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于旸，1996年生，江苏苏州人。已出版小说集《马孔多在下雨》《招摇过海》。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花城》等刊物，入选收获文学榜、城市文学排行榜等。曾获“钟山之星”文学奖、西湖·新锐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TOP5。

在我刚成年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十七年前，我们一家住在画坊里。我的父亲，一位强调“结构主义”的画家，画过许多美丽的女模特。那时的女人裹得不像现在这样严，她们大方地脱掉文胸，褪下裤子，一丝不挂地站到他面前，任由他凝视，记录下年轻的裸体，裱上金框，挂到画廊里。其中有一位，后来成为我的母亲，他们结婚并生下我之后，父亲不再大张旗鼓地展示他的画，而是把它们颠倒过来，挂到墙上，以防我过早地了解女人。在我十岁到十八岁的年纪里，我必须从裤裆下方、双腿中间望去，才能把那些画看明白。

我想起这件事是因为瑾瑜。这一天，我在她家里，在她的床上，她往我的掌心放了一颗冰块，要我坚持到冰块融化。完事以后，我们点了一盘三文鱼，躺在床上看电视，是一部九十年代的老电影，母亲开枪打碎窗户，击中了跳楼过程中的儿子，而她原本想击杀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他站在窗前。我看得入神，瑾瑜突然告诉我，她会倒立。她戳了我一下，用手臂支起半个身子，把光溜溜的背贴在床头，腰部简单发力，将双腿戳到了天上，颠倒了自己的乳房。她的下半身比上半身还要白，而且年轻许多，脚掌蜷曲着，脚趾并拢。床上方的墙面贴满了电影海报，暗色调的文艺片，胶片里的旧时光，艳遇和杀戮藏在角落。往上是时钟，不到十一点，时间还有一些，我已经搞不动了。我招呼她穿上衣服。她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怕你冷。她回答，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人们普遍不穿衣服。显然她还想要，为了转移她的注意，我开始讲我父亲的故事。我几乎和每个上床的女人讲过这个故事。

它发生在我十八岁，一个困得要死的年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新世界公园玩，从画坊出发，到景点大约要两个小时。那是他最后一次开他那辆破旧的桑塔纳，他开了快十年，总是跟我母亲抱怨，这不是艺术家会开的车子。上车之前，我猜他想要和我说些什么，才选择了这趟遥远的旅程，可一路上他什么话也没有讲。我扭头靠向一侧，望着窗外，数着高速围栏外那些茂盛的绿树，那些情绪高涨的楼房，灰白的墙，蓝色玻璃，鲜红的巨型广告牌上印着招商热线。再往远处，有几辆起重机和挖掘机在平原上游荡，阳光装饰着它们的钢铁躯壳，亮得晃眼。群山正在开凿，湖泊等待被填充，尽是些宏伟工程。车出越湖隧道时，已经离景点不远了。那儿有一片白光和一个急转弯等着我父亲，他撞上了护栏，顶开了那个早已生锈的缺口，扎进湖里，溅起一个较为巨大的水花。在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的父亲，他开始哭泣。他好像确定我们会死在那里，什么也不准备做了。水迅速地蔓延到脚垫，腐败的植物腥味钻进车里，像一根毒藤在飞速地生长。后来只要闻到这种味道，我就感到死亡将近。车门被外部的水压焊死，我想敲碎窗户，又担心那些玻璃会扎死我们。父亲一次次地踩着油门，轮胎在水下空转，发出沉闷的呜咽，那些气泡并不能使我们得救。我的父亲开始说话，用他颤抖的、潮湿的声音说，我不该干那样的事，这样我们现在就应该在家里，不会出这趟门，更不会掉进湖里。

我没有注意父亲的演讲，我只知道、并且后来更加确信，人在死前会下意识地观察云。那是个好天气，阳光是温暖的金色，我们翻老照片时会看到这种阳光，比现在值钱许多。我想，这是我最后看到的东西，我应该好好记住它的形状。在父亲那么多画作里，我不知道他是否记录过那些易逝的云彩。他偶尔叫我帮他调色，在画作完成后，告诉我这幅画里也有我的功劳，但那只是儿戏，我对他从事一生的事业知之甚少，却自以为了解他。他继续说，下次吧，下次我再想办法弥补，我为那天的事跟你道歉，可我再一次搞砸了，香街上住着一个女人，你的同学姗茗的妈妈，你买烟时，我在她屋，做应该只和你妈做的事，我跟别的女人做了这些事，我把真相告诉你，因为你长大了，你会有打不完的仗。此时水漫过膝盖，湿裤子死死扒在腿上，像一层冰冷的薄膜。座椅被湖水完全浸泡，海绵变成了铅块，我的脖子逐渐感到冰冷。我同时意识到，父亲带我出来就是为了讲这些话。我们解开安全带，腿蹬在椅子上，脑袋浮在挡风玻璃前，耳朵泡在水里，像两只匍匐的青蛙，我们呼吸的空间仅有一张面具那么大。我用力敲着玻璃，希望岸上有人能发现。父亲咳了两下，继续供认他的罪状，他的叙述不再慌乱，甚至比平常的语速更慢，仿佛已经死过许多回。他说，我是个不称职的爹，我和太多女人发生过关系，连你的生日都忘了，我应该在出门前看一眼日历，就会知道那是被圈起来的一天，可我只记得葛小姐，我出轨的女人，她新买了一对耳钉，叫我去给她画一幅新的肖像，我真以为我是去干这样一件事，在出门之前，我是这么说服自己的，香街上有许多这样的女人，等着变成画，我一错再错，终于有了报应，我们逃不出去了，儿子，你再吸一口气。

父亲开始吃水，他吞下那些满是苦藻、大肠杆菌的湖水，喉结不停地跳动，脖子也越来越粗。他想喝掉车里所有的水，争取救援的时间。我不认为那是科学的做法，即便是十七年前，鉴湖的水也不会比今天好喝多少，那水永远抓不住，嚼不碎，冰冷窒息，比任何柔软的东西都要坚硬。它那么用力地席卷我、缠绕我，就像是在车掉落之前，已经向天发誓要杀死我们。我所有的器官都在抗拒它，为了排斥它而逐渐拧紧、破裂。总会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我们在确凿无疑地等待死亡，但是死亡，它不是一如既往地迷人。我隔着车玻璃朝天空望去，它们变成了灰黑的、墨绿色的云，那是我意识中的最后一个画面。我醒来时，已经到了岸上，接着是医院急诊室，白色的皮手套，消毒水的气味。他们给我拍摄胸片，检查血氧，排查肺水肿。我的确花了点时间才厘清头绪，确认我活着，且能掌控自己的身体，也确认了父亲在湖底下对我说的那些话。我们被人救了，一艘五帆渔船，当时正用流刺网捕捞鲫鱼，是当天最早下湖的一艘，发现了我们的坠落。我没能赶上那样干净利落的死亡，于是要面对。第二天的夜里，我离开了病房，离开了父亲，我的家庭。因为我不愿意面对，我想他也是如此，如果我不离开，那走的就是他。多年后，我意识到我做出了远比我年纪要成熟的决定。

房间越来越凉了，我扯着毛毯的一角盖住上身，瑾瑜靠在我的肩膀上，每当讲到不可置信的地方，她就抿一口啤酒。她不相信我讲的故事，很快喝完了啤酒，又去小桌上拿别的酒。床边的桌板上放满了玻璃杯，让我想起父亲的颜料盒，那些颜色鲜艳但并不可口的液体，使我无法分清云朵与牛奶。她不知道我是个胆怯的人，面对酒杯更是如此，我把红酒洒到了毛毯上，那两块酒渍像本就存在的花纹。她说，你像个傻姑娘。我说，我喝了太多。脸也红了，我把杯子放到地上，酒精只会让我的故事更加不可靠。她跟我聊了一会儿音乐，肖斯塔科维奇、披头士和昭和时代的流行音乐。黑胶唱片机旁是立式书架，有一层放着她和她丈夫的结婚照，每次我来她这里时，她都会把相框合上。书架上摆着许多纸皮包好的书，深红色、白色斑点点缀的蓝色封皮。我趴在她身上时，已经注意到了它们，像一道彩虹叠在那里。我无法想象她是这样爱护书的女人，第一次闯进她的房间时，这里乱得跟废品站一样，我从来猜不到她能从床单下面掏出什么。她曾经掏出过一把假枪，对准我的后脑勺，要我举起手，脱下裤子。我回答，两者不能同时办到。后来她开始收拾，并且重新找了工作，教人弹钢琴。有一次她突然从我的身上离开，打开床头灯，趴到书桌前写东西。我问她在干什么，她说，我想到一段旋律。这令我非常难受，我质问她，为什么非要挑这时候？声音从她白皙的后背传来，因为我不仅仅是个荡妇。

瑾瑜不是个好相处的女人，而我也正是为这一点所着迷。在我讲完过去的故事后，她问我要当时的新闻报道。我说，不会有这样的报道。她说，当时的人会报道这样的事。我打开手机，往搜索栏里输入鉴湖和桑塔纳，尽是些二手车的广告，而我寻找的那辆车，早在2004年就已停产。我说，有也没有了。手机上显示半小时前妻子给我发来的消息，儿子睡了，我睡不着，什么时候回来？我回复，晚点回，我去找我爸，早点睡，明天我去和儿子的老师谈谈。我把手机扔在一旁，假装伸懒腰。瑾瑜又开始翻身倒立，长驱直入，高耸入云，我真怕她把书架给踢翻了。瑾瑜说，我小时候练过体操，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疯狂长个，身体变硬了，只好放弃。说完后，她又开始强调她很久没有高潮。我躺在枕头上，与她相交成直角，我说，这件事就是没那么公平。这时我看到墙上的海报上还有一行小字，文艺就是力量。

她说，那么你告诉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发生了什么？我说，我走了遥远的路，去香街上买了一包烟。我告诉她，这一切的起因，都源于那天是周末。而我的十八岁的生日那天是周末，这是在我出生时就决定了的事。我的母亲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她知道我不喜欢吃奶油，特地挑了一款冰激凌蛋糕，中间插上数字18的蜡烛。我们坐在饭桌前，等我的父亲回家。她刚一坐下就很生气，对我说，你爹把你的生日给忘了。我说不清那样复杂的眼神，她看我时，好像我做了许久的错事。那一年，母亲还十分年轻，当她把大提琴架在自己身前时，我确信许多男人喜欢她，他们用音乐靠近她，最后败给了一颗真诚的子弹，那样的子弹并不总是在空中穿梭。我的父亲也早已打空了他的弹匣，因此缺席了这个重要的场合。我们等了他大约一个半小时，在那一个半小时里，我不断想前一天的诗朗诵，在学校的礼堂里，我念错了一句诗，而因为这句念错的诗，我怀疑整首诗都是错的。我当时应该念另外一首，念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一个男人要走多远的路，才能成为一个他妈的男子汉。

母亲既没有把蛋糕放进冰箱，也不准我提前切开，就在那里看着它融化，变得柔软而拖沓，变成彻底黏稠的液体，那根尚未点燃的蜡烛在上面跳舞。她突然对我说，去把你爸找回来。她那么生气，又憋着劲的样子，好像是我把父亲藏了起来。我拿走了桌上的打火机，把它放在我的左侧口袋里，那里本就存放着一张身份证。我离开画坊，走上早已策划多时的路线。我绝不会在第一个十字路口的便民超市买烟，那家店的老板认识我的父亲。我同样会避开沿路的第二家烟酒店，它的门口总是聚集着许多年轻的流氓。我等了两个红绿灯，过了三条马路，才找到那家真正安全的商店，它在香街上，正对着一排公寓。我进门时，老板正躺在摇椅上把玩手串。我把身份证摁在透明的玻璃柜上，对他说，来一包烟。他看了我一眼，没有回应。我又重复了一遍，他才说，你得告诉我你要什么烟。这时我已经经历了一个踉跄，他并不在乎我的年纪，我收回身份证的时候，才明白我要的不是烟，而是我可以告诉他，今天是我的成人日，仿佛在那一天，他是唯一可以给我过生日的人。我着急把身份证塞进口袋，却三次没能插进袋口，不断地滑到地上，摩擦着上面的十八位数字。我大声对老板说，买一包他妈的中华。

我站在马路边，小心地拆开烟盒，从里面抠出一根烟，这是我的蜡烛。我把它放进嘴里，未等点燃那一颗堕落的火焰，便看到了我的父亲。我立刻摘下嘴里的烟，但已经迟了。他从马路另一边走来，卡停两侧的车辆，穿过周末下午最后一片火烧云。他已经准备好了手掌，在停下脚步前，那一下迅速地落在我脸上，同时拍掉我手里的烟。我后来知道，他刚从女人的床上下来，所以如此地衣衫不整，袖口松垮，领子翻了一半，脚上穿着一双塑料拖鞋。父亲收走了我的烟盒，看了一眼，捏在手里，似乎有无数话要讲，却只是站着，等待红灯过去。他没有看我，但是对我说，回家等我。他再次穿过那条波涛汹涌的马路，消失在两辆交会的轿车后面。时间过去不算很久，我摸了摸左脸，捡起地上那一支烟，擦去上面细小的灰尘，小心地塞进裤子口袋里。马路对面有十扇窗户，我不知道父亲藏在哪一扇窗后面，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那里，我们没有比此刻更陌生的时刻。

回到家后，母亲也消失了，下午的蛋糕融化在盘子里，一片泥泞。我关上前后的门，拿起门旁的雨伞，把一张旋转椅推到画坊正中央，我坐到椅子上，重复着刚刚未完成的动作，点燃那一小朵迟到的火焰，用力吸了一口，抬头吐烟，一口接着一口，看着它们朝着天花板缓慢地爬去，烟熏的木质苦焦味在我的头顶扩散。大概过去了几分钟，烟雾报警器响了，画坊开始下雨，那些挂在二层栏杆下的画逐一淋湿。第一幅画是一位女人，夏日的午后，她在运河边的老石桥下洗衣服，脚上蹬着一双鲜艳的高仿红色凉鞋，锃亮得仿佛刚刷过漆，鹅卵石把她的脚硌得生疼，但她不在意，用力地把男友那件NIKE运动衫往水里按，水花荡漾，勾勒出一条飘逸的白钩，远处的塔吊矗立在刚封顶的大楼旁，骄傲且张扬。第二幅画是个女人，她把头发烫得像刺猬一样，一半蓝一半黄，坚硬得足以刺穿画布，她是拿着明星海报去的理发店，不顾老板娘的建议，自己设计了刘海，额头上垂下一抹淡紫色，盖住左侧的眼睛，她的下身穿着绷紧的牛仔裤，是花了三十块钱从地摊上买来的，脚上穿一双黑色高跟鞋，八公分高，正好将她顶到与歌舞厅招牌齐高的位置，那家店的名字叫作“钱庄”，她在等一个男人把她带进去，一直唱到深夜里，每次结束前，她都要点一首《明天会更好》。第三幅画是个女人，她戴着水钻耳钉和波浪发夹，笑容动人，流光璀璨，脖子里挂着黑色耳机线，最喜欢的流行歌曲是New Boy，她去MP3音乐超市里下载了这首歌，花了一块钱，这首1999年发售的歌曲比那年的热歌便宜五毛，她上身穿着绿颜色的校服，上面印着四个白色大字“邮电大学”，金融院的录取通知书在身后的书包里，父母告诉她要珍惜时光，好好学习，不必恋家，于是她带上了一整个冬天的衣服，塞在她身前提着的黑色大行李箱里。第四幅画是个女人，站在鼓楼后海的胡同深处，墙面上喷印着奥运福娃的彩绘，五颜六色的油漆还没干透，这是个长头发的时髦女人，手里握着诺基亚的新款手机，滑盖设计，她的头发挂在风中，定格在甩出去的那一下，是洗发水广告里的那种经典镜头，离她不远的地方，胡同里的老墙根下，停着一辆三轮车，看不清卖的是什么小吃，中文下面写着英文，冒着热气腾腾的烟，一直弥漫到画幅外面。第五幅画是个女人，穿着孔雀蓝真丝旗袍，立领盘扣，开衩到大腿，她的手指细长，轻轻扣住手中的皮包，双腿交叉，站在昏暗的楼梯下，影楼暧昧的氛围衬出了身材，她的眼睛比画里任何一件物品都要明媚，亮过窗外外滩上的那一盏潮热的灯光，而那些无数盏细小如萤的灯盏下，藏着无数个比时代更燥热的野心。第六幅画是个倒挂的女人，她站在稻田里，脱去了旧日的上衣、裤子、鞋子，全身赤裸地站在那里，就连私处也毫不遮掩地袒开，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她的左手横在两个乳房的下方，轻柔地扶着，身体重心向右倾，长发垂向金黄的稻穗，像一卷黑色的波浪，她的眼神妩媚，好似落日里漾开的一抹晚霞，多么让人舒畅的好天气。可雨啊，它下个不停，雨水打在她们身上，绽放出一朵朵色彩鲜艳的花。这一场屠杀屠杀着每一个人，即便是这样细小的雨也足以摧毁她们，她们就这样慢慢地垮掉。在第一幅画里，河水变得凶猛如虎，红色凉鞋淌进浪潮中，NIKE的口子越开越大。在第二幅画里，女人坚硬的发丝逐渐发软，霓虹的招牌熄灭了灯光，像一片片破碎的玫瑰窗。在第三幅画里，绿衣服上的字体开始衰落，她的行李箱流进了下水道，可她依然顽强地笑着。在第四幅画里，手机因进水而失效，再也没有人能联系上她，她身后的墙面斑驳，鲜艳的符号消融在格子里。在第五幅画里，泡水的旗袍开始肿胀，上面的花纹向内皱缩，逐条剥落，留下一道道难看的伤疤。在第六幅画里，稻穗像冰凌一样落下，那些金色的箭矢刺穿女人的身体，丑陋的褶皱爬上她光滑的皮肤。我撑起黑色雨伞，继续旋转椅子，注视着她们每一个人的坠落。那个下午，那个空旷的画坊里，剩下的许多画，许多女人，她们整齐地坠落，像天使一样坠落，翅膀边缘的金色弧光一点点碎裂，迸发出细小的闪电。我还没来得及记住她们的样貌，她们就消融在了雨里，一点一点地死去，变得面目模糊，流放在记忆中。

瑾瑜穿上睡衣，抚着我的胸口，安静地躺在我身边，放下酒杯，停止啜饮，着急地询问后来发生的事。那是个空口无凭的夜晚，我向她描述，我如何装好一壶热水，摆在洗漱台上，插上电源，锁在卫生间里，等待它煮沸，发出尖锐的嘶吼，吸引我父母的注意，慌忙地找钥匙，焦头烂额，天旋地转，我趁乱离去，坐八号夜路公交，数三百零三盏路灯，离开医院、画坊，离开故乡，一路潜逃至今，成为一个彻底软弱的人，然后遇见你。她说，没有一句是真的，对吗？你根本不抽烟。我说，绝大部分真实可靠。她说，门口有两个柜子，一边放鞋，另一边有一根鱼竿，是我老公的，日本货，你现在向我证明。我问，证明什么？她说，鉴湖水最深的地方不会超过五米，你还记得车掉在了哪里？

女人永远比我设想的要更聪明，我还在床上犹豫，她已经把那根长竿端了进来，四节的并继式，一节将近一米。我上次拿这么长的一根东西，还是在家楼下的台球厅里。瑾瑜用双手挺举着，将杆递到我手里，眼神复杂，颇有野心。她说，他跟我说，这是世上最先进的鱼竿，能钓起几百公斤重的鱼。我接过鱼竿，克制自己打听她丈夫的去向，我第一次进入她的房间时，约定好不问这些事情。我说，离开画坊后，我就没钓过鱼了。她说，那更要打起精神。我从床上起来后，才闻到这个房间里的气味，是一股橡胶味，还有淡淡的苹果腐烂的味道。我开始穿外套，穿袜子，跳进我的裤子里，检查每个口袋里的物件，检查剩余的时间，十一点半，通常我会在这时候离开女人的屋子。三十岁过后，比上床更为困扰我的是，如何优雅地逃离一张女人的床，我没有做得比这个夜晚更好过。

当握住方向盘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大醉未醒，细小的爬虫在我眼睛里游走。瑾瑜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上，借着微弱的灯光补妆。我每次去她那里时，她都带着精致的装扮，除了她的丈夫之外，没有男人见过她的本来面貌，她允许我掐她的脖子，却不能抚摸她的面颊。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同时出入小区，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冒险，不符合我的做事原则。这一个月里，我们已经见了至少四回，就在她住了不到一年的婚房里。有一回是在我的车上，那一晚我们在城市里反复地穿梭，如同幽灵，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实际上是为了避开那些完美的摄像头。我们没有选择酒店，是因为害怕信息泄露。瑾瑜在手机地图上划去一个又一个地点，说，你看，这世道把我们逼成了什么样。最后，我们躺在一片冰冷湿润的草地上，用荒草掩盖我们的身体，在露水和汗珠搅浑的泥土里翻滚、发泄。凌晨五点的阳光照耀在我的后背、她的前胸。我们像文明诞生之前出生的人，从荒蛮的大地上爬起，抖落身上的泥土，不知廉耻，不在乎道德，更多关于恶的毛病还没有被命名。她说，你像一个肮脏的古希腊人。的确如此，即便到了今天，我也在刻意搜集着女人们的评价。

我和瑾瑜的相识是一场偶然事件。三年前的一个早上，儿子上学迟到，我踩碎了他的玩具，他哭着对我吼道，我恨你。当晚我开始思考一些事，意识到或许永远无法原谅父亲后，我开始出轨。一年前，我加入了一个油画小组，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她邀请我去她家里，一个名叫“摩莎”的小区。她给我的暗号是，门口挂着一面昨日的旗帜。游戏在那时就开始了，我必须自己寻找谜底。那天是周四上午，我买了一束老掉牙的红玫瑰，进入了她所在的单元楼，找到了那扇虚掩的门，屋子里铺着三角形花纹的地砖，弥漫着兰花的香气，唯一指引卧室的床头灯亮着，那里流淌着振奋人心的音乐。我见到瑾瑜时，才意识到我完全找错了房间。她正躺在床上摆弄头发，穿着浅紫色的圆领T恤，带条纹的紧身瑜伽裤。房间无比明艳，色彩斑斓，每个角落里都堆放着书籍和唱片，墙上是快要脱落的电影海报，简直是音乐和艺术的殿堂。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一截树枝，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半悬在空中，上面站着一只火红的鹦鹉。那是假的，她说。当然，我明白。我附和着音响里的歌曲，是皇后乐队的Bohemian Rhapsody：Mama，life had just begun.音响的牌子是B&O，像个大飞碟一样蹲在墙角，我后来用它播放一些烂俗的老歌。我把玫瑰留在书架上，花瓣那头正好落在烟灰缸里。我准备退出这个房间。门外的架子上放着昨天的报纸，上面的标题是，性与焦虑：我们为何如此压抑。我以为报纸是游戏的谜底。随后瑾瑜叫住了我，出于礼貌，我上了她的床，她的床很软，我也永远错失了真正的谜底。

从那之后，我每周都会来找她。她的丈夫做足球相关的产业，是那种精力无限的生意人。他为足球奋战，前景无量，经常跑出场外，给了我许多可乘之机。我一次次地回到她的房间，回到那些相似的夜晚，扮演某种荒谬的角色，反复地做不正当的事，却觉得自己年轻且干净。离鉴湖还有十公里，瑾瑜已经打了不下三个哈欠。我打开车载音响，播放一些躁动的摇滚乐。她听了一会儿，很快就受不了，转动音量键，车里立刻变得寂静无声，我呆滞了几秒钟。她开始问我一些无聊的问题，比如，明天去学校做什么，为什么一年前开始学画画了。那会儿我正在想我的妻子，每次在瑾瑜这里待久了，我就会开始担心，以至于把每个wifi看成wife。我掐着自己的大腿，努力回想她到底问了些什么。我开得很慢，车速不到六十码，城市在遥远的身后，高速外边矗立着一排排烂尾楼房，漆黑的洞穴，辽远的破败，无人剪裁的野树，孤独的信号塔，一切都在痛苦地挣扎着。我说，不太确定，可能没什么原因。她装作严肃地说道，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一个男人要先成为他的父亲，才能成为他自己。我说，我不会把车开进湖里。她笑了一声，然后望向车窗外，说，可你一样擅长偷情。我说，我后来想起来，我父亲同时提醒我做个善良的人。她说，那你做到了吗？我说，别傻了，现在没有这种人。

我的方向感不算好，这条路也只走过一次，今晚我喝多了酒，神志不清，却未曾迈空半步，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引领着我。我抬腕看表，抵达的时间比我预计还早，月亮也悬在最合适的位置，蛾眉月，正是我所需要的那种鱼钩。我打开双闪，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下车后，夜风吹袭，月光敞亮，我注意到这里立了块牌子，写着“前方事故多发地带”。它站错了位置，我知道它不在前方，而是我此刻所处的地方。瑾瑜从后备箱里拿出鱼竿，再一次交到我手上，语气郑重，不仅仅是交付。我握着它翻过围栏，往坡下多走了几步，找到一个凹陷的土坡，面朝着鉴湖，安静地坐在我的位置上。泥土湿润，青草留香，睁眼不曾见到光，我慢慢闭上眼睛，感受着我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它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避开了十七年的浪潮与风霜，在时间的湖面下无尽地沉降，如今也已是一堆生锈的白骨，与湖底的淤泥、湖草尽情地纠缠。我举起那根鱼竿，它如此纤细，今夜我无法将它钓起。我必须用那样一根鱼竿，才能钓上这台上个世纪的车子，杆子得是来自鞍钢集团炼就的圆钢，轮子得借用建造三峡大坝时的船用绞盘，钓线干脆就用长江大桥的主缆钢索。我以此为竿，打捞那个逝去的年代，饵用不上，浮漂用不上，铃铛用不上，还缺什么？一枚钓钩，烈火烧炼，镀一层银白的铬，刃口锋利得发烫，我将它抡成一轮满月，狠狠地甩向湖心。钩子划出流星坠落的弧线，砸碎月亮，冷漠地刺穿夜幕下的湖，钩尖精准地扎透车头的LOGO，引起一阵久违的震颤，像鱼等到了回家的饵，猛地咬死。我只需要往后一拽，那辆过时的桑塔纳连带着它满身淤泥，一寸寸地浮出水面，大颗的水珠顺着挡风玻璃滚落，仿佛在淋一场迟到十七年的暴雨。

这一切皆是虚妄。我擦拭着那块打捞起的铁片，让上面的字母显露出来。瑾瑜坐在我边上，紧靠着我的肩膀，我们静静地等，等待那些永远不会发生的变故。在这样一个夜晚，我们能做的只剩这些。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我想去见一见我的父亲。她问，你怎么了？我说，我没有事。她说，你看上去很紧张。我重复了一遍，我没有事。我说，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抛下你，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她惊恐地看着我说，你现在要走？我把手中的竿交给她，说，你丈夫的竿很好用，我想他另一根竿也是如此，替我谢谢他。她说，你跟变了个人一样，好像不会再回来了。我说，我很快就回来。我掐着手指，在泥地上站了一会儿，她说，你怎么还不走？我说，可能是怂了。她的眼神突然变得柔和，不自觉地伸手碰我的胳膊，说，勇敢一点，像我一样。

瑾瑜不知道的是，我已经十七年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抛给她掂量掂量，也许能理解我此刻的犹豫。我握紧方向盘，身旁无人，就得面对自己。十七年间，我不断地逃跑，这个毋需练习便掌握得很好的本领，与它相反的那一桩，却需要不断练习。我攥紧兜里的钥匙，跟着故乡的月亮一路往前走，那条路上写着许多矫情的诗句，也有我不愿意面对的父亲、颠倒过来的画中人、无法形容的颜料味道，它的气息跟色彩一样复杂。没有哪个夜晚比今晚更好，从瑾瑜给我表演倒立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神都在启发我，引导我走向这条路，这个唯一正确的夜晚，我亲爱的月亮啊，请你多挺一会儿。尽管我喝了那么多酒，却从未像此刻这般清醒，我配得上你的原谅。耀东大道156号，画坊所在的位置，住着一个崇尚“结构主义”的画家，他的钱包很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儿子离开了他，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他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他孤身一人。他给自己画了很多朋友，一个叫美好时代的女士；他给自己画了很多玩具，一把叫和平年代的手枪。他每个夜晚都忧伤，他每个夜晚都在调试颜料，一遍遍地给记忆重新上色。

我把车停在路边，是我父亲曾经停过的位置。下车后，我看到画坊里亮着微弱的灯光，让我知道这一夜没有走错。可我两手空空，只有一把生锈的钥匙，反复地揉搓着，不敢进入画坊，倚在门口抽了两根烟。我的父亲如果这时打开门，就会撞见一个同样落魄的人，但我忘记门是朝里还是朝外开的。我把钥匙搭在锁孔外边，轻轻地拨动，或许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声开门的动静。这把旧钥匙让我感动，它仍能破解这扇门，里头也仍然宽敞、明亮，却不再有倒悬的裸女。我蹑脚走进室内，熟悉的颜料味唤醒了我的记忆，四周的墙面上挂满了画幅，颜色只有两种，或者说一种，灰色介于黑与白之间，只是程度不同，是他现在唯一勾兑的颜色。父亲坐在十七年前的位置，坐在画坊的中央，像白墙黑瓦的院子里的一棵无人打理的树。他背对着我，前方是画架，后脑勺的头发花白，扎了一个小辫子。他穿着宽松的、肮脏的衣服，像窗帘一样的暗红色格子的睡衣，衣角拖到地上，没有穿拖鞋，能够清晰地看到他脚上的皱纹。我在见到他苍老的时刻感到羞愧，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开口说第一句话。我就在那里等着，直到时间将我们再一次分开。总有一个夜晚，我想，总有一个夜晚我要挺身而出，我像个陌生人一样走进屋，走到他身边，说，我想学画画。

他转过身来，惊恐地打量着我，接着咳了两声，从椅子上站起来，椅腿与地砖摩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他的手里拖着画笔，着急得不知道把它放在哪里，又不好总是握着，因为他想立刻把衣服穿上束好，慌忙中他把颜料弄到了身上。他又用另一只手去擦，手里画笔又涂抹到了另外的地方。他张开双臂，却又不敢抱我，最后拽着我的两个胳膊肘，像要倒在我身上一样，低沉着他的头颅，他的头发已经粘到了一块，一绺一绺的就像井绳。我猜他在哭还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迅速地抹了一下脸，擤了把鼻涕，然后开始往后挪步，一边挪步一边挥手，发出了见到我后的第一个音节，来，来。我跟着他走过去，走到画坊东北边的墙角，这里有一块白布盖着不知道什么东西。他用力掀开，一阵白色的风晃过，它盖着的是那个我早该猜到的形状，一个小时前，我还在为它苦苦寻找。

它没有窗户，也没有后备箱，它的反光镜碎了，车漆也早已褪尽，只剩下一层残破的铁锈壳，是发黑的酱紫色，铁锈下的钢板千疮百孔，那些圆孔排列规则，仿佛一排排被水鬼啃过的牙印。车前的LOGO不见了，留下一个圆形的窟窿，如同丢掉鼻子的狮身人面像。他说，进去坐坐？我轻轻一碰车门，铁锈便似旧墙皮一样簌簌地往下掉。我小心地钻进车里，象征性地把车门合上。这里的空间如此狭小，似乎还能闻到水藻的腥味。父亲坐在驾驶席上，扭头看着我，一只眼睛明亮，一只眼睛在阴影里。他假装去系安全带，却怎么也扣不上。他无奈地松开手，看着它慢慢地收回去，然后说，人老了就会这样，很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做出了什么样一副表情，应该是一脸愁容地看着他。他继续说，你想画什么？我说，画你曾经的妻子，我的母亲。他没有想到我这么回答，停顿了一会儿，说，学会画伤疤的第一步，是要先用心地感受疼。说完他捶了捶胸口，皱紧的眉头里藏着他刚刚积攒的勇气，他说，你原谅我了吗？

我抬起头，透过那块消失的挡风玻璃，仿佛能看到十七年前飘走的云。我没有回答父亲的话，那样的问题令我内心不安，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我想跟你学画画。他明白我跑了十七年的路，经历了这荒唐的一切，成为如今这样的人，绝不是为了跑过来跟他学画画，所以他一次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反复地问我，你原谅我了吗？我同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想学画画。他终于不耐烦了，带着哭腔对我说，你去看看吧，看看这些年我画了些什么。我下车，将口袋里的铁片取出来，安在车头前。我从东北角走到西南角，走遍了画坊的每一个角落，把父亲的每一幅画都看了一遍。最后我回到车里，对他说，我看不明白，每一幅都是倒着挂的。曾经的人热爱艺术，可以以此为业，父亲说，但是现在，已经没什么可画的了，陪我抽支烟吧。他打开手套箱，掏出里面红色的烟盒和打火机，继续说，我想着，有一天你回来，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你。他从烟盒里敲出两支烟，塞进嘴里，用嘴唇抿着，摁下打火机，将两根烟一起点燃，取下一支递给我，隆重介绍道，你这支叫付之一炬，我这支叫付诸东流。我接过烟，盯着烟头上微弱的火苗，不知该如何是好，而我的父亲已经开始吞云吐雾，对着方向盘说道，这是我必须偿还的，不要成为像我一样的人。

我咬着那支烟，轻轻地吸了一口，然后把手搭在车门上，青白色的烟雾逐渐铺满车厢。这一生或许总会遇到这样的事，拿着武器，却误会了我们要战胜的敌人。我又吸了一口，很深很深，烟雾朝着画坊的上空飘去，沿着房屋建造的方向蔓延。十七年过去了，我们不再说话，像两个缠斗许久、遍体鳞伤的人躺在车里，躺在这辆破旧的、满身窟窿的车里，等待一场大雨的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