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接到支教通知的那一天，母亲刚刚做完手术出院，儿子则准备进入重点中学的初一年级学习。我站在乌鲁木齐的街头，马路两旁萧瑟的树木已用它的语言告诉我，这个城市的秋天已经到来了。这个我曾无数次想逃离的城市，终于要在这个秋天不动声色地送我离开了。没有想象中的如释重负，也没有想象中的豪情满怀，有的只是对家人的愧疚和依依不舍。

迁徙曾是牧人的日常，作为牧人的后代，即使常年舒适的城市生活也并未让我失去血液里牧人的秉性，所以对于未知的生活可能存在的艰辛我并未感到惧怕，我在几天之内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整装待发。而我能为家人做的只是备齐了父母的药品，为不会做饭的老公和儿子冷冻了一冰柜我亲手包的饺子和我所有能想到的半成品。虽然明知道这些储备也不可能支撑很久，他们终将学会之前他们并不急着学会的各项技能。

离别是伤感的，我坚持不让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送我到机场。

登机的那一刻，悲伤化作一层雾，从眼底升起。我甩甩头，想把离愁别绪远远甩在身后，我情愿这是一场美好的奔赴。我在关机前，给孩子发了微信：“亲爱的宝贝，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将缺席于你的生活，我将成为几十个孩子的妈妈。惟愿我不在的日子里，你能健康快乐地生活。”

飞机飞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之上。那些云朵那么近，那么白，仿佛伸出手去就能扯下一团，想起从童年时就钟爱的棉花糖，我的舌尖忽然感觉到一丝丝若有若无的甜。多日来的种种悲伤和哀愁，对未知生活的一些不安忽然一扫而空，我对着飞机窗外的阳光和云朵微笑，心中默念：“麦盖提，我来了！”

二

在县城的八天集中培训让我对自己即将要做的工作有了莫名的忐忑，知道了陪伴孩子们成长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支教工作也因此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和责任。我还没有来得及从离乡背井的不适中挣脱出来，又添了生怕辜负各种期待的不安。所幸，单位为我们在县城提前准备了宿舍，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温暖小窝，让我在陌生的地方也有了一些安全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也知道这并非无根的漂泊。

正式去幼儿园报到是在一个午后，阳光灿烂，炙热的如同夏天，这是麦盖提的九月，明亮如童话。我和同事走进校园，那天是个周末，没有孩子的幼儿园静谧如梦。墙上那些鲜艳的墙绘和院里的滑梯提醒我这是属于孩子们的世界，而我像一个陌生的闯入者，用我的高跟鞋敲打着地面，引来一双双探寻的目光。值班的老师和保育员们很快安置好了我们的行李。我们握手、寒暄，努力拉近彼此的距离。虽然，明知我们都是彼此的过客。

幼儿园在阔什艾肯村，距离我们住的县城大约五公里。我和同事也曾尝试着走回宿舍，却因幼儿园门前那条尘土飞扬的乡间土路让我们每每灰头土脸而作罢。从县城到附近几个村子有两趟公交车，却因为很少可以直达或者因为出租车招手即停且收费低廉而鲜有人乘坐。出租车在县城每人两元，我们宿舍算是县郊，得三元，到村里一人得五元，一个人乘车去村里拉不拉还得看司机心情。每天要走过那段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才能打到车。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觉得幸运。我们是可以打车上下班的人，不用像幼儿园很多同事那样骑电动车，夏天被暴晒冬天被寒风暴吹。无论冬夏，早上九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宿舍，我们倒也从没有迟到早退过。幼儿园也安排一间办公室给我们当宿舍，却因为有老鼠，也不敢住，情愿每天多花些时间在路上。我对老鼠有着谜一样的恐惧，为此，我挨过领导的白眼，受过孩子们的嘲笑。但怕终究还是怕，并没有因为树立了战胜一切的信念而有丝毫的改变。

三

尽管做过很多功课和心理建设，但第一天见到那么多孩子坐了满满一教室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和慌乱。班主任是个一笑就眉眼弯弯的甘肃胖姑娘，是这几年南疆四地州幼儿园为了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在内地招聘的幼儿教师。内地就业的压力，让这些农村孩子纷纷离开了家乡，不远万里来到了新疆。我所在的幼儿园就有五个从甘肃考过来的教师，虽然来了也不过几年，也正逐渐成长为幼儿园师资队伍的骨干力量。想起自己二十几岁哪有这样离乡背井的勇气，总是忍不住心疼她们。我和孩子们一样唤她的小名“果果老师”，因为我本科时曾在甘肃读过书，心里便对她多了一份亲切。

果果老师毕业于幼儿师范专业，无论专业还是才艺都适合幼儿教学，可她似乎还没有长大，没有玩够，对工作和人际都少了一份踏实和认真。我第一天到教室没多久，她就把六十多个孩子扔给我和保育老师，去了教育局。我努力按照之前的准备上了一节课，孩子们坚持了半小时不到便暴露了各自的天性，我在各种吵闹声中勉强完成了一节课。课间操我带着孩子们去了操场，做完广播操，孩子们就彻底放飞了自我，我在操场上不知所措地看着他们四散乱跑，保育老师发出一声声高分贝的警告后他们才陆续跑回我的身边。那一天我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维持秩序上，午睡的时候，孩子们索性躺在床上开始聊天，有些孩子甚至爬到了别人的床上。看我哭丧着脸，保育老师热娜劝我去宿舍休息一下，她来负责孩子们的午睡。我向她道谢后离开，刚走出孩子们的寝室，身后便鸦雀无声了。我哑然失笑，才深切体会到之前教育局的老师说的：“对孩子们要给好心，不能给好脸。”

那天的结局是，以温柔端庄著称的我在成为支教老师的第一天就喊哑了嗓子。而在几年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我的闺蜜忽然问：“我发现你忽然不嗲了？啥时候开始的？”我尴尬地辩解：“我啥时候嗲过！”一边在脑海里搜索。忽然，她们看着我，异口同声：“是从支教之后吧。”我红了脸，不知道是为以前的嗲，还是为现在的不嗲。那些让我操碎了心，喊哑了嗓子的孩子们的面容一下子浮上心头，便红了眼圈。

四

支教是我人生不可多得更不可复制的一段经历。我并不知道很多年后孩子们会不会还记得我，也不敢夸口说我带给了孩子们多么大的变化。我只能说在那些时光，我陪伴孩子们一起成长，同时也完成了自己的成长。我每天教他们洗脸刷牙，笨拙地清洗和晾晒他们弄脏或者尿湿的衣裤，并在这一过程中学会耐心和不伤害他们的自尊。我教他们唐诗宋词，也在这一过程中再一次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教他们表达爱，也从他们身上习得爱。永远记得他们会忽然搂着我，大声说：“老师，我爱你！”让我在刹那间被浓浓的幸福包围。都市生活会让人与人之间筑起无形的墙，会让人淡忘爱，而他们让我重新爱这个世界。总有人会问我：“支教生活中让你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我会张口结舌，因为那是四百八十六个日子的记忆，哪一件事都珍藏在心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不知道哪一件比哪一件记忆更为深刻。即使是今天坐在电脑前敲出这些字的时候，也依然不知道哪一件事可以称得上“最”。

会有很多时候，我常常只剩下一个人面对六十二个孩子。师资力量不足和前些年南疆农村的生育高峰造就了幼儿园的大班额，两教一保实际上很难保证。那几年，因为没有专门的教辅人员加上繁重的值班、检查等临时任务，班里只剩一个老师是常有的事。那是刚到幼儿园支教后的第一次全县幼儿园的月度测试，我们班的孩子成绩几近垫底，我心中充满深深的挫败感。于是，在那个一个人撑了一天的教学和班务的下午，孩子们乱糟糟的区域课上，两个孩子扭打在一起，我一边努力拉开他们，一边终于崩溃大哭。

有那么一瞬间，孩子们忽然鸦雀无声，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不管不顾地号啕大哭。我的小班长谢依丹一边慌乱地给我拿纸，一边用眼睛瞪两个闯祸的孩子，嘴里说着：“你看你们，让老师哭了！”孩子们围过来，不知所措地看着我。机灵鬼茹克亚已经飞跑出教室找来了被临时派去值班的保育老师热娜。热娜的到来，让我又羞又急，哭得更厉害了。热娜什么都没有说，拉起我进了寝室，递给我一包纸巾，然后关上门回到了教室。我听到她给值班室打电话说阿依努尔老师不太舒服，她得在教室替一会儿，央求其他人帮她值会儿班。我有些自责，却没有勇气再回到教室，教室里出奇地安静，直到我恢复平静，再次回到教室，孩子们才试探着来拉我的手。从那以后，每次孩子们调皮，我一沉下脸，就会听到谢依丹的声音响起：“你这么不听话，还要让阿依努尔老师哭吗？！”

五

班上那个叫约麦尔的小男孩，我和果果老师都叫他“卡德尔”。卡德尔在维吾尔语里是干部的意思。他是班里年纪最小，个子也最矮的孩子，矮到我都疑心他报错了户口。但他却是班里最气宇轩昂和最聪明的孩子。他总是理所当然地占据班里最好的位置，安静地不动声色地打量老师和别的孩子。即使是偷偷地淘气，当我用警告的眼神望向他的时候，他也能沉着地和我对视，让我疑心自己刚才是不是看走了眼。他腆着肚子，稳稳地迈着八字步，走进教室的样子让我和果果老师忍俊不禁，果果老师会忍不住冲上前，抱住他，在他脸上狠狠亲一下。我上完了课也会随手把他抱起来，放在腿上当宝宝一样摇着。他在短暂的不好意思之后就会泰然处之。

他家里开店，经济条件很不错，所以他是班里最潮的孩子。一天，他戴了一个竖着两只熊耳朵的新帽子气宇轩昂地进了教室，引来大家的一片惊呼。他有些得意，但表情控制得十分到位。果果老师逗他：“卡德尔，今天戴了新帽子啊，这么可爱！能送给老师吗？”他大约也知道老师是在逗他，浅浅一笑，并不答话。

冬天，室内外温差大，为了避免感冒我们会要求孩子一进门就将外套和帽子放在寝室的柜子隔档里，出门的时候再穿上。因为柜子隔档有限，孩子们就先到先放，并不固定。因此，有时会穿错衣服，戴错帽子。我看到他叠好衣服，放在隔档里，帽子却夹在腋下，带了出来，悄悄放在自己的小凳子上，用身体挡住。我知道他是怕别的小朋友会把他的帽子戴走，就默许了他。他一整天都小心着他身后的秘密不被发现，甚至为此放弃了站起来回答问题争取贴小红花的机会。

美术课的时候，我看到他捏橡皮泥捏得起劲，帽子掉在地上都浑然不觉。我悄悄捡起帽子，藏在我课间常坐的卡片区的柜子里，观察他的反应。他专心地捏了很久，直到完成自己满意的作品，他高兴地举手，示意我看他的作品。我拿着他的作品，摸着他的头赞美他，并把他的作品拿起来让小朋友们看。他站起来接受大家的赞美，却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得意忘形。我示意他坐下来，拿着他的作品放在美工区，一边偷偷打量他。他在坐下的瞬间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帽子不见了。他站起身迅速查看了他坐的小椅子的四周，却并没有向别的小朋友询问。他满脸焦急，又查看了一遍，有些绝望地瘫坐在小椅子上。他的小脸有些苍白，我有些于心不忍，假装看别的小朋友的作品，以走进他的视线引起他的注意。他看到我，小声叫我：“老师，我的帽子不见了。”

我假装惊讶：“你怎么知道？帽子不是都在寝室吗？”

他小声嘟囔着：“我一直放在我的凳子上的。”

我过去拉起他的手：“帽子是不可以放在教室里的，约麦尔那么乖，怎么会把帽子放在这儿呢？你一定记错了，要不我们还是去寝室里找找？”

他摇摇头，勇敢承认：“不，我今天把它放在这里了。”

我惊讶于他的冷静和克制，即使那么难过，他也不说一定是别人拿走了。我搂住他：“没事的，不会丢的，如果丢了，老师给你买新的。”

“不，妈妈会给我买的。”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把脸埋在了我的怀里。我以为他哭了，忽然手足无措起来，我求救地望向果果老师，她冲我眨眼睛，表示爱莫能助。

他忽然抬起头，小脸苍白，却并没有哭：“老师，我头有点疼。”

我问他：“那我打电话叫妈妈来接你吗？”

他点头。

我又问他：“妈妈会骂你吗？你的帽子丢了。”

他点头：“会的。”他终于绷不住，把脸埋在我怀里哭起来。

果果老师悄悄从柜子里拿出帽子，给我戴在头上。我拍拍他的背，让他回到座位上。他抬头的瞬间，一下子看到我戴着他的帽子，他揉揉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含着泪笑了。果果老师哈哈大笑，我却为自己的恶作剧深深自责。那几刻钟里，一个小孩子的心灵遭受了多大的折磨，我永远记得他因为失而复得的惊喜而含泪的笑容。

六

幼儿园所在的阔什艾肯村和恰玛古鲁克村紧挨着，这两个村子都有我们文联的驻村工作队。恰玛古鲁克村是大村，总领队在大村，总领着恰玛古鲁克驻村工作队、阔什艾肯村驻村工作队以及分散在三个幼儿园的支教工作队的工作。这两个村子也是自从2016年起“民族团结一家亲”结亲工作开始以来，我们常来结亲的村子，所以谈不上陌生。

比起刚开始结亲的时候，村里的变化真的是日新月异。记得有一次结亲，结亲户家里冷得像冰窖，驻村工作队的同事来给我送热水袋。夜里没有灯，我站在村民家路口等候。因为没有路牌，没有标识物，也没有路灯，我只能告诉他我站在一个有两个大水泥墩的路口。同事一头雾水，不知道哪个路口会有两个水泥墩，手机定位也搜不到我站的位置，我站在寒风里，冻得簌簌发抖，心里想着：“要是有路灯多好呀！”而我们下来支教的那些岁月，我们亲眼看到了一排排太阳能节能路灯装在了村里的街道上，灯箱里还有着古诗词作品。村里的每条路上也装上了醒目的标识。村委会门口还有了小规模的夜市，班上孩子的家长也有在夜市上卖小吃的，远远地看到就会招呼我。那氤氲的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总会让我莫名地欢喜。

支教工作带给村里的变化也是最为直观的。记得2016年刚去村里结亲时，和乡亲们交流还是非常困难的。分组的时候，每个组至少得安排一名少数民族干部充当翻译，否则几乎无法与村里的亲戚交流。一次结亲归来，我的一个汉族同事感慨：“腮帮子好酸啊！”我不解，问为什么。她说他们组没有翻译，她和亲戚只能相对无言，用微笑传达彼此的热情，一周下来腮帮子就好酸。我当时笑出了眼泪。而现在，到了村里，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只要家里有个孩子，哪怕是幼儿园的孩子，就可以充当翻译。从这点上来说，南疆的双语教育功不可没，其中，支教工作的意义和作用不言而喻。

记得一个夏夜，我去工作队办完事，听工作队同事说要去村里转转，就和他们一起出发了。那个夜晚，白天的暑热已经散去，我们一行人走过路灯照耀下的干净的街道，走过村里的文化广场，走过那些在户外健身器材上锻炼的村民，走过在自家院门口乘凉的老人。我们被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包围着，徜徉在夜色渐浓的村庄里。一个维吾尔族小男孩从身后赶过来，拿着一副墨迹未干的书法作品：“书记伯伯，书记伯伯，看看我写的大字。”总领队蹲下来，认真看了他的字，高兴地摸摸他的头，表扬了他：“写得太好了！伯伯送你一只毛笔，明天送到你家去！”孩子道了谢，蹦蹦跳跳地走了。看到我疑惑的眼神，总领队说：“这是工作队组织的书法班的孩子，家就住在我们刚走过的商店旁边。”一向严肃的总领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看到了吗？村里的变化有多大，看看孩子们的变化又有多大。我们都是见证者！”

那天我们都有些激动，撇开那些伟大的理想不谈，就为在村里的那些岁月里，那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就为那些村民的笑脸，就为校园里传出的琅琅读书声。作为一个亲历者、见证者、甚至是建设者，我们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豪和骄傲。

七

抛家别子来到异乡，对于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麦盖提的水碱性大，掉头发和长白发是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要经历的。对于我们这些爱美的女生是有些残酷，然而比这更难的是内分泌失调引起的各种尴尬和疾病。刚来的几个月我们中有连着来了两个多月例假、一天都不停的，也有闭经半年的。这些生理上的不适也还算是可以克服，对孩子的思念和对老人的担忧却让我备受煎熬。

有一天下午刚结束第一节课，儿子的老师打来电话，说儿子在学校晕倒，联系不上他的爸爸。我心急如焚，却也明白不可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只好打电话找到我妹妹，让她赶去学校。那个下午我心神不宁，好容易坚持到放学。当我接到爱人电话，知道儿子没有大碍，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那天，我去了叶尔羌河畔，站在河堤高处，看着家乡的方向，哭了很久。天色将晚，我离开河堤，还好打到一辆出租车。我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和家乡迥然不同的深秋旷野，暗自垂泪。司机是个年轻帅气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一路上他再没有拉别的乘客。路过一家烤包子店，他停下来，买了几个烤包子递给我说：“吃吧，吃饱了嘛人就啥都不想了！”我不加掩饰地抽泣，默默接受了这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一年后的一天，我从幼儿园放学，走上那条尘土飞扬的路。一辆出租车从马路对面掉头，停在了我的身边。我大喜过望，拉开车门将自己扔在后座上，累得几乎要躺倒。他回过头笑道：“是去民生花园吗？依科兰古西（泪包）。”

我惊讶地看他，一边点头称是，一边在脑海里搜索。

他又笑着问：“现在还去河边哭吗？”

我一下子想起一年前自己那副痛哭流涕的样子，不好意思起来。他看出我的尴尬，笑笑不再调侃，认真地问我那天遇到了什么事。我犹豫一下，还是将那天的事和盘托出。

他叹口气：“哎呀，乌鲁木齐远得很啊，你一个人到这儿来太厉害了！你嘛，不要老哭，我们这儿的人都心好得很。”

我们聊了一路，我才得知，那天他开车路过叶尔羌河，远远看到我在哭，害怕我是个寻短见的姑娘。看我的样子，也不是本地人，想过去把我拉走，又害怕吓到我，就把车停在不远处，一直看着我，直到我过来拦车，他才放心。

我的心里涌过一阵热流，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不只一次遇到这样的温暖和善意，让我在多少艰难的日子里，能够坚持下来，并将我的真心交付于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我不敢说这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我在离开之后，才知道这片土地已成为我内心深处最深的牵挂。

八

班里有个孩子，脸总是花着，手也脏得像挖过煤。每天我都要专门给他和其他孩子洗脸洗手，不厌其烦地给所有孩子们讲做个讲卫生的小朋友的重要性。这个孩子每天默默地等着我给他洗脸洗手，默默地听我叨叨，用力地点头，等到第二天又花着脸脏着手来了。每次家长接孩子放学时，我都要逐一叮嘱家长们要给孩子们洗脸洗手刷牙。

据说一个好的习惯养成的周期至少是二十一天。我因此坚持了二十一天，又巩固了七天，大部分的孩子做到了，但仍有十几个孩子依然故我。我从那些接他们的家长身上看出孩子的卫生习惯其实和家长息息相关。我用周末的时间进行家访，期待我的到访能激起家长们打扫庭院待客的热情。有些家庭给了我惊喜，有些家庭也让我叹息。对于一些习惯的养成，在阔什艾肯村的日子里，我不知道自己坚持了多少个二十一天。但我知道，那些习惯的养成会让他们受益终生。

在少数民族家庭里，家里的炕上铺上精美的地毯和绣花的褥子，放上绣花的靠枕，本来是一种极有特色的民风民俗。但在干旱少雨、风沙遍野、臭虫跳蚤肆虐的地方，炕和地毯成了传播病菌、饲养虫蚤的温床。这也是一段时间以来，南疆农村推广现代生活方式，鼓励使用沙发、床等现代化家具的初衷。作为一个民俗学专业的学者，我也曾为很多民风民俗的式微感到遗憾，但当我来到南疆农村，看到孩子们身上一个个臭虫叮咬的包，我沉默了。我尽我所能买来药，涂在他们的小胳膊小腿上，买来洗剂送给家长，让他们定时给孩子洗头。我离开麦盖提的时候，除了极个别的孩子，我班上的孩子都是干干净净的。而我在村里的每一天都会穿上漂亮的衣服，洒上最好的香水，保持一个现代女性应有的样子。我喜欢孩子们每天拥抱我，对我说：“老师，你好香！”“老师，你好漂亮！”我回应他们的拥抱，心里总想着，多年以后，他们长大成人，会不会依稀记得曾有一个老师留给他们那些和美好有关的一切。

那个时候，南疆正在进行“厕所革命”，驻村工作队也在为村里的人畜分离，推进现代生活方式而做出最大的努力。令我欣慰的是，2021年，当我回到阔别一年的村庄，回到我所在的幼儿园，看到幼儿园的孩子们干干净净、齐齐整整地坐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些优美的诗词在孩子们脆甜的声音中分外动听。那时，阳光普照，万物静默，唯有孩子们的读书声传了很远很远。

【作者简介：阿依努尔•毛吾力提，民俗学硕士，鲁迅文学院十六届高研班学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新疆作家协会理事、新疆作家协会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新疆自治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散文《阿帕》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出版有散文集《春风十里》，诗歌集《阿丽玛的草原》，诗译集《唐加勒克诗歌集》。获首届“阿克塞”哈萨克族文学奖翻译奖。现任《民族文汇》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