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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一座桥的生命印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 解永敏 石 勇 李恒昌  2026年08月08日09:36

有一座桥,架在河上只50天。50年后,那些当年在桥上洒过血、流过汗、断过手指的人,还在跟儿孙说起它。那座桥,能让人记一辈子。

这年春天,我们陆续采访了二十几位年逾七旬的老人。他们是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独立舟桥团的老兵。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发生后,这支驻扎在山东黄河岸边的部队,奉命赶赴蓟运河,用七天七夜架起一座铁路舟桥,打通了通往唐山灾区的生命线。

50年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如今都已白发苍苍,有的步履蹒跚,有的耳背眼花。可一旦说起1976年那个夏天,他们的眼睛突然亮起来,声音突然大起来,仿佛时光倒流,他们又回到了那条浑浊的河边,又被浓烈的悲怆气息包围,又听见了那声“通车喽”的欢呼。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

消息传到山东省齐河县时已是当天早晨。铁道兵独立舟桥团的驻地炸开了锅。修理连的李世谦告诉我,他听见广播后,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光着脚站在地上愣了半天,“我当时就想,完了,唐山完了”。

接下来的几天,全团上下都在等一道命令。战士们的被褥搬到了室外,大家一边防余震,一边竖起耳朵听消息。团政委吴献洪那几天老是站在营房北边的空地上,望着北边出神。北边是唐山的方向。

“我急啊。”吴献洪后来对采访者说,“可急有什么用?没有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能动。”

命令终于在7月31日傍晚到达。

18时,紧急集合哨吹响了。副团长郎德昌站在会议室前面,手里拿着一纸命令,念得一字一顿:“铁道兵司令部命令:我部务必于8月4日前,携带200米铁路舟桥所需器材,赶赴唐山蓟运河,抢建铁路舟桥。”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然后炸开了锅。

郎德昌那年51岁。他担心的不是战士们没有干劲,而是一道现实的难题:部队驻扎在黄河边的108码头,离晏城火车站有15公里土路。那段路是红黏土,一下雨能把鞋子黏下来。200米舟桥的器材全是铁家伙,团里只有10几辆汽车,怎么在3天内运完?

他拿起电话打给济南军区司令部。军区连夜从平阴县调来10辆汽车。

放下电话,郎德昌对吴献洪说:“政委,车有了。”吴献洪点点头,两个半百汉子的眼睛都有些发红。

8月1日早晨7时,暴雨如注。

108码头上,战士们冒雨拆卸黄河上那座训练用的铁路舟桥。五连副排长杨用文,湖南永州人,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大喊:“同志们,为了灾区人民,拼了!”

十几条汉子脱掉上衣,赤着上身冲下大堤。舟桥板块之间的连接板,轻的50公斤,重的60多公斤,全凭肩膀扛、双手抱。雨水把每个人的手指泡得发白发皱,后背磨破了皮,没人吭一声。

起重班长李存才带领全班在河里连续干了两天三夜,最后一个部件装上汽车,他大手一挥:“上车,去火车站!”可汽车超重了,人上不去。

“先紧着器材走!”李存才说,“咱们走着去!”

15公里泥泞路。他们扛着枪支、工具、背包,在雨里一脚深一脚浅地往前走。一个新兵感冒发烧,李存才让他回营房。那新兵一下子急了:“班长,这时候让我当逃兵?门儿也没有!”说完抢到队伍最前面,带头往火车站赶。

走到半路,一辆过路的解放牌卡车主动停下来。司机探出头:“解放军同志,去哪儿?”“火车站。”“上车!”那天晚上,李存才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人民群众看见穿军装的,眼睛里的亲热劲儿,这辈子忘不了。”

可他们赶到火车站时,军列已经开走了。李存才急得跺脚。军代表说你们首长让留下来看家。李存才瞪起眼睛:“那哪行?抗震救灾正需要我们,怎么能看家!”

军代表被这几个灰头土脸的战士打动了,写了一张条子,让他们坐客车去追。列车员听说他们是去唐山的,不但没要票,还帮着往车上搬东西。在天津换车时,牙膏厂的工人给他们每人灌满水壶,蹬着三轮车帮他们拉工具,一直送到另一个车站。

他们终于追上了军列。赶到蓟运河边时,团长术永富正缺起重工,看见他们眼睛都亮了:“快给我上!”

李存才应了一声“是”,三两下就爬上了10多米高的吊杆。

蓟运河上原有一座铁路大桥,是京山线的咽喉。大地震把它拧成了麻花,铁轨挣断,桥面塌落,一头耷拉在河水里。救灾物资运不过去,伤员送不出来。

先期赶到的一支摩托化部队被堵在河南岸,指挥员急得跳脚,只能绕道玉田、丰润那条狭窄的机耕道,多走了10多个小时。后来有位领导跺着脚说:“要是桥没断,早2个小时进城,能多救多少人啊!”

上级给舟桥团的命令是:7天,架通铁路舟桥。铁道兵副司令员郭伟成在军委立了军令状。术永富在铁道兵首长面前也拍了胸脯:“坚决完成任务!”

技术员龙新莹回忆说,蓟运河离渤海近,受海潮影响大,2小时内水位能差一两米。这在黄河上没有遇到过,连总工程师都感到为难。

术永富说:“走,找群众去!”他说的“群众”,就是团里的干部战士和当地老百姓。那天现场开了个“诸葛亮会”,最后决定用片石砌台基,代替原来的打桩方案。

可水深流急,没有潜水员,怎么下水?

连副指导员张跃凤站出来:“交给我们!”他带着26个战士跳进运河,顶着海潮潜入水底挖烂泥、投片石。共产党员芦汉基和叶志高在水里干了一整夜,上下潜水100多次,眼睛熬红了,脚泡肿了,身子发紫。同志们要替换他们,芦汉基摆摆手:“这算啥?为了抢通京山线,掉一身肉也甘心。”

说完又抱起百来斤的石头扎入水底。

一夜工夫,台基升出了水面。

在那些天的采访中,几乎每一位老人都提到了一个字:困。

五连连长张世宏,带着战士们卸车装车,120节车皮干出了240节的工程量。累到极点,他一下子躺在泥泞的路边打起了呼噜。战友们不忍心叫醒他,可几分钟后他自己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冲通讯员瞪眼:“咋不知道喊醒我?”通讯员说:“你太累了……”他吼道:“再累也不能脱离岗位!”

后来他还在连队支部大会上做了检讨,说不该在那么紧张的时刻打盹。

机动舟驾驶员刘锡,在蓟运河上干了七天七夜。他告诉我们:“不能让自己停住,一旦停住站着就能睡着。”可他又说:“想着地震灾区还有那么多群众,打一个盹就觉得是犯罪。”

五连的耿多金,负责吊装。那天中午轮到他吃饭,打了饭蹲在帐篷外的一棵老柳树下。他脱掉灌满泥水的鞋子,靠在树桩上,一阵小风吹来,舒服极了。

一口饭塞进嘴里,还没嚼,他就睡着了。

梦里他看见母亲拿着一床毛毯走过来:“么娃,盖上,莫受凉。”他说:“受啥子凉?你看看唐山受灾群众……”

“受灾群众”4个字让他一个激灵醒过来。嘴里还含着那口饭,几颗米粒挂在嘴唇上。一看时间到了,扔掉饭碗就跑回了工地。

采访过的人里,好几位都提到了一个名字:李大华。

李大华是二连副班长,湖北人,个子不高,爱吃辣,干活拼命。蓟运河上蚊子多得吓人,成团成团地在头顶盘旋。他光着膀子蹲在铁板上拧螺丝,蚊子叮得他背上起了一个个大包,他嘴里念叨:“来吧,咬吧,老子是铁打的汉子!”

汗水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他一眨眼的工夫,手里的扳手打了一个回转,左手的一截小指被切断了,只剩一层皮连着。血水和着汗水滴在脚下的铁板上。

卫生队副队长跑过来看了看,说:“保不住了,得转送后方住院。”

李大华望了望那截晃荡的手指,又望了望副队长:“大伙都在战场上,我怎么能因为一段手指就当逃兵?”

“可这里不能缝合啊!”

“拽断不就行了!”

话音未落,右手一扯,那截手指被硬生生拽了下来,扔在地上。

副队长愣住了,手都哆嗦起来。李大华催他:“快点包扎,我那活还没干完呢!”

副队长眼含泪水给他包扎。刚包完,李大华起身就跑回了岗位。

采访中,我们问了好几位老人:“你们后来见过李大华吗?”他们摇摇头。有人说他后来复员回了湖北老家,有人说他改了名字。没有人确切知道他在哪里。

可每个人都记得那个夜晚。记得那个黝黑的小个子,蹲在铁板上,用牙咬着纱布,把断指处缠紧,然后拿起扳手,继续拧螺丝。

8月9日22时,舟桥合龙了。

那天夜里,海潮突然提前2个小时涌上来。最后一孔门桥在河心打转,眼看着要倾覆。合龙指挥员、副参谋长李兴元站在门桥顶上,用手电指挥机动舟,大喝一声:“加足马力,全速靠拢!”门桥劈开浪头,不偏不倚卡进了合龙口。

蓟运河两岸响起一片欢呼。

8月10日10时,第一列火车要通过舟桥。

火车司机把车停在桥头,走下来,在舟桥上左看右看,说什么也不肯开。他实在不敢相信,这个用浮箱和钢梁拼起来的玩意儿,能承载住一个220吨重的火车头。

术永富走过去,用沙哑的嗓音解释、劝说。可任凭说破嘴皮,司机就是不开。

术永富看了看表,急了。他在铁道兵首长面前立了军令状,7天必须通车。今天车不过桥,他怎么交代?

“我在火车头驾驶室内陪你,出事我先出,这总行了吧?”

司机还是摇头:“团长,你的命我的命都不算什么,可这一车物资是送到地震灾区的……”

术永富爬上车门的踏板,跟司机面对面僵持了20分钟。最后这个东北汉子爆发了:“你在这里耽误一分钟,灾区就可能多死一个人!你到底开不开?你再不开,我就开了!”

司机咬了咬牙:“首长,这火车必须开吗?”

“必须开!这是命令!”

“好,我开!”

火车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小心翼翼地驶上了舟桥。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1分钟,2分钟,3分钟……

火车平稳地驶过了蓟运河,然后加速,载着上千吨救灾物资,朝唐山呼啸而去。

“通车喽!通车喽——”

两岸的人群欢呼起来,跳跃起来。

可术永富团长,刚才还英武地站在火车头领车,此刻却一屁股瘫坐在泥泞里,许久也站不起来。

舟桥架通后的那个下午,第一列从唐山开出的伤员专列缓缓驶过。

老兵们至今记得那个画面。列车中间有一扇窗户被慢慢推开,露出一张缠满白色绷带的脸。一只手从车窗里探出来,艰难地举着,然后猛地一挥,一把花花绿绿的糖块扔到了战士们身上。

“亲人们,吃糖吧!”

那人喊了两声。声音不大,但河两岸都听见了。

紧接着,整列车的窗户次第打开。缠着绷带的头颅、伸出来的胳膊、挥动着的小手。苹果、馒头、饼子,各种各样的东西从车窗里扔出来。

那是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人啊。自己还受着伤,自己还饿着肚子,却把仅有的东西掏给了穿军装的人。

王仁军当年是新兵。他蹲在地上,把那些糖块一粒一粒捡起来,攥在手心里。他说:“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甜的东西,可我舍不得吃。我带回了营房,放在枕头底下,每天睡觉前摸一摸。”

“后来呢?”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后来化了。可那句‘吃糖吧’,我记了50年。”

舟桥架通了,火车开过去了,可部队的任务还没完。

上级决定,独立舟桥团留在唐山,帮助群众灾后重建。

说是重建,其实连铁锨都不够用。大多数时候就凭一双手。扒碎石,掀楼板,拽钢筋。骄阳似火,军装湿了干、干了湿,后背上全是白花花的汗碱。手套磨破了,指肚磨得露出鲜肉,搬过的砖头上全是血印子。

有一天,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干活。村里有个60多岁的老人叫康占东,地震后家里只剩下他和8岁的小孙子。那孩子特别懂事,天天跟着爷爷和解放军一起搬砖捡石头。

看见战士们累得直不起腰,孩子突然说了一句:“谢谢解放军叔叔!”

几个老兵告诉我,他们当时愣住了。望着眼前这个失去父母的孩子,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孩子看见大人们哭了,又说:“叔叔,哭什么?爷爷说要坚强。从今以后我会一直坚强,再也不会哭了。叔叔也别哭,好吗?”

那稚嫩的声音,像刀一样剜在心上。

四连的马绍青后来负责外出采购蔬菜。那时候战士们已经很久没吃过绿叶菜了,嘴唇蜡黄。他赶到菜市场,看见排队的老百姓排成一条长龙。他叹了口气,正准备返回,突然听见有人喊:“大家快让开,先让解放军同志买!”

那个声音像接力棒一样从队伍后面传过来。老百姓们自觉分到两边,在中间留出一条通道。

马绍青站在通道这头,愣住了。他说:“那不是一条普通的路,那是老百姓用真情铺成的路。我再往前迈半步,就觉得是践踏了这份情。”

他冲着两边的人深深鞠了一躬,大声说:“乡亲们,你们买,我只是来看看。”然后转身“逃”也似的回了营地。

回到营地,他蹲在帐篷后面,哭了很久。

那座铁路舟桥,从8月10日通车到9月21日停运,10月2日又第二次开通,一共存在了50天。

50天里,它通过了533列火车,2万多节车皮,把成千上万吨救灾物资运进了唐山,把成千上万名伤员从废墟中转运了出去。

50天后,那座舟桥被拆除了。蓟运河上又恢复了平静。

可那些参加过那场战斗的人,心里永远架着一座桥。

2018年,唐山抗震纪念馆里,3个当年的舟桥老兵站在一张照片前。照片上,一列火车正从舟桥上呼啸而过,两岸是欢呼的人群。

3个人站在那儿,一句话也没说,眼泪就流了下来。

他们没有留下惊天动地的语录,没有留下豪言壮语的诗篇。他们只留下了一双手——那双手搬过千百吨钢铁,扒过千万块碎石,接过从车窗里扔出的糖块,也擦过8岁孩子的眼泪。

那双手后来老了,有些颤抖,有些僵硬。可50年后,当他们伸出那双手握住我们这些采访者的手时,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里面藏着一股力量。

那股力量叫人民子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