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鲁奖获得者梁鸿：“我呼唤光，想让光照射在孩子身上”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梁鸿的《要有光》获报告文学奖。记者就此专访梁鸿，邀请其畅谈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记者手记：
我是一位妈妈，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的家属。当得知梁鸿老师新作《要有光》是一部教育题材的非虚构作品，我们第一时间就买来看了。读完以后，我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是一口气看完的，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因为《要有光》里的案例之真，几乎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
《要有光》有着作家一以贯之的责任感与社会关切，它关乎青少年如何成长，关乎今天我们如何做家长，更关乎究竟何为良好的家庭教育……梁鸿老师再一次用非虚构的光芒照亮那些深藏病灶的角落，“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非虚构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依托大量坚实、生动的田野调查案例，读者能同时与不同身份、不同角色、不同处境的人物相遇，听他们讲述自己切身的心路历程，从其中获得强有力的情感共鸣和理性反思。《要有光》中，故事场景在不断转换，讲述视角持续变化，不变的是，无数个体的声音汇聚成一道醒目的光，照见家庭教育长河中的险滩与暗礁，也启发家长、教育从业者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思考：人类的童年，如何才能健全、自由、富有灵性地成长。
记者：梁鸿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的《要有光》获得本届鲁奖。您看到结果的时候，在做什么，心情是怎样的？可否分享一下内心真实的感受？
梁鸿：当时正在看书。看到结果后，当然非常开心。第一感受就是非常荣幸，能和鲁迅先生产生某种联结是我非常大的荣幸，它意味着我精神内部的某一部分得到了肯定，那是我一直在追寻的。我想起鲁迅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不单单是一种思想境界，也是我们创作和思考的基本起点，它意味着，当你的内心有广阔人间的时候，你的写作也会变得宽广而深远。
记者：《要有光》的创作动因是什么？是否也首先基于您作为母亲、面对孩子教育的经历？
梁鸿：确实，最初的、最根本的动因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我也在面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也是这些矛盾使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过于简单化地判断孩子，而忘记了背后复杂的生成和生命本来的意义。这时候，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本能就发挥了作用，我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我们的社会发展越来越快，家长越来越关注孩子时，孩子却在“生病”。我想探究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
记者：这个过程中，从对“我”到对“我们”的关注，体现了您作为作家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筹备创作这本书历时多久？您为这一次创作做了哪些方面的田野调查工作？可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样一部作品背后有多大的工作体量？
梁鸿：正式的调研和写作差不多将近三年时间，但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在持续关注这一现象，也在日常生活中通过聊天访问一些家长，并且在看相关方面的专业书籍。
《要有光》的工作体量远远超出了我的设想。我走访了很多城市，采访了很多孩子、家长、老师、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生，也包括一些相关的民间机构，每到一个地方，我像以往一样，也尽可能住下来，和我的采访者一起生活，这首先需要时间的长度，其次，还有巨大的精神压力，在面对孩子的创伤和精神困扰时，面对家长的痛苦和纠结时，我也被带入进去，情绪有很大的波动。但好在都走了过来。
记者：《要有光》中，您采用多线并存、相互交织的讲述方式，将“滨海市”“京城”“丹县”等的故事穿插并置，并且用自述、独白等方式让主人公们自己说话。与“梁庄三部曲”不同，您克制了启蒙主义视角，更冷静，但读者能从其中读到您潜藏于文字之中的深深的共情。关于这部作品的文体选择、表达方式、章节设置等，您能否谈谈您的创作想法？
梁鸿：《要有光》我想更多地敞开内部，让读者听到那些“生病”的孩子在怎么想，家长在怎么想，老师、校长、心理咨询师、医生怎么想，通过对不同层面的敞开，让读者感受到人物之间彼此的心声，进而达到相互“看见”。因此，我尽可能冷静地去呈现每个人的状态及内心所想，不让我的情感干扰读者的看见和理解。所以，我一开始就非常确定我要用“非虚构”的方法来写作，要尽可能呈现出更深广的真实；同时，“我”尽可能后撤，采用第三人称客观视角，以呈现为主；以三个不同空间作为基本结构，这是我在采访过程中慢慢意识到的，虽然是同一个问题，但背后的原因却各不相同。
记者：从小说《梁光正的光》到非虚构《要有光》，光都是您创作中非常重要的意象。您能否谈谈选用这个书名的意图？
梁鸿：哈哈，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倾向，还是读者告诉我的。其实，《神圣家族》第一篇就是“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上空移动”，也是光。我想我确实非常渴望光的到来。《要有光》也是一样。我呼唤光，想让光照射在孩子身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光亮以及生命的愉悦。同时，我也呼唤家长和社会有光，正如书中一个孩子所言，“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我们要继续学习，让自己坚强、勇敢、富有思辨力，这样，你身上就会有光，它会给孩子一个有力的支撑。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思考并有所行动，哪怕往前只一小步，所有人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空间，给孩子们以庇护和照耀。
记者：《要有光》出版以后，我注意到，这本书在教育界引发的震动更为强烈。您的可贵在于不仅目睹“这是什么”，更在于以文学的方式追问“为何会这样”。写完这本书后，如何以爱与理解介入家庭教育这一话题，您是否有更深刻的感受？
梁鸿：是的，有很多家长会和我分享看完书之后所产生的巨大震动，并因此开始思考自己以及思考如何对待孩子。而一些老师读完书之后，会分享给家长，组织讨论会去研读这本书。我想，文学的作用不在于给事情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努力思考并书写事物的复杂性，它需要从人类总体情感的角度打开新的空间，这样，才有真正的光照进来。家长们或者非常需要确定的方法，但是，当真正读完这本书之后，当意识到问题并不单单只是教育方法有误，而是情感和认知出现了问题，他们会非常认真地从更根本意义上思考“为何会这样”，思考究竟“何为爱”，“何为生命”。
记者：从博士论文《外省笔记》到非虚构“梁庄三部曲”《梁庄十年》，到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神圣家族》，再到新作《要有光》，您用学术和创作的方式不断重返自身、重返故乡，但激发的问题意识与表达效用却每一次都准确击中时代的症结。请您和年轻人谈谈，如何理解个人经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梁鸿：自身经历非常重要，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面貌和精神状态，作为时代中人，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值得书写的，内部也都是波澜壮阔的，我们要珍视我们的经历以及这一经历所包含的内部空间。而要认识到经历的重要性及其特征，则需要相应的思想能力、足够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情感的体会能力等。所以，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生成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