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奖访谈 | 蒲隆：像一个老兵胸前被挂了一枚“红色英勇勋章”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门类35部作品获此殊荣。中国作家网第一时间采访了获奖者，深入作家创作腹地，从生命经验到现实关怀，从个体悲欢到“国之大者”，听他们讲述获奖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即日起，中国作家网将陆续推出系列访谈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蒲隆：像一个老兵胸前被挂了一枚“红色英勇勋章”
——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得者蒲隆
“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在《约翰生传》（全译本）的译者序开篇，蒲隆先生引用了鲁迅先生名作《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的这段话，认为它用到《约翰生传》上“再贴切不过了”。蒲隆先生形容自己的译后感是“被鲍斯威尔引领着参观了一座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布局完善的现代化的约翰生纪念馆”。而他用了十年时间，在临近耄耋之年完成这部著作的全译本翻译，并在两万余字的译者序中，细致精到地评介了约翰生这位“无与伦比的天才之人”的生平成就，以及被称为“传记作家中的莎士比亚”的鲍斯威尔的这部巨著，使得中国读者得以进入这座“纪念馆”，领略不朽之人和不朽之笔的风采。
蒲隆，本名李登科，笔名取自“李子”的英文“plum”的谐音，与姓相对。今年八十五岁的蒲隆先生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年龄最长的获奖者。日前，记者电话采访了蒲隆先生。他说，获奖是对十年工作的回报，也很幸运——做翻译的不止一个，“我只是有时间也愿意费劲做这项工作，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情做好”。和少年时兴趣广泛的朋友相比，自己似乎活得不够潇洒，消遣只有看书，反而能够专注地做成一件事。他对字词译法、翻译风格、注释、语法以及阅读对培养语感的作用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在扎实学习和丰富实践的基础之上得出的。学英文、教书、做翻译……谈及每一段经历，蒲隆先生说得最多的就是：“我做事还算认真。”
中国作家网：首先祝贺您以《约翰生传》斩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您是本届年龄最大的获奖者，鲁奖对于您的翻译生涯意味着什么，您有何获奖感受？
蒲隆：说到获奖感受，我打个比喻吧，就像一个老兵胸前被挂了一枚“红色英勇勋章”（美国小说家斯蒂芬·克莱恩的小说名——编者注）一样。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而且有难以治愈的病，得了这个奖，总觉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吧。
从内心来说，这本译著很有分量，字数多，部头大，责编以及出版社在排版印制各方面都做得很精心。我自己在翻译上也下了很多功夫。最初的译稿在我老伴誊抄好之后，我反反复复过了三遍；后来校样也往返校对了好几次，这本书才最终付印。
填推荐表的时候，责编顾真和我联系，我知道这个事，但心里对于得奖还没有抱多大的希望。虽然不能说翻译这部作品人人都能干，但能做翻译的也不止我一个。我退休了，有时间也愿意费劲做这项工作，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情做好。这次获奖，一方面感到是对自己辛劳工作的回报，另一方面也还是感到非常幸运。
《约翰生传》，[英] 詹姆斯·鲍斯威尔 著，蒲隆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出版
中国作家网：您中学学俄语、大学攻读英语，求学于西北师大、山东大学，任教于兰州大学，能否聊聊您的求学经历和最初接触外国文学译本、走上文学翻译道路的机缘？
蒲隆：我从上初中就开始学俄语，中学学了6年；高考的时候，虽然报的是英语专业，但考的还是俄语。我们是西北师大头一届英语专业，相对冷门，录取比较容易。在大学，我的英语是从ABC上学起，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当时我的同学有的在初高中就学过英语，因此我们到了师大以后，学过和没学过的分为甲乙两班，我在乙班。后来两班合起来上课时，甲班那个老师把我叫起来，提的几个问题我全都答上了，他感到奇怪。我在大学学习真的很努力，毕业的时候我是第一名。
1963年大学毕业后和到山东大学读研究生中间，我有15年的时间在中学教书。这15年对我来说，在英语业务上并没有提高，但我这个人干任何事情还算认真，加上中学时学习还比较全面，这段时间还是抓了一下学生的文化课。之后很多学生考上大学或者出了国，对我当时对他们的教育都很认可，直到现在，很多中学的学生还经常和我来往，或者为我提供帮助。
说到翻译，我是抱着做翻译的目的选择学习英语的。大学期间，作为练笔，我尝试着翻译了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在中学教书时，我还尝试翻译了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友爱》。那时出版翻译作品非常困难，全国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这两家能出版文学翻译作品。我写信给新文艺出版社，回信的却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信封，毛笔字，信上说这个人的作品他们已经出了数种，不打算再出版其他著作。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算是个练兵过程。
到了研究生阶段，我还是坚持搞翻译。当时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李景端做外国文学出版的工作，向我的导师陆凡约稿，就是索尔·贝娄的《洪堡的礼物》。陆凡事务很多，顾不上，她看到我中文表达和英语的阅读写作还不错，就把这个工作交给我，我跟陆凡老师认真做了很多准备。
说起来好笑，对当时的我来说，书中写到的好多东西都是新鲜的。比方Jean这个词，查当时的《新英汉词典》释义是：“细斜纹布做的裤子”，当时牛仔裤没有这个名堂！你想这个怎么翻，我也发明不出“牛仔裤”这个叫法。还比如汽车的牌子，现在是“奔驰”，那时候也没有参照，就按音译翻成“本茨”……类似这样的词，只能在后来再版时断断续续地逐渐改成通用的说法。再有就是贝娄在这个作品里，融合了很多大众文化的内容。比如人家讲脱口秀，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样，觉得相当于我们说相声吧，但这些人的名字没有法子查。怎么办呢，陆凡是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的夫人，有机会见到来学校访问的外宾，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就记下来，请陆老师借接待外宾的机会，向那些外国人请教。
90年代我在兰州大学工作期间，参加了富布莱特学者计划，曾专门访问过索尔·贝娄，谈了一个多小时。他是个学者型的小说家，既有对市井的观察，也有一种高深的哲学探讨，这在他的作品里都有反映，作品涉及的内容跨度大，所以，翻译他的东西还是挺有难度的。
《洪堡的礼物》，[美]索尔·贝娄 著，蒲隆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作家网：2020年在修订这本书的校样时，您写到说从第一部译作《洪堡的礼物》出版到现在刚好四十年，支撑您几十年坚持文学翻译的初心是什么？
蒲隆：我的主业是教学，除了教学以外，空闲时间干些什么？在大学，要么就是写点文章。我对于文学理论这些钻不进去，写文章也是皮毛得很。但是翻译嘛，因为中学时代就受到有文学修养的同学影响，书读得不算少，自己的翻译和写作能力也在不断积累，还能做得来。我自己又没有别的特长，不像我的同学那样，跳舞、下棋等等兴趣爱好广泛，一辈子都活得很潇洒。我唯一消遣的办法就是看看书，这反而逼着我专注在一件事情上，没有分散时间和注意力。
当然，学了外语，做翻译也是天经地义的。我做文学翻译绝大部分是通过出版社约稿，翻译的作品各有不同，比如《洪堡的礼物》和《约翰生传》就是有很大差异的两部作品。一般情况下出版社需要翻译什么样的作品，我能做的就会接受邀约。当然时间长了，腰也坏掉了，眼睛也坏掉了，腿上还有静脉曲张等种种毛病。可是翻译完一部作品，看着名字印在书上，送送人，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直到现在，翻译在很多学校不算是科研成果。鲁迅文学奖重视文学翻译，把它纳入评奖，是对做翻译的人的很大鼓励。
中国作家网：《约翰生传》全书正文翻译四年，后续补译、校样修改前后耗时十年，您不会电脑、全程手写文稿，再由家人帮忙誊抄；日常散步、买菜路上推敲文字，甚至做梦都在琢磨译文……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十年译稿的全过程，您会如何形容？
蒲隆：我想这样说：翻译这样优秀且严肃的作品，对译者来说很费力。但同时也能从中学到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知识，从而充实自己。
中国作家网：《约翰生传》的译本中有大量详尽的注释，您怎样平衡注释体量与这部十八世纪文化百科式传记的阅读体验？
蒲隆：《约翰生传》的注释分为好几种，很繁琐。一是原注，如作者鲍斯威尔的注释，以及鲍斯威尔的朋友马隆等人增加的资料性原文和注释，这些我都全部翻译了。二是我所依据翻译的“企鹅经典版”编者大卫·沃默斯利所做的注释和人物小传。特别是他所写的像百科全书一样的人物小传，详细地注明了书中所提到人物的重要性、他们与约翰生的关系以及在书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有历史相关性的内容我也都在译文中注明，便于大家在阅读时对人物和事件的作用、价值心中有数。还有少量的是我自己做的注释，在文中以不同的符号来标注，主要是对中文读者可能不太了解的事物或者事件做一些注释。
有注释当然会对阅读行文造成一定程度的“打断”，但好在这本书的注释大多是脚注，阅读时相对还比较方便。
中国作家网：翻译学界常谈严复“信达雅”，您曾经提出过“雅要贴合原作风格”，同时表示过欣赏鲁迅的“硬译”，您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是如何把握的？
蒲隆：鲁迅翻译的两本主要作品《死魂灵》和《毁灭》，我都看过。《死魂灵》是中学时看的，当时不太懂，印象不深刻。《毁灭》我读了之后还是非常有感触，特别是对书中所写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那种无奈的表现，令我印象深刻。有人说鲁迅的译笔生硬一些，但我觉得很有味道，鲁迅的文笔包括他的翻译，有一种一般人模仿不来的独特风格。有时候翻译过于顺滑，我们读起来会觉得太像本土的东西，反而缺少了外国文化的那种陌生感。
实际上，每个译者都有自己摸索的一些翻译方法和习惯的处理方式。比如外文和中文里都有很多文字游戏或者是双关语，我习惯上会做相应的转化处理。如果是对着英汉字典来翻译的话，可能字句背后的意思就完全失去了，而对语言比较敏感的人，会留意并做适当的变通，更好地把其中的妙处反映出来，当然这需要长期的琢磨和训练。
翻译语言的风格上，我得益于中学时期的语文学习，1957年我们上学时，学校有汉语课本和文学课本，汉语主要讲语法，而文学是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开始，讲到屈原、古诗十九首，一直到《红楼梦》
《三国演义》等，这样的课持续到1958年后期，这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对于我语言的帮助和提高非常大，否则我的文字达不到目前的水平。在翻译一些需要半文言处理、偏古典风格的作品时，我在翻译过程中会翻阅《红楼梦》或古诗，在反复阅读中吸收这些作品中优秀的表现方法。
同时，我在看电视剧或者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也会注意到剧中比较精彩生动的对话或者歌词，吸收不同艺术形式的长处，来丰富自己的语言。
中国作家网：您怎样看待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如果有想要从事文学翻译的青年学生向您求教，您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蒲隆：现在人工智能的出现，我看对翻译的冲击恐怕很大。就像做手术的机器人一样，如果人家做得比你还好还精确，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嘛，所以翻译这个行当以后能不能做下去，我会打个问号。
抛开智能技术发展不讲，我自己在翻译中感到非常受益的是扎实的语法学习。在翻译《约翰生传》时，我发现有些人对于约翰生的正式评论有严厉的批评，句子结构繁琐，很难翻译。所幸大学时代我的老师李森先生对于语法的讲述非常到位，在翻译这类长难句时，我可以用图解的方法，把句子翻译理出头绪。老一代的英语翻译家大多有非常好的语感，能够基本解决这类翻译问题；像我这样的，如果没有熟练到位的语法知识，恐怕翻译会出现偏差。所以文学翻译，既要不断培养自己好的语感，同时也要有扎实的语法基本功的辅助。
（感谢蒲隆先生家人，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顾真，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为采访提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