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丘东平 （1910.5.16—1941.7.28)，原名丘谭月，号席珍，广东海丰人，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开拓者。其作品风格沉郁，善于直指人物心灵，充满对苦难与心灵的直视力量。代表作有报告文学《第七连》、小说《沉郁的梅冷城》《将军的故事》等。

无可限量的人生

陈启文

他坐在那里，我面对着他。他背后生长着我似曾相识又不能确认的植物，一年将尽的阳光照在他身上，闪烁出赤铜色的光泽。

这里是海丰文天祥公园，我原本就是为拜谒文公而来，那座传说中的方饭亭就筑在园中的五坡岭。爬上一道隆起的山岭，一股咸腥的海风吹来，那一道一道的山坡便吹出了海浪的形状。宋景炎三年（1278）十二月（一说为闰十一月），文天祥率帐下文武移屯海丰，方于戎马倥偬中开饭，元军突至，众不及战，文天祥“被执不屈，吞脑子不死，后从容就死”（《海丰县志·卷十·邑事/寓贤传》，清·乾隆版）。这个脑子俗称龙脑，即冰片，古时被认为是烈性毒药，文公一直揣在怀里以备不测，谁知在吞下去后却依然不死。他注定还要经历无数磨难和心灵的极限考验，最终才以身殉国。一饭千秋，这位大宋国士虽然无力挽救一个气数已尽的王朝，然“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哪怕时隔七个多世纪，往这儿一走，那一股强大的气场一下就震撼了我，感染了我。

“热血腔中只有宋，孤忠岭外更何人！”我正凝望着文公的雕像，忽然发现，在他背后还有一个人——丘东平。

对于我，这是一次邂逅，面对他，又仿佛久别后的一次确认或重新确认。

对于他，这一切从来不是邂逅，一眼望过去，他的雕像和文天祥的雕像正好处在一条线上。丘东平就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他的故居坐落在离这儿不远的梅陇镇马福兰村，一座瓦顶灰墙的老宅面宽三间，前后二进。推开两扇厚重的大门，门上隐隐透出朱漆的颜色，老宅里还高悬着其祖父和父亲撰书的匾额，一是强调“心作良田百世耕”，一是勉励后辈“天地间诗书最贵”。这是一个农商之家，又一直秉持忠实传家、耕读传家的家风，但这个人注定做不了家里的主人。1925年，十五岁的他便考入陆安师范学校，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在彭湃的感召和引领下，一个少年走上了另一条路，他参加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武装起义，随后他又担任彭湃的秘书，并在迎接南昌起义军南下时担任联络员。那短暂的岁月，彭湃像兄长一样关心他，指点他，丘东平已走出比许多人一生还复杂的履历。大革命失败后，彭湃戴着镣铐、高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那年彭湃三十三岁，丘东平十九岁，他从一位兄长身上，从那淋漓的鲜血中感受到了一种超越生命的力量。

一切超越的前提，先要超越自身，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是丘东平最深刻的一次觉醒。他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后在粤港两地几经辗转，却从未偏离自己认准了的一条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丘东平加入了力主抗日的十九路军，奔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线，投身吴淞口炮台保卫战并从事战地报道。他目击了我军战士组成敢死队以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的场景，也见证了日机投掷炸弹进行无差别轰炸，在冲天而起的烈焰之中，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的三十多万册馆藏图书付之一炬。那一刻，丘东平愈加理解了为什么“天地间诗书最贵”，这些珍本、善本图书一旦毁灭就永远不可能重现人间，文化的毁灭对一个民族来说就是最彻底的毁灭。

对于丘东平，这不只是惨烈的经历与记忆，更是他接下来对战争进行书写的一个原点。随着淞沪抗战告一段落，有一种力量深深地攫住了他，那是文学使命的觉醒，他觉得若不将自己经历和见证的一切记录下来，就会成为稍纵即逝的烟云。这种记录不是战地速写，而是要再现血与火中那些“活生生的真实的东西”。

丘东平早期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以他亲身经历的海陆丰革命斗争生活为素材，描写的都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失败的悲剧，这是“直接得来的题材”，但对革命如何进行文学书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难题，如早期革命文学在充满英雄主义的书写中往往会出现脸谱化的现象。所谓现象，就是从外部展开的，在人性深度和心理刻画上缺乏从内部打开的力量，而丘东平一出手就令左翼文坛为之一震。1932年10月，丘东平在周扬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发表了短篇小说《通讯员》，作品描述了年轻通信员林吉护送一位爱说话的少年政工队员前往梅冷城执行任务，途中遭遇敌人，少年队员不幸被捕牺牲。这个故事情节很简单，但丘东平把笔触深入一个农民战士在革命战争中的复杂心理，小林一向机智勇敢，在执行护送任务时还从未失手，他认为这次战友牺牲是自己失职所致，尽管组织和负责人多次劝慰他，他最终还是在深深的自责中开枪自尽，用生命完成他所认定的自我救赎。这是一种极端的方式，但也表现出了一个革命战士极端的责任感和道德感，也体现了作者对革命伦理的纵深思考，还有在“不可排解的苦痛”中的自我救赎意识，读来感到特别锥心。

这是一部描写失败的作品，却是一部成功之作，周扬在编辑后记中称其为“很动人的故事”。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邀约，编了一本中国左翼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丘东平的《通讯员》，被选入了这部作品集并予以重点推介：“东平，是笔名。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曾在苏维埃区域内做过工作。这篇小说是他的第一篇，也许他只写过这一篇。在所有现代中国描写苏区生活的小说中，这篇是直接得来的题材，而且写得很好。”其实，这并非丘东平的第一篇小说，在此之前他已在香港《新亚细亚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梅岭之春》，那也是以海陆丰革命斗争生活为素材，但在人性揭示和反思的深度上则不如《通讯员》，在文学界一向将《通讯员》视为丘东平的处女作与早期代表作，他也由此跻身左翼文艺阵营，并参与了鲁迅、巴金等六十余人联署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随后，他又在《大公报》上发表短篇小说《沉郁的梅冷城》，梅冷城或是指他的故乡梅陇镇，这是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现场，他的笔锋冷峻锋利，像鲁迅先生一样“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描写了革命党人和群众遭受血腥杀戮的惨烈，梅冷城笼罩在沉郁黑暗之中。

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就能写出如此炉火纯青的作品，连郭沫若都为之赞叹：“他的技巧几乎到了纯熟的地步，大有日本的新感觉派的倾向……”郭沫若另在《东平的眉目》一文中说：“我在他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先影，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中，似乎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人。”

丘东平确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但此时他的文学风骨尚未充分施展出来。为了进一步拓展自己的眼界，他于1935年赴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深造，同时任左联东京分盟干事。其时，日本军部正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犯公然叫嚣：“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皇军铁蹄将踏遍长城内外，让他们彻底臣服！”这是日酋对中国国力充满蔑视的估量，但他们忽视了中国还潜藏着另一种无可限量的力量，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在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人，丘东平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936年初毅然回国，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再次投身淞沪抗战从事战地报道。当时，他的弟弟丘俊担任国军某部第七连连长，因受伤刚从前线撤下来。丘东平通过丘俊讲述，采写了《第七连——记第七连连长丘俊谈话》。这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也是丘东平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开启之作。

若要理解丘东平在中国军事报告文学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就要从《第七连》开始。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外敌入侵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将文学使命推到了极限，但也难免会出现一个悖论：“抗战如何文学？文学如何抗战？”抗战初期，为了追求快速动员与情感激发的效果，很多文学作品大多以直白、激昂、短促有力的语言和呼告句式快速推出，被誉为“战斗号角”，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但文学终归是文学，这种短平快的、“喊口号”式的作品直接削弱了文学本身的力量，难以深入人心。丘东平是一位参加过多场战争的军人作家，他透过一线抗日战场之惨烈，深刻感受到这绝不是一场短平快的战争，而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只有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才能从心灵上凝聚民族意志，为抗战提供更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可以说，《第七连》就是他对“抗战如何文学？文学如何抗战？”的一次实验，他以丘俊的讲述为线索，采用第一人称视角，追溯了一位年轻军人从军校毕业到抗日战场的心路历程。作品聚焦当年10月中下旬蕰藻浜两岸的反击战，丘俊率第七连在罗店、徐家行一带的浴血坚守，其战况之惨烈与中国军人的装备陈旧、补给匮乏形成强烈的共振，士兵们只能用血肉之躯阻挡敌军猛烈的攻势。这是一次失败的战斗，失败是丘东平反复书写的题材，但那场面描写得震撼人心：“密集的炮火使阵地的颤动改变了方式，它不再像弹簧样的颤动了，它完全变成了溶液，像渊深的海似的泛起了汹涌的波涛。我们的耳朵早已失去了听觉，像被堵塞了棉花，又像被投进了无底的深渊，只感到一种钝重的、难以形容的压迫……”

丘东平拥有善于驾驭重大题材和宏大叙事的大手笔，对于如此悲壮的抗日战争，只有宏大叙事才能承载，但宏大叙事从来不是空洞的叙事，你必须捕捉到一个个颤动的、泛起的、难以形容的细节，还得有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胞的生命体验。这部作品延续了他此前的风格，敢于直面战争的血腥与惨烈，堪称反映正面战场实况的历史备忘录，但他不只是一个历史记录者，更不是一个充满血色浪漫的英雄主义书写者，而是一个人性探索者，对战争与人性关系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世间从来没有无畏的英雄，对战争与死亡的恐惧是生命的一种本能，他笔下的人物或是基层军官，或是普通士兵，每一个都是有血有肉、有弱点有挣扎的普通人，他没有掩饰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的卑微、脆弱、恐惧、犹疑、挣扎和面对失败的绝望，而是将人与战争往复穿插，在生死瞬间捕捉人的心理变化，这是现实中的战争，也是心理上的战争。作品还通过丘俊的自述不断出现追问、反问和反思，进行灵魂的拷问，而人的灵魂也在战争中不断深化和升华，只有经历了、体验了人性和心灵的极限考验，你才会由内心的恐惧、挣扎转向残酷的战斗，成为无畏的勇士，从而坚守在离死亡最近的阵地上，如丘俊自述：“然而我们没有后退，我们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每个人都清楚，后退一步就是死亡，就是耻辱。”

他还描写了士兵在战壕中“像朋友一样”互助的细节，那不是一般的朋友，那是过命的兄弟，这些细节在战争中渗透了人性的温暖。唯有如此深入人心的文学书写，才能将人与战争还原为一个层次丰富立体的世界，从更深和更高的维度上为“抗战如何文学”打开一个新的空间。尽管丘东平不断描述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上所遭遇的失败和挫折，但他从不悲观，如胡风所说，丘东平的战地文学是“中国抗日民族战争的一首最壮丽的史诗”，展现了“一个时代的人民的英雄军人怎样地成长起来的全部历程”，为的是“给读者指出一个满有希望的充满着阳光的历史的远景”。这部作品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阵地特写”栏目首发，丘东平也由此而成为“七月派”的中坚力量，其后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多篇作品均在《七月》首发，胡风还将丘东平的一系列战地文学编成作品集《第七连》，并为该书撰写题记：“展开它，我们就像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底雕像，在他底灿烂的反射里面，我们底面前出现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受难的以及神似地跃进的一群生灵。”

眼下，我面对着他，真的“就像面对着一座晶钢的作者底雕像”，这尊雕像把他直接还原成了战场的模样，他穿着一身粗粝的军装，斜挎着一只公文包，坐在一块岩石上，一双眼睛盯着前方，一手握笔按在放于膝盖上的本子上。那坚硬的骨骼如岩石一般，还可以清晰地看见皮肤的肌理。这是一个逼真的形象，也是一个英姿勃发的形象，既有军人的刚健，又有一股挥斥方遒的书生气质。

那时他已加入新四军，随叶挺将军转战江南，成为一名“铁军作家”。1938 年初，他作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随军记者，随先遣支队从皖南出发向苏南敌后进军，他在一路突破敌军的重重封锁线的战斗空隙里，采写了战地特写《向敌人的腹背进军》。6月中旬，先遣支队在镇江韦岗埋伏截击日军辎重车队，他又在第一时间写出《截击》，发表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7月下旬，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苏南，丘东平调任一支队政治部担任敌工科科长并兼任陈毅的对外秘书。193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晚上，丘东平参与围点打援，一举攻克日军东湾据点，他又写出《东湾—日军据点的毁灭》。在危险而频繁的战斗生活中，他一手握枪，一手握笔，白天在行军的马背上构思，夜间在宿营地伏案疾书。战斗一旦打响，他就趴在战壕里，将枪杆横搁在腿上，一只手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一支笔在本子里沙沙沙地记录战场上的情景。对于他，每一场血战几乎都是在笔与枪之间同时发生，他写下了自己最先看见的一切，而我的叙述只是迟到已久的复述。当战士用枪炮与刺刀在正面强攻，他也用笔在正面强攻，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抗战，但他从未把文学简单地当作武器，这些作品在现场看来是战地特写，实际上就是报告文学。他书写的主角是前方指战员，他的第一读者也是前方指战员，一切的真相就在血与火的现场验证。

从1938 年初到1941年春，是丘东平报告文学创作最活跃的时期，他有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茅山下》，一直没有时间写。而就在1941年春，在江苏盐城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华东分院，由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兼任院长，丘东平任教导主任。尽管教务工作也很繁忙，但毕竟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写作场所。他刚安顿下来，陈毅代军长就来找他这个笔杆子，叮嘱他创作出一部反映新四军在敌后战场浴血奋战的作品，陈毅还特别强调，要写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丘东平在教务之暇开始创作《茅山下》，他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肺病，哪怕咳血不止也在伏案写作。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他就时常忘了吃饭和休息，甚至连自己也忘了，陈毅时常让夫人张茜给他送来热饭热菜，叮咛他注意休息。这部长篇仅用一个月就写出前五章，而就在他加紧续写时，一个年轻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这年盛夏季节，盐阜大地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伪军突然纠集两万余众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7月23日傍晚，敌军逼近华东分院驻地，丘东平奉命率两百余名师生向盐城西南方向转移。他们穿越盐碱滩涂和沼泽，裹着一身泥泞在荒野中辗转了大半夜，丘东平带领几名战斗人员一直在前边探路，直到翌日凌晨才发现了一座小桥。他正在警惕地观察四周的动静，枪声突然响了，一条条火舌射向他们。一个作家瞬间就变成了军人，他嗖的一下拔出勃朗宁手枪，带领几名战斗人员守护在一座小桥上，掩护师生员工撤退，在敌人的扫射下他腰部中弹，他用桥栏支撑着身体，把所有的子弹射向了敌人，但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当拂晓拨开比夜色更深的晨雾，露出了一个铺满血色曙光的躯体，在他的挎包里还有一沓沾满血迹的手稿，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血性。这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也是一曲生命悲壮的绝唱，这部作品的引子是丘东平的一首诗：“莫回顾你脚下的黑影，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谁爱自由，谁就会付出血的代价……”

这年，丘东平年仅三十一岁，他还有无可限量的人生，这首诗对于他的人生也如同一个引子，才刚刚开始就戛然而止。从一个生命到一部遗稿，一切都处于未完成的状态。陈毅得知丘东平牺牲的消息，那种痛惜之情难以名状，他为一位无可限量的青年才俊写下了这样的挽辞：“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曷极！”

正义的一方终将战胜敌人，用生命写出的作品最终也会战胜时间。这样一位“铁笔军魂”，是中国现代军事文学的开拓者之一，更是中国现代军事报告文学的创始人之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他仿佛被彻底埋葬了。历史往往会出现选择性遗忘，由于丘东平被视为“七月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在牺牲十年后他也受到胡风冤案的牵连，此后他的英名和作品在历史的阴影里被遮蔽了二十多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胡风冤案平反昭雪，一个英武而儒雅的身影终于重见天日，化作一座一手握笔、一手握枪的雕像，但真正认识他的人依然很少。

直到如今，许多人还认为丘东平的作品不是纯粹的文学。从丘东平走上文学之路的那个原点看，他确实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为审美而审美。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有的人依然享受着咖啡与茶的人生，坐在雅舍里写着雅人深致、月白风清的闲适小品，丘东平却在“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当有的诗人“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时，他在风中呼唤：“莫回顾你脚下的黑影，请抬头望你前面的朝霞……”其实，凭他的家境，他也可以坐拥属于自己的雅室，过上雅人深致的日子，写一篇月白风清的文章。而凭他的天赋才情和俊朗的外表，只要脱下一身粗粝的军装换上西服，就可以成为一位风度翩翩的文学绅士，但他在乎的不是风度而是风骨，他选择的不是超尘出世的文学，而是超越生命的信仰。这样一个人，命定地只为信仰而活，为信仰而写，为信仰而死。这是一个殉国者，也是一个殉道者，这就是他选择文学的第一前提，那就是以爱与受难的方式承受一个民族共同的苦难，但他也在残酷战场与人性挣扎之间开辟了独特的文学与审美空间，在胡风看来，丘东平是对革命文学 “理解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

此刻，这里没有别的人，只有他和他的影子冷冷清清地坐在这个角落里，这是一尊极具辨识度的雕像，一如他写下的文字一样。这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刻画出来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刻画人物形象的高手，你能感觉到他的笔锋，那是在血与火中淬炼过的，硬朗，直接，像金刚钻一样，一笔一画都充满了力量感。一个地方有了这样一座雕像，这片土地会更有重量。岁月对他还有太多的遮蔽，但那眼睛里的光芒无法遮蔽。当你凝视他时，他也在凝视你。这是跨越时空的无言相对，你想对他说什么，他又想对你说什么呢？

我沿着他和文天祥之间的那条线一步一步走近他，那一股强大的气场一下就震撼了我，感染了我。我突然想拥抱一下这个孤独的灵魂，但我又下意识地站住了，我知道，我离他的距离还相差太远。

【陈启文，1964年生，湖南临湘人，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等30余部，曾获全国多种文学奖和图书奖，作品被翻译为英、法、德、俄、意、阿拉伯等多语种在海外出版。现居广东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