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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泰和县寻访一位古人——曾安止。

澄江镇文溪村，古籍中的这个地名，如今分为“上文溪”和“下文溪”，完全融入县城城区。我们开车至上解放路，扎入一条名为曾家巷的街道。早晨九点钟，路两边颇多摆摊卖菜者，从衣着上看，应该是附近的乡民。买菜的人偶尔停下来互相打个招呼，寒暄几句，电单车在他们身边飞驰而过。我们的汽车一点一点往外挪，好不容易才走出来。

这注定是一次无具体收获的寻找。曾安止的身影，居住过的老宅，早被近千年的风雨吹散。但这是他生活过的地方。有这一条就够了。我来到这里，呼吸一下他曾经呼吸过的空气，摸一摸他缱绻过的江边的流水。他的体温渐渐蔓延过来，一点点感染我，触动我。他的努力与执着，他的孤独和欣喜，他的徘徊与一往无前，他的困惑和豁然开朗，越来越清晰。

曾安止（1048—1098），字移忠，自号屠龙翁。熙宁九年（1076），他一举登进士第，从此步入仕途。初任洪州丰城（今江西丰城市）主簿，后迁任江州彭泽县令，为官一方，勤勉务实。孰料中年目疾缠身，四十余岁便不得不辞官归隐，回到故里。曾安止深感历来农书多泛论五谷，对江南至关重要的水稻，品种和栽培之法记载零散不全，各地俗名混杂难辨，便立志为乡里稻作修撰专谱，弥补前人空白。归乡之后，他虽目力尽失，却丝毫不减向学之心，常让子弟搀扶着行走于田垄之间，遍访乡间老农，又潜心考证历代典籍，将全部心力倾注于水稻研究，终于完成这部名为《禾谱》的著作。

《禾谱》于绍圣元年（1094）定稿，曾安止口述、家人笔录而成。本书由序和正文构成，约四千字。以现在的眼光看，四千字着实不多，但彼时语言简练，不似后世虚浮，相关的知识搜集整理，足够耗尽一个人半生的心血。

此书凡五卷，以水稻为核心，系统记载品种、栽培、管理、收获、储藏等全流程技术。书中详记吉泰（吉安泰和）盆地五十余种水稻品种，首创正名辨种三法，即，按季节分大类（早稻立春种、小暑收，晚稻清明种、霜降收）；考释方言异称（江东称“稌”、楚地呼“稻”）；详记品种特性（如紫眼禾、黄穋禾等）。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水稻品种专著，真实反映北宋江南（以江西为中心）稻作技术水平，是研究宋代农业的核心史料。元朝王祯《农书》、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清代《钦定授时通考》等作品中均引用或承袭了这部书中的内容。

此前，士大夫阶层的目光之于植物，更偏于花卉谱录，寄寓闲情逸致。曾安止的这本作品看似特例，却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宋代“农为邦本”的治国方略，将农业生产中若干部分提升至学术高度。

《禾谱》本身的价值自不待言，其长久被人关注，与一代文豪苏轼还有重要关联。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因新党执政，被以“讥斥先朝”罪名贬谪惠州（今广东惠阳）。赴惠州途中，沿赣江南下过泰和。曾安止听说苏东坡到此，大喜过望，当即修书一封，邀请苏轼到府上一叙。闲聊间，曾安止提到自己刚刚写完的《禾谱》，并拿给对方看。苏轼翻阅后，见书中对各种水稻资源和附近地区农业状况记载得清清楚楚，只缺“农器”。苏轼谈起曾在武昌亲见农夫们骑用一种叫“秧马”的农器，向曾安止详细讲解了一番。苏轼并作《秧马歌》，附于《禾谱》之末。

全文如下：

过庐陵，见宣德郎致仕曾君安止，出所作《禾谱》。文既温雅，事亦详实，惜其有所缺，不谱农器也。予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史记》：禹乘四载，泥行乘橇。解者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岂秧马之类乎？作《秧马歌》一首，附于《禾谱》之末云。

春云濛濛雨凄凄，春秧欲老翠剡齐。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垄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鹥，纤纤束藁亦可赍。何用繁缨与月题，朅从畦东走畦西。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归来挂壁从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少壮骑汝逮老黧，何曾蹶轶防颠隮。锦鞯公子朝金闺，笑我一生蹋牛犁，不知自有木駃騠。

苏轼之激赏与赠诗，对《禾谱》的宣传效应极为显著。后世想到这本书，往往最先想到苏轼。古代大V的带货能力可见一斑。

由此想到，苏轼数次被贬谪，足迹遍及南中国，虽然是他个人的悲剧，却也是中国文化之幸。他到哪里都播撒文化火种，千百年来这些火种不但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烈，山河因他添了几分诗意，文脉因他多了一缕绵长。

地方文献记载，曾氏家族曾保存有《秧马歌》碑刻，传为曾安止后裔所刻，1983年于泰和县石山乡匡原村曾氏祠堂出土，后藏泰和县博物馆。2026年4月4日下午，我到博物馆去找这块碑刻，没有见到。问馆内工作人员，摇头说不知道。不过有无这块石碑，已不太重要，苏轼各类文集中几乎都完整收录有这首《秧马歌（并引）》，事实清楚。

元符元年（1098），曾安止去世，“葬于泰和县千秋乡武山南祜仙观后，其墓今存”（据光绪《泰和县志》）。可惜的是，曾安止虽重视苏东坡的建议，但眼睛失明，身体虚弱，已无力补撰。倒是百余年后，他的侄孙曾之谨（南宋时曾任耒阳县令）作《农器谱》三卷并续二卷，增耒耕、车戽、刈获、仓廪等农器及用法。周必大为之作序，在序言中，周必大感慨道：“是可补伯祖之书，成苏公之志矣。”时人陆游在收到这部书后，写下《耒阳令曾君寄〈禾谱〉〈农器谱〉二书求诗》，诗中有“一篇秧马传海内，农器名数方萌芽”之语。

《农器谱》到了元朝仍在流传，王祯著《农书》时曾大量引用，甚至直接承袭《农器谱》的分类、名称与文字，该书至明末逐渐散佚。《禾谱》在明代中期尚有传本，入清以后也告失传。赖族谱、类书、方志中辑存的部分片段，后人可管窥这两本书之一斑。

如今各类信息之丰富，已让人目不暇接。关于稻子的知识浩如烟海，除了研究者，没人在乎这些失去的书籍了。除了《禾谱》，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书，另有多少述而不作的人，一些知识全随着实体的消失而烟消云散。曾安止只是其中一个。

但后人还是要感念他们，记住他们。他们是砖，垒砌文明向上的阶梯，他们是台阶，铺就通往真知的道路。人类懵懵懂懂走到现在，总有一些人比周围的人更早地仰望星空（杞人），更早跟一朵花对视（王阳明），更早在河水中看到时间（孔子），重要的不是他们视野之宽窄，格局之大小，也不是他们言辞之精粗，见解之深浅，重要的是他们那一转头。是的，默默行进中的人群里，他们一转头便是人类的惊鸿一瞥。人类就是在这一次次的东张西望中，一步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