老讲了他转业时的一件事：他离开部队时，档案里放进了一张奖励卡。因为不能填写具体事迹，只写了“二等功”三个字。民政部门多次问过他是在什么事上立的二等功？“这怎能随便说？周恩来总理当初提出让我们当无名英雄。‘两弹结合’试验是国家机密，我们不能为自己的一点利益，暴露国家机密。”徐老守口如瓶，还被误认为他的二等功是假的。

几十年里，徐虹一直保持沉默，直到“两弹一星”的事情解密。在媒体报道里提到“徐虹”的名字时，同事、朋友甚至亲人都问他：报纸上写的“勇士”徐虹，是不是你？徐虹总是摇头否认：不是我，重名重姓。

一个人的优秀政治思想品质和优良的作风素质，源于家庭的教育，源于父母的榜样，也源于社会的熏陶。徐虹出身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叔叔都是红军烈士。父亲徐光华十几岁参加革命。长征时，他从老家带出了两个团，一步一步走完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又投入抗日战争，他从延安回到河南，战斗在确山县竹沟根据地。解放战争中，徐光华在锦州战役中身负重伤，全身骨头几乎重新接了一遍。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徐虹的母亲也是一位老革命，是毕业于开封女子中学的我党地下工作者。

1944年，中共中央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徐光华作为七大代表，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延安，在这里妻子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徐虹。因为生在“红五月”，父母亲给他起名字叫徐红。上学后数学老师给他改了名字，叫“徐虹”。

徐虹从小随着父母亲转战南北。行军时，父亲的马背上驮着摇篮，摇篮里睡着徐虹。再大一些他就跟着父亲的队伍行军，走累了再骑到马背上。直到1957年，父亲调任河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家人才在郑州安居下来。

1961年，徐虹在郑州第八中学读书，学习成绩很好，想着读完高中就报考大学。徐光华看到当时紧张的国际形势，却决定送子参军，保家卫国，于是就把徐虹送到了部队。

去酒泉做导弹兵，特别是进发射大队，要政审三代。发射二中队承担着发射导弹的重要任务，更是优中选优。发射大队政委高震亚是从信阳步兵学校到酒泉的，他认识徐虹的父亲，也看过徐虹的档案，毫不犹豫地把他放进发射二中队。

徐虹胆大心细，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很快便当上了班长、操作手。基地副司令员李福泽每次到发射二中队，都会到徐虹所在班看一看。李福泽常说的一句话是：“发射中队是尖刀，你们班就是刀尖。”

40多年了，徐虹从未违背为国家保守秘密的诺言。他从一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变成灯泡厂的工程师，工作变了，职务变了，没有变的是他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他一直牢记组织规定的“两弹结合”试验的秘密要“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中”的要求。

郑州灯泡厂效益不好，徐虹收入不高，后来又下岗在家照顾年老有病的父亲，虽然生活一直不宽裕，但他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

记者问他：“后悔吗？”

“从来没有后悔过。”徐虹很自豪又不乏幽默地说，“我当兵8年，打的导弹比别人打的子弹还要多。”

2006年秋天，额济纳秋高气爽，胡杨林一片金黄。徐虹老人受邀参加“两弹结合”试验成功4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一头青丝，如今满头霜雪，当少先队员向他献花时，徐虹激动不已。

和徐虹一样，前来参加纪念活动的佟连捷也感慨万千。这么多年了，他一直恪守当年的保密规定。陪他一起来的老伴，到这个时刻才知道，陪伴她这么多年的丈夫老佟，竟然是当年发射场上的“七勇士”之一。她说什么也要到当年那间蛋壳型地下控制室看看。她一步一步地爬进去，看了很久，又一步一步地爬上来，上来后她一句话不说，扑到佟连捷身上又捶又打，放声大哭。

“两弹结合”发射试验40周年纪念活动中，徐虹、佟连捷受到了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部队又安排他们给官兵们做了一次光荣传统的专题报告。

他们重返故地，心潮起伏。当年亲手栽的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曾经居住过的简陋营区，如今变成花红柳绿的航天城。荒凉的戈壁滩上矗立起一座座大楼，还有漂亮的公园、学校、幼儿园。他们看不够，更想不到我国航天事业发展得这么神速。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几位参加纪念活动的老战友，来到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他们站在高高耸立的聂荣臻纪念碑下，聂荣臻当年与他们一起举杯、共祝“两弹结合”发射试验成功时的音容笑貌立时映现在他们脑海里。他们向老英雄敬献花圈、敬酒，说着藏了多年的心里话：“聂帅，40多年前在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庆祝宴会上，您给我们七位同志一个一个敬酒，我们一直记在心里。今天，我们回来看您，为您敬上一杯酒。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

火箭按照程序逐级分离，起飞586秒后，星箭成功分离，“东方红一号”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1时50分，地面清晰接收到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信号。

当《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的时候，毛主席接到周总理“卫星成功入轨”的报告，高兴地说：“好，太好了。准备庆贺，准备庆贺！”

这一句话里隐藏着多少艰辛与不易，又承载着国人多少期盼与梦想。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套红刊登了《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报道。消息瞬间传遍全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发布消息，赞美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美国白宫说，中国航天起步晚、航天体系不完善，军方则高度警惕，认为亚洲战略平衡彻底改变。美国宇航局的专家不得不承认：中国人确实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漂亮。

苏联报道极度淡化，塔斯社仅简短刊发简讯，只字不提中国自力更生突破封锁的历程。

亚非拉朋友则普遍热烈祝贺，将“东方红一号”视作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胜利。

天文学家说，在浩瀚的夜空中，用肉眼大约可看见6500余颗星星，借助望远镜可看到2万多颗星星，用现代化反射望远镜可看到几十万颗星星。然而，在数千年以来，在茫茫的星海里，却没有一颗属于人类自己研造的“星”。

直到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人类才开始研造属于自己的“星”了。1958年1月31日，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探险者一号。”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针对苏联、美国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组”（即1958年1号重点科研任务），为便于保密，取代号581。钱学森任581组组长，他带头攻关，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没有先进设备，自己动手制造；没有现成的资料就从基础理论开始推导。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心里只想着一定要把卫星造出来，一定不能让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失望。

1965年，国家正式启动第一颗卫星研制计划，代号“651工程”，这颗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钱学森对科研人员说：“既然要做，就要做得让全世界都看得见，听得到。让我们的‘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播放《东方红》乐曲。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来了。”

任务艰巨，时间紧迫。钱学森一直在思索，由谁来做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一颗卫星从生产到发射，从发射到测控，环环相连，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用人选人最重要。钱学森想到了一个又一个科学家，可是，哪一个更适合做总体设计工作呢？渐渐地，一个年轻科学家从众多人里跳了出来，在钱学森大脑里越来越清晰：这个年轻人知识面广，技术全面，特别是他勇于担当。

钱学森看中的这个人，就是38岁的孙家栋。他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的是飞机设计专业。钱学森在脑门上拍两下，像是拍了板：就是他了。

钱学森找孙家栋谈话。果然，这个年轻人有主意。孙家栋说：“这是大工程，需要一个班子。这个班子成员由我首选，您最后拍板。”

“痛快！”钱学森拍一下桌子，“你去点将，排兵布阵开始干。”

孙家栋根据专业类型和技术专长，选定18人组成卫星设计总体组，他们被称为“航天十八勇士”。

周恩来总理听取“东方红一号”研制汇报时，问：“卫星升空后，用什么来证明它确实发上天了？”

总体组向总理报告他们的设计方案：“我们卫星设计一定要有别于苏联，甚至要超过苏联。最理想的是能够在卫星升上去后持续播放《东方红》乐曲。大家都知道，苏联卫星上天呼叫信号是‘滴滴答答’时隐时现的电报码。如果我们的卫星播放‘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音乐，单这一点，就超过了苏联人。”

周恩来总理点点头：“好，就这么办。”

复杂问题简单化，孙家栋带领总体组对原方案大胆修改，化繁就简。最后确定分系统是：《东方红》音乐装置、短波遥测、跟踪、天线和姿态测量。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请来200多人召开“东方红一号”方案修改论证会。会议确定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技术参数和各分系统技术方案，确定了这颗卫星的技术水平要高于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最后，钱学森按照中央领导的要求，提出中国第一颗卫星要“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的12字方针。

修改论证会后，钱学森专门对孙家栋说：“家栋，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这是一颗‘政治星’，压力和动力都压在你肩上。”

“上得去好办。”孙家栋说，“我们的东风二号已经发射成功，卫星依靠运载火箭送上去，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是三个大难题。”

钱学森鼓励这位年轻的科学家：“不要怕，群策群力，集中人员攻关。”

孙家栋立即着手解决三个大难题。

第二天，总体组的刘易成提出从多普勒原理导出一组多站多普勒独立测轨方程，找到卫星运行速度与地面之间距离的算法，破解“多普勒之谜”，并将这个算法应用于“东方红一号”的测轨。为此，总体组反复测算，模拟验证。当时条件有限，科学家们因陋就简，用手摇计算机、计算尺和算盘测算，获得测轨方程式的计算方法，解决了程序设计难题，扫清了“抓得住”技术上的一个大难题。

“东方红一号”的远地点距离地面2000多千米，像飘在天上的风筝，怎样才能保证不“脱线”？科学家们经过大量调研和认真分析，确定以多普勒测量为主的测控方案，在卫星入轨点附近地面观测站设置雷达和光学设备作为双重保证，对卫星进行不间断地观测和监控。

这样，“抓得住”的难题解决了。解开难题的是地面组。

“看得见”的问题，孙家栋交给七机部第八设计院的技术员沈祖炜。

年轻的技术员沈祖炜连续做出多个方案，但是一经实验就失败。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小沈压力越来越大。

一天早晨，他去上班，天上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许多人举着伞在雨中前行。沈祖炜看到一个姑娘从一家小吃店出来，“哗啦”一下打开了折叠伞。他眼睛一亮，心有启发，问那姑娘在哪里买的这把折叠伞。姑娘告诉他：王府井百货大楼。沈祖炜急忙坐上公交车，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了一把和姑娘一样的折叠伞。他打开、收拢，再打开、再收拢。一路兴致勃勃，反反复复试验多次，兴奋不已。

回到设计院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同事们一说，大家都赞成。按照折叠伞自动开启的原理，设计人员在卫星底部加装了一个用特殊材料制作的“观测裙”，大家叫它“围裙”。撑开后直径可达4米的“围裙”，是一个具有良好光学反射特征的球状体，通过大面积反射阳光而增加亮度。卫星发射阶段，“围裙”收拢起来，固定在卫星底部。卫星入轨后，末级火箭与卫星分离，“围裙”随之撑开，在阳光照射下，肉眼可见。

试验那天，孙家栋来了。他站在操作员跟前，看着他启动按钮。顷刻，四根弹射杆同时弹出，将绕成环状的“围裙”拉出来，在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作用下，“围裙”倏地展开，形似莲花，闪烁夺目。

孙家栋握住沈祖炜的手：“太棒了！谢谢你！谢谢你们团队解决了‘看得见’的问题。”

就剩下一个“听得到”的问题了。

让中国第一颗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是举国一致的想法。那么，是播放全曲，还是播放部分旋律？两种意见各有理由：一种意见认为，要完整播放《东方红》全曲16节；另一种意见认为，播放完乐曲的前8节就可以了，16节全都播放在技术上无法保证。但是，只播放8节，如果有人说这是“断章取义”，再给扣上一顶歪曲红歌的“政治帽子”，有谁能承受得起？

两种意见反映到钱学森那里，又反聩到党中央。最后，由聂荣臻元帅和周恩来总理作出决定：播放《东方红》乐曲前8节。

一定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清晰、悦耳、动听的《东方红》乐曲——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交给了中国科学院遥控室的助理研究员刘承熙。

方案很快设计出来了：40秒钟内重复播送《东方红》乐曲前8节两遍，间隔5秒钟再继续播送《东方红》乐曲前8节一遍。这样，既简化了卫星的结构，又减轻了卫星的重量，用一个发射机就可以实现交替传送《东方红》乐曲和遥测信号的目的。

传送乐曲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用什么乐器演奏《东方红》乐曲？刘承熙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是，北京火车站雄壮浑厚的钟声。不行，线路复杂，无法仿制。第二个想法是用我国特有的民族乐器演奏《东方红》乐曲。试过二胡、唢呐、笛子，不行，音色不够嘹亮。第三个想法是西洋乐器钢琴、小号、小提琴，经过反复演奏也被推翻了。刘承熙想，一定要用最理想的乐器演奏《东方红》，让听到的每个人都满意、高兴、赞美。最终，采用电路来模拟铝板琴版的《东方红》乐曲，经过试听，铝板琴声清晰悦耳，效果最佳。

刘承熙将试验情况汇报给孙家栋。孙家栋很振奋，在电话里说：“祝贺你们试验成功！我刚刚接到钱院长秘书的电话，要我带着卫星设计初样图到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开会。你们的汇报太及时了！”

孙家栋的难眠之夜

孙家栋走进江苏厅，发现钱学森已经来了。钱学森对他说：“今天，周总理要听‘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进展情况，你要详细汇报，有问题、有困难，也要提出来。”

孙家栋听说周恩来总理亲自听他汇报，不免紧张起来。

这时，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中央领导缓缓步入会场。他们先是观看孙家栋带来的卫星设计初样。钱学森对卫星的结构、各分系统的功能作了简要介绍。

周恩来总理和钱学森一同走到会议桌前。总理摆摆手：“大家请坐嘛。”总理看一眼钱学森：“学森同志，咱们开始。”

钱学森点孙家栋的名字，孙家栋站起来，稍显紧张。钱学森说：“总理，这位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设计负责人、第五研究院导弹总体设计部的孙家栋同志。”

周恩来总理炯炯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了一遍孙家栋：“好年轻！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卫星专家了。家栋同志，今年多大年纪？”

“40岁。”孙家栋回答。

钱学森告诉总理：孙家栋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优秀，获得过斯大林奖章。

周恩来总理问了一下孙家栋在苏联学习、生活的情况，见他放松了下来，微微一笑：“家栋同志，请坐下来介绍卫星设计进展情况。”

孙家栋对卫星的初样作了介绍，将卫星技术参数和研制中遇到的问题一一提出来。周恩来总理一边专注地听，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他对总理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由衷地钦佩。此刻，他想到一件事，犹豫着要不要和总理说呢。

当时制作生产卫星仪表、仪器的单位都想在他们的产品上面镶嵌一枚毛主席像章。开始时孙家栋并没有在意，后来像章越做越大，导致卫星总体重量超重了。如果卫星总体重量超重，那么导弹火箭的运载重量就会加重，对卫星散热极为不利，有可能会导致发射失败。

孙家栋抬头看一眼钱学森，从他的目光里获得了力量。于是，他再次站起来说：“总理，大家出于对毛主席的崇敬，在卫星仪器上装毛主席像章，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从技术角度上说，仪器上镶嵌的主席像章会增加火箭的运载负荷，对卫星升空飞行是危险的。是不是……”

会场鸦雀无声，一双双目光投向了沉默不语的周总理。

周总理思忖片刻，以轻松又幽默的语气道：“我看不用了。搞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态度。你们回去以后要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我想不会有什么问题。”

一块沉重的石头从孙家栋心上搬开了，参加会议的人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笑容。

196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卫星工程艰难地一步一步地推进着。这时，传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研制接近尾声，很快就会发射的消息。这个消息给我国卫星研制工作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紧迫感。

1970年的春天，北京城里依然寒风凛冽。卫星总体组经过半年紧张的工作，对“东方红一号”又做了5天的地面环境模拟实验，完成了出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孙家栋主持召开卫星出厂鉴定会。有人提出意见：卫星工作“寿命”是14天，可地面环境模拟实验只做了5天，谁敢保证卫星在天上能可靠地工作14天？

孙家栋一下子心里没底了。这是我国首颗人造卫星，应该进行多少次实验，才能保证它在天上按照预定“寿命”运行呢？

孙家栋将这个问题和自己的想法报告给钱学森。

钱学森调来卫星设计图、技术和各系统测试材料。他整整研究了两天，以一种担当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庄重地写下：“我看，此星可以出厂。”

1970年3月26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搭上专列，直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是一列武装押运的军列，采取最高等级的安全保卫措施，沿途车站均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戒严保卫。军列运行中，北京、大同、兰州等铁路局党委主要领导随车护送，一站连接一站，一直护送到发射中心。

非常遗憾的是，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孙家栋，由于特殊原因没有随车西行。

孙家栋从1967年参加研制人造卫星工作，并担任总体组负责人，4年中，他把所有时间、精力全部放在研制工作上，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卫星研制完成被运走了，却把他留在了北京。

一列军车拉走了孙家栋的“宝贝”，也牵走了他的一颗心。他最担心卫星的稳定性，卫星上有1万多个元器件和零部件，它们组成庞大而复杂的串联系统，只要其中一个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就会失效。孙家栋在研制卫星时，研读分析了大量国外卫星研制资料。法国第一颗卫星上天时，因为电源结冰，停止了工作。日本第一颗卫星上天后只转了6圈，就因为温度超60摄氏度而停止工作。孙家栋不放心，总是打电话询问卫星升温情况。直到操作员告诉他，卫星温度上升至33摄氏度后保持稳定状态，他内心的焦躁才稍微平息了些。

但是，孙家栋还是不放心，万一出问题怎么办？他像过电影似的在脑子里想着一个个预案和解决办法。这天夜里，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没有睡意，天快亮时才睡着。睡梦中，他突然大声地喊叫起来：“加大音量，加大音量……”

睡在一旁的妻子被惊醒了：“怎么啦？你怎么啦？”

孙家栋坐起来，满头大汗：“我、我做噩梦……”

妻子说：“你太紧张了，再睡一会儿吧。”

此时，孙家栋看到窗帘透白，睡意全无。

满天星星都在唱《东方红》

1970年4月24日是一个载入中国航天和世界航天史册的重要日子。

21时34分，东风发射场0号指挥员下达了“一分钟准备”口令。

21时35分，操作员按下发控台上的点火按钮。

“轰”的一声巨响，“长征一号”火箭的4台发动机喷射出长长的火焰，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

控制室里，监测仪器灯光闪烁，不断显示火箭的飞行数据：

“捕捉目标。”

“飞行正常。”

“一级关机。”

“一二级分离！”

“星箭分离。”

“卫星入轨。”

发射场沸腾起来。众人的欢呼声、口号声将沉睡多年的大漠震醒了。

卫星分离后，指挥台马上收到各地监测站的报告。

南宁站报告：信号正常。

昆明站报告：跟踪正常。

湘西站报告：我们收听到了《东方红》乐曲。

海南站报告：遥测信号正常，《东方红》乐曲清晰动听。

卫星起飞后14分16秒，指挥中心迅速计算出卫星初始运行轨道，距离地球表面最近点高度为439千米，最远点高度为2384千米。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夹角是68.5度。卫星用20.009兆赫无线电频率播放着《东方红》乐曲了。

消息报告到北京。

周恩来总理办公桌上摆放着新华社报呈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审稿，周总理逐字逐句认真审阅。将原稿里“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改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然后郑重地在发稿单上签下了“周恩来”三个字。

周恩来总理随即与国防科委领导通电话，核对轨道参数。一向严谨认真的周恩来总理指示：为了稳妥起见，还是等一等。等到美国方面公布后，我们进行一下比较，再向全世界公布。

4月25日，“美国之音”最先向世界报道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同时公布了卫星入轨的参数，与中国的实际参数几乎一致。

25日18时，中国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发布，全中国都沸腾起来了，到处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同日20时29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飞行第16圈时，经过北京上空。百万首都市民涌上街头，仰望夜空。当明亮的卫星缓缓地经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有人喊起来：“看，过来了！卫星飞过来了！”

“看见了，看见了……”广场上立时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当听到卫星播放出《东方红》乐曲时，广场又变成了歌的海洋：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

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当晚，周恩来飞赴广州出席印支三国四方高级会议。在4月25日的晚宴上，周总理向各国代表公布中国卫星上天的喜讯。周总理说：“我给你们带来一件大好礼物，这就是昨天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大家的胜利！”

4月26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故乡，呼和浩特市组织10万名各民族群众，在新华广场举行盛大庆祝活动，内蒙古各族人民用歌声、用舞姿庆祝伟大胜利。在欢乐的人群里，内蒙古河西公司几名员工异常激动兴奋，他们眼里含着热泪，振臂高呼：“我们的卫星上天啦！”“中国的卫星上天啦！”他们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研制生产单位的代表。当时，这还是国家机密。他们心花怒放，却闭口不言，彼此用眼神和手势表达成功的喜悦和胜利的欢庆。

也就在这天晚上，在额济纳最北面的马鬃山下，一顶蒙古包里，一名叫林格日勒的中学生坐在收音机前，正全神贯注地听“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的乐曲。听着听着，她便随乐曲用蒙古语唱起来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林格日勒是居住在宝日乌拉山下的孩子，她5岁的时候，阿爸说搬家，把她抱上马鞍就出发。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她不知道。她看到牧民们一家一家人拖儿带女，一步一回头地慢慢往前走。她看到一拨一拨的羊群、一峰一峰的骆驼慢慢地走，前面看不到头，后面望不见尾。等她十多岁了，阿爸才告诉她，宝日乌拉山已经建成“东风航天基地”了。“最好牧场为航天”，牧民舍小家、为大家，让出了世代生活的草场，为国家做了大奉献。阿爸说：“这个贡献里也有咱们家的一份。”

林格日勒很自豪，她一边唱《东方红》，一边看天上的星星。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闪闪烁烁，她想从中找到那颗会唱歌的星星。她看啊看，仿佛满天的星星都在唱歌，都在唱《东方红》……

| 作者简介

布仁巴雅尔，内蒙古扎鲁特旗人。国家一级作家，曾任内蒙古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八届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布仁巴雅尔文集》(10卷)。曾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内蒙古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 作者简介

马宝山，出生于辽宁省阜新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包头市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出版有长篇小说《嘎达梅林》《青山青，黄河黄》，长篇报告文学《丁新民与他的民工兄弟》，小说集《家园》《苍天亦怒》《马宝山小小说》等作品。曾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丁新民与他的民工兄弟》（合著）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