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明月听松，文心相遇

——莫言突访朱向前

2024年12月2日，一个寻常的冬日，江西宜春迎来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悄然抵达这座赣西小城。他没有惊动媒体，没有通知地方，只携两位年轻朋友，轻车简从，直奔一个目的地——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的府邸“听松楼”。

这是一次私人性质的造访，却在中国当代文坛激起了一圈圈耐人寻味的涟漪。两位年届七旬的老同学、老战友，在军艺文学系创办四十周年之际重逢于袁水之畔，半日欢聚，把酒忆旧，赋诗赠联，留下了一段文人相交的佳话。

学院文学系1984级同班同学，一位是创作领域的高峰，一位是评论领域的重镇；一位是作品被反复解读的对象，一位是最早也是最持久解读莫言的评论家。

故人忽至，不惊风尘

消息最初是从朱向前的微信朋友圈传出的。

2024年12月3日清晨7时，朱向前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文学系创办四十周年之际，莫言兄突访小院，行状低调，匆匆来去，半日欢喜，几多感慨。”附诗一首：“四十年同窗忽相见，小院乍现艳阳。赋诗赠联无限意，把酒忆旧话当年。”九宫格照片里，莫言戴着那顶标志性的深色帽子，在朱宅小院中与老友并肩而行，笑容温和。

这条朋友圈在文学圈内迅速传开。对于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来说，莫言与朱向前的名字常常被联系在一起——他们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84级的同班同学，一位是创作领域的高峰，一位是评论领域的重镇；一位的作品是被反复解读的对象，一位是最早也是最持久解读莫言的评论家。

此前一天，莫言还在南宁出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活动。人们注意到他出现在江西，起初以为只是路过。但了解二人关系的人都知道，到了江西，莫言没有不去看望朱向前的道理。

果然，次日清晨7时，朱向前再次发布消息，这次的内容更加丰富：莫言在小院巡视一番，入茶室啜茶一盅，随即来到书案前，提笔蘸墨，不假思索，赋诗赠联。诗曰：

朱宅依山筑，奇花四季开。

无聊文不作，有趣客常来。

身寄袁州府，心追天下才。

纵情诗与酒，寂寞盼春雷。

联曰：

借临川梦笔，书袁水华章。

另有一行题跋：“好山好水好地方，真情真意真文章。谢向前兄嫂盛情款待。”落款处是“甲辰冬月二日于向前兄府邸莫言。”

九宫格照片中，莫言执笔挥毫的画面被定格下来——他站在书案前，神情专注，笔走龙蛇，朱向前在一旁静静观看。两位年届古稀的文坛大家，此刻如同当年在军艺宿舍里切磋文章的青年学子。

四十年笔墨，一双挚友

莫言与朱向前的友谊，始于1984年的秋天。

那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创办，面向全军招收首届学员。莫言从保定入伍，朱向前从福建前线赶来，二十多岁的他们汇聚在北京魏公村。系主任徐怀中以包容开放的教育理念，为这批来自基层的文学青年提供了自由生长的土壤。

莫言是最后一个报到的学员，因迟到险些被拒，幸得徐怀中破格录取。入学后不久，他报考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获徐怀中当众称赞。1985年，莫言发表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声名鹊起。1986年毕业之际，他又推出了震动文坛的《红高粱》。此后数十年，莫言笔耕不辍，直至2012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朱向前则是同班中最后留校任教的一位。他在第一次班会上的即兴演讲给徐怀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毕业后，他以评论莫言小说为起点，逐渐成长为国内一代文学评论大家，先后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他不仅是莫言最早的鼓吹者，也是莫言作品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曾预言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来这一预言成为现实。

在文学界，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常常有些微妙，莫言与朱向前却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平衡：公开的批评无论多么尖锐，始终限定在文学讨论的范畴之内；私下的情谊则历久弥坚，不受外界风雨干扰。朱向前曾在一篇文章中称二人为“欢喜冤家”——这个说法既形象又贴切。

2017年3月，应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彭丽媛之邀，徐怀中率莫言、朱向前重回文学系荣誉教室，开讲“新春第一课”。这是师徒三人难得的一次同台。朱向前将这次重逢写成一首《言莫言，自度曲》，莫言则以打油词相和。两件书法作品后来被徐怀中索要去，挂在了自家客厅里。

小院藏幽，花开见客

朱向前的府邸坐落在宜春城边，依山而筑，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将军府”。院内花木扶疏，四季有景。朱向前退休后常住于此，读书写字，会友论道，自号“袁州员外郎”。

12月2日上午，莫言一行抵达时，朱向前和夫人张聚宁已在门口等候。他们为客人献上花束，莫言接过花束，没有只顾自己，而是与随行朋友一起将花束摆放在门楼“共和国将军之家”牌匾下的方桌上。三束花随意摆放，中间那束并未刻意居中摆放。这个细微的动作，被在场的客人看在眼里：两位大家都没有那些尊卑观念，举手投足间践行着平等。

进入小院后，莫言四处看了看。朱向前陪着他走过院中石径，看那几株他亲手栽种的树木，看那方他常用来练乒乓球的球台。朱向前的乒乓球技术在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常有文友来访时与他切磋。莫言不打球，但他喜欢看朋友们打球时的样子。

茶室里，两人坐下啜茶。话题自然从军艺文学系说起。四十年了，当年那些在宿舍里彻夜谈文论艺的青年，如今都已两鬓斑白。莫言提起今年是文学系创办四十周年，朱向前点头称是。他们回忆起徐怀中先生的教诲，回忆起班上那些同学的名字和作品，回忆起八十年代那个文学热潮涌动的岁月。

茶过一盅，莫言忽然起身，走到书案前。朱向前的书房里笔墨纸砚常年备着，来访的朋友兴之所至，常留下墨迹。莫言捋起袖子，提笔蘸墨，稍作沉吟，便一气呵成写下了那首五言律诗。

在场的人后来回忆，莫言写字时神情专注但并不紧张，仿佛只是在做一件很自然的事情。诗成之后，他又写下一副对联，这真是“好山好水好地方，真情真意真文章”，字里行间透着对老友的欣赏与对主人款待的谢意。

朱向前站在一旁，看着莫言书写。他知道，莫言近年醉心书法，常以“两块砖墨”的名号在朋友圈分享作品，但能在自己家中得到这样一份量身定做的诗联墨宝，终究是难得的。

三“闲”并举，一席笑语

当天的午宴上，莫言说了一句后来被广为传引的玩笑话。

他端起酒杯，用他那特有的、带着山东口音的慢条斯理的语调说：此次赣地之行，他只准备看望江西三大“文化闲人”——一是南昌青云谱的八大山人，二是抚州牡丹亭的汤显祖，三是宜春听松楼的朱向前。

满座大笑。八大山人是明末清初画家，汤显祖是明代戏曲家，两位都是早已作古的历史人物。莫言将他们与在座的朱向前并列，既是对老友的抬举，也是一种幽默的自我解嘲——在世人眼中，终日读书写字、会友论道的人，可不就是“闲人”吗？

但细想之下，这“闲”字背后另有深意。朱向前退休后并未真正闲下来，他研究毛泽东诗词、练习书法、关注文坛动态，时有文章问世。他的朋友圈几乎天天更新，每有心得便与读者分享。莫言获诺奖后活动频繁，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不追逐热点，不迎合潮流。他近年发起“与莫言同行”公益行动计划，为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捐款，却特意要求不宣传、不报道、本人不出席任何活动。这种“闲”，其实是一种定力。

莫言将朱向前与八大山人、汤显祖并称，固然是玩笑，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在中国文脉的传承中，真正留下痕迹的，往往不是那些奔走权门、热闹一时的人物，而是能够沉潜下来、与山川风月为伴的“闲人”。宜春有幸，得此“闲人”；朱向前有幸，得莫言如此品题。

群贤遥和，文坛回响

“莫朱宜春会”的消息传出后，在文学圈内外引发了一系列回应。

最先反应的是朱向前的朋友们。老战友、诗人胡水琦步莫言原韵，作诗一首：“明月松风阁，桃源菊正开。秀江良友约，齐鲁硕儒来。书剑彰仙骨，文章绝世才。笑谈沧海事，笔底有惊雷。”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在朋友圈留言：“莫言古典诗修养之高出乎意外，信笔写来格律严谨。同窗情行云流水。难得！难得！”

随后的日子里，朱向前的微信朋友圈成了一个临时的唱和平台。从专业诗人到业余爱好者，从文学界前辈到青年作者，陆续有二十余人以诗词形式回应这次会面。广东省国资委原副主任张绳道写下打油诗，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桂玉华填词贺之，宜春本地的文史专家、诗人也纷纷加入。萍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敖桂明撰联一副：“仰止文豪，仰止硕儒，向前迎老友，一世功名钦泰斗；莫言时政，莫言民瘼，把酒话当年，双星闪耀灿宜春。”

有意思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高洪波也在此时发声。他在朋友圈写道：“踏我屐痕访员外，小院宜春又莫言。乒乓球拍刚落袋，老友纵笔书向前。”原来，高洪波12月1日刚离开宜春，莫言次日便到，前后脚之差，被朋友们传为趣谈。

据朱向前透露，到访过他府邸的中作协副主席共有五位：王蒙、高洪波、莫言、徐贵祥、吴义勤。王蒙回京后甚至向时任中作协主席的铁凝建议，将朱向前府邸作为向外国作家开放参观的场所之一。一个地方文人的居所，能得到如此关注，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

诗中藏雅，墨里传情

莫言赠诗的消息传开后，关注点逐渐集中到那首五言律诗上。

这是一首格律工整的佳作。首联“朱宅依山筑，奇花四季开”，点明居所环境，依山而建，花木常开，既有地理之实，也有象征之意。颔联“无聊文不作，有趣客常来”，写主人性情：不写无病呻吟的文字，只与有趣的朋友往来。颈联“身寄袁州府，心追天下才”，一转而入深意：身在地方，心系天下英才——这是对朱向前作为文学评论家品格的准确写照。尾联“纵情诗与酒，寂寞盼春雷”，则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

“寂寞盼春雷”一句，后来引发多种解读。有人认为“春雷”喻指重大的文学事件或创作突破，表达对老友再创辉煌的期待；有人注意到“春雷”与东汉陈重、雷义“胶漆之交”的典故谐音，暗指二人友谊之深厚；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诗人一时兴之所至，不必过度诠释。无论哪种解读，都不影响这首诗的整体价值——它是一份真挚的同窗情谊的见证，也是一件独立存在的文学作品。

莫言写诗，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意外。在公众印象中，他是小说家，是讲故事的高手。但熟悉他的人知道，莫言对古典诗词有相当高的修养。他的诗不追求华丽的辞藻，而是以朴素的语言表达真切的感受，这与他小说的风格一脉相承。

与诗相伴的是书法。莫言近年以“两块砖墨”的名号在书法圈渐有声名，他的字不囿于传统帖学的规矩，而是有一种天真烂漫的趣味。有人喜欢，有人不以为然，但无人能否认他的字有个性、有辨识度。那天在朱向前书案上留下的墨迹，后来被精心装裱，成为“将军府”藏品中的一件珍品。

朱向前的书法也值得一提。他的字用笔细腻，书卷气浓，与莫言的质朴形成有趣的对照。两位老同学，一创作一评论，一诗一书，在宜春小院里完成了一次无声的对话。

文人雅聚，意义隽永

“莫朱宜春会”是一个私人事件，但它具有超越私人领域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次难得的文人雅聚。在中国古代，文人相聚、诗酒唱和是常见之事，留下了无数佳话。进入现代社会后，这种传统逐渐式微。莫言与朱向前的这次会面，从形式上看——老友重逢、即兴赋诗、挥毫泼墨、众人唱和——正是典型的文人雅聚。它让人们看到，在喧嚣的当下，仍然有人保持着这种古典的交往方式。

其次，它展现了健康的文人关系。中国文坛历来有“文人相轻”的传统，同行之间的互相批评有时会演变成人身攻击。莫言与朱向前的交往提供了一种示范：他们可以公开地激烈争论文学问题，私下里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们彼此成就对方，却不过分依赖对方。朱向前曾是莫言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但莫言从不因此疏远他。这种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共同志趣的基础上。

最后，它是对军艺文学系创办四十周年的一次郑重的纪念。1984年创办的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这里走出了莫言、李存葆、徐贵祥、麦家、阎连科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以及朱向前、邢军纪、王久辛等评论家和报告文学作家。这个仅有两百余名毕业生的系，培养出四位中国作协副主席、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位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得主，其“单位产量”之高，在中国文学教育史上罕见。四十周年之际，官方没有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但莫言奔着这个重要节点而来，与朱向前在宜春重逢，本身就是一次有意义的纪念。朱向前则在此前后写下《我与孙绍振先生半个世纪的“量子纠缠”——兼忆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创办 40 周年》一文里，以5000字篇幅纪念军艺文学系。

清流不寂，余韵犹存

“莫朱宜春会”过去近两个月后，相关的话题仍在延续。

朱向前的朋友圈里，不时有人发来新的唱和之作。宜春当地的文学爱好者将这次会面视为本地文坛的一件盛事，津津乐道。有人把莫言的那首诗抄录下来，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更多的人通过这件事，重新认识了莫言和朱向前这两位文学人物的另一面。

莫言回京后，继续他惯常的节奏。年底的一次公开活动中，他与董宇辉在《在文学的旷野里》栏目中对谈，再次提到军艺文学系，提到当年各大文学刊物编辑纷纷到系里组稿的情景。他没有专门提起宜春之行，但了解内情的人知道，那次探访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

朱向前仍然住在听松楼里，读书写字，会友论道。小院里奇花照常开放，有趣客不时来访。那首莫言赠诗被制成小幅拓片，分送给来访的朋友。有客人站在小院里，对着墙上的墨迹轻声念诵：“朱宅依山筑，奇花四季开……”

在中国当代文坛的版图上，宜春是一个不太显眼的地名。但2024年12月的那次会面，让这座赣西小城短暂地成了文学关注的中心。两位年逾七旬的老同学，用一次低调的相聚，为浮躁的时代留下了一个安静的注脚。

文人之交，可以是什么样子？莫言与朱向前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是一首诗、一副联、一盅茶、一场无拘无束的叙旧，可以是各自独立却又彼此欣赏，可以是公开争论却又私下相重，可以像他们那样，四十年后仍然记得最初相遇时的样子，仍然愿意为彼此写下真诚的文字。

这大概是“莫朱宜春会”留给人们最值得回味的东西。

棋局终了，余韵长存

——记朱向前与聂卫平的一次偶遇

惊闻围棋大师聂卫平先生离世，黑白世界从此少了一位泰山北斗。在缅怀与追思之中，我不禁想起中国著名军旅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先生讲述过的一段往事——那是2024年5月14日，他与聂卫平最后一次不期而遇。如今重温这段逸事，更觉其中滋味悠长。

那日临近正午，朱向前突接紧急邀约，匆匆赶往宜春著名景点温汤。走进接待中心时已过十二点二十分，眼前景象让他颇感意外：省市领导与中日韩围棋大师们齐聚一堂，而聂卫平独自抱臂端坐次宾席，神情疏离，仿佛周遭喧嚣与他无关。

当主人举杯致辞时，满桌宾客皆起身相应，唯聂大师稳坐如山；再次敬酒时，依然如此。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尴尬——不是冲突，而是两个不同世界的短暂碰撞：一边是讲究礼数层级的社会交往，一边是追求纯粹精神的围棋圣殿。

这时，朱向前起身了。

他绕过主座，躬身举杯：“聂老师，我是你的资深粉丝，特别记得某年某赛你的那一手‘碰’，真是石破天惊……”没有泛泛的赞美，只有具体的棋步、精确的记忆，就像文学评论家不谈“伟大风格”而分析具体的叙事策略，真正的对话始于细节。

聂卫平的眼睛亮了。

他端着酒杯站起来，脸上泛起笑意，开始比画着讲解起那手棋的妙处。尴尬瞬间消融，两个看似无关的领域找到了共通的语言。那一刻，在场的其他人才恍然意识到：原来最有效的社交辞令，莫过于对他人专业最深切的尊重与理解。

围棋讲究“道”，文学追求“境”，二者在精神高处相通。聂卫平一生执着于棋盘上的宇宙，每一步都是哲学；朱向前深耕于文字间的世界，每一笔都是人生。他们的对话之所以能突破僵局，正是因为朱向前不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客套，而是以一个内行欣赏者的角度，看见了那一手棋背后的大局观、创造力和决断力——这些品质，何尝不是所有创造性工作的共通血脉？

那天饭后，聂卫平没有参与集体合影，而是与朱向前握别后独自走入电梯，回房休息。如今想来，这一别竟是永诀。大师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棋风，但他留下的精神——那种专注、纯粹、不拘俗套的品格，却通过这样的偶然相遇，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2024年春天的这次偶遇，因为聂大师的离去而被赋予更深的意义。它不再只是一则文人逸事，而成了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时代稀缺的品质：在浮华应酬中保持内心专注，在泛泛之交中追求深度理解，在专业壁垒间搭建精神桥梁。

聂卫平一生落子无悔，每一局都全力以赴；朱向前提笔有神，每一字都深思熟虑。他们的相遇虽短暂，却如围棋中的“妙手”，看似偶然，实则源于对各自领域数十年如一日的深耕。这种专注本身，就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

电梯门缓缓关闭，聂大师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那时的朱向前或许不曾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但有些对话，一旦开始，便不会真正结束——它会在记忆中继续生长，在理解中不断深化，成为对一位大师最好的纪念。

棋盘上的胜负终会淡去，宴席间的热闹总会散场，但精神间的共鸣却能在时间中沉淀。聂卫平与朱向前的那次春日偶遇，就像围棋中的“残局定式”，看似简单几手，却蕴含着无穷变化与深邃智慧，值得后来者一再品味、久久思索。而大师虽逝，他留下的棋局与故事，仍在我们中间流传，提醒着何为专注，何为热爱，何为超越形式的精神相遇。

朱向前“挺”文怀沙

2009年的春天，中国文坛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2月18日，《人民日报》资深编辑、传记作家李辉在《北京晚报》发表长文《揭秘：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向素有“楚辞泰斗”“国学大师”之誉的文怀沙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文章提出“三宗罪”：其一，文怀沙自称1910年出生，年近百岁，而据查证，他可能是1921年生人，虚报了近一轮的年龄；其二，文怀沙自称“文革”期间因“反江青”的政治问题入狱，而据查证，他是因“诈骗、流氓罪”被判劳教；其三，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名头徒有虚名，其在楚辞领域的学术贡献至多只能算“中学教员”的水平。

一石激起千层浪。

网络上，某门户网站的投票显示，超过九成网友相信文怀沙造假。学界内外，“倒文”之声此起彼伏，学者徐晋如撰文称《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作家“十年砍柴”以“老道成仙”的典故讥讽文怀沙的“包装”之术。各路媒体以“炮轰”“打假”为关键词，迅速将这场论争推向了舆论的中心。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文怀沙起初保持沉默，随后于2月20日通过凤凰网发表手书启事，称“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重申自己生于1910年1月15日。2月21日，他又以视频形式回应质疑者，称愿意与李辉见面，“我有这个雅量”。而李辉则迅速再度发文，逐条反驳文怀沙的回应，称其“仍未说明真实年龄”，并澄清自己从未采访过文怀沙，所谓“放狗屁”之说属于编造。

到2月下旬，“倒文风潮”已呈排山倒海之势。在舆论场上，支持文怀沙的声音微乎其微，几乎形成了一种“一边倒”的话语霸权。那些曾经与文怀沙交往的文化人纷纷噤声，唯恐被卷入旋涡。

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声音出现了。

2009年3月16日，《海南日报》的《海南周刊》刊登了一篇访谈——《文老有错，错不当诛——关于文怀沙“三宗罪”答〈海南日报〉记者魏如松问》。受访者，是刚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岗位上退休两个月的朱向前。

朱向前，1954年生，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一位在文学批评领域深耕多年的军旅评论家。他与文怀沙素昧平生，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交往，没有任何私交，没有任何利益关联。

但他偏偏在这个时候站了出来。

在访谈中，朱向前没有回避文怀沙的问题。他承认文怀沙“有错”，比如在年龄问题上确有水分，在学术成就上确有被“过度包装”的成分。但他肯定文怀沙有才、有名、有龄是个基本事实，也指出文怀沙之“过”，他的核心观点是——“错不当诛”。

什么意思？

朱向前认为，李辉的质疑虽然是基于事实的“求真”，但这种“求全责备”式的道德审判，忽略了一个更大的背景：文怀沙是一位在特殊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文化人，他的“包装”和“传奇化”，有相当一部分是时代造就的，是媒体、出版界和文艺圈共同“捧”出来的结果。如今，当风向一转，所有人都在“倒文”的时候，为什么只有文怀沙一个人成了众矢之的？这公平吗？

朱向前的第二层意思是：在评价一个文化人时，我们不能只盯着他的“错”，而忽视了他的“功”。文怀沙晚年主持编纂的《四部文明》近一亿四千万字，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对《四库全书》编纂中删改古籍行为的一种反拨，其文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将一个人一棍子打死，否认他所有的文化贡献，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层意思，也是最重要的一层：这场“倒文风潮”体现了一种危险的“道德洁癖”——用放大镜去审视一个老人的私人历史，用今天的标准去审判几十年前的旧账，尤其是那些涉及私人生活、“文革”经历的旧账。这种“诛心”之论，一旦形成风气，就会让整个文化界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今日可以“诛”文怀沙，明日谁来“诛”下一个？

朱向前的结论是：对文怀沙可以批评、可以质疑、可以还其本来面目，但他毕竟是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即便是按1921年出生计算，当时也已88岁）。我们应该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之心，而不是“痛打落水狗”式的狂欢。尤其是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此风不宜长。

最后，朱向前倡导学术研究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需要建立一种“国家化的评估机制”来评估“大师”。真正的大师应当经得住时间淘洗，应当留予后人和历史评说。

这篇文章发表在“倒文风潮”最猛烈的时候，几乎是当时中国主流媒体上唯一一篇公开的“挺文”的文章。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朱向前当时的处境：他刚刚退休，从军艺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本可以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退休生活，养养狗、写写文章、种种花。他没有任何义务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替一个素不相识的“争议人物”说话。他主动发声，反而可能招致非议——有人说：“你跟文怀沙是一伙的吧？”有人说：“你这是替骗子辩护！”有人说：“退休了还不安分！”

但他还是说了。

为什么？

第一，这是他一贯的性格。从2008年11月5日在李继耐主任面前脱口说出“首长，我再过两个月就到龄”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看清楚：朱向前这个人，是一个不愿意说假话的人。他在体制内是这种性格，离开体制还是这种性格。他当副院长的时候，没有什么“官架子”；他退休之后，更没有什么“包袱”。他说话，不是看谁的声音大就跟谁，而是看这件事的道理在哪里。

第二，这是他的专业判断。作为一名资深的文学评论家，朱向前对“道德审判”有一种本能的警惕。他深知，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非黑即白”的倾向——要么把你捧上神坛，封为“大师”；要么把你踩入泥沼，打成“骗子”。这种二元对立的评价模式，往往忽略了一个人的复杂性、历史性和多面性。文怀沙未必是“国学大师”，但他也未必是“彻头彻尾的骗子”。真实的人生，往往在这两者之间。

第三，这关乎公共理性。在“倒文风潮”中，理性的声音被情绪的浪潮淹没了。九成网友的支持率，不一定代表真理，反而可能代表一种“多数人的暴力”。朱向前的发声，不是为了给文怀沙“翻案”，而是为了在一边倒的舆论中打一个“补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应该有人文关切，有人性温度。

这篇文章发表后，朱向前并没有刻意张扬。他本意只是“为文怀老发声”，说完就算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几个月后竟然有了回响。

数月之后，文怀沙通过他的弟子——著名硬笔书法家庞中华，辗转找到了朱向前。

据说，文怀沙老人当时非常激动。在他被整个舆论界围攻、几乎所有文化界人士都对他“避之不及”的时候，居然有一个素不相识的朱向前，在千里之外的《海南日报》上为他说话。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让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感慨良多。

文怀沙托庞中华传话：无论如何要见朱向前一面，要当面感谢。

于是，就在2009年的某一天，在海淀区的一座王府酒庄里，文怀沙设宴款待朱向前。这位因为年龄问题被舆论闹得满城风雨的老人，精神矍铄，谈吐风雅，完全没有“过街老鼠”的颓态。他拉着朱向前的手，再三致谢，称其是“仗义执言”的“真文人”。

酒过三巡，两人相谈甚欢。具体谈了什么，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想见，两位年龄相差近半个世纪的文人——文怀沙生于1910年（或1921年），朱向前生于1954年——在那个午后，一定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人生、关于世态炎凉的话题。

这一顿饭，吃得值。

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关系，只是为了那份“知音”般的理解——在所有人都在说你“错”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错不当诛”。这句话，对于当时四面楚歌的文怀沙来说，分量有多重，不难想象。

回过头来看，朱向前的“挺文”，在整个“倒文风潮”中就像一叶孤舟。他一个人，逆流而上，在铺天盖地的批判声中，守住了一条底线：对一个人的评判，要有分寸、有尺度、有温度。

他不是为文怀沙的“错”辩护——他承认文怀沙有错。他只是认为，不能用“诛”的方式去对待一个有错的人，尤其是一个老人。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古话：“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朱向前可能并不完全认同文怀沙为人的某些方面，但他看到了文怀沙在文化上的某些贡献，更看到了“舆论审判”可能带来的危险。他站出来发声，不是为了“挺”某一个人，而是为了“挺”一个道理：即使在道义的高地上，也要保持清醒和克制。

2009年的“倒文风潮”最终没有真正将文怀沙“打倒在地”。文怀沙继续生活，继续编他的《四部文明》，直到2018年去世，享年——按他自己坚持的说法——108岁。

而朱向前，在退休之后，继续读书、写文章、养狗，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当有人问起他当年“挺文”的事时，他总是淡淡地说：我只是说了该说的话。

“该说的话”——这四个字，分量极重。

在一个人人都在说“正确的话”的时代，还能说“该说的话”，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骨。朱向前能说这句话，是因为他已经不需要再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朱向前敢说这句话，是因为他的内心有一杆自己的秤。

这杆秤，不偏不倚，称出的，是一个文人的良知。

【作者简介：谢培选，笔名巽之先生。江西萍乡人，朱向前研究者，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江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书院研究会会员，萍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萍乡市鳌洲书院文化研究学会理事，萍乡市作家协会会员。长期在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和县级党校从事教科研工作，曾在省市级报刊发表散文，主编、合作主编过数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已出版散文集《芦水萍风——似水年华之芦溪杂忆》，主编《风雨芳华——芦溪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