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日和的树
一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朱日和训练基地了。这里，因为举行过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而闻名于世。
这一天没有风。在这个没有风吹、岁月静好的朱日和，我偏偏想起了青藏高原上的一棵小树。那一年我走边防时，在海拔5000多米高的一个哨所里偶然发现了它。它静静地立在哨所室内靠近门口的一个角落里，像一颗绿色的炮弹。在那里，氧气稀薄到让人走路时必须大口喘气，腿脚却像踩在棉花里一样发软。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放眼望去，除了残雪和碎石，什么都没有。没有动物，没有植物，没有绿色。可它就立在那里，高不过两尺，枝干细得像铅笔，叶子也只有指甲盖大小，树叶的颜色是一种刺眼的深绿。
看着那棵小树的时候，我的眼里是含着泪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它不是被种在这里的，它就是“守卫”在这里的。
战士小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有段时间连续大雪，补给上不来，他和哨卡里的其他4位战士分最后一块压缩饼干。他把饼干掰成六份，每人一份，然后把手里剩下的一份捏碎，撒进小树根部的土里，喃喃地说了句：“兄弟，对不住，只能分你这么多了。”
屋子里很安静。我看到，那棵小树的叶子轻轻地颤了一下。它仿佛听懂了这个故事。
二
那一年走边防，我还听到过一匹马的故事。那是一个戍守在喀喇昆仑山脉的边防连。驻扎在著名的瓦罕走廊里，周围全是积雪的大山。巡逻的路，有的地方车开不上去，只能依靠马。连队养了十来匹马，这些马能负重，能爬坡，是边防线上的“老兵”。
刚到连队的时候，战士小陈还不懂这些“老兵”，但后来慢慢就懂了。有一次，他跟着连长骑马去巡逻，走到一个陡坡，一边是直入云霄的石壁，一边是流淌着暗黑色河水的深谷。马蹄踩在碎石上，石子哗啦啦地往坡下滚。小陈吓得腿发软，趴在马背上不敢动。可马却稳稳地走着，每一步都踩得很踏实。走到路最窄的地方，马停下来，回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我记到现在，”小陈说，“那个眼神是清澈的，让人安心。”
从那天起，小陈给这匹马起了一个名字叫“老班长”。因为它在巡逻路上走了快十年了，几乎比连队所有的人服役的时间都长。小陈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老班长”正在马厩里吃草。它的牙齿已经磨得很短了，嚼起草来很慢，眼睛却还亮着。它眼睛里的光芒，照亮了这已存在亿万年的古老雪山，以及守卫着雪山的年轻士兵。
三
那年七月，我在广西走边防的时候，还听到了一把琴的故事。那个边防连位于广西百色的那坡县。那里的气候极端湿热多雨，空气里的水汽仿佛永远都拧不干。连队营房建在一个山坳里，四周是密不透风的芭蕉树。
我在连队的文化活动室里，看见了一把吉他。
那是一把很旧的吉他，琴身的漆已经脱落了不少，有两根弦是新换的，另外四根是旧的。连队的指导员告诉我，这把吉他是一位老兵退伍时留下的。这位老兵说，山里的日子太寂寞了，留下这把琴，让战友们听听声音吧。
最开始，连队会弹吉他的并不多，直到后来连队来了一位姓胡的广东兵。小胡入伍前组过乐队，是弹主音的。他来连队第一天，就看见了这把吉他。他拿起来，调了调弦，弹唱了一首粤语歌曲，然后抬头看着大家，说：“这琴的音不准。”那天晚上，整个连队都安静了。小胡开始修这把吉他，买来新的弦和弦钮，用砂纸打磨吉他上的毛刺，用食用油涂抹指板让它恢复光泽。修好后，他开始教战友们弹琴。从此，连队除了操练声、番号声，业余时间又多了一个声音——吉他声。
在边防连队，战士们除了面对生活环境的艰苦，还要面对无穷无尽的寂寞与孤独。我拿起那把吉他，轻轻地拨了一下琴弦。吉他声在边关上空回荡，有一种说不出的沧桑和温暖。那声音里，有战士手指的温度，也有歌声的温度，也有一个个年轻战士在遥远的边防线上，用音乐对抗孤独的温度。
四
思绪终于从边防线回到朱日和了。
朱日和有草原，可这里的草却永远长不太高。因为这里的风太大了。草只是被风压着，贴着地皮长。在没有雨水的时候，草的颜色是一种发灰的黄。树更少，偶尔能看见几棵，歪歪扭扭地立在那里，怎么也站不直。
在朱日和，风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它从西伯利亚来，没有任何阻挡，一路南下，到了这片草原上，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撒野。刮起来不分白天黑夜，不分春夏秋冬，只有大小之别。三月的风卷着沙，打在脸上像刀子割。六月的风裹着热浪，能把人的嘴唇吹得干裂。到了冬天，风刮在脸上，带着凛冽的寒气，每呼吸一下都像在吞冰刀。
在朱日和，风改变了这里的一切。以苍蝇为例，这里的苍蝇个头都比别的地方大一倍不止。我想，这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吧。个头小的苍蝇，在这样的风里是无法飞舞的。朱日和的树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个头矮、枝杈多——同样是为了适应环境。
我住的营区大门口，道路两侧都种着树。这两行树，种的时候想必是比较密集的，现在却变得稀疏了。在枯黄的草丛里，矮树们有的活着，有的已经枯死了。第一年来的时候，我一棵一棵地数过，大概有一百棵。第二年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七十棵。今年再来，我数了数，加起来还不到四十棵了。我看着这些树，它们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与风抗争、与沙搏斗，显示着生命的尊严与顽强。最令我感慨的是，风的方向决定了树枝的形状：所有的枝条都朝东南方向倾斜着，像极了被发胶定型的头发。这些被风的“发型师”定型的枝条，在诉说着生命与环境相互妥协的故事。
看着这些树，我不禁又想起了遥远的边关。同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却同样有着与自然抗争的生命的传奇。那棵青藏高原上一尺多高的小树，那匹在巡逻路上目光清澈的老马，那把在边关寂寞的夜里铮然有声的吉他，仿佛在朱日和的风中叠印在一起了。
这个时候，我忽然看见营门口北边的一棵枯树。那是一棵我上次来就认为已经枯死的树。它的树干发黑，树皮全部干裂，光秃秃地戳在那里，像一根钉在地上的细木桩。上一次，我曾怀着沉重的心情，亲手折过它已经干枯的枝条，脆脆的，证明没有一丝水分，不可能出现生命的奇迹了。可是今年，我震惊地发现，就在那已经枯死的树干上，靠近根部的地方，竟然冒出了一根新枝。只有筷子那么粗，几十厘米高，上面挂着七八片嫩绿的叶子，在风里抖动。这片绿，如一道绿色的闪电击中了我！我蹲下来，含泪看着那棵从枯死的老树根部生出来的新枝。它的叶子嫩得发亮，叶脉清晰可见，叶面上覆盖着一层细细的沙尘。风一来，它就弯下去，弯到几乎贴在地面上。风一过，它又直起来，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
震惊之余，我抬眼看看四周，又看见了几棵枯死的树枝干上冒出新枝的树。我想，这无疑是自己见过的最壮丽的生命交响了。同一棵树上，有死亡的枝干，也有重生的枝条。枯黄与嫩绿，死亡与新生，是如此近距离地、惊心动魄地交织在一起！
五
离开朱日和的那天，风特别大。我站在营区门口，等着来接我的车。风从草原上压过来，带着沙尘和草屑，打得我睁不开眼。我眯着眼睛，看见野战帐篷外的哨兵还站在那里站岗。他身着迷彩，头戴钢盔，手握着枪。他的脸，被风吹得黑里透红，嘴唇干裂，眼睛却一直盯着前方，像树一样矗立在那里。
他的旁边，就有一棵我认为已枯死的树，却又在枝干上长出新绿。哨兵站在那里，树也站在那里。树在风中晃动，战士却一动不动。我想，战士的身上，一定有比树还要坚韧的东西。
我忽然觉得，那个哨兵也是一棵树。一棵朱日和的风吹不倒、沙击不垮的树；一棵扎根在这片土地、守望着这片草原的树；一棵没有挺拔的身姿、没有茂盛的枝叶、没有肥沃的土壤、没有关注的目光，却比任何树都更接近天空的树。
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我拉开车门，登车前再次回头看了一眼。哦，我的朱日和。哨兵还站在那里，树也还站在那里。在大风的吹刮下，草原显得格外苍茫辽阔。哨兵在大风中纹丝不动，守护着人民的美丽家园和万家灯火。他的身后，是连绵不尽的野战帐篷，是威武雄壮的坦克和战车，是默默奉献的将军与士兵。他们，是一个国家最坚硬的部分，多大的狂风都撼不动、吹不垮。
【刘笑伟，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强军 强军》《家·国：“人民楷模”王继才》等20余部著作，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七、第九届全军文艺新作品奖，第十一届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优秀作品奖，被评为首届“中国十佳军旅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