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二十七岁以后，我意识到在很多事情上对抗是无意义的，以前我会耗费情绪，现在我学会了拖延与假装答应。虽然二姨给我找的相亲对象我也不喜欢，但她的眼光至少比我爸妈好。我加了那个男人的微信，约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家巴西烤肉餐厅见面。

下午看书的时候，我想起约定的时间是今晚。我没有化妆，上了一辆出租车就奔赴目的地，在餐馆最里面的座位我看见了他。他没站起来，只是低声招呼了一下，显然也是勉强赴约的。只要别让我请客就行，我心想，坐下来。

“该怎么称呼？”我说。

“我叫梁——”他说话声很含糊，我没有听清后两个字。

“我叫高慧，你看着应该比我大一点吧？”我说。

“我三十一。”他说。

“我二十九。”我说。

我脑海里闪过一些客套的话术，问他：“你住哪儿？从家过来远不远？”言外之意是问他：从小在哪一片玩大的？现在一平方米房价十几万了？二姨跟我讲过，这个姓梁的男人住在崇文门附近，我明知故问，是因为这样的话题容易让一个三环内的北京男人产生自豪感。

“我的店在这附近，我是从店里过来的。”他的口气不屑，好像我触碰了他的隐私。

“你是做生意的啊？”我说。

“小买卖，卖点游戏光盘。”他说。

“听说游戏挺赚钱。”我说。

“赚得挺少的，就够养活我自己。”他说。

我看着他暗黄色的脸——两只眼睛扁平而傲慢，嘴唇抿成一条线。额头上的头发是打卷的，这倒使他有一种松弛的魅力，下巴上的胡子没刮干净，像是为了打造松弛感刻意为之。

“怎么了？”他说。

我说：“像你们这些玩游戏的宅男，是不是都想找游戏里的女的结婚？”

“你怎么知道？”他说，装出被冒犯的样子。

“没什么不好，我也想找一个充气娃娃，多省事。”我说。

“那是挺好的。”他说。

“你也是家里逼着出来相亲的？”他说。

“是。”我说。

“先看看吃什么吧，不管和什么人在一起，好吃的东西还是好吃的。”他说。

“反正是你请客。”我说。

几分钟后烤肉上来了。他说：“我看你也是个通透的人，咱俩不如串通一下，等回去了我跟我爸妈撒个谎，你跟你爸妈撒个谎，说咱们处着看呢，这样又能耗它两三个月。”

“有道理。”我说。

饭后他买了单，我们没多说就告别了。

自那一个月，我偶尔会想起这个电玩店老板。五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在二姨的盲人按摩院门口见到他和两个烫卷发的中年女人，其中一个女人是他妈。

“等会儿去哪儿？让我儿子送你一下呗。”他妈说，听起来并不客气。

他悄声示意我一块儿离开，把我领上一辆蓝色的别克轿车，过了一个十字路口说：“你来得正好，我总算不用陪她们了。”

能理解他的难处，设想一下：一个三十岁的儿子在母亲的朋友面前，听着母亲肆无忌惮谈论他。

“今天不用看店吗？”我说。

“今天星期一，我闭店。”他说。

他打开收音机，朝着林荫道驶去。那两天北京城接连下雨，街上湿漉漉的，给车窗开一个缝隙，柳树的清香浸入鼻孔。以往这个时候让人心烦的夏天已经开始，阴晦的天气让我感觉到久违的清净，让我有了浪漫的浮想。在我还是个小屁孩时，我反感浪漫这个词。当我意识到自己不再年轻，我反而接受浪漫了，年纪大了以后，我不再羞耻于自己的诉求。

我系好安全带，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后座，上面有一团乱糟糟的杂物。我看了一眼他，他的胡子比上次还要乱，脸有一点水肿，细长的眼神显得平常而没有激情。这样的面容实属扫兴，与此同时我觉得：有什么不可呢，无非是两个闲人打发时间罢了。

“我们找个地方坐会儿？”他说。

“行啊，喝点啤酒也可以。”我说。

“有一个地方不错，就去那儿吧。”他说。

他好不容易找对地址，却发现那家店关门了。我们物色不到别的地方，就游荡到西四环的边上。

“实在不行咱们就路边买点酒？”我说。

他从超市买来一箱啤酒。我们把车停在五棵松体育馆旁边的停车场。他递给我一罐冰啤酒，我喝下一口，感觉到渗透入胸腔里的清爽。

身后的高速路传来一阵阵的呼啸声。在浑浊而幽暗的天空下，巨大的场馆被数百道光映射着，看不见的脏东西埋藏在光的外面，白光没有彰显出场馆的宏伟，只是延伸出一种可怖的灰白色。

“你喜欢这种景色吗？”我说。

“喜欢。”他说他经常一个人开车出来，到四环上看夜景。

“为什么？”我说。

“不清楚，可能是想逃避吧。”他说。

我没有问他要逃避什么，但觉得这番话挺在理。我喝掉了三罐啤酒。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回家肯定很无聊，赖着不走也让我觉得很平庸。我的心里充溢着胡思乱想。怎样都好，只要别让我回家就行，我宁可醉着在大街上站到天亮。在他没有注意的时候，我给我妈发消息，表示今晚在朋友家住。

“喝了这么多酒，今晚肯定睡不着了。”我说。

“是啊。”他说。

“不如喝到天亮。”我说。

“可以啊，喝到天亮。”他说。

时间刚过了八点半，我的肚子很空却没有食欲，漫长的夜晚才要开始，在短暂的亢奋后我变得沉甸甸。他拉了下我的胳膊问：“喝多了？”

“嗯。”我虚伪地说。

“喝多了你就回家吧。”他说。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我说。

我们又喝掉了四罐啤酒，走到老远的地方找洗手间。

“这次你肯定喝多了，我把你送回家吧。”他说。

“回家太远了，不如找个就近的地方休息。”我说。

他掏出手机搜索附近的酒店，表示一定要把我安全送到房间。他把自己的车留在停车场，我们打出租车到酒店。在办理入住的时候，我瞥了一眼他身份证上的名字，才知道他的真名叫“梁宇森”。在电梯里我们没有肢体接触，进屋后我靠在床上，似乎在缓解难受的感觉，他坐在床角准备离开。

“妈的，就是叫不到车。”他说。

“没关系，一会儿就有了。”我说。

我闭上眼睛静候，再睁开眼睛时卧室里没人了，旁边传来水流的声音，他推开浴室门出来。

“我以为你走了呢。”我说。

“用了一下洗手间。”他说。

“灯太刺眼了，我可以把灯关了吗？”我按下床边的按钮。

在黑暗的氛围之下，我们默契地发生了关系。我背对着他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他宛如一个体力不太好的木工在干活儿，过了一会儿，怀着满意的心情放弃了。我觉得我得到的不是想象中的满足，但依旧是一件美妙的事情。事后我们的肚子很饿，十多分钟后吃的送到了，我们坐起来狼吞虎咽。

“几点了？”

“十二点十五。”

“一点儿也不困。”

我们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我妈还以为我是处男呢。”

“我妈也以为我是处女。”

“她以为你在闺蜜家睡觉呢？”

“谁知道呢，应该是吧。”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这样做。”他说。

“多来几次，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你经常干这事？”他说。

“我才没那个胆子，容易得病的，只是有过那么两三次，自然而然就发生了。”我说。

“挺好的，最近无聊得很，总算是发生了一点有趣的事情。”他说。

“是啊。”我赞同。

每当人生中有意外的收获，我会去记忆每一个细节。我的人生中没有太奇特的事情，每当我回忆过往时，除去那几部我喜欢的小说、画册、漫画与电影以外，就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东西了。如果能记住特殊的经历，哪怕是一次男欢女爱的俗事也好，也会让我的人生有一点滋味。

床垫上发出震动，梁宇森掀开被子找出他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某人的来电，他等到震动声结束。几秒钟后手机又响了，这一次他只得接起来：“喂，我都睡着了，有什么事情吗？我去洗浴中心按摩，那朋友早给送走了，我现在和别的朋友在一起呢。行行行，赶紧挂了吧，好不容易睡着又被你吵醒。”

他将手机摔在床垫上，挤出一个轻松的笑容：“我妈打来的，她半夜失眠喜欢给我打电话，可真够烦人的。”

耳鸣与空调机的声音重复着，窗外传来忽远忽近的鸣笛声，接着是一辆卡车轰鸣而过。床头柜上摆着禁止吸烟的标志，我环顾四周，觉得装饰很单调。这里是哪儿？外面的马路很宽，像西四环也像北五环外，像任何一座缺乏特点的北方都市。在这难以形容的平常感中，梁宇森叹息：“你说人和人为什么非要结婚，整天在一起多没意思。”

“总有一天你会结婚的，我几个亲戚家的孩子拖到三十五六岁，最后无一例外还是结了。”我说。

“为什么？”他说。

“很多人凭自己是过不下去的，为了得到父母给他们买的房子，为了从钱袋子里拿到钱，他们得接受排布。”我说。

“我上大学就自己开网店赚钱，从大三开始没再管家里要过一分钱。”他说。

我向他投去珍重的目光，他似乎没有发现。他谈起自己的创业经历，从开始傻乎乎的，被海关扣了一大笔货物，到后来自学日语，和东京的中古游戏收藏家成为朋友。他感谢他爸，别的孩子打游戏要挨揍，他爸给他买了一台PS2当生日礼物。

“你爸挺好的。”我说。

“你爸妈也是比较开明的家长吧？”他说。

“我爸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告诉他。

“那他是怎么样的？”

“我跟他没有什么接触。”

“你爸你妈离婚了吗？”

“没有。”

“难不成你爸……”

“他活得好好的呢，”我告诉梁宇森，“我爸特别喜欢拿他年轻时在农村吃过苦、挨过饿的经历说事，其实他大半辈子都是个闲人——从没有赚过一分大钱，但是瞧不起任何人；从没有管理过一个员工，但是喜欢指手画脚。”

“农村？你家不是在丰台吗？”梁宇森说。

“丰台以前都是成片的大农村，你不知道吗？”我说。

“北京周围的农村，快要到大兴那边了吧。”他说。

“以前南三环外就是农村了，直到一○年左右才拆除重建呢。”我说。

“不可能吧。”他说。

他从小在崇文门一带长大，距离天坛公园大概是一点五公里，我老家番石榴庄在南三环外，从那里乘地铁到天坛公园南门是两站地。我老家的访民上访从来不去区政府，因为稍微往北一扎就到天安门脚下了。他眼中的大农村距离他的皇城脚下不过五公里车程，绝大多数北京人不知道这点。

“你爸爸当农民？你看着不像农民的女儿。”他说。

“他就下过那么几年地，他以前还给人看过大门，年轻时候弄到了一笔钱，拿去做生意全被骗了，幸好房子没有被骗走。”我说。

“房子没丢就好。”梁宇森说。

“我爸前半生每一步都踩在经济上行的节点上，仍然一事无成，他觉得自己的一生是个悲剧。”我说。

梁宇森拍了我的肩膀，突然开始了说教：“人在面临重大历史事件时往往不知道未来的走向——如果你做过生意就知道，在选择来临时你没法知道哪条路更好。”

“我爸这一生也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对我很好，所以我还是挺幸运的。”他见我不回答，继续说。

“是啊。”我说。

他看了下时间，穿上衣服离开了。我打电话让服务生送来一套新床单与被子，将旧的床单被子扯下来，心想：要不要现在就删掉他的微信，反正多留几周也会删掉。

第二天中午他发来消息：昨天太仓促，过两周你有时间再聊。他推给我一个叫“宇森电玩”的微信名片。我原先加的微信是他的小号，专门用来加相亲对象与不熟的人。一个男人把自己的微信大号用作工作，像这样的人应该真心热爱自己的事业吧。

二

我爸一天到晚都闲在家，偶尔打开电视附庸风雅地看点京剧，大部分时间在刷哄骗中老年人的短视频。每天傍晚，他和我妈出去遛弯。如果他出远门只有两种可能，去逛古玩假货市场，或去上访和访民们聚会。

上午一起床，我就听见他吊儿郎当的嗓音：“九五年，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亲自接待的我。”他用微信语音聊天，嗓门大到我不得不听见。和他聊天的人十有八九是个访民，在访民的圈子里，得到什么级别的领导接待，意味着上访到什么程度。接待的领导官职越高，意味着上访者的事越大、冤屈越重。自从会用抖音，我爸结识了几个比他还要落魄的网友，添油加醋地讲述“冤情”，顺带炫耀吹牛。

在吹牛这方面，我爸确实有点心得。他不凭空捏造，而是结合实际的事情夸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石榴庄村的一部分地被用去开发，被征地的农民都转成了城市户口。不当农民后，我爸被分配到一个中日合资的冰棍厂里当工人，没干三年工厂倒闭了，几百个工人一起讨说法，当时负责处理此事的是一个副市长。用脚想也知道，我爸没有和副市长说过话，但是凭中间隔的几层关系，他就觉得自己得到了“市长级接待”。

“说是去什么外企上班，没三年就他妈倒闭了，纯他妈骗人的玩意儿。”他骂骂咧咧地说。从冰棍厂下岗后，我爸被分配到一间国企当门卫，每天摆出一副“国家工作人员”的样子，拦下各种访客。

“二〇〇四年我买了北京第一批商品房，那时候很多人连房都没有。”石榴庄的农舍拆迁后，我爸被安置到一栋筒子楼里。二〇〇四年，地铁五号线要经过那栋筒子楼，他又赶上拆迁，拿到补偿款后打算经商发大财。我妈说，如果钱花光了，她就从窗户外面跳下去。我爸这才买了商品房，如今这间一百二十六平方米的房子是我们唯一的资产。我爸用余下的十万做生意，倒卖古玩和冬虫夏草，不出一年被骗光了。在我爸的世界里，分配即合理，没有分配到位即是不公平。他最看不惯游手好闲的年轻人，认为眼高手低的小年轻不知社会深浅，一点苦没吃过，放他那个年代全得在马路边要饭呢。

“二〇〇四年我开始卖虫草和古玩，到了二〇一〇年左右需要一笔资金，正好剩下的房子要拆迁了，我一直等着那一笔钱，后来缺口补不上，生意就被拖垮了。这些年折腾来折腾去，身体也他妈不行了。老哥，我理解你，如果我得了癌症，我也会和这些人同归于尽……”

自打虫草生意失败后，我爸为补偿损失，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借走”十万，事后被他的两个哥哥发现，三人因此断绝关系。我的爷爷奶奶一辈子生活在石榴庄村，六十岁以前他们从没有去过天安门，没有见过北京城的样子，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们赶上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浪潮。村里大兴土木，地价疯涨，村委会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给农民们分红，大半生没怎么吃过肉的爷爷奶奶，拥有了一笔他们不懂得该如何处置的资产。

二〇一一年石榴庄启动最后的拆迁，依照规定，户口迁离农村且享受过拆迁补偿的我爸，没有资格再得到新盖的楼房。他认为这是一派胡言，是他的两个哥哥勾结村干部整的阴谋。依他所见，村委会一共分了三套房子，两套给了他的两个哥哥，还有一套在我爷爷的手上，我爷爷又把那套房子偷偷过户给了我大伯，这不是“阴谋”是什么？一直溺爱小儿子的爷爷在去世前把房子赠给大儿子，也是因为识破了我爸的本性。爷爷去世后，我爸在葬礼现场大闹，被派出所拘留了五天。去年秋天奶奶去世了，为报复他的两个哥哥，我爸在所有的遗产调解书上都签了不同意，爷爷奶奶在村里的股份至今被冻结着，没有人能取出这笔钱。

他因为这些事情四处告状、打官司、上访，我的整个青春在他每日的妄想、蛮横、发疯与无端指责中度过。一生不幸的我爸赶上我这么自私的女儿，他放弃所有的好处换来北京户口，供我上学——可我读的大学不给分工作，我上班的公司不给发福利，我居然连婚都不结。

“本来就算损失这么多，二〇一八年把房子卖了也能补平……我这一生，被兄弟与贪官合伙陷害，又摊上一个不孝顺的女儿。”

我把门重重合上，我妈打开门探进脑袋。

“吃早饭吗？”

“不吃。”我说。

“你这样容易得胆结石的。”

“不吃了，谢谢。”我说。

“一天天活得没个人样。”她说，好像我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知道了，快把门关上吧。”我哀求道。

她走的时候又没有把门合上，我将门反锁了，戴上降噪耳机，四周终于安静下来。在这个家里，我的活动范围不超出卧室，天气好时我会去外面走一走。我妈不希望我到处乱窜，她担心我被邻居看见——“岁数不小了，不结婚也不去上班，别人看见你会怎么想。”每当她焦虑时，我都不厌其烦地提醒：这个世界上没人注意我，也没人会注意你们。

刚毕业时我运气比较好，没怎么认真投简历就被一家外企录用，做一本奢侈品杂志的美术编辑。那会儿杂志的销量一个月二十六万册，算上五险一金我的月薪是一万块钱，三年后杂志的销量下降到每月十万册，再两年后不到三万册，这期间我的工资只是低了一些。我上午九点到公司，晚上七点前就能到家，周末不怎么加班，比上高中的时候还要轻松。

二〇二二年杂志关停，我拿到四个月的赔偿，依照《劳动法》公司还欠我两个月薪资的补偿，我没去仲裁，我生来就反感争论，就算亏了我也不在乎。闲了两个月我开始找工作，在递了几十份简历、面了几次试以后，我懒得再费力了。面试官总是用没事找事的话刺激人，而我确实也对他们的大企业没有什么兴趣。从那以后我做自由编辑，有很多人自费出版自己的作品，我给他们编辑内容与设计封面，再为他们联系印刷厂，平均下来每个月有两三千进账。

上班五年外加辞退的补偿，我攒下十二万，新赚的钱能负担基本的开销就行了，我爸我妈居然幻想换一套房子给自己养老。在一起生活这么久，大家都知道彼此什么样——我不可能有出息，他们也绝不可能发财，指望对方都是不可能的。吵架的目的不是解决问题，只是把脾气宣泄完，骂累了把门闭上，该点外卖点外卖，该刷手机刷手机。

有人会说：水电费谁交？家务谁做？现在你白住他们的房子，将来他们老了你会照顾他们？我承认我是一个没本事的人，我的钱不够租房子，与其合租忍受别人，不如忍受自己的父母。想想看，我已经很幸运，那些从外省考来北京的大学同学辛苦忙活一个月，交完房租，再用所剩无几的时间犒劳一下自己，卡里的钱又见光了。

斑鸠落在窗台上，有时麻雀也会落下来，我把小米喂给它们。北京城的天气很热，不喜欢的夏天终归会到来，夏天的早晨连鸟叫都让我觉得反感。桌上的日历有两个月没翻过了，我把它调到合适的位置，今天是五月二十六号星期四，和梁宇森约定的日子是明天。他说的下次见面也许是客套，识趣的话我不该再提起此事。为了确认实际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傍晚我给他发消息，半个小时后他回复：明天下午先到店里找我吧。

三

下午最闷的时候我来到崇文门的“秀”商场，坐扶梯到六层，迎面的店就是“宇森电玩”。梁宇森正对着电视玩游戏，他说：“稍等一下，马上就打过了。”他的地板擦得很干净，展示柜的玻璃在灯下略微刺眼，一个黑盒子上印着长满獠牙的嘴巴，这种暴力与血浆的美式恐怖不是我的菜，我喜欢的是心理恐怖。

“我带你转一圈儿？”

“你玩吧，我自己瞧瞧。”我告诉他。

“旁边的老板我都很熟，想取下什么就跟他们说。”他说。

过道两边的展柜上有机器人模型、恐怖电影的角色、穿比基尼挥舞大刀的动漫女角色。有两个背书包的男人挡道，身高都超过一米八，体重得有两百斤，脸上的表情像刚上大学的孩子，是家里有点闲钱父母有一点宠溺的小孩，这里的东西就是卖给他们的吧。不到十分钟我把整个楼层逛了一遍，回到梁宇森的跟前。

“你试试？”他说。

“不用了，我看多屏幕会晕。”我说。

他玩的游戏叫“最终幻想重制版”，画面几乎是现实，里面的人物像男团女团的成员。他一会儿去接任务，一会儿去荒郊野外打怪物，一会儿去一个赌场里玩各种小游戏。我看了一会儿就困了。

“所以这个游戏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说。

“它的立意很深奥，一两句和你解释不清楚。”他说。

我刷手机，偶尔走动一会儿。我莫名地想到：如果和梁宇森成为男女朋友，他有他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我们在一个房子里不会打扰对方，不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争吵。过了一会儿，外卖员提着两杯喜茶到了，他换了一款两个人玩的网球类游戏。五点半了，他说：“今天就早点关门吧。”

“万一等下还有客人呢。”我说。

“偶尔早一次没关系。”他说。

我们从商场走到他停车的位置，那辆蓝色别克车的后座依旧很乱，放着一堆不知为何在那里的杂物。他试图并入主道，连续三辆车没有让位置，在第四车抢过去之前，他用力拍了一下喇叭。

“如果你会开车了，你就会发现这个社会没几个高素质的人。”他说。

“等下吃什么？”他说。

“你来定。”我说。

“你定吧。”他说。

等下吃什么——在肚子不饿的时候这是一个熬人的问题，就像网购，选择很多，但没有一样真正值得的东西你买得起。

“去哪儿都可以，找个能聊天的地方就行。”我说。

他说：“找个老的五星级酒店吧，里面的餐厅一般没什么人，适合说话。”

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到最近网上的各种事件，他告诉我这是人的劣根性导致的，我认同。从小我就对传统的善恶之分嗤之以鼻，我不相信大多数人是好人，我也不相信大多数人是坏人，我认为大多数人是平庸的，我也属于平庸的那类。

“操心那么多有什么用，就算天下太平了有人会养你吗？还不得靠自己赚钱。”他说。

我在盘子上面发现一根头发，又在菜里发现一根头发。我叫来服务生，服务生说重新上菜，我说不用，让她把经理叫过来。一个吞吞吐吐的女人出现了，掰扯了一会儿才同意免单。

“没想到你嘴皮子还挺厉害。”梁宇森说。

“该说的话要说。”我说。

小学四年级我拒绝了合唱团的邀请，我爸我妈觉得我自卑不敢上台表演，我拒绝是因为我觉得合唱团的歌太难听。从小我宁可保持沉默，我知道表达不会产生效果。有用的话我当然会说，我又不是傻子。

“这顿饭应该我请你。”梁宇森说。

“让你少花钱还不行？不如你等下请我喝酒，把钱花在更有用的地方。”我说。

“……我等下还得去我妈那儿，不能太晚。”他说。

“偶尔晚一次没关系吧。”我说。

“我半个月没回了，今天再不去她肯定唠叨个没完……太烦人了，她今天临时跟我打的电话。”他解释道。

我如果想干什么我不会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我本想这么告诉他，可还是把话收了回去。想想他也有苦衷，一个母亲没完没了逼儿子结婚，又不接受儿子在外面和人相处。

“我知道我妈那德行，所以我宁可不结婚少祸害别人。”梁宇森说。

“你结不结婚又不是为她。”我说。

“你不结婚是为什么？”

“虽然我爸妈一直烦我，但我不结婚可不是为了反对他们。”我说。

“那你是为什么？”

“因为冷酷自私吧，”我笑着说，“等我老了我会保重身体，不给护士以外的任何人添麻烦。”

梁宇森说时间还够，可以顺路送我回家。我让他把我放在了地铁站。这次见面后一种让我期待的感觉消失了，也许那种感觉不过是饥渴。梁宇森在我看来是一个好人，如今的我却对一切感到冷漠，包括他在内。

四

端午节我们家没有聚会，爷爷奶奶都去世了，我爸和他的兄弟都闹掰了，和其他亲戚也鲜有来往。往年我们会到两个小姨家做客，今年二姨去韩国看她的女儿，三姨带全家人去山上辟谷。原本可以过一个清静的端午节，我妈却执意在人满为患的时期外出旅游，连我爸都反对。她大哭大闹，无奈之下我提议去路途最近的天津，车票钱是我付的，酒店是我订的，吃饭也是我买的单，一路上我们仍然发生了各种不快。他们找不对路但从不听我的导航。我告诉他们：“我从没有见过像你们一样固执的人。”他们说：“你对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么不宽容吗？”他们的嗓门很大，路人纷纷投来目光。我朝前走甩掉他们，他们在人群中大声喊我的名字。

在返回的高铁上他们动静很大，打扰到了周围人休息。经过一整天又热又挤的行程，我没有力气纠正他们。回到家以后我将房门紧闭，他们在外面刷手机，仍有挥洒不完的精力。之后的两天他们终于消停下来。我海淘的那部“楳图一雄作品集”到了，拆包装的时候屋外传来我妈的声音。

“这周六晚上和鸣鸣一家吃饭，你没别的安排吧？”

“有。”我说。

“那你就取消吧，咱们多久没跟他们见了。”我妈说。

我忍住怒火，心想这是我这个月最后一次答应她的请求。

鸣鸣一家，光听名字你就知道这是多可笑的一家人，两个奔六十的人管他们三十岁的儿子叫鸣鸣。我爸我妈这辈子对成为有钱人有种荒诞的执念，王鸣一家是他们唯一认识的富人。我爸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迁成城市户口了，王鸣他爸一直留在村里，赶上了后面的地价暴涨。王鸣他爸年轻时与生产队长关系好，帮着倒卖过村里的资源，懂点钱生钱的土道理。每赶上村里股份分红，村里拆迁分钱，他们都会拿去投资房产，算上租金和房产的增值，如今手里捏着一个亿的资产。

王鸣爸爸的口头禅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什么是富时，他就已经富了。王鸣的妈妈是家庭妇女，她认为她的工作是养育自己的儿子，当儿子不见人影，她要么就泡在麻将桌上，要么借钱给一些朋友与穷亲戚，指挥他们的生活。一九九五年出生的王鸣，从小不学无术，身体偏肥胖，好招惹女生但从未有女朋友，勉强拿到高中毕业证，被他的爸爸送入一所民办大专，又去英国镀金两年半，回国的时候一句英语不通。从那以后就是四处晃着，在夜店挥金如土，在网上被女人骗，现实被狐朋狗友骗，偶尔被他爸妈管教一顿，被送去一个只需要高中文凭的岗位，待上四五个月就辞职了。这两年，王鸣的爸爸听闻经济形势不好，每个月只给王鸣一万块的零花钱。王鸣每天无事可做，开着他爸的豪车在北京城四处转悠。除此之外还有一点：王鸣喜欢我，他认为我们是发小，可以发展。

每当我爸分析老王家的生财之道，都会恨得咬牙切齿，说那不过是最简单的投机，不过是运气好，赶上好的时机。但每当见到老王，他的样子又很卑微。从表面上看，老王与我爸交往是因为当年在村里的情谊，而在我看来，他们当年根本没多亲近。作为财主的老王与村里人的关系紧张，才与离开村子的我爸交往。很多人借老王的钱，我爸从不借老王的钱，在老王看来我爸是一个难得靠谱的人。在我爸看来，这是他和老王交往的资本——他差点就像他一样成功，怎会屈尊向他要钱呢。我妈觉得老王的吃相差，老王的老婆身材糟糕，王鸣没有出息。她说：“其实他不太配得上你，但你还是考虑一下吧。”我说：“无论如何不会考虑。”当我爸喝多酒发狂时，他会极力赞同我，在他看来我该嫁到一个资产三亿的家庭里。

周六傍晚，我们在一间湘菜馆见面——并非多高档的地方，只是离石榴庄很近，像老王这样在村里得势的人都喜欢在村子附近社交。他穿着一件土黄色条纹的“八宝瑞”牌子的衬衣，王鸣的妈妈穿一件遮掩肚子的淡粉色绸缎裙。王鸣晚到了一点，他没洗头，好像一个精神压力很大几夜没合眼的人，和我爸我妈打完招呼才坐下，又替大家沏茶。有段时间，王鸣唯一的正事就是陪他爸参加饭局，侍奉饭桌上的老男人是他唯一的技能。

“整天跟没睡醒似的。”王鸣的妈妈说。

“别老发愣啊，和大家聊聊天。”我妈对我说。我已经做到不玩手机了，她还要得寸进尺。

“你看小慧的侧脸，挺匀称的。”王鸣的妈妈恭维。

我妈笑了，已被马屁攻陷。我爸说：“她是成天在家里闲的，保养得好。”他们的拉踩没有一点新意，我将一个哈欠憋了回去。

“最近怎样？”王鸣说。

“没怎么。”我说。

我从来不掩饰对王鸣的反感，这在他看来不可思议，除我以外，他这辈子还没有接触过向他说真话的女人。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王鸣的话。几杯酒后，王鸣的爸爸开始讲道理了。

“你们也要体谅，他们这个时代没有我们那会儿好赚钱。”他说。

“是啊。”我妈说。

“哪个时代都一样。”我爸说。

“小慧，还在之前的地方上班？”王鸣的爸爸问我。

“辞职了。”我说。

“现在做什么呢？”

“在家里蹲着。”我说。

“她之前单位倒闭了，找不到别的工作就成家里蹲了。”我爸从不放过在外人面前挖苦我的机会。

“不工作就不工作呗，女孩家无所谓。”王鸣的爸爸说。

对于不熟悉的人我向来没兴趣解释自己，也不介意被误会。感觉到尴尬的我妈说：“她现在偶尔替人编辑书，算是份正式工作。”听到这个解释，王鸣的爸爸只是“哦”了一声。

我爸我妈把话题往结婚的方面带，我没有搭理他们，站起来与王鸣的父母碰杯，与王鸣碰杯，然后坐下。我用眼神告诉王鸣，让他别得意忘形，他蔫不拉几地笑了，把我叫出去抽烟，我在喝了酒或心情烦躁的时候是有一点烟瘾的，所以跟他到了饭店门口。

“明天白天没事吧？咱们俩出来坐会儿？”他说。

“干什么？”我说。

“有点小问题请教你，我学习不好想不明白，你学习好替我想想呗。”他说。

“有问题上网搜不就行了。”他神神秘秘的态度不令我好奇，反而让我觉得厌烦。

“不是咱俩那啥的事，我认识的那帮人没能力解决，我只能问你了。”他语气诚恳地说道。

“行吧。”我勉强答应了他。

在回去的路上，我爸妈笑盈盈的，他们没像以往那样复盘王鸣一家人的举止，而是盘算着如何处置一笔明年到期的理财产品。每当接受“上等人”的款待后，他们会产生自己也花上一大笔钱的幻想。犹豫再三后，他们会买没用的保健仪器，要么咬牙把钱省下来，要么为此大吵一架。

我吹着车窗外的风，在黑夜中看着麻木又劳累的人从地铁站出来，心里没有一点怜悯之情。我们的愿望是可悲的，对神而言微不足道，冰冷的神不在乎我们，然而我站在神的那一边，我像它一样轻易做到一切，却对一切不感兴趣。

第二天下午，王鸣开着他爸的银色奔驰过来找我。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还没吃午饭呢。”我无动于衷地看着他。他说：“不吃了，咱们先走着吧。”他一路向南，上到南四环的高速，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高速上的车很少。我喜欢具有速度感的活动，如果有钱真的有什么好处，对我来说就是拥有一辆跑得快的车，使劲加速，只要不被撞死就好。

“开快点啊。”我说。

“你在旁边呢，我得对你的安全负责。”他说。

这样的话只会让我觉得压抑，我将椅背往后调整，耐下性子询问他：“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一会儿告诉你。”王鸣将车开回了番石榴庄。对于王鸣而言，整个世界就是围绕他爸得势的地方展开的，他寸步不离，在这里他有安全感。对我而言，这里是一个陌生的地方，爷爷奶奶过世后，我没有任何必要来这里。

“想起以前的事了？”王鸣说。

十五年前，我被我爸拽到眼前的这条街，旁边是街道办事处，他马上要进去跟里面的人评理，一旦吵起来我必须帮他，用哭威胁那些人。我不去，他用力拽我，打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路过的行人都投来目光。我在大街上飞奔起来，直到双腿发软。天黑了，我想找个睡觉的地方，所以在麦当劳里待到凌晨两点，灯光与坚硬的椅子板让我无法入睡。无处可去的人们占据了每一个座位，一个脏兮兮的男人倒在我旁边，散发出刺鼻的味道。饥困交加的我在公共电话亭给我妈打电话，让她接我回家。

“有什么话快说。”我告诉王鸣。

他把车停到马路边，然后告诉我他得抑郁症了，每天不想说话，失眠，醒来还要掉很多头发，也就是所谓的躯体化症状。

“有病你就去医院啊。”我说。

“这是心病，没法治的，现在我每天都很压抑。朋友也不怎么搭理了。”他说。

“你那些朋友本来离你也没多近。”我告诉他。

我一直都清楚王鸣的处境，他的那些表面兄弟们，这个跟人合伙，那个自己创业，他想和他们一样有某种身份。王鸣的爸爸只靠炒房赚钱，觉得做除此以外的事会挨骗。王鸣想开一个网吧证明自己是老板，他爸坚决不同意，王鸣有一阵子认真想过一个创业计划，也被他爸坚决否定了。

我一度和王鸣同病相怜过，但很快就发现他无可救药。他喜欢我，拉我出去和一群没文化的暴发户鬼混。有一次我们在夜店里，别人问我们是什么关系，他嫌我穿得普通，说我是他的老乡。那天散伙了我告诉他：“你个天性自卑的家伙，没事别老跟我套近乎。”他一边道歉，一边说是。他就是这种外表滑稽内心卑微的家伙，因为这样我又讨厌不起他。我告诉王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空虚，你应该每天锻炼半小时，读一小时书，找一个女朋友，找一个图你家钱但稍微有素质的人。”

“哪有那么容易，还是你帮帮我吧。”他说。

“我有个屁能帮的，我现在一年就赚三万块，没有余力管别人的闲事。”我说。

“钱不是问题。”他说。

“你觉得我会向你爸妈伸手？别妄想了。”我说。

“我的爸妈我不能搞定吗？”他坚决地说。

他突然抓住我的胳膊，吓得我浑身一紧。他说：“我爸挺喜欢你的，我也特别喜欢你，等我们结婚了，我爸肯定给我很多钱，我拿到这些钱就给你花，让你随便花。”

我把他的胳膊捏开，打开车窗透气。

“你就帮我一把吧，我他妈真的要活不下去了。”他用力砸了一下方向盘，喇叭声惊得路边的鸟飞起来。

“小点声。”我说。

“你想要多少，一个月三万还是五万？在我能力之内我都会办到。”他捏住我的胳膊，声音歇斯底里。在他提到钱的那一刻——我其实动心了，我早就知道自己是一个俗人，我从没有觉得自己有价值，也没觉得生活中的一切有价值。我闭上眼睛默哀了一下，他以为我在为他默哀，我是在为这垃圾的一切默哀。

“你就别费力去办了。”我拿开他的胳膊。

“高慧，求你了！”他说。

“稍微消停一会儿行吗？”我说。

他长叹一口气，把座椅调后，吊儿郎当地躺了下去。

“把门打开，我要下车。”我说。

“去哪儿？我送你。”他说。

“不用。”我说。

他冷笑道：“我要是从小像你一样就好了，学习好点哄父母开心，什么都能得到。”

我懒得回答他，勒令他把门锁打开。他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

“高慧，你今天一定要这样整我是吗？”

“你要是敢锁车，我就报警。”我告诉他。

他打开了车锁，我立刻推门出去。他在我的身后按喇叭，我没有搭理。前面是一座小区的大门，我从入口进去，走了几步干呕起来。与王鸣身处同一个空间令我厌恶，更让我厌恶的是离开时的心情：失去了一大笔钱，我发自内心感到不甘。

我想扇自己一巴掌，但迟迟没有动手，只得用指甲掐住了脸上的肉。我在长椅上坐下，烦人的广告与短视频弹窗出来，我关掉所有的软件打开微信，不经意间翻出梁宇森的聊天框，框的上面显示：对方正在输入……接着是他发来的消息。

“忙什么呢？”

“在椅子上坐着。”我回答他。

“你回消息的方式真是清醒脱俗。好长时间没见，出来坐坐吧。”他回复。

五

“你看起来瘦了。”梁宇森说。

“可能是最近没啥食欲。”我说。

“你也瘦了不少。”我打量他，他脸上的浮肿消了，短袖下面的肩膀坚硬了一些，眼神也变清澈了，唯一不变的是邋遢的胡子。

“最近闲得慌，去健身了。”他说，得意又假装不以为然。

我们坐在第一次见面的那家巴西烤肉店，从我们认识到现在已过去三个月，白天越来越热，心情越来越容易燥，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变化呢，我瘦了一点，算是个好消息。

“最近都干什么了？”他说。

“我在编一本画集，作者是个小学美术老师，他把《西游记》的每一章按照美漫的风格配了插图。”我说。

“挺有趣啊，那他找你编书后怎么印刷呢？到哪里去卖？”他说。

我说：“一般就是在网上小范围传播，摆书店里的书需要书号，自己出版的没有，只要内容不偏激一般不会有人找麻烦。我与几个人合作，我负责编辑和设计，他们负责装订和销售，我们认识一个小印刷厂，可以偷着印几百册没书号的书。”

“挺好的啊，算是自己创业了。”他说。

“赚点小钱而已，你呢？最近有什么趣事？”我问他。

“今天有一个孩子拿着新买的PS5游戏机到我店里退货，小孩说手柄不是原装的。我说，既然这样换个手柄，但小孩要求全部退款。我说，除非主机有故障，否则不可能给退。小孩说要报警解决。我说您请便，警察来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报警有什么用？”我说。

他说：“丫可能以为我是奸商吧。主机是九九成新的，别的客人买来一次没用就转卖了，这些我都提前告诉他了。手柄的确不是原装的，他出的价格，我这些就是极限了。”

“然后呢？”

“警察来得很快，了解完情况表示事情归工商管理局管，小孩就打电话给工商管理局。这么一来二去周围的人都看着，我反正不在乎，他们都知道我的信誉。等了老半天，工商局的人来了，又问了一遍情况。我讲得很明白：客人买之前我都告诉他了，主机是其他客人闲置的，按他的预算我已经给出最好的价格。那小子指着我说：‘你当时说主机是新的啊，你没说主机是别人用过的。’我说主机的确是新的，是从别人那里交易来的，你拿走的时候连包装都没拆开，有什么问题吗？他说那手柄不是原装的啊，我告诉他手柄的确不是原装的，原装手柄480块钱，你只愿意出300块钱，我就给你配了个符合的手柄。结果呢，工商局那两孙子告诉我：‘你说主机是新的其实不是，手柄不是原装的你也没说，这就构成了潜在的欺诈。’”

梁宇森用拳头砸了一下桌子，深吸一口气，说：“当时直接给我气懵了，我心想你丫不就是为了息事宁人拉偏架吗，我一正经做小买卖的，就得是欺诈老百姓吗？”

“然后怎么办了？”我问。

“全赔给他了啊，一分一毛不差，机子让他的脏手摸了，手柄也用过了，损失快一千块钱——这种小孩大白天不去赚钱来我这儿买东西，买完了还赖账，真是一代人不如一代人了。”梁宇森说。

“也许他欠了一堆网贷，实在是走投无路才要从你这里退款吧。”我说。

“他欠网贷，为啥还来我这儿买东西？”梁宇森说。

“总而言之，工作不就是得受气吗，把钱赚到，别出啥大事就好。”我告诉梁宇森，虽然我现在不在大公司上班，但也会遇到浑人。原先我也以为有文化的人素质都不会太低呢，这两年我遇到过赖账的客户，遇到过要求一堆的人，还有人威胁要举报我呢。

“你也不容易。”梁宇森说。

“退了钱以后，工商局的人又要开我的柜子，我把钥匙拿给他们随便看。干我们这行的一般会把有进口许可的游戏放在外面，把没有许可的游戏放在柜子里。我比其他人还要注意，柜子里放的也是有许可的游戏，没有许可的我都放在一个暗抽屉里了。掰扯了老半天，他们终于走了。”

“这两个人不坏，只是秉公办事。”我说。

“他们只是没找到理由而已。”他拿起啤酒杯和我碰了一下，露出阴毒的笑容，“那小孩走的时候我故意留了他的手机号，说有后续问题再来找我，到时候我就找人给丫打催债电话，把钱要回来。”

“你这样他会发现的。”我说。

“实在不行就骗他拍个裸照，我给发到网上。”他说。

我被逗笑了，心胸狭窄的我才不会讨厌梁宇森的做法，我知道他也只是在开玩笑。我们一边吃烤肉，一边发泄着对俗人俗事的看法。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是一等一的路人甲与俗人，但我觉得此刻的自己有不一样的自由，也觉得自己得到了理解。待到餐馆关门，我们又到大街上继续游荡。在夜晚的明城墙遗址公园，草坪上的灯将苍天大树的影子投射在幽深的城墙上。四方形的塔楼在黑夜下显得隽永工整，又宛如天上的仙楼一样冰冷而素净。

我们从超市买来一瓶蓝色的红星二锅头，梁宇森说他爸年轻时喜欢这东西，喝了第二天保头疼。我说喝吧，没关系。他说我有酒鬼的潜质，然而我不怎么喜欢酒，也少有醉的时候。咽下一口火辣辣的白酒后，我想到，他是开车来的，如果坐他的车离开就得找代驾，我不想让代驾看见我们——当你处在一种深度的关系中，你不希望再应付外人。

走到一个幽静的角落，他跟我说：“上次咱们见面，回去以后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没有啊，我这个人交往的节奏就是比较慢，见一次面都要隔很久。”我说。

他把酒瓶给我，我不小心把酒浆洒在脖子上了。

“这附近没有卖杯子的地方，还是去我家取一趟吧。”他说。

“好啊。”我说。

“别叫代驾了，我打个车。”他说。

一路上他思考着一些事，快到目的地才回过神，他告诉我房子是他新买的，商住两用三十年产权的那种，平时就他住里面。他按开门上的密码锁，拿走沙发上的裤子，把地毯铺平，拧开厨房吧台的水龙头，哗啦啦地冲洗杯子，水溅到了池子外面。客厅里有一个很大的超薄电视，网格柜里有唱片与玩偶。

他拿来干净的杯子，我们喝了一口开始亲吻，他带我到他楼上的卧室。我看到凌乱的床单与被子，心想：躺上去也无所谓。寻找落脚点时，我在床边的柜子里看到一些模型，全部是裸体的动漫女角色，几本杂志落在地板上，封面上也是那样的内容。这种廉价的东西，像扔进垃圾桶里的奶油蛋糕一样。

“一个人住嘛，就放些自己的玩意儿，如果我妈来了我就把它们藏起来。”他轻松地说，绕开我把杂志摞起来，放进抽屉里。我感觉到房间里充溢着闷热的气味，连放脚和呼吸的地方都没有。

“怎么了？”他说。

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爱好，更不喜欢控制别人的生活，但是此刻的一幕让我很扫兴，甚至是犯恶心。

“我本来想进屋先收拾一下，又觉得那样太假，不如让你看一下真实的情况。”他说。

“为什么让我看真实的情况？”我说。

“因为你看起来无所谓。”他说。

他说的无所谓是指什么？是对审美没有要求，还是说面对我感到无所谓？

“看我无所谓？”我说。

“你还挺让我喜欢的。”他说。

“喜欢我，所以呢？”我说。

“所以也没什么。”他说。

我走下楼梯，他跟我下来，接着唉声叹气地坐在沙发上。他说他活得太一般了，三十岁的人了还得防着老妈检查房间，他妈没完没了地逼他结婚，对象必须是北京人，必须是四环以内的，家里必须得有一套以上的房子。他特别反感那套人比人、人压人的东西——这些屁话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起自己不是他们眼中的“北京人”，但这与此刻的局面有何关联？

“你啊，你就不是一老爷们，你就是一老娘们，我不知道你是游戏玩多了，还是怎么了，真他妈吞吞吐吐。”我告诉梁宇森。

“你丫也挺吞吞吐吐的。”他说。

“我吞吐什么？我想说的话很简单。”我说。

“那你想要什么？你来这儿是想要快乐吗？想要个安稳的未来？还是想得到真心？我反正想得到一点真实的交流。”他拍着自己的胸口，好似很爷们地说道。

“什么真心不真心、快乐不快乐！”我说。为什么会发展成如此荒谬的争论？

“你就不能改一下，变成一个正常女人能接受的男人。”我说。

“是啊，我该改的，”他说，接着又改口，“我不想改，我就是想暴露真实的自己，被讨厌也无所谓。”

“还喝点吗？”他晃了晃酒瓶子。

“不要了。”我说。

他靠在厨房的吧台上发呆，忽然开始说之前的女友怎么伤害他，我赶紧示意他闭嘴。

“你把房间收拾干净，我们睡上一觉，根本用不着发生这么多狗屁，以后也用不着联系。”我说。

“睡觉有什么意思。”他说那天晚上在酒店他其实不想做爱，他只想找一个人聊聊天，他是看出我的需求才决定那么做的。

“你脑子有什么病？”我问他。

他说自己活得太死气沉沉了，想找一个知己又不知道该怎么聊天——诸如此类弯弯绕绕的话。我实在没有心情与他沟通，就躺在沙发上。他把我拉起来，我们差点动手。

“算了。”他说，拖着步子走上楼梯。我躺回沙发上，面对灰色的亚麻，四肢发软精神异常清醒，一直到早上六点多才睡着。下午一点钟我醒了，随即意识到：昨晚的情绪只是喝多造成的臆想。楼上很安静，他也许还在睡觉，也许已经出门，我懒得上去再看一眼，穿上鞋就走了。

回到家后，我因为不打招呼夜不归宿受到爸妈的审问。我越不去理睬，他们越觉得自己有权力知道一切。最后，我只能用祈求的口吻说：“求求你们别说话了，等你们老了我会给你们养老，其余时候就让我一个人待着行吗？”我妈看着我，好像我被传销组织洗脑了。我爸说：“赶紧滚吧，大晚上不回家，一回来就鸡犬不宁。”

如果我爸有情绪，他就把家搅浑到天翻地覆。如果是别人的事情，他就一脸讥讽与不耐烦，好像面对一个精神病人。我深吸一口气，遏制住想要发疯的冲动，锁上卧室的门。我觉得头昏呼吸困难，打车去二姨的按摩院，她见到我，像是看穿了又欲言而止。

“和上次那个小子处得怎么样？”

“还行吧，就是普通朋友。”我回答她。

“不合适吗？”她说。

“不感兴趣。”我说。

我问她：“结婚到底有什么好处？你是你们三个姐妹里唯一离婚的，你是她们之中最成功的。”

二姨说：“什么成功不成功，我离婚又不是因为我想成功，我那是没办法。你要明白咱们家算挺幸运的，你姥姥和姥爷在那个年代没生一个男孩，把我们三个女儿都养大，后来我们三个人都在城里落脚，虽然没读过书也没有好的婚姻，但都过得平平安安，没赶上什么大灾。”

”平安”这个词让我压抑，什么是“平安”？每月领几千块，刷手机，排队坐公交地铁，聊别人的家长里短，只要不挨饿，不需要一天上十二个小时班，就应该感恩戴德。我妈是河北农村的，她找了一个北京近郊的差老头，她觉得她这一生起码在往上走，她的女儿也得往上走，否则是不对的。

“你现在还年轻，不理解我们的危机感，你妈让你结婚，是希望以后还有人能照顾你。”二姨说。

“从小到大我都觉得一个人更好。”我说。

二姨不会因为我意见不同就掰扯下去，她像往常那样和稀泥：“多陪陪你妈，对你爸也别太急躁。你爸现在孤身一人在这个世界上，别看他平时那么横，他才离不开你们呢。”

“知道了，快找个师傅帮我按脑袋吧。”我说。

六

七月十一号，东交民巷的法国使馆旧址有一场夏日市集，我受朋友邀请摆摊。炎热的天气下人流络绎不绝，买书的很少，大部分客人在卖冷饮的摊位前排长队。有两个帅哥在我的摊位买了两本画册。他们谈吐不装，帅气中带着一点憨厚。其中一个人是平面设计师，他的朋友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闲聊几句后，他们发现我没有别的话，就离开了。傍晚我开始收摊，旁边摆摊的女生问我：“咋样，遇到什么有趣的人了吗？”“还行，没有特别留意。”我告诉她。与其他人告别后，我走出了大门。

傍晚的前门大街车辆川流不息，公交车与马路反射金粉色的光，忽快忽慢的风贴着脸，蓬松的云层与城市中的万物并入一种松弛的节奏。我感觉到：其实一切没有什么不好，就算明天、后天和今天都一样，生活也有乐趣可言。

我走进地铁站，从扶梯下降，昏昧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地铁上我刷到了梁宇森的朋友圈，他发了一张照片，从车窗拍摄的，淡粉色的天空下是熟悉的陈设，是我刚刚走进去的地铁站。地铁忽然颠簸，我不小心给他的照片按了赞，然后赶紧取消。

地铁行驶一会儿，那条朋友圈消失了，我点开他的微信，发现我被删除了。我不禁嘲弄他的小家子气，随后又感到心烦。他该不会以为我对他还有好感吧，算了，误会就误会吧。我戴上耳机，听起轻松的音乐。

【作者简介：衡夏尔，曾用笔名瑠歌，1997年生于北京，毕业于波士顿大学。出版有小说集《灵魂住着老头儿的少女》、诗集《诗歌对人类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