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第一次去广州是在20世纪90年代，参加一家媒体的笔会。笔会结束前，负责活动的吴绿星问我：“要不要到海印市场转一下？”

吴绿星身材高大，大嘴，厚嘴唇，声音洪亮，穿一件带黑条的黄T恤，像一只胖蜜蜂。

我问：“那里有什么？”

老吴说：“海印广场是全国最大的CD和VCD批发市场，发烧友都喜欢去那里逛。”

我是小地方人，没听过发烧友这个词，硬着头皮问老吴：“发烧友是干啥的？”

老吴咧开大嘴笑，没有小瞧我的意思，说：“发烧友用最严苛的标准听音乐，对器材有挑剔的要求。你喜欢音乐吗？”

我说：“喜欢。”

老吴说：“要不要换一套器材？”

小地方的人不知道听音乐还要用器材，那时候我用砖头大的录音机听盒式磁带。我再次硬着头皮问老吴：“什么器材？”

老吴来了兴致，说：“第一要有好喇叭，第二要有好功放，第三没那么要紧，搞一个中档CD机就可以了。”

喇叭不是唢呐吗？听音乐用唢呐干嘛？我问老吴：“喇叭……”

老吴说：“最好的喇叭，一对100多万。”

我说：“喇叭不是吹的吗？”

老吴哈哈笑。

他的同事孙启军告诉我，老吴说的喇叭是音箱。原来是这样。我搞不懂这些器材摆在一起是什么样子，但被启蒙了，觉得老吴说得没有错。我问他这一套器材下来多少钱。我当时月工资1200多元，身上带了800元。

老吴说：“你自己定，可以买贵的，也可以买便宜的。”

我羞于说出只带800元钱，广州人有钱，怕他们笑话我。我对老吴说：“你帮我定吧。”

老吴说：“你掏钱，我怎么好帮你定？你准备拿多少钱买一套器材？”

我模模糊糊觉得这是三样东西，音箱、功放、播放器。800元除以3，每样266元，800元够吗？我几乎要说出这句话，但忍住没说。

老吴看出了我的窘迫，不想让我难堪，他说：“现在不讨论钱，先去海印市场看一看再说。”

过了一会儿，老吴和孙启军来到我住的酒店，说：“去海印广场。”

我问：“现在去吗？”

老吴疑惑地反问：“你不想去吗？”

霎时间我头上冒出汗来。每当要花钱，小地方的人脑袋都会冒汗。我预感要花一大笔钱，但我没钱，我含含糊糊说：“我考虑考虑。”

老吴问我：“你考虑买不买音响器材，还是考虑去不去海印广场？”

出汗造成我大脑空白。我说：“这两件事都要考虑考虑。”

老吴哈哈大笑，坐在床边上，说：“你考虑吧，我们等你。”

我想说我没有钱，我几乎就要说出来，出于羞耻没让这句话说出口——这句话像鲤鱼跃龙门那样往上冲：“我没钱，我没钱”——我用最大的力量把这句话压下去。

老吴抽完一根烟，拍我肩膀。他把斜挎身上的黄色拉链帆布包从身后挪到前边，拉开拉链，里面塞满成捆的钱。广州人真有钱。老吴说：“你如果没带太多的钱，我这里有。”

我的大脑转入第二场焦虑：我把老吴的钱花完了，怎么还？这句话像鲤鱼一样往上跳：“怎么还？怎么还？”

老吴点燃第二支烟，说：“你到海印广场买到喜欢的器材，钱不急还我，慢慢来。”

我释然，愉快地说：“走！”我们出宾馆，坐出租车来到海印广场。

海印广场位于越秀区大沙头。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不管是大地方的人，还是小地方的人，都会震撼。我不能说全世界的音响器材都集中在这里，但可以听到全世界的音乐。

望不到边的音响店里陈列着光怪陆离的音箱功放，播放着人们一辈子没听过的五花八门的音乐。这些器材看上去极其高级，我不敢上前去摸，如此清晰、深厚、澎湃的音乐，用耳朵听一下已是享福。我心里说，在这里买上一套好器材，这辈子不白活。

老吴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跟着。我内心的想法是在每个店铺待一会儿，看看器材，听一听音乐，至少把一首曲子听完。但老吴昂着头径直往前走。我怕走丢了，不敢左顾右盼。这里估计能有一万人。

走着，我们进入一个店铺，老吴用粤语跟老板交谈，老板拿几张CD放进功放里。先是海菲兹的小提琴曲——布鲁赫《苏格兰幻想曲》，换了人声——玛丽亚·凯莉《爱的幻影》。我几乎被这首歌感动得要哭，咬紧牙关忍住了。后面是马友友的大提琴曲：《阿帕拉契圆舞曲》。三首曲子放完，老吴问我：“怎么样？”

一个小地方人，有什么资格评论这么高级的音乐？我点头说：“好。”

老吴问：“你用耳朵听，这对喇叭怎么样？”

我没想过音箱的事，只被音乐打动，点头说：“好，好。”

老吴又问：“后面那个大提琴曲，你听到松香味没有？”

我没回答。我觉得在现代汉语里松香味属于嗅觉范畴，听不到。

老吴带着焦急的样子追问：“听到没有，松香味？”

我说：“听到了。”

老吴咧嘴笑，他跟老板用粤语讲价。老板声音渐高，脸色渐红，脖颈上的血管突了出来。老吴把他搞得气急败坏，最终成交。

老吴从兜里掏出成捆的现金让老板数，让我在一张纸上写上地址交给店家。老吴说：“我给你买了英国天朗音箱同轴636，刚刚听过这对。”我点头说：“好，好。”

继续逛，我突然发现老吴装钱的帆布包拉链没拉好，露出里面的钱，这是买音箱没花完的余款。我急忙告诉老吴。

老吴把帆布包从背后挪到身前，拉上拉链，告诉我：“钱没人偷的，小偷不听音乐。”这是老吴的幽默。

之后，老吴替我选了一台雅佳功放机和一台NEC播放机。至此，我完成了发烧友的入门仪式。

老吴说：“去吃饭。”

我拦住他，说：“咱们不去提货吗？”

老吴问：“提什么货？”

我说：“音箱、功放和播放机呀。”

老吴说：“他们会寄到你家里。”

这时，我作为小地方人的肤浅又暴露了一次。我问：“他们能寄到吗？如果他们不发货，咱们怎么办？”

老吴说：“他们肯定会发货。”

我说：“我提了货随身带着稳妥。”

老吴说：“这么多东西，你怎么能带得了呢？”

我没说话，心里琢磨：万一这三家老板不发货，我也不能上广州找他们啊？

老吴拍我肩膀：“如果你收不到货，找我就好。”说完咧嘴大笑。他每次大笑让我心情安稳，这次也是。

老吴说：“你的三样器材一共花了一万三千多，讲价讲掉两千多，很划算的。”

我被一万三千多这个数字震惊得眼冒金星，忘记谢谢老吴，脑子里回荡：“一万三千，一万三千，一万三千。”我从来没花过这么多钱。

我从广州回到沈阳，很快收到三样器材。急忙打开包装试听。先听马克西姆·文格罗夫的小提琴曲——拉威尔的《茨岗》，再听惠特尼·休斯顿的歌曲——电影《保镖》主题曲，接着是米沙·麦斯基的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这些CD也是在海印广场买的。我在50年代建的、到处是老鼠和蟑螂的、两家合住的公安厅宿舍听完这些乐曲，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的人——纯洁而空灵，像一个身上黏满白羽毛的天使，骑着蓝冰马在遥远的星辰之间巡游，手里握着水晶长矛。

在海印广场，老吴还领我到一家店铺听了顶级的连接线，两根线价值二十万元。老吴说：“电里有杂质，这两根线能过滤掉电的杂质。”

我惊讶：“电都出杂质了吗？是发电机质量不好吗？”

老吴摇摇头：“这个不好说。也许煤不过关。”

第二年春节前，我攒够了钱，从邮局汇给老吴，用长途电话告诉他：“钱汇走了。”老吴淡淡地说：“这么急干嘛，有空来广州玩。”随即挂了电话。

我常常想，老吴第一次跟我见面就借我钱，帮我买音响器材，如果我不还钱，他怎么办呢？我想不出他会怎么办。我想起这件事有些后怕——不是我后怕，是替老吴后怕。好在我算是一个好人，把钱还他了。相比之下，老吴比我更好，是一个大地方的人。

【鲍尔吉·原野：蒙古族。现任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副主任。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作品两度入选年度“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