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鲁奖获得者彭程：挑战难度意味着对独特与卓越的倾心
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彭程的《有所思》获散文杂文奖。记者就此专访彭程，邀请其畅谈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记者：彭程老师，恭贺您的《有所思》获得本届鲁奖。能不能首先与我们分享一下，您近期的生活状态与写作状态？
彭程：谢谢评委会授予我这般巨大的荣誉，这几天我常在想我今后应该怎样做，才能报答这样的奖赏。
我已经退休几年，住在京城一百公里外的小镇上，拥有从容的时间和心境，它们显然有助于读书和写作。这部散文集里的不少作品，就是写于这几年间。
我想到了里尔克的一句诗：居于幽暗而独自努力。如果我说自己正是这样做的，那是给脸上贴金，未免有些难为情。但我确实是将它奉为了座右铭。其实这也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拥有的姿态，适合于一切的环境处所——无论是在喧嚣的都市，还是在僻远的乡间，他都要聚拢起全部的心力和才智，将自己献祭于持久而诚笃的劳动。佛经中有个说法“功不唐捐”，努力总会有效果。
记者：这部散文集从身边草木写起，涉足山河行走、书和远方，情感与思想统摄于“有所思”之中。在您已有作品序列中，这部散文集有何特别的地方？
彭程：并没有明显的不同，无论是言说的内容还是表达的方式，前后出版的几个集子都是依循了同样的内在逻辑，是同一根藤蔓上结出的不同瓜果。一个写作者的关注和呈现，通常会是前后贯通的。
当然，变化也是有的。较之以往的作品，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它包括对一些主题的发掘更为着力，视野的幅度更为阔大，语调的调配更为匀整，总体上显得更加深入和沉实一些。这既是个人有意识的追求，也是长时间的劳作获得的酬报。
记者：散文集第二辑“山河行走”记叙了您近些年各处游历行走的经历。行旅是自古及今的散文都非常重要的题材之一。人在行走之中，因所见所闻而有所感发，往往能激荡出更绝妙的修辞和深沉的思考。而且您的行走也始终伴随着阅读这一习惯性举动。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阅读、行走与散文创作之间的关系。
彭程：古人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同置并称。旅行，读书，都是走向社会、认识人生的重要通道。而当一个人将两者集于己身、联袂而行时，就会获得更为丰厚的馈赠。以古人为例，司马迁、玄奘、徐霞客、顾炎武等人都是出色的旅行者，也是非凡的阅读者，他们在行路中读书。他们的伟大作品流传至今，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生命经历的赐予。
眼前山河，书中乾坤，互相映照，彼此印证，格外能够激荡心灵。人们常说“天地人心”，就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碰撞和渗融。这种置身现场，与天地自然、历史人文的对话，是与大美的相遇相拥，是人生能够获得的最酣畅的醉意之一。而听从内心的驱使，将旅途中的所感所思写下来，便也是给读者指出了一条通往精神的、审美的胜境的路径。
记者：您的散文写作有多面性：有对习焉不察事物的日常反思，有行走的具身性见闻与感受，有静水流深的透彻情感，更有历史感与当下性的丰富交织。您能否谈谈您对于散文这种文体的看法？
彭程：“致广大而尽精微。”可以移用《中庸》里的这句话，来形容散文文体无所不包的特性。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是散文的门槛最低，其中的重要意涵指的就是内容上的广纳兼容，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成为散文的题材的。散文的心灵应该朝着宇宙万汇敞开，一个有追求的散文写作者，更应该经常对这一点念兹在兹。
当然，这种理论上的广阔性落实到每一位具体的作者身上时，会大为缩减。不得不承认，因为时间、能力与精力的限制，一个人期待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相差很多。即便是走得最远的，也仍然只能抵达广袤原野中的某一片草甸。
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体认，我的看法是，一个人当然可以努力扩展自己的写作领域，但更重要的，恐怕首先还是应该在由于因缘际会而进入的那一方题材园地里深挖细掘，并力争给予出色的表达。在此之后，他不妨继续迈步前行，探索新的天地。
记者：散文集收录了您陪女儿抗争病魔的动人故事。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许多创痛。在您看来，写作是否是直面自我、治愈创伤的重要方式？
彭程：写作的疗愈功能，已经被医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给出了确凿的证明。包括挚爱亲人离去在内的人生中的许多重大苦难，都可以通过诉诸文字予以排遣纾解。写作能抚慰灵魂，整合生命，让内心的伤痛获得转化和升华。
在这一点上，当代作家中史铁生的作品最具有说服力。正是经由写作，他洞悉了存在的本质，获得了抗衡苦难的力量，与命运达成了和解。他不但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也启发和鼓舞了无数的读者，自度而度人。
记者：您的代后记里写道：“写作是毕生的劳动”，而且您倡导一种“有难度”的劳动。您日常写作的频率或习惯是怎样的？能否分享一下？在您看来，对成长于Z世代、AI时代的年轻人而言，提笔写作这样的“手搓”方式，价值与意义在何处？
彭程：我相信价值是劳动的凝结，作品的成色与作者付出的心力是一种正相关。顺滑流畅的状态通常属于工业流水线，产品整齐划一，没有个性可言。而难度感则往往自创造性的劳动中产生，就仿佛疼痛是属于活着的生命的。因此，挑战难度意味着对独特与卓越的倾心。
与此相关，我的写作比较艰涩缓慢，几乎不曾有过灵感汩汩涌现、下笔倚马可待的时刻。这一方面与个人禀赋有关，但也植根于一种很执拗的认识——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也不会很宝贵。因此我会对手头正在写的稿子反复打磨，直到觉得达到或者至少是接近了自己的预期。
您说的“手搓”，我理解指的是源自具身性体验的写作。AI时代，人工智能写作的效能让人惊愕，但它仍然有短板和盲区。旷野长风，渡口落日，一个人送别亲人，泪滴沾襟。AI可以描写这个场面，但泪水流进嘴角的咸涩味道，心中汹涌的情感波涛，这种属于血肉躯体的感觉，却是它难以真切地体会和表达的，只能指望“我手写我心”。在这个意义上，“手搓”也是对个性和深度的致敬。
记者：我们可以观察到，随着新技术与新媒介的兴起，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传统文体分类方式正在瓦解，散文的题材和写作方式也有所更新和扩容。对此，您如何看待与解读？您如何看待散文与非虚构甚至小说等文体相互融合的现象？
彭程：倒退十年，谁能想到今天手机短视频会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它几乎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模式。我每次都是再三督促自己，才能让目光从屏幕上移开。技术与媒介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众多事物。被这样的时代大潮裹挟，散文的内容取材与表达手法的更新，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正常的蜕变。
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借鉴是客观存在的，例如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就有目共睹。我也赞同散文借鉴小说、诗歌等其他文学体裁的表达手法，譬如向小说借鉴精细化描绘，向诗歌学习营造意象等。至于散文追求题材范围的拓展伸延，本来就是这一文体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在涉及对主要人物、核心事件等关键内容的描写时，我的观念偏于保守，认为要保持对其真实性的基本尊重，不可放任想象力肆意驰骋而不加以必要的羁束。这些方面属于这一文体的最为根本的内在规定性，是其叙事逻辑建构的基座，为这个观念背书的，是几千年来文体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与这一点之间的关系，仿佛是一种先验的约定，一种建立在意识中的契约，就像我们很自然地会认可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的虚构性一样。今天的散文写作当然可以而且需要追求创新，但不应该损毁这个本质真实性的根基。在守住此种底线的前提下，散文大可放开手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