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谁还没有个青春？我的青春里有141个男子汉。

华灯初上，武汉比任何时候都可亲可爱。我怀揣着军校《录取通知书》，从汉口火车站坐上绿皮火车，夜跨三个省，车行至安徽阜阳，火车换了个方向倒着走，第二天中午晚点抵达江苏徐州。之所以这么深刻，全程硬座，几无睡意。

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北方，陌生的气息，下车的我，眼前都是陌生。徐州火车站接纳我这个外地求学的军人，方式很“特别”，门口有一堆衣衫破烂的人迎接我，他们一哄而上围着“最可爱的人”，我吓坏了。他们说着我听不明白的本地话，好像就一个目的，“给口吃的”，要么，“给点钱吧”……没有任何添油加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是这样。

出了徐州火车站，我背着行囊，拉着行李箱找到公交站牌，忘记坐哪路公交车，摇摇晃晃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一个叫“东甸子”的站点。我远远看见，军校的大门威武，威严，门口两边有戴红牌、穿军装的学员笔挺地站岗。那一刻，我心里踏实而温暖，备考军校所受的一切苦，点着蜡烛，争分夺秒，熬夜刷题，都值。

踏进军校校门，并不代表就进了“保险箱”。入学第一周，全体新生要进行复试，分数低于录取成绩60%，立马退学。学员队里宣布这条规定的时候，二楼大会议室安静得能听见日光灯管的“嗡嗡”声。我们才刚认识一周的同班同学，就有一个回去了老部队，他叫什么名字？早就忘记。只记得当天下午，他麻利地收拾行李，同一个屋的我们几个新同学束手无策，站在各自床边不知道说什么好，那个同学非常看得开，他反过来安慰我们，说，没事没事，回老部队照样干。晚上，宿舍空了一张床铺，新发的绿军毯叠得整整齐齐，像一块精致豆腐，我看见那位“同学”当时叠得特别认真，特别细致。

同学们多数来自全军的工程兵部队，有搞桥梁的，有搞爆破的，有搞伪装的，有的来自野战部队，有的来自工程兵直属单位，既有来自大城市的“灵泛兵”，也有出自山沟沟的“愣小兵”，大家的军事和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学员队队长姓王，教导员姓张，他俩带了我们这一届学员一整年。必须说一说王队长，当队长一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过，他个子不算高，黑脸膛，讲话像蹦豆子，一个字一个字往外砸。他在队伍前给我们立最严的规矩，做什么都有标准，而且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队要是这届所有学员队里的第一名。”这话不是说着玩，每周队列会操，每个班轮流上，他在旁边背着手看，谁步子慢了快了，谁转体慢了半拍，他全记着。训练结束，该休息了，他对着不合格的同学就一句话：重来！重来一遍，仍不行？那就两遍；两遍不行？那就一上午，直到他满意为止。队长、教导员给我们的理念是：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

军校是“将之初”诞生的地方。正常学习、训练大半个学期后，同学彼此熟悉，队里就开始成立第一届模拟学员连，按照正规连队的模式，由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三个排长组成连部，每个排4个班，大家轮流做庄，三个月一轮换。这是一项好的激励措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每个人都得站到指挥位置上去试一试，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遛遛。谁也别想躲。当然，能够当班长，又提升为排长，后来又当连长或指导员，那是很幸运的人，多岗位锻炼机会难得，但这也只是一小部分人而已。我当班长后，顺利当了排长，而且那届学员连干了四个月；后来，我又做了一届模拟学员连的指导员。当指导员那三个月最辛苦，嗓子喊哑了好几回，深切地体悟到了当干部的难处，你说的话底下人听不听？不听你怎么办？光靠嗓门没有多大用，得用智慧，得有办法才行。

队里有两个同学被选中当通信员，从入学到我们毕业都没有换，他们跟队领导一桌吃饭，住队长教导员隔壁房间，除了课堂学习，日常管理归属模拟学员连管辖，作息安排相对自由，他们是我们所有学员非常羡慕的对象。不过，通信员这活儿看似风光，其实也不轻松，跑腿打杂，上传下达，随叫随到。聂争光就是其中一个，他除了当通信员，还替队长、教导员、副队长养鱼。副队长办公室里有个大鱼缸，养了几条观赏鱼，聂争光负责换水喂食。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担心鱼会冻死，想了半天，灵机一动，把“热得快”放进鱼缸。这玩意本来是用于烧开水，他把插头一插，想着水温上来一点就拔掉，结果上课集合哨响起，他把这茬忘得一干二净。等他想起来，冲回去一看，鱼缸里的水已然成了开水，几条鱼翻着白肚皮，就差撒把辣椒面做成“鱼火锅”。聂争光当时慌了神，赶紧换水，然后跑到队长、教导员的鱼缸里抓了几条小鱼凑数。副队长回来闻见一股鱼汤味，问怎么回事？他脑袋瓜子一转，说冯勇同学刚才在这吃过一碗方便面。

这个故事，我是毕业二十五年后才知道。聂争光自己在队里微信群里说出来，我冲着手机屏幕哈哈大笑。

同学在微信群里问我，军校几年，有不习惯的事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吃！对，我是典型南方人，每天早餐的面食是我一天“考验”的开始。现在想起来，常常会心理性地安慰自己，那时，我是怎么样混过那几年？我吃过多少馒头？最多每天吃一个，星期三是我最“难过”的一周天：早餐馒头，晚餐面条；雷打不动。吃饭是分餐制，每天由班里小值日提前到饭堂分好餐食，大部队集合到饭堂门口，必须来一首饭前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两首百唱不厌的歌，谁唱不完整谁是傻子。吃饭的时间很紧，从坐下到吃完离桌，也就十分钟前后，刚开始大家不习惯，在部队吃饭也无须这么快，后来慢慢练了出来，五分钟吃完一顿饭不在话下，省下的时间，回去继续整理内务，或打扫责任卫生区。吃得快，也有坏处，好几个同学后来得了胃病，但规矩就是规矩，到点收餐盘，还有一个值日的班等着打扫食堂卫生，你没吃完，没有走，很尴尬。

教导员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军官苗子，要从扫好“门前雪”开始培养。每个班有自己的责任区，楼道、厕所、水房，包括门口那一小段路，每天检查，每天评比。检查的人戴着白手套，到处摸，门框上面、窗户缝隙、暖气片后面，但凡摸到一点灰，这周的“流动红旗”就有可能流去了别的班。我们班为了这面红旗，想了不少办法，最后发现最管用的招就是勤快，别等检查前才搞，平时一定要保持，看见随手擦，随手整，事半功倍。

考勤的评比更不用说了，出操、上课、点名，一次都不能缺，缺了就得写情况说明。我们那时候最怕的就是周日晚上的队务会，队长、教导员、副队长坐在最前排，拿着一张学员连提供的统计表格，念这一周谁迟到了，谁内务不合格，谁军容不整……念一个名字，底下就安静一分。念完了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就一句最干脆的话：下星期别让我再念到你的名字。这话，比骂了你还难受。

141个男生，141簇火种。同学之间的关系，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天天在一起，烦也烦过，吵也吵过，但谁也不能说谁不好的那种关系。141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天天住在一栋楼里，坐在一间大教室里，吃喝拉撒全在一起，能没矛盾吗？肯定有。为了挂晒衣服的位置，为了一根烟，为了谁的水溅湿了谁的被子，拌嘴吵架的事，时有发生。神奇的是，双方气势都很凶，拳头有时都握紧，但君子动口，不宜动手，架是吵了一个完整，过不了半天，彼此又跟没事人一样。都是当兵的人，哪有那么多弯弯绕来绕去？

说到烟，那时候抽烟，绝对是偷偷摸摸。队里明文规定：不准抽烟。不过，总有那么几个老烟枪扛不住。厕所、水房、最偏一角的工具房，都是他们躲着抽的地方。有一回晚点名之后，我看见三个同学鬼鬼祟祟钻进厕所，轻轻地关上门，关闭了灯光，他们已经十分钟还不出来，我就悄无声息地在门口等着。门突然打开，他们几个看见我，眨眨眼，眯眯笑，赶紧走，留下一股烟味给了我。

偶尔会有同学偷偷喝酒，多半是谁过生日，或者家里寄来什么好吃的东西。酒是拿军用水壶灌装，一个人放哨，其他人躲在班里学习室，就着花生米和火腿肠，一人抿几口，谁都不敢多喝，怕查哨的学员连干部闻到气味。有一回，教导员在楼道里喊我的名字，我急忙忙冲出学习室，万幸自己还没有轮到喝上那一口。不曾想，同学几个反应快，把酒壶往窗户外一扔，确信我随教导员到了队部房间，他们才让一个同学去楼外捡，结果发现，壶口朝下，一壶啤酒漏光光，大家心疼了好久。

那个时候，通信基本靠手写信。打电话需要到小卖部打固定电话，带区号的那种，排队时间长，人多显吵闹，通话体验差。后来，学院给每个宿舍装了“200”电话机，一种预付钱的套餐通信方式，不贵，但通话质量时好时坏。学员队值班员会按时去校门口传达室取信件，每天中午散学回来，大家冲向值班桌找来信，特别热闹。值班员拿着一大摞信，挨个喊名字，听到的同学赶紧上去拿，没有的就在旁边起哄。谁的“女朋友”来信了，那是全班的乐子，大家轮流传阅，当然不会看信的具体内容，仅仅是信封上娟秀的字迹，然后就开始了各种调侃。“哟，又来信了，这个月第几封了？”“人家姑娘对你可是真上心，你得对得起人家。”说得那同学满脸通红，把信揣进兜里，跑到一边去看。其实，好多所谓“女朋友”，后来都没成，但那些信在那个年代，确实是我们枯燥学习与训练里的一点甜。

因为在部队发表过一些新闻报道，我写写画画还算在行，所以，时常会给学院广播室写新闻稿件。有时，也帮个别“困难”同学写一篇，完成他的一学期一篇的“任务”。学院广播每天中午和下午开饭前开播，听到自己写的稿子被念出来，全班人都跟着高兴，因为这会为班里的周评加5分。有一回，我写了隔壁班小个子同学连续半个月，天天是队里五公里越野跑第一名，全院一广播，他高兴了好几天，还非要请我吃雪糕。一篇小稿子也就三五百字，但那时候觉得，能让自己名字在全院广播里听到，这是莫大光荣。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训练、上课、出操、点名，周而复始。我们学会了在五分钟内吃完一顿饭，学会了在三分钟内洗完一个澡，学会了在被子上掐出棱角，学会了闭着眼睛起床穿衣服，141个人可以在队列里保持一动不动，半小时不在话下，哪怕蚊子叮在脸上也不会眨眼睛，我还在拉练的时候练就了“倒头便睡”的本领。

说到拉练，毕业前那一周拉练最难忘。全程将近三百公里，因为我们地处淮海战役主战场的“优势”，拉练路线设计在跨越两个省之间进行，我们学员背着被褥、干粮、水壶、工兵锹，还有配发的冲锋枪，全副武装，每天走四五十公里。白天走，晚上也走，走到最后脚底板全是血泡，一个叠一个，踩在地上像踩在石子上。一直到拉练结束，没有一个同学叫苦，所有人都明白，叫苦也没用，路就在前面，你哭着也要走完。拉练经过好多村庄，乡亲们扎堆站在路边看我们，小孩跟着队伍跑，有老人家给我们递水，也有电视镜头里那种，有老大娘硬往我们手里塞茶叶蛋，或是当地水果，我们都不敢接，拉练有铁的纪律，不允许，大娘们便追着队伍跑了好远。那时候觉得，当兵值得，老百姓把拥军传统刻在了骨子里。

拉练有一个实爆训练科目。每人发一块200克TNT炸药，自己接雷管，待下达口令后，自行拉火引爆。我蹲在掩体后面，听着导火索“呲呲呲”冒烟的声响，心里默数，一秒，两秒，三秒。轰的一声，炸药就在我面前一米开外的地方爆炸，泥土和碎石劈头盖脸砸过来，耳朵“嗡嗡嗡”响了好一阵。那是我离生死最近的一次，说一点都不怕那是假的，待炸完，猛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心里反倒踏实，心里念叨：也就那么一回事。当兵嘛，迟早要过这一关。

拉练回来之后，开启毕业考模式。必考课目很多，有军事理论，有体能考核，有专业技能，还有指挥编组作业。我多数课目还好，就是有两门没有考到九十分以上，一门军事地形学，一门工程制图，军事地形学考看图识图和野外定向，我在一个岔路口判错了方向，耽误了时间；工程制图是自己大意，分析不透彻，剖面图画得不够精准，扣了好几大分。也因为这两门功课，“优秀学员”与我无缘。

大家不知道，所有同学的毕业证是我的“杰作”。学院把141份空白毕业证交给我，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入学时间、毕业日期，一项一项用正楷，一笔一划填上去。我写了整整两天，手彻底地写酸，有一种“废”了的感觉，生怕写错一个字。写完之后，政治部干事把学院的公章也拿过来给我，我一份一份地盖好，手掌心都好像被“顶穿”出一个洞来。那个公章在我手上的时候，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就一瞬间，想想要不要给自己加点什么？但也就是那一瞬间的事，我很快就觉得这个想法太可笑。后来，我跟一个要好的同学说起此事，他笑我“可爱”，说那个时候你自己填个“优秀学员”多好。我说不行，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做人不能那样。

还有一件事，也是经我手。同学们档案里，平时因为抽烟、顶撞领导而受的《处分决定》，一份一份也是我亲自从档案袋里取出来。那些《处分决定》，其实是当年队里的一种管理方式，谁犯了错，站在全队面前念个《检讨书》，队里批个意见，把《处分决定》往档案里一放，让你知道“这东西要跟你一辈子”。但毕业的时候，队领导集体决定，这些就别带走了，取出来吧。我在学院保密室里，一份一份打开有《处分决定》的同学档案袋，把那些处分决定抽了出来，统一销毁。这事，只有我和队领导知道，这是那个信息管理不完善年代而有的“红利”。

毕业证书发下来那天，大家照相的照相，签名的签名，留言的留言。吃“毕业饭”的时候，队领导没有任何高兴情绪，用紧张掩盖“心里不安”，据说，每届最后的散伙饭，总有几个“激进分子”摔啤酒瓶，失控就会引起大家都摔。我们队的毕业氛围比较好，大家不约而同要灌醉队领导，队领导积极“配合”同学们，一口接一口，一杯又一杯。吃完那顿聚餐，同学们就各奔东西，有人分到了东北，有人分到了海南，有人去了新疆和西藏，也有少数几个留在了徐州。

141个同学，像满天星一样，散落到天南海北。临别的徐州火车站站台，到处是挂红牌的毕业学员，你拍我肩膀，我捶你胸口，说以后常联系，说着说着，好多人落泪。火车开了，站台远了，熟悉的那些笑脸模糊了……我记得那天，徐州的阳光正好，照在每个年轻人的脸上，亮堂堂，喜气扬。

二十多年过去，141个人中，有极少数还在部队，多数已经转业到地方工作，有的回老家当了局长，有的开了公司，据说有一个同学已经不在人世。每年“八一”建军节，群里会热热闹闹，大家发发近照，说说近况，开开玩笑。去年有个同学发毕业照在群里，141个意气风发的同学，站得整整齐齐，肩扛红牌，一个个笑得没心没肺。那天列队去学院大礼堂照相，一个队一个队轮着来，我们队去的时候下雨，所以，衣服湿漉漉在照片中很抢眼。看着那张照片，一些同学已经喊不出名，好在照片右侧对应有名字。

141个同学，只写了“我”和聂争光，这是“留白”的写作方法。这些年来，罗国许、张尚锋、龙兴旺、张进、杨猛、李卓、宋凯军、曹庆、孙东、詹先明、朱天福……他们时常与我互动，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故意创造见面机会，继续拓展“同学”这两个字的宽度。我们共同认为，当年军校里吃过的苦，受过的累，挨过的骂，流过的汗，其实就是“一时的过不过”而已。那段时光，不只是教会我们怎么叠被子，怎么走队列，怎么打枪投弹，如何管理部队，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未来该有的样子，该扛的责任，该守的规矩。

绿皮火车带我到徐州，就是我的青春。再来一次，还去。

【龙建雄，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湖南日报》《读者》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