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井，1997年生，上海人，写小说和诗。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研究生。作品见于《诗刊》《作家》《上海文学》《星星》《诗歌月刊》等刊，获逸仙文学奖、戴望舒诗歌奖、光华诗歌奖、重唱诗歌奖。

九月的日光照耀着格鲁吉亚的大地。古伽瓦的讲解还在继续，他的英语不流利，常常在卡词。他说完后，团员们纷纷看向我。这是今早新到的旅行团，古伽瓦任司机和本地导游，我负责旅拍兼翻译。我指着旁边歪歪扭扭的钟楼说：这是剧院的特色，每个整点，木偶天使会从里面出来。据说二十世纪一个下雪天，从里面出来的是只浑身雪白的鸡，至今让人费解。现在，大家可以自由转转，三点半上车集合。

几组家庭四处去参观了。我坐在长椅上，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女团员走了过来，在我旁边坐下，起初不言语，半晌才小心翼翼地问，你的翻译是不是不对呀？本地导游好像没讲到鸡。我对她说，你懂英文，就直接听他说。我呢，给听不懂的人编编故事。她挑了挑眉，那前面在生命之柱教堂，你说那里埋着耶稣受难前穿的长袍，也是编的？我掏出腰包里的《格鲁吉亚旅行手册》，翻到教堂那章给她指了指，这是真的。她乐了，现学的？真行。此时我全然未能预料到她的下一个问题。

你是孟奇吗？

我猛然转过头盯着她，直到她的脸变得越来越熟悉、亲切，重叠了漫长的时光。叶文特，特特？她笑着说，是我啊，孟奇，好久没见了。她过来抱住我，刚刚你说鸡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你了。天哪，能再见到你实在是太开心了！

三点半，最后一个团员也按时回来了。古伽瓦坐进驾驶座，启动小面包车，沿着曲折的山路，摇摇晃晃地开往卡兹别克。古伽瓦时不时介绍两句，话语和引擎声重叠起来，催人入眠。一半团员已睡下，古伽瓦索性把轻音乐打开。特特也靠着窗睡着了。开往卡兹别克雪山的这一路景色壮观，九月份山顶仍是积雪，山腰以下一片翠绿。天蔚蓝，云高悬着，我们的视野开阔。道路两侧是绿莹莹的矮山丘，间或站一匹白马，在微风之中睁开湿漉漉的眼睛，打量过往的车辆。傍晚，小面包车把我们送到卡兹别克雪山酒店，团员们揉着惺忪的睡眼，拎着行李入住。

晚上，我和特特约在大堂酒吧叙旧。已经十五年没见了吧，我们是小学同学。九点左右，钢琴师刚刚上场致意，特特从客房楼层下来了，换了一套舒适的灰色运动服。我们在面朝钢琴的沙发上坐下来。从落地窗往外看过去，天色已经暗透，酒店外开阔的草坪和远处的雪山，笼罩在黑暗里。特特说自己现在在杭州工作，问我最近有没有回番禺，我说自己前几年还偶尔过年时回一趟，最近有两三年没回去了。

小时候，我和特特都在广州番禺生活。五岁那年，我父母和表伯两家人从顺德搬去广州做生意，生意有了起色之后，他们看中了华南板块的楼市，在奥林匹克花园买了两套房子。番禺，乘着珠三角工业化和撤县设市的东风，从荒芜的农田摇身一变，成了种满棕榈树的天堂。短短几年，涌进一百万人，住在动辄几千亩的大盘里，梦想着未来长久的幸福。

这一百万人里就有我和特特这样的孩子。刚刚搬进超大型社区的我们，光着脚丫从社区的沥青路跑向园林，卷起裤脚蹚进小池塘去捉金鱼，将那金灿灿、滑溜溜的小鱼抓在手里，扔给身旁另一个小毛头。我们稍稍长大一些，就嗤笑着路过像我们曾经那样捞鱼的孩子们，结着伴，胳膊肘里套着救生圈，到露天游泳池里游泳，或者到小区里的高尔夫球场里挥两杆。整个庞大的社区划分出各个小区，分别以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名命名，我们住在我们的北京、洛杉矶、悉尼区。周末拜访彼此家的时候，从卡萨布兰卡到雅典，只需要十分钟，我们手里提着砂糖橘，飞奔着去。病了，家长把我们送到社区医院里去；犯错了，则被拎住黄色校服的领子，送进社区里的私立学校。总而言之，不知道是开发商还是上帝，总之是有那么一个人，确保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能从第一声啼哭到长大成人，无需踏出社区一步，去见识四十分钟地铁路程外残酷的生活，真实的生活。坐在家长席上的父母们愉快地看着我们，对一切感到幸福。那时的他们，当然猜不到未来广州南拓的中轴会东移，番禺会成为城市发展的边缘。如今，那一百万人，每天乘着地铁三号线，往天河去，往珠江新城去，留下白日里一个个空荡荡的超大型社区。楼宇依然高耸，只是亮橙色的外墙漆已经泛白，许久未补刷。

特特说，现在番禺变化也挺大，尤其是万博商务区那边，太发达了，简直是光污染天堂。当然，几公里外的居民区还是那样。我们举杯，并想起来这是件很好笑的事：我们面对着夜晚的开阔草坪，听着异国琴师的演奏，却在聊番禺。碰杯声干脆轻盈，不过也许就是离得足够远，我们才能清楚地想起它。

特特皱了皱眉。话说回来，五年级的暑假，你怎么突然消失了？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了。

我把杯子放回桌上。我父母离婚了。特特微微张开嘴，点了点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件事和我们当时的那次行动有关系吗？我说，有吧。到底怎么回事？她把手搭在桌子上，身子前倾着靠向我，在我很模糊的印象里，孟奇，小学时候的你看起来好像总是不太快乐。

特特说得没错。小时候，我是说不出为什么的。不仅是我，我父亲、母亲，都无法说出自己为什么闷闷不乐。现在，离得足够远，也足够久，也许就清楚了。特特，你还记得小胖吧？特特说，当然，我们仨不是小虎队吗？《冒险小虎队》的小虎队。我点了点头，你加入我们之前，我和小胖每天在奥林匹克花园里探险，玩侦探和警长的游戏。很快我们就发现，社区里并没有什么像样的谜团或事件等待我们去挑战。我们当时还说不出来的是，超大型社区就像一个微缩城市，用幻影般无限多的事物，遮盖了真正的开阔。父亲正是因此，才总是呆坐在他的沙发上的。

那是一张黑色的真皮沙发，宽大而沉重，由于被反复抚摸，扶手边缘微微磨损。父亲坐进去，将手放回到另一只手焦虑的掌心上，长久地凝视着窗外，他的脸一半被阳光照耀着，另一半在阴影中。我从不知道他究竟看到了什么。窗外，灰白相间的街区地砖就像棋盘，向他靠拢着的那些杂货铺和中药铺，像一枚枚黑子围住了他。城市缩小了，一个不可知的系统，带着它的最终结局摇摇晃晃地走来。他的生意是顺心的，他和表伯买下了奥林匹克花园里的两栋复式。买了房，买了车，生了儿子，至此，他人生的所有目的达到了，世界不再值得探索，目力所及之内包涵了一切。城市里有什么新鲜事吗？难道开车一个小时去市中心的那些商场，值得吗？一天，他和母亲说，他不再想出去。这里，他指的是超大型社区，已经应有尽有。当然，他仍然要去公司上班，但他出去上班，还是为了回到这里。城市有什么值得期待呢，有什么能够重新激起他的兴趣并且欢迎着他？在家里，沙发上，他像被抽干了力气，什么都不愿做。最后一次出门让他记忆犹新。母亲强硬地要求他出去散步，他们去市区吃糖水。楼底下的行人消失不见了，一个白须、戴棕色宽檐帽的老翁坐在蓝色塑料椅上。父亲手捧一碗杏仁糊，向老头走近了两步，听到自己的声音好奇地传出来：你是个牛仔？老头斜着眼望他，过了会儿，往地上吐了口痰，那痰几乎沾到父亲的裤子上。父亲将这次出门视为一个不祥的征兆，他确诊了自己无名的病。

母亲的处境，是父亲的病的另一种表达。在家里，她常常尖叫起来。厨房变得越来越小，她说，塞满了冰冻白萝卜和空心南瓜的冰箱，吞吃了空气；锅铲一个接一个地往地上掉，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她几乎没有了落脚之处。她跑到客厅、卧室，可是跑遍了楼上楼下，一切都一样。如果说父亲的城市被挤压进了我们的超大型社区，那么这个超大型社区已经撑满了母亲的家，也就是说，我们的家。母亲曾经在外贸公司工作，她和父亲的结合原本是幸福美满的，而美好的生活正是她最大的追求。对她来说，刚刚住进奥林匹克花园的那段日子，已经代表了最美好的生活，这意味着，幸福不再是苦寻，重要的是排除一切让美好变得岌岌可危的可能。父亲的病搅乱了一切，他的噩梦连通了她的梦，他不再愿意出门，不再愿意远足。她能够指责他将生命的趣味拒之门外，用重复和固执填满冰箱、床榻和置物空间吗？直到沉默占据了所有，她意识到，在沉默的间隙里她并不满足。母亲多么依恋那个曾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呀！她愿意委屈地等待它回来。两股力拉扯着她：父亲的城市微缩成了一个社区，而这社区进而坍缩着，挤进屋子里，挤压得母亲几乎找不到可站立的地方，她是那样热切等待着父亲好转，家庭再度美满。当春天来了，她也想出去看一看杏花呀。

他们向彼此倾诉的是沉默。没有不忠，没有财产纠纷，没有任何可以被简单命名的冲突！而这痛苦的最后一环，是我的姨奶奶。我爷爷奶奶去世得早，家中大权归了姨奶奶。父母不合，她看在眼里。她想要了解他们生活中到底出现了什么矛盾，可她发现她弄不明白。她思来想去，还是将责任归结在母亲身上，毕竟父亲才是她的血亲，这是我们或许可以理解的偏袒。她将父母的不合、家务的不妥、我在学校的坏成绩，一点接一点计算到我母亲的头上。

因此，在家里，十岁的我厌恶姨奶奶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连带着讨厌的，还有我那个同班的表哥。十岁的我，是以一种童书版的“堂吉诃德”式心态，厌恶着姨奶奶和表哥的。我和小胖总去社区里的书店，读侦探小说和《彼得·潘》，往地上一坐就能看一天。合上书的时候，我们肩并着肩，怅然若失：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同几个海盗搏斗一番，或骑上毛驴去行侠仗义呢？我们的敌人在哪里呢？我隐隐约约地将姨奶奶放在了敌人的位置上。一顿晚饭为她的恶补上了最后的拼图。

那天晚上，我们去表伯家吃饭，姨奶奶下厨，做白斩鸡。姨奶奶每每总在家现杀鸡，她带着袖套，抓住鸡的翅膀，先将鸡喉咙上的毛拔了，鸡还在惊叫错愕，姨奶奶就已经抄起了刀，将它的喉咙割破了。鸡血涌出来，源源不断地往不锈钢小碗里淋，淋满了一整盘。白斩鸡上桌，作为装饰，鸡头被一同摆放在白瓷碟的一端，闭眼，张嘴，像随时要哀鸣。姨奶奶将一只鸡腿夹给表哥，另一只夹给我。十岁的我看着姨奶奶，心想，她就是恶。

那些日子里，父母的沉默，尤其是母亲的悲伤，和那仰天哀鸣的鸡头，重叠到一起，出现在我的噩梦中。惊醒的时刻里，我抓紧被子的一角，在心中清空了姨奶奶曾经给予我的所有温柔和善良。我决定要开始厌恶她。阻止我的是一些零星的记忆，例如她在儿时如何为我拉紧衣服，纵容我在学校楼道大笑着奔跑。这厌恶在培育自己的过程中，使我露出了你所认为的那副日日不乐的神情。

后来那只小公鸡的到来，为我下定决心。姑姑从顺德来了一趟广州，带来了一只小公鸡。姨奶奶看着那只散养长大的走地鸡说，养两日，中秋劏来食。小公鸡被关在笼子里，放在姨奶奶家的顶楼。我长久地坐在笼子前，望着它。它什么都不知道，懒洋洋地在笼子里休息，但当它望向我时，眼神里无论如何是有些悲哀的。它脖子伸得长长的，是用心灵在向我说：救救我。我决定，一定要将这只公鸡救出来。第二天上学，我把这事告诉了小胖，小胖拍手，太好了，我们终于要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了。

特特捏着吸管，在杯子中转了个圈说，原来这就是我们计划的开始。

是的。那几天放了学，我和小胖就缩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构思我们的救鸡计划。我们反复盘算着，但发现这个计划只靠我俩不够。就是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了在教室里擦黑板的你。我和小胖望向彼此，觉得你可能不会愿意加入我们，因为你是班上的好学生。我们都没想到，你居然同意和我们一起胡闹，而且立即就答应了。

特特想了想说，小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小鸡快跑》。情节记不清了，但这电影几乎像是我的童年噩梦一样，小鸡们都害怕被做成馅饼，想要逃出养鸡场……真的很惨。所以，当时听你说完那只鸡的事情，我觉得天都塌了，就傻傻地和你走到教室后面，听你们讲行动计划了。

当年的计划实在有些傻，不过，那是孩子们能想到的最好的计划，我们曾以无比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当年，窝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三个小矮个儿，头抵着头，看着打满草稿的笔记本。十岁的我以稚嫩的声音开口，向特特和小胖说：

我们的行动在周六，也就是明天进行。第一步，我和小胖去我表哥家。我表伯和表伯母不在，所以我们要对付的就是我表哥和姨奶奶。解决我表哥简单，小胖，你把你那张《帝国时代II：征服者》光盘带上，和表哥玩，让他打得着急，没心思管别的事情。

小胖一声哀号，我怎么就干这个啊！我打断他，这任务很重要，我和特特是去二打一，你是和我表哥单挑。你能不能看住他？我说小胖听了努努嘴，你们放心吧。

特特着急地问我，那我俩怎么做？

接下来就需要我们配合对付我姨奶奶了，问题的关键是，怎么在她眼皮子底下把鸡偷出去。我对他们说，他们把鸡养在十楼那层，客厅在九楼那层，表哥的电脑房和姨奶奶的卧室在八楼。这第二步，就需要特特你穿着校服，晚半小时来敲门。姨奶奶开门，你就想办法拖住她。这时，我就从底下那层悄悄摸到十楼去，把鸡装进布袋子里。

可是，我们怎么把布袋子带出门呀？特特问。我说，所以还有一步。你背个保温箱来，我俩已经向面包房的吴阿姨借好了，里面装着牛奶，你请姨奶奶买一瓶。她肯定不忍心拒绝你，你可是有名的好学生。钱放在卧室里，姨奶奶会下楼去拿。这时候我就从楼上冲下来，把布袋子塞到你的保温箱里，你带着鸡就跑，我马上找借口逃出来。

十岁的特特扎着麻花辫，说，天才呀，孟奇！我嘿嘿一笑，计划就是这样，我们要证明小虎队的本事。特特问，我现在也是小虎队的一员了？小胖说，当然，欢迎你！特特笑得露出虎牙，我们的三颗心骄傲着。我们约定今天回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下午带着饱满的精神，在我表哥家楼下见。

现在，特特露出一股很怀念的表情，嘴巴轻轻抿起来，眼神飘忽。这也许是我最想念的一件童年往事了……我记得，很久以来，我都以执行了一个光荣的行动而骄傲。甚至，那个周五晚上，一股雀跃的精神，就已经预先让一个满心正义的孩子夜晚辗转难眠。特特想起来了什么，说，对了，我记得周六那天一见到你，你的精神还是很差。周五晚上，你父母又不愉快了吗？

是。虽说那已是家的常态，但我还能记得那个周五晚上的场景。家里一片死寂，我熟悉它。它能让我在极短的时间之内，收敛起脸上的表情，低下头，努力地屏蔽周遭的一切。父亲坐在沙发里，母亲坐在电视机柜旁，而放在餐桌上的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姨奶奶的声音。她在说什么，我不想听。我没向父母问好，加快脚步，背着书包往房间里走，关上门。我把头裹在被子里，客厅里的沉默像锯子，在厚板上粗鲁地拉动着，扬起一片片飘浮在空中的木屑和眼泪，母亲的眼泪。我聆听着沉默，努力让自己去想些别的事，例如鸡的事，我听到小公鸡在远方尖叫。远其实并不远，就在几栋楼外，我姨奶奶家中。我听见小公鸡的尖叫声被困在笼子里，那尖叫在想要钻出笼子时，摩擦着铁栏杆，发出锐利刺耳的噪声。

一直睡不着，于是我走出房间。母亲一个人在客厅，用手捂着眼睛。我们的身上没有笼子，所以，也许我俩是可以走的，当时的我突然那么想到。我记得，我用最小的声音说，妈，要不我们走，好不好？母亲没有放下手来。她也用小小的声音说，孟奇乖，大人的事你别操心。我回到房间，重新将头裹进被子里。那个夜晚，梦里依然是鸡被斩断的头颅，姨奶奶老迈、布满皱纹的手。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依然感到心情沮丧。但是，在表哥家的楼下，特特和小胖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精神昂扬。我跟在他们后面，心想自己也得振作起来。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我的家里出了问题，必须有人站出来做点什么。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也是愚蠢的解决方式，就是去战胜我的姨奶奶。而战胜姨奶奶的方式，是从她的严密监管之下，偷出那只小公鸡。只要能偷出那只小公鸡，就说明我能战胜邪恶，帮母亲出一口气，拯救我的家。可是，真的是这样吗？我想的这些，真能奏效吗？这时候，特特走在前面，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转过来，拉住我的手。孟奇，你快点！那么霸道，不由分说，拉着我就向前走，我也就不再纠结了。

特特笑个不停。我和小胖走在前面，心里想，你到底在后面磨叽什么呢？好不容易把特特拉进楼里，我记得我们在一楼大堂里重新过了一遍计划。然后，我就按照计划，在大堂里等了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里，特特和小胖做了什么？

我说，我和小胖出了电梯，敲响了表哥家的门。是姨奶奶来开的门。看到我俩，姨奶奶问我们是不是来找刘平玩，我们说是。表哥见我们来了，从姨奶奶身后瘸着腿走了出来，很惊喜的样子。姨奶奶见表哥开心，就请我们进来，给我们切苹果吃。我感到自己脸上有些发烫。

小胖哄着表哥进了电脑房，从布袋里掏出那张《帝国时代II：征服者》，表哥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招呼我们围坐在表伯的电脑前，把光盘推进去，马上就开始打起了圣女贞德战役。我给小胖使个眼色，小胖挑挑眉。表哥刚打完一关，小胖就起哄说，你花了二十分钟，这么笨！我五分钟就能打过。表哥有些恼火，说他不信，怎么可能？小胖抢过键盘，让表哥闭上眼睛，自己敲了几个键，输入一行代码，召唤出眼镜蛇战车，果然五分钟就通关了。表哥说，你这是作弊！小胖嘿嘿笑着说，不服？我不用代码，我们再比一次，我还比你快，信不信？不信就试试。

时间差不多了，我拿起空布袋，上面已经提前扎好几个孔透气，偷偷从电脑房摸了出去，轻声地上楼。果然，敲门声准时响起，姨奶奶放下电视机遥控器，从沙发上起身开门。特特来了。

见到是特特，姨奶奶认出来了，是家长会上发言，还被班主任表扬了的那个小姑娘。特特对我姨奶奶笑得甜甜的，奶奶好！我是三年级三班的班长叶文特。姨奶奶说，小姑娘，我认得你。你一块来玩啊？特特的演技真好，她显得很困惑，来玩？不是的。她挺起胸脯，把红领巾撇到一边，露出胸前的义卖徽章说道，奶奶，我们在开展敬老爱幼义卖活动，有个关于老年人生活的调查问卷，能不能请您填一下？我看她那副国旗下演讲的表情，简直要笑出声来。特特瞪了我一眼。

我向楼上摸过去。一上楼，我就看到了小公鸡。它瑟缩在蓝色塑料笼的角落里，很安静，时不时晃动一下脖子，扭一扭头。我打开塑料笼上的搭扣，打开门，将手伸过去想要抱住它，这个动作似乎惊到了这只胆小的鸡，它陡然变了模样，在笼子里焦躁地走来走去。我只得先放下了布袋子，跪在笼子前，将身子压低，两只手都伸进去。它在笼子里抵抗得更加起劲了，从一侧奔向另一侧，像亡命之徒，头和身子撞在笼子上也不觉得疼，咯咯地叫了起来，啄我的手。我又怕又急，要是被姨奶奶见到，该怎么收场呢？

就在这时，我听到从楼下传来特特的声音，她说，谢谢奶奶买我的牛奶，奶奶真好！她有意大声说话，让声音响彻整间屋子。我听到奶奶下楼梯的声音，咬了咬牙，闭着眼，两手一捞，一扣，逮住了。鸡扑腾着，我死死地抓住不放手，扣住它的翅膀，解放出一只手去够布袋，用浑身的蛮劲将鸡放了进去，扎上布袋就往楼下跑。

特特被姨奶奶请进来在沙发上坐着，见我拎着一个不停舞动着的麻布袋，很兴奋，赶紧将保温箱里的牛奶全部掏出来，配合着我将布袋子往里放。鸡止不住地在扑腾，装不进箱子里去，甚至不安地叫起来。我们听到，姨奶奶在楼下问了一句，什么声音啊？我和特特绝望地看着对方，眼看大事要败，却听得小胖那同样嘹亮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反应机敏地叫道，奶奶，我左边肚子痛！我们知道小胖这是在帮我们争取时间，赶紧再次尝试把鸡塞进箱子里。特特突然看向我，你直接拎着袋子跑下楼去，不就好了吗？我一拍脑门，你说得对，我真笨。这时，一声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和特特一惊，我们被堵在这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听到聪明的小胖又在叫了，奶奶，我疼哇！要是我表伯表伯母回来了，或者来一大帮子人，怎么办？先去看看。我提着袋子，走过去门前，踮起脚往猫眼里一看，看到来的人居然是母亲。我听到姨奶奶上楼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越来越近，只得抓起那袋子鸡就往楼上跑。

上了楼，我把鸡先放在地上，在楼梯口躲着听母亲做什么来了。我细细听，原来是我姨奶奶前几天要母亲帮忙办一张电话卡，主副号码的。母亲办的那个电话卡不对，套餐选错了，一个月要多花二十块钱。姨奶奶的声音又变得低了，数落母亲说，这点事儿都办不好。意识到特特还在旁边，姨奶奶比起平时收敛多了。她对特特说，小叶呀，你先去旁边等一等，我要和孟奇妈妈说几句话，好不好？特特说，奶奶，我想去天台看看风景，行吗？姨奶奶答应了。

特特上楼就直奔向我，小声对我说，小公鸡呢？我没心思，等等，我先听完。我姨奶奶会和母亲讲什么？我姨奶奶那低而粗的声音，混杂着粤语词的生硬普通话，好像一阵冷雨浇下来。我不是侦探、警长、彼得·潘或者堂吉诃德中的任何一个，我只是一个家庭压抑，又擅长顾影自怜的十岁男孩，过于早熟，拥有的却只是些偷鸡摸狗的小聪明，真正的难题不是我能解决的。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的事情，这场冒险，是无聊而幼稚的。我听到楼下姨奶奶对我妈妈说，你是女人，又是做妈妈的，男人在外打拼要你多照顾。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和，怎么你们总是冷着脸呢？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几乎不用看，就知道我妈妈会低着头，以垂下的眼睛认错。

我冲下楼去，护在母亲面前，姨奶奶，你不对。姨奶奶和母亲吃惊地看着我，尤其是母亲，她的表情复杂。我觉得自己必须继续为母亲说点什么，可到了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能说什么。说到底，我们的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的父亲、母亲、姨奶奶，他们为什么不痛快呢？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帮上忙，也许这一切，根本就是在帮倒忙。可是，我最不想看见的就是母亲的眼泪。此刻，我该说些什么，我知道，我必须说出来，但舌头僵硬，牙齿打战，拼凑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姨奶奶开口了，声音低沉，她说孟奇，你爸妈的事，你不懂，别添乱。我听到母亲，居然也用柔弱的声音说，孟奇，你先回去吧。为什么母亲也不站在我这边？

小胖和特特出来了，趴在一上一下两个楼梯口偷听着，脑袋根本藏不住，后面还贴着一颗表哥的头。什么都被他们看见，我大脑一片空白，无比羞耻。我瞪着姨奶奶，咬牙切齿地想要说出一些什么来，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我走！声音越大，仿佛越能盖过我的无助。就是在这个时候，特特在这个时候喊我了。

孟奇！

我红着脸转过身去。特特站在顶楼的楼梯口，表情严肃地望着我大声地喊着，孟奇，你快，你现在就下楼去。我愣在原地，屋子里的所有人也都不明白特特的意思。你快走啊！听到这声大喊，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急得流了下来。我现在就走！我扭头就沿着楼梯间跑了下去。转过身的时候，我听到小胖应声倒地，对着我姨奶奶撒泼般地大叫道，奶奶，我的肚皮好疼，啊哟，这次是右边，呜呜……现在想来，小胖当时就已经明白了特特的意思。

母亲立马跟了上来，追着我下楼梯，叫着我的名字。我不应答，仍往下跑。跑出楼栋，她追了上来，拉住我，孟奇，是妈妈不好。我哭得更大声了，不是妈妈不好。母亲说，你把心事和妈妈说，好不好？我说，你带我走，我们不要留在这个家里。

孟奇——！特特尖锐、清亮的声音，像是从天上传来一样，回荡在整个占地一千二百亩的奥林匹克花园里。我和母亲闻声抬起头，社区里的行人也都停下脚步，望着这个大叫着的女孩。特特站在十楼的阳台上，她将那个布袋子高高举起来，人几乎缩小成了一个点，我知道她的目光锁在我身上。特特拉长了声音大叫，你——准——备——好！

我似乎意识到了她要干什么，愣在了原地。我看着特特蹲了下去，过了一会，她捧起那只小公鸡站着起来，将它抱在胸前。我猜特特此时一定也在颤抖，像我一样。她仿佛在鸡的耳旁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慢慢地将它往前送了出去，慢慢地，放开了手。

那只小公鸡充满恐惧地扇动着翅膀，把身子往上抬起了一点点，仿佛想要做地心引力的敌人。很快鸡就越过抛物线的顶点，开始不断地、快速地往下坠，小公鸡在空中撕心裂肺地啼鸣着，胡乱扑扇着翅膀。我和母亲站在行人道上，四周的陌生人都站定了，提心吊胆地望着空中那团坠落的棕橙色，像是太阳，以毁灭的速度在向地平线俯冲，要以黑夜的志向，敲响我们心头的琴键。小胖和表哥跑到了九楼的阳台上，姨奶奶也跟在身后冲了出来，小公鸡就从他们的眼前划过，表哥伸出手去想去接，可是够不到。特特站在顶楼的阳台，双手紧紧握着栏杆，俯视着一切。

母亲惊呼一声，我们看到，小公鸡在空中扑腾的翅膀，突然之间展平了。它的双翼平展着，像所有骄傲的飞鸟那样，不再惊慌于高空的距离，它不再下坠，而是滑翔了起来。小公鸡能够控制住自己在空中的移动姿态了，随着它对滑翔的熟练，它垂直下落的速度越来越慢，甚至微微扭转着身体的方向，用一双雄壮的羽翼，在空中划出一个圈。鸡不该会飞，它的翅膀早已在千百年的圈养中退化了，此时它在空中告诉我们：我们都错了。错愕之间，我甚至看到，小公鸡能控制自己飞翔的方向，不是纯粹地凭借着与重力的对抗，而是闭起了眼睛，跳过一个个火把，飞越了锁套，在鲜花和氧气之间，前往世间的任何方向。我真希望父亲此时此刻也在这里，可以和我们一起仰着头，望着小公鸡飞翔。也许那样，一切就会不一样。

在众人祝福的眼光里，它此刻想要的，只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让自己着陆。它望向我和我妈妈，我们早就认识，或者它此刻在所有人之中重新挑选了我们。它的速度已经很慢，几乎是悠闲地向我飞过来，骄傲又慵懒。它结结实实地收起脚，落在我伸出去接它的双手上。这次，它不再想着逃离我，也不再惊叫，像是把我的手掌当成了柔软的窝，一动不动地闭着眼。没有人可以打扰它此刻的休息。

格鲁吉亚琴师刚刚演奏完曲子。他慢慢站起来，向酒店大堂里的客人们鞠一躬。特特鼓着掌，望着琴师离去的背影。她说，当年放手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顿了顿，她说，她对鸡说的话是：飞啊，小公鸡。

后来我们叫它科米，特特说。我俩当时还常去你家看科米。不久之后，你就消失了，在离开前根本就没有想起来和我们说一声。特特的话让我的心里也拧了一下，忧伤让特特的脸颊变得粉红，眼睛湿润。和我说说后来的事，说说科米，还有你和你家人怎么样了。

我轻轻叹了口气。后来，母亲似乎知道她所期盼着的幸福美满的家庭不再有了，她的心，因为观看了一次小小的短程飞翔，而习得了放弃的勇气。她意识到父亲的病不是她能够治愈的，而幸福不会无缘无故回到抛弃了它的家庭。但是，因此，他们得以第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不是在沙发和电视机柜上，而是在饭桌上，专注地望向彼此的眼睛。我们从不在那里吃饭。我照例回了房间，我听见他们交谈、哭泣。我听见母亲说，我要带孟奇走了，可我们不该就这么丢下你。父亲说，他做不到，他没办法出去。是他对母亲说，你应该带他走。我把房门打开一道缝，看到他们相拥。那是最后一次，也几乎是我记忆里唯一一次。然后，母亲下定决心带我离开，去湖南。我们走得很匆忙，好像如果不趁着冲动快快离开，就再也不会重拾离开的决心了。也是因此，我才没来得及和你们告别。整理好行李，临走之前，父亲摸了摸我的头。偷听到他们说的话之后，我心里对父亲满是歉意，但父亲的病同样也不是我能够治好的。我总是在想，父亲如果和我们一起亲眼看到科米的飞翔，会不会好起来？可惜的是，科米飞的那时候，父亲仍然坐在他的黑沙发上。在我的故事里，不是每个人都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好的结局，抱歉，特特。那天，姨奶奶也来给我们送行，她理了理我的头发，把我折了的衣领抚平。姨奶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小声说了对不起，我想姨奶奶听到了。好在，一直到现在，父亲和姨奶奶的身体都健康。我在各地旅拍的时候给他们打视频通话，父亲在屏幕上看看各处的风景，也是开心的。母亲的生活更加自由快乐，像我一样，她现在也在天南地北地旅行着呢。

特特的眼睛微微湿了。真好，她说。她慢慢站起来，不对，不好。她缓缓起身，走过来，在我身侧坐下，用不轻不重的拳头打我的肩膀，根本不好，你这浑蛋。就算你和你母亲要匆匆离开，难道就不能同我和小胖说一声吗？在那个没有微信、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我们都觉得，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将特特抱在怀里。特特，对不起，我在她耳边真诚、低声地说。特特，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所有的计划、行动、厌恶，都那么勉强、生硬。我将特特搂紧了说，但那只鸡在空中飞翔时，给我们所有人的震撼是真的。是你，特特，你让我们的闹剧，成了真正光荣的行动。

特特从餐桌上拿过纸巾，擦拭着微微泛红的眼睛。是科米，它告诉了我们一个生命可以做到的全部事情。孟奇，你还没有告诉我后来科米怎么样了。

我们带着科米一起去了湖南，和我们一起生活。三年后，科米生病了，它在爱中死去。送别科米的那天是个大热天，我和母亲都流了眼泪。但是特特，它从来没有停下来。而我们，我和你，获得了新的眼睛。这次换我拉起特特的手，特特，跟我来。特特跟着我从酒店的小门走出去。外面一片漆黑，满天星子，隐隐约约的月光勾勒出一点雪山的轮廓。夜晚的卡兹别克有一点冷，我在风中边微微地抖着，边朝着草坪和雪山的方向说，你放飞的小公鸡，科米，它还在飞。它从那个我曾经以为足够丰富的世界起飞，挣脱了无限的边界。那个儿时看起来巨大的、无法走出的超大型社区，对它来说实在是太小了。它飞过了我们的番禺，飞过了几年后拔地而起的广州塔，等待它的还有艰辛的航程、季风和稀薄的空气。深夜，它横穿过仍然亮着灯的高空居民楼，从阳台的窗户飞向另一端的窗户，在人家房子里扬起一地鸡毛。它掠过城市，掠过内陆的湖泊，和亚洲起伏连绵的大小山脉。它在巨浪的尖峰中找到夹缝，永不停歇地飞。它在机械齿轮上拉过鸡屎，在人类的未来发出过一声微不足道的鸡鸣，那声音甚至被录制下来，传向遥远的宇宙，最后它来到现在。此前，穿过山麓丘陵、越过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旅程终于让它感到了疲惫，卡兹别克山为它降雪，也降下星光，还有这一片无边无际的开阔草坪。它挑选正中心的位置，坐了下来，可能是在下蛋，也可能是单纯地想要休息一夜。现在是晚上，或许看不见它；等明早的太阳升起来，你就会看到了。特特，这是你为我们放飞的一点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