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若非，穿青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北京文学》《山花》《青年文学》《清明》《湖南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等发表作品若干，著有小说集《十二盏微光》《手机逃亡》、诗集《哑剧场》等作品多部。现居贵州毕节。

1

从候机厅望出去，停机坪上，飞机安静停泊，等待飞往它们的目的地，偶尔有人或者摆渡车穿过。再远一些的地方，起飞的起飞，降落的降落，出发和归来的人，匆匆忙忙，隔着一层厚重的玻璃，像一场盛大的默剧表演。

清晨七点半左右，候机厅已经坐满了人，没座位的人，只得或蹲或站，百无聊赖地等待属于自己的航班。

大兴机场通航三年多，我却是第一次在这里乘坐飞机。我所在的文化公司主要业务是大型文化活动策划和执行，行情好的时候，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地，大江南北地跑，走马观花地领略大好河山的同时，借工作之便见到了不少艺术大佬，他们有作家、画家、书法家，还有一些戏曲演员和歌手，为父亲要到了不少戏曲名家的签名，可把老头高兴得一阵一阵的。后来几年，行业不景气，公司几乎停业，能飞去外地出差的机会少之又少。三年时间，公司裁了一批又一批人，眼看就要熬过寒冬迎来春天，刚四十岁的我却上了裁员名单。在职时没能因工作之便在大兴机场乘机，被裁后反倒来了。

出于无聊，我拿出手机播放音乐，耳朵里响起了那首熟悉的旋律。歌名叫《阿西里西》，父亲偶尔会在嘴边哼唱。歌曲旋律欢快，唱词是少数民族语言，我听得不甚明了。父亲爱戏，骨子里的爱，除了哼戏，也便是这个偶尔哼起的歌了。可惜现在父亲听不到了。

父亲死于一周前，膀胱癌晚期。他患膀胱癌已逾十年，我知道他会死，只是没想到那么突然，还是在那种情况下。

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足不出户、不吃不喝整整一天一夜。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被全世界抛弃了一样，活着都是一个笑话。第二天早上醒来，饥饿感和眩晕感让我非常痛苦，迷糊中看到父亲在向我招手，好像在说，你来呀，你来呀。我向父亲走去，手里攥着半瓶父亲剩下的安眠药。

“砰砰砰”，敲门声把我拉回现实，父亲瞬间消失了。小区物业送来了一封信，说信到了几天了，因为老人去世，我又忙前忙后忙里忙外，也就没及时给我。那是一封很平常的信，就是由牛皮纸信封装着，贴了邮票盖了邮戳的那种。对此我并不吃惊，因为我知道父亲有写信的习惯，哪怕是平常留个纸条，他也习惯按照书信的格式来写。

比如他给我的遗书，就是一封书信——

策云吾儿：

今晚突觉身体不适，比任何一次都严重，估计是大限到了，所以给你写这封信，如果你看到时我不在人世，便算作是我给你的遗书。

我们一家干净，我只有你，你无儿无女，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可交代的。我早在三十年前就应该死去，十年前也应该死去，这么些年都是赚得的，所以其实也没什么可悲伤的。

关于你，我以前劝过很多次，所以现在也没什么好劝的。如果我还有什么遗愿，就是你应该好好地活下去，不是说你要结婚，也不是说你要有个好工作，但你好歹要有个自己热心的事情去做着，让自己开心的、向上的事情，随便什么都行。

策云，你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等你走过了，就会发现现在这些什么都不是。这个道理，是别人教会我的。我也想教给你。

                                                      父张民权留

2023年7月22日深夜

我读到的时候，甚至有种父亲就在身边对着我说话的感觉。这大抵便是书信的魅力和奇妙之处。

现在，这封寄给父亲的书信，就沉甸甸地压在我的手里。信件来自贵州毕节山区的一个小村子，写信人叫嘎依。

回到家，思量再三，我决定替父亲打开这封信。信的内容很短。

民权：

上次的信收到了。我们一家人都过得很好。知道你身体不大好，希望能坚持下去，毕竟世道这么好，日子这么好，能多活一天是一天。

另外，你说要回来一趟，什么时候能回？身体不好，便要好好休息，其实回不回的都不重要了，知道你挂念，我们也都开心。如果真是要回，一定要提前告诉一声。

                                                                   嘎依

2023.7.17

嘎依是谁？为什么给父亲写信？明明可以打电话，为什么非得写信？父亲三十年前曾参加考察队到贵州考察，难道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嘎依？嘎依是男是女？难道“她”是父亲的情人？天呐，我不会在那遥远的山里还有个同父异母的亲人吧？

我迫不及待地去了一趟父亲之前就职的那家研究院。研究院坐落在一条破旧胡同的深处，曾经风光无限，但现在显示出一派老气，像个被人嫌弃的弃妇，独自沉默着蜗居在巷子深处。里面都是父亲的老同事，他们看到我都说了些安慰的话，听说我想打听父亲在贵州的细节，却都说不上什么。父亲去贵州时还年轻，其他的老专家们现在多已作古。唯一能打听到的是，父亲在贵州毕节时，脱队了差不多半个月，被找到时就紧急送回了北京治病。父亲的老同事们说，据他说是当地的农户救了他，给他找了草药包扎，但还是造成了感染。除此之外，他们一概不知。

找不出答案，也便不想了。我计划把手上的事情忙完，就回信告知对方父亲已经去世，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所谓人死账清，就当一个了结吧。

2

可是在整理父亲遗物时，我却改变了这个想法。因为我在父亲的老密码箱里，翻出了嘎依写给父亲的一沓沓厚厚的信，足有百来封，好奇心驱使我把这些信都翻了个遍。

如果不是这些信，我不会知道，父亲残疾后曾一度想要自杀，患癌后也多次想自行了结，是嘎依一直在开导他。他们的通信频率不高，有时候一年只有一封，有时候一年四五封，内容也没什么出格之处，但我感觉得出来，他们之间关系不浅，像相互挂念的爱人，也像熟识多年的老友。让我疑惑的地方还在于，嘎依的笔迹总在变化，从歪歪扭扭如同小学生，到越来越周正，越写越好，让人捉摸不透。不过在一封信里，嘎依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在不断地练习写字，还问我父亲，是不是越写越好了。

也是在嘎依给父亲的一封信里，我看到了和父亲给我的遗书里差不多的一句话。

你的人生还很漫长，等你挺过去了，这些困难什么都不是。

我把那些信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整理，连同嘎依寄来的最后一封信，用胶圈重新捆起来放好。之后我去了墓地，告诉了父亲这一切。我想他会收到最后这封信的吧。坐在父亲的墓前，我买了一张北京飞往贵阳的机票。

飞机些微晚点。八点四十多，飞机从大兴起飞。看着偌大的北京城越来越小，我心里冒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是第一次得以用心打量这座城市。我在这里土生土长，在这里求学，工作，恋爱，结婚，失业，离婚，失去亲人。我有多少次乘坐飞机起起落落，就有多少次这样看着这个城市，但却是第一次，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好像我孑然一身，不知道将往何处去。

原来每次外出和回来，都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城市的。那时候有父亲有妻子。后来没了妻子，我开始频繁进山，但父亲在，就像那个拉着线的人，我这个风筝飘得再远，也终究会回来。但现在，父亲没了，好像那根线断了。

父亲走的那天我在延庆的山里。离婚后我常去山里，密云、门头沟什么的，偶尔也出北京，奔河北甚至山西而去，反正离得不远。我是被裁后的第三个月离的婚，离婚的直接原因是我太消沉，熬夜，酗酒，我们爆发了非常激烈的争吵，我甚至有一些难以自制的家暴行为，但深层的原因是她有了外遇。那个男的我见过，一次她同学聚会，我刚好在附近，便自作主张去接她，推门进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俩在喝交杯酒，事后她一直解释就是玩游戏输了，我也就假装信了。我们恋爱一年，结婚十一年，从她27岁到39岁，我对她太了解了，看一眼她这么解释时的神情，我就知道了大概。好在我们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就没有拖累，她说她什么也不要，都给我，理由是我有个腿残并罹患癌症的老爸，而她父母健在家境不错。离婚后三个多月，也就是五六月的样子，她结婚了，和我的猜想差不多，只不过时间提前了。这时候我已经不再酗酒，但还是长期熬夜，听摇滚乐和看书，脾气依旧暴躁。我喜欢上了进山，去干什么呢？露营，或者找个客栈住下来，啥也不干。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一切父亲看在眼里，他常劝我，劝我找个新工作，或者找个新女人，只要二者得其一，我就不会再这样。可惜他怎么劝也没用，我们甚至发生了几次大的争吵，渐渐像一对仇人，说了不少断绝父子关系的话，于是他劝着劝着也就不劝了。他有自己的乐趣，就是和几个街坊组了个戏曲爱好小组，每周有固定几天一大早就去玉渊潭练嗓子。我不知道他为何对戏曲那么痴迷，哪怕截了一只腿只能靠拐杖支撑也要跑去那么远，就像他不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莫名其妙就跑到山里去。

头天下午，我刚进山，他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语气不善地问我又跑哪里去了，什么时候回。他声音响亮，中气很足。他已经习惯我突如其来的消失了。我说在延庆，待两天会回去。说话时我已经搭好了帐篷。第二天早上快七点，我接到了居委会的电话，说几个老街坊找不到我的电话，问到居委会去了。他们说和父亲约好六点半碰头，眼下都快七点了。我说我在山里，老头在家里，不会是睡过头了吧。说了我就觉得不太可能，老头病退几年，虽然受失眠困扰不得不依靠安眠药助眠，但天天都会雷打不动地早起，不可能睡过头，除非，除非出了事。

我非常后悔，如果那天我不进山，父亲兴许就不会走。甚至，如果离婚后我不老往那山里钻，父亲就不会死。如果我不离婚，如果我不消沉堕落酗酒家暴，如果我不被裁员……如果，如果不是因为我，父亲就不会走。虽然因为工作的事情，我们曾一次次恶语相向，但毕竟他是我父亲，我是他儿子。

一个浑厚的男声把我从自责的泥潭里拉了回来。他说叔叔你没事吧。我这才发现自己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我用手揉了揉，眼泪被挤了出来，湿了手背。我深深吸了口气，说我没事。他递过来一张纸，我接过说了声谢谢。情绪平复了一些，我问他，去贵州哪里？他说就去贵阳。我说有首歌，你听过吗？《阿西里西》。他说听过呀。我问他这首歌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一首民歌，彝族的，在老家毕节的彝乡流传，彝族人过节什么的都爱唱。阿西里西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我问他。不知道，他说，反正是很欢快的意思。叔叔去贵州干什么呀？他反问我。我说，找个人。

飞机已经平稳，刚登机时的躁动喧闹已经消退，一些人已经开始补瞌睡或者假寐。我调了个舒服的姿势，闭上了眼睛。三个多小时后，我将在龙洞堡机场落地，然后坐高铁去毕节，再转汽车或者包个车去往目的地。一切都安排好了，美中不足就是没买到贵阳去毕节的坐票，但好在车程不长，站着熬一熬就过了。

3

熬一熬就过了。

嘎依在给父亲的信中，多次说到这样的话。

我不知道父亲都给他（她）写了些什么，但从他（她）的回信里，我大概能够猜测出父亲寄出去的每一封信件的内容。父亲把家里大大小小，细细碎碎的事情，都告诉了嘎依，而嘎依也以同样的方式，回复了父亲，说家里养了几头羊，说核桃成熟了卖价不用怎么样，说孩子们挺闹腾，说欢迎父亲得空回去看看……

关于父亲的毕节之行，我知道得并不多。父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去的毕节，那时候我不过十多岁，整日忙着苦学。当时他是研究院的助理，作为考察队的一名非核心人员，跋涉到毕节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主要负责配合专家们开展联络、以及资料搜集整理等工作。一次意外，父亲和考察队走散了，深夜也没能找到大部队，又不小心把腿摔伤了，引起了感染，不得不截肢。父亲截肢没几年，母亲车祸去世，家里只剩下了我和他两人。好在研究院的工作本来不多，加上他因公致残疾有优待，虽然后来一直没什么进步，但稳定的工作还是保障了我们父子俩的温饱。

嘎依是谁？和父亲什么关系？父亲在毕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问题驱动着我，向一个遥远的村子而去。

但难道我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父亲已经去世，答案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那就当是替父亲履行他信中的承诺，回去看看吧。真正让我决定出发的，是这个理由。

中午时分，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龙洞堡机场。走出机场，清新的空气让人的肺腑瞬间饱饱的，是在北京完全感受不到的那种满足感，好像每一口吸进去的，都是超量的氧离子。虽然是夏季，但和北京相比，贵阳凉爽极了。之后我搭乘地铁去往贵阳北站，掐着时间在北站吃了个午饭，就上了去往毕节的高铁。不到一个小时的样子，就到了毕节站。

坐在站里的按摩椅上，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之前的计划就这么被打乱了。我有些后悔，觉得自己太冲动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来这个地方呢？贵州我是来过多次，但毕节是第一次，这里没有朋友，连点赞之交可以提供咨询的人都没有。一路上，我都在想，当年父亲从北京出发，到达毕节的乡野间，到底走过什么样的路途？我现在半天就能走完的路程，他要走上多少天？我看到的这些风景，父亲一定看过它们更原始的模样。可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是父亲指引我来到这里吗？就像那天，他在梦境里一直对我说，来呀来呀，来呀来呀。他在前方等我？

我很快就在按摩椅上睡着了。我梦到了父亲，他穿着老旧的中山装，背着沉重的背包，还拖着大大的行李箱，胸前挂着相机，走一会，便停下来，边喘气边拍照。他说，你跟着我走，就不会错。我便乖乖地跟着他走了。

网约车司机的来电把我吵醒了，醒来只觉浑身酸软，像生病了一样。懒在按摩椅上缓劲时，我突然觉得，此时此刻，我正循着父亲的足迹，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路途虽然孤独，但父亲一定在看不见的地方陪着我，这让我多少感到安慰。离开按摩椅去网约车司机说的地方时，我摸了摸背包边袋里的那个药瓶子。希望那里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吧。

司机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留着精神的寸头，他操着蹩脚的普通话和我打招呼，在确认信息后，提醒我系好安全带，车便从高铁站出发了。上了高速，我们不知咋地就聊上了。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他是贵阳某高校的毕业生，开网约车已经快两年了。我说你大学毕业，就干这个，家里能同意？小伙子说，当然不能，老爸现在对我还很不爽呢。我说，那肯定，他们一定觉得你浪费了。就是，小伙子说，老爸让我考公务员，可是我考不上呀，再说我觉得跑网约车也挺好的。我说，如果你因为这个工作感到开心，那就挺好的。其实父子之间，哪有那么深仇大恨的，小伙子说，我们吵架的时候，恨不得干起来，可是我跑车在外，经常很晚回家，他还是会给我留一口好吃的，还是会让我妈提醒我要注意安全，虽然他自己啥也不说。

也许天底下当父亲的，都是这样的吧。我说。

我想起父亲。我失业后，他曾建议我去弄个出租车开开，好歹有口饭吃。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天天在家躺着算个什么意思？我说要开你自个儿开去。我们吵过那么多次，并没有吵出什么结果。那时候的我沉醉于酒精，不想出门，不想工作。父亲虽然非常生气，可是在我前妻和我一次次争吵时，我却又暗地里听到他在劝我前妻，让前妻不要逼我太紧，他相信我会熬过那段灰暗的日子。想到这里，心里的自责又爬了上来。我陷入无言，瘫在座椅上，司机看出了什么，不再说话，只顾认真开车。

两个多小时后，我到了镇上。司机把我放在一家旅馆门前，告诉我这里离名声在外的韭菜坪景区不远，此时已经是花期，建议我去看看。如果你需要，他说，我可以送你去，价格绝对公道。我谢绝了他，我知道他希望多拉一趟，多赚一点钱，可是我没有兴趣，这一路，是父亲指引我来。我没兴趣去看韭菜花，那就是父亲不想我去看韭菜花。我该听父亲的安排。

4

小镇不大，但大抵因为正是旅游旺季，所以显得非常热闹。从旅馆四楼看去，通过大大小小的招牌，不难分辨出这个小镇的旅馆集中在广场附近。我因为订得晚，订到的这家离广场有一些距离，但即便如此，这家旅馆也是爆满。

暮色降临时，我简单吃了些东西，便窝进了房间。虽然一路疲惫，我却毫无睡意，索性研究起嘎依的那些信件来。我又发现了一个疑点，信件共147封，持续了几十年，虽然除了字迹有变化外，似乎没什么差别，但我还是敏感地感觉到，这些信里的情绪不太一致，似乎是断裂的，但具体问题在哪里，我又说不上来。百思不得其解时，老板敲门，说是送电蚊香片。

门一打开，我又听到了那熟悉的旋律。因为父亲的缘故，我将这首歌已经听了不知道多少遍，所以前奏一响起来，我就浑身一震。见我纳闷，老板说，是不是太吵了？我说，这歌？老板一脸无奈，广场那边有人跳舞，最近天天这样，要持续到十点以后，也是没法。老板走后，我便出了门。广场上，一群人正围着篝火跳舞，旁边大大的移动音箱里，正播放着那首熟悉的《阿西里西》。欢快的旋律配合着人们的舞步，显得非常和谐。

看得出神时，有人热情地跑过来，把我拉进了跳舞的行列。哪里来的都是客人，把舞跳起来嘛。人们大声说，拽着我跟着跳。单脚左一下，再换脚单脚右一下，动作非常简单，我很快就适应了，跟上了他们的节奏。闪耀的火光，晃动的脸庞，弥漫在空气中的热情气息，让我一时忘了身在何处，忘了心中所想，忘了要去何方。人群中，我恍惚看到了父亲年轻时的脸庞，在火光尘土下，显得红扑扑的，他尽情地跳动着，大笑着看着我……

醒来已经快九点了。我简单洗漱，收拾行李，去旅馆附近吃了一碗羊肉粉，顺便向老板打听去村子里的路，然后花三十块钱，雇了一辆摩托车。不到半个小时，在我感觉快要被摩托车甩出去时，司机一个急刹，停在了路边，指着路右上方半山上的一个寨子说，就是这里了，你要去哪家？我说我找嘎依。司机说这我也不熟啊。我说你到村口停吧，我自己找。

为了找到嘎依家，我费了不少工夫。我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没人能说得上嘎依家在哪里。幸好后来在一棵大树下遇到了几个闲聊的老头，知道我要找嘎依，他们都说，哪个嘎依？我才知道，在他们这里，过去叫嘎依的不少。我犯难了，想了半天说，我是北京来的。一个老头说，哪里来的，都没法晓得你要找哪个啊。我又想了想说，嘎依给我们家写了信。写信？他们说，这年头哪个还写信嘛？突然一个老头想起了什么，写信？那你可以去山头那家看看，他家好像往外寄过信。

那是一栋平房，房外面没有贴砖，也没有粉刷。房子在村边上，再往那边出去，便是庄稼地了。是这里吗？我迟疑地向那户人家走去。刚靠近，突然一阵狗叫，把我吓了一跳。一个少年跑过来，把狗喝了回去。看到我，少年一脸好奇。

我说，小朋友，你们家大人在吗？少年说，我就是大人。我忍不住乐了。好吧，我说，你父母在吗？少年冲房里喊了一声，妈，有人找。说罢他退回房屋的阴影里，坐在一张矮凳子上，就着一张高板凳写作业。一名干瘦的中年妇女从屋里走了出来，双手一边在围裙上搓着，一边打量着我，你哪个？我说，大姐，打扰了呀，我找一个叫嘎依的人。妇女依旧一脸茫然，看了看少年，嘟哝着说，奶奶就叫嘎依。少年放下手中的笔，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你是谁？找奶奶做什么？我说，我从北京来，我父亲叫张民权。少年惊叫道，所以，你是策云？我也一愣，对，我是张策云。

他们把我让进屋里，但很快我们就从屋里出来了，围坐在门前那棵高大的板栗树下，因为屋里确实是有点热。一进一出，我几乎摸准了这一家的基本情况，这家里此时只有两个人，就是大姐和少年，其他人应该是外出干活去了吧。大姐眼看四十五六的样子，少年十四五，他的作业显示，他正读初中，作业本上的名字是，苏明明。

对于我的突然造访，两人都显得有些激动。没想到你会来，大姐说，也从来没想到，是你来。我试探着问，你是嘎依？嘎依是奶奶，她指了指少年，他奶奶，我婆婆。我说，老人家呢？去世了，大姐说。来晚了，我深表遗憾。大姐说，再早也赶不上，早去世了，我们快结婚那一年，奶奶就去世了。我一脸疑惑，那是谁给我爸写信的？我从包里把信件取出来，放在我们中间的一个矮凳上。先是奶奶，后来是他爸爸，大姐说。大哥人呢？我问。也去世了。大姐一脸平静地说。什么时候的事情？我问。大姐说，四年前，在山上干活，遇着大雨了，一身湿漉漉地回来，刚到房檐下，脱掉帽子挂在墙壁上，碰到了漏电的电线。不好意思，可我还是忍不住问，可是后面又是谁给我爸写的信？大姐没说话。我听到身后传来嘿嘿嘿的笑声，回头一看，少年一脸狡黠地看着我。我明白了什么，嘎依来信里的不同笔迹，甚至隐隐淡淡的不一样的语感和情绪，也就解释得通了。

可是，父亲不是傻子，难道几十年，他都没有感觉到这种变化吗？

5

我在嘎依家（我不知道该如何称呼这一家子，索性就叫嘎依家吧）吃了顿简单的午饭，然后又继续坐在那棵大板栗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和他们聊天。

按照苏明明的说法，他懂事后就知道他父亲在给北京的叔叔写信，父亲意外去世后，有一天他们家突然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读着来信的内容，联想到父亲生前写信的事情，他便模仿了父亲的语气和笔迹，往北京回信。至于他的父亲是怎么从奶奶手中接过写信这件事的，他自己说不清楚，大姐也说不清楚。我父亲脱队的那半个月，到底怎么回事，他们更说不清楚了。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了。

正说着话，大姐想起了什么，起身从家里搬出一口暗红色的木箱子，放在我们中间。所有的来信都在这里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丢失的，你看看，也许能找到些有用的。说完她便下地了。

打开木箱，像读嘎依的信那样，我一封封地读着父亲给嘎依的信。一个我从未想到过的父亲，在一封封信中，像破碎的碎片，慢慢被组合起来。

那年，父亲跟随考察队，从北京深入乌蒙腹地，目的是收集、考察和研究彝族民间文化。一年多时间，他们风餐露宿，游走在乌蒙大地上。到达此地时，正好是七月，赶上了当地的火把节，父亲便去看热闹，在火把节上，就是在那首欢快的《阿西里西》的旋律里认识了嘎依，并深深被嘎依吸引。他们俩聊得很投机，无奈父亲已经结婚生子，嘎依也早已成家有了身孕。父亲在这地方待了十来天，走的那天，为了向嘎依告别，他提前出发，绕道去找嘎依，结果失足摔下山坡，将腿摔成重伤。考察队以为他已经走了，结果到了下一站没找到他。那时候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后来就没再找过父亲。父亲被村民们救下，因为嘎依认得他，他便住在了嘎依家养伤，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都由嘎依照顾，嘎依的丈夫则奔走于附近的土医生家，为父亲觅些草药。一家人对父亲都很好，让父亲很感动。父亲的信里说，对他来说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如果不是都已经婚配，他一定会带嘎依走。父亲的腿伤越来越严重，嘎依只好到处打听考察队的下落，并托村民们一起，把父亲送回了考察队。随后父亲因为腿伤感染严重，被紧急送回了北京。父亲截肢后，心情苦闷，产生了轻生的想法。他给嘎依写信，于是开始了持续数十年的通信。

在嘎依给父亲的信件里，我从未看到任何关于父亲养伤的那半个月时间的内容，原来他们通信的时间，远比我能读到的嘎依来信最早的时间还要早上许久。最早的那些嘎依来信，是父亲有意藏在了其他地方，还是损毁、遗失？我不知道。

在这些给嘎依的信件里，我读到了一个脆弱、敏感、孤独的父亲。面对自己的断腿，他一次次想要自杀；母亲车祸去世后，他曾一度堕落；想过再找一个，又担心对方对我不好；我和妻子选择丁克，他生过气，赌过气，终究只能接受，他说孩子们的事情，实在是管不了了；我被裁员，他说跟我说话都特别小心，害怕哪句话惹到我的伤心处；我离婚，他说离婚算个啥，年纪轻轻的，不怕找不到，但是这话又不敢告诉我；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但他不想去医院，只想安安静静地走；他说又和我吵架了，可是为什么要吵架呢，一家人，怎么要把时间浪费在吵架上，又说有时候真是忍不住……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一直不曾看见的，另一个父亲。最后一封信里，他照例问候了嘎依一家，问他们生活得如何，说他想要回去一趟，看一看她，看一看他们一家；说他又失眠了，脑子里都是我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活不长了，后悔和我吵了那么多，又说这样也好，他去世的时候我应该不会那么悲伤，挺好的。他还说如果我能活得好，就算一直一个人，一直不做什么好的工作，有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干着，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当父亲的他，也就没有遗憾了。

读着父亲的信，虽然每一封都是写给嘎依的，但感觉都是写给我的。我再也绷不住了，捧着脸，头埋在膝盖里，眼泪很快就打湿了手掌和裤管。我忍住了哭声，身子却不停地颤抖。

我千山万水赶来这个陌生的地方，以为是寻找嘎依，其实我一直在找寻的，是父亲，另一个父亲，一个潜藏在嘴碎、嘴硬、嘴不饶人下面的父亲，一个真正的父亲。

我就那么抽泣着，越是想要停下来，越是没法停止。

一只手压在了我的肩膀上。策云，不，叔叔，苏明明用厚重的公鸭嗓对我说，爷爷去世了，我知道你一定很伤心，但是人生老病死，都是很正常的事，你不要太伤心。

说不清楚什么原因，我竟然慢慢恢复了情绪。好像给我说这话的，不是苏明明，而是嘎依，或者我的父亲。

我认真地看着苏明明，你父亲去世时，你伤心吗？

苏明明说，伤心呀，很伤心，可是又能怎样呢，我只求自己快点长大，能帮上妈妈的忙，像我爸那样，撑起这个家。所以，你也要坚强起来。

6

大姐从地里回来了，背上背着一个不知道用什么东西编织而成的大大的灰色背篼，里面也不知道装着什么，面上是一个圆鼓鼓的扎得非常粗糙但结实的袋子，袋子上写着两个大字：尿素。她佝偻着的腰，让我感觉她背上的东西很重，所以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想要去帮忙。没事，大姐说，习惯了，这个你们城里人可干不来。她走到房檐下，蹲到地上，“啪”一下把那个背篼靠在了墙壁上。

大姐站起来，从兜里抓出几个青色的果子，冲苏明明喊，过来。苏明明放下作业，双手将T恤下摆一扯一提，接住了那些青果子，回到我面前放在书本上，我正要问他这是什么果子，只见他挑出一个，丢在地上，使劲一踩，青壳脱开，露出一个深褐色的果核来。我认出来了，那是核桃。苏明明敲开一个，递给我，来，尝尝我们这里的核桃，很香的呢。新鲜的核桃，剥皮非常方便，灰色的那层膜剥开后，是奶白色的核桃仁，放在嘴里，咀嚼一下，满口生香。我连连称赞，确实很好吃。

苏明明怔怔地说，我记得，小时候我爸就经常给我敲核桃，把皮剥完给我吃。他的梦想是把我们家的核桃卖出去，卖到大城市去。现在我们这里的核桃，有专门的人来收购，据说都卖到了大城市，有的还被制作成了核桃乳，成了饮料。可是我爸不在了。

我有些感伤。我说别想了，你爸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欣慰的。

苏明明突然说，你呢，你爸也会欣慰的吧。

我更加感伤了。我说，可能老头会失望吧。

苏明明说，所以我们都要振作起来，你说是不是？让在天上的他们，不要失望，你说是不是？说着他微微仰着头，好像天上真的有一个人，在看着我们。

我心里一阵苦涩，耳边响起父亲生前的话，他说你要找个事干着，什么事不重要，你自己愿意就行，你好好的，我就没牵挂。我感觉自己快忍不住了，赶紧开口说话。我说小屁孩，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会了这样说话？

苏明明说，还不是为了给你爸写信，硬逼着学会的？

我说那你现在以谁的名义和我说这个话？嘎依？还是苏明明。

小孩笑了，笑得很天真，我都可以，我可以是苏明明，也可以是嘎依。

我说，那你给我写下来。

写就写，苏明明说着，从英语作业本上撕下一页纸，认真地写了起来。

写好了，苏明明把纸张折叠起来，递给我，你别笑话啊。

我将这封简朴的信又折了一下，放进随身携带的包里。谢谢你，我说，我回去再看。

苏明明天真地看着我，你会给我回信吗？

我说会不会的，你等着就行了。我得意地笑看着他，笑着笑着，笑不下去了。

天快黑的时候，我谢绝了大姐和苏明明的挽留，离开了村子。快到镇上时，我让摩的司机把车停在一段险峻的山路上。

站在半山上，极目而望，是夜色中混混沌沌的山峰，以及错落在山腰和山谷里的小小的村落。看着夜色笼罩的村庄、山峰和河流，我感觉一切正慢慢变得柔软起来，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清晨微明的天色中，父亲撞开一层层的雨雾，气喘吁吁地向嘎依家所在的寨子跑去……他从我身边跑过，看到了我，冲我笑了一下，只留给我一个清瘦单薄的背影。

一阵大风吹来，吹得我心一震。于是我放下背包，翻出了苏明明给我的信。

策云：

你爸没了，我爸也没了，没了爸，咱也得把日子过下去。我知道悲伤是无用的，所以我要好好读书，考大学。你呢？你有什么计划？期待你的回信。

                                                                   嘎依

2023.8.6

信很短，但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我心中反复涤荡，是温暖感，或者说力量感。嘎依写了那么多信，都是写给父亲的。父亲一定知道后面写信的不是嘎依了，但他还是持续了这种交流，也许对他来说，谁写的信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心里有个念想，有个可以让自己袒露心中的怯懦和脆弱的人，那个人无论是谁，都可以是嘎依。

现在，父亲的嘎依给我写信了，曾经给了父亲无数次鼓励和温暖的嘎依，这一次，把信写给了我。这大抵，也是父亲愿意看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