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早晨七点，工头李大海和十六个壮工、泥瓦匠后脚跟前脚来到工地。就李大海五十来岁，其他人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嬉笑着自报家门，最小的一个六十三，多数都六十八九，四个七十六的，平均年龄整七十岁。其中，一半以上是本村的乡亲，另外几个来自附近村。

李大海不好意思地说：“没办法，人不好找，年轻力壮的都到城里打工了。”

但说句良心话，这支“胡子军”干起活来却毫不含糊，绝不是来混钱的，一个个都抖着一股劲儿，且尽心尽意。看他们甩掉外套，搓搓手，就开始“方盘子”：揳橛子、拉线、撒白灰，你呼我喊，吆吆喝喝，工地上瞬间热闹起来。继而，挖掘机挖地槽，挖个大致，再人工用锨刨。石灰和土掺好，铺槽底，新鲜泥土的气息、石灰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很好闻。“啊，两块银元！”一个壮工丢下锨，蹲下身子，人们都凑过去，我也向前跨了两步，转而想，这怎么可能？我家祖上代代受穷，老爷爷是个私塾先生，挣的粮食养活不了一家人。爷爷给财主家当长工多年，大儿子（我父亲）成家都没分到一间屋，只得寄住在闯关东的三爷家，哪还有银圆埋在地下？声称挖到银圆的汉子扬起一把土，大家一哄而散。

两个壮工拖来一个怪物，说是电夯。一个人提着电线，一个人扶着夯把，那电夯就蹦跶起来，看上去像个跳大神的，小丑一个。我看电夯下面的铁板拍在地上没有多大劲儿，远不如石夯一砸一个坑，也没有过去那动听的夯歌了，过去打夯会有好多人围观，像看一场戏，现在都躲着电夯的噪音走。扶夯把的老曹说：“石夯早成老古董了，还是电夯省事。”

夯实地基着手砌墙，壮工匠人各就各位，谁拌灰，谁推灰；运砖的，你供哪个匠人，他供哪个匠人，丁是丁卯是卯，一个萝卜一个坑。匠人一人八砖，像守着自己的战壕。不论年纪大小，谁也不少干，谁也不多干。我猜他们可能都这样想：咱和人家拿一样的钱，就得干一样的活，或者，他和咱拿一样的钱，就得干一样的活。体弱些的干起来不免吃力，可咬着牙也得硬撑，干得轻松的，腾出手抽支烟，吹吹口哨，也不帮别人一把。这好像是乡村的一个“规矩”，这个规矩看似无情，实则关乎人的尊严。乡人们别看衣着不讲究，大街上拉呱露着胸膛，趿着鞋子，但内心深处却很自尊。后者的这种计较、刻薄，恰恰给了前者“面子”，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没有低人一等的自卑。

哥哥也把自己当成一个壮工，而且一人抵三人用。哪里人手不够，他就顶上。推砖、送灰、抬铁板。工地上缺啥也都向他要，他得及时解决，跑建材市场、五金门头，东奔西忙，拧紧了的发条一般。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能吃得消吗？过去听说谁家盖完屋主人都生一场病，这次哥哥肯定也会大病一场。

嫂子和我老伴是“火头军”，负责做饭、烧水。

只有我是个闲人，我也着急，也想把力气全拿出来，早一天让新屋矗立起来，但我挓挲着胳膊跑来跑去，却哪里也插不上手。我这边站站，那边瞅瞅，说这里灰抹得不匀，那块砖砌得不正当。哦，我好像是个监工。

2

我在邻居向民门口的大槐树下安了张矮桌子，放上茶壶茶杯，泡好茶，预备工匠们渴了来喝。李大海说：“这个不顶用，弄个大盆，烧两锅绿豆汤。”

确实，他们喝茶不过瘾，茶杯太小，没那工夫。他们都自己带了水，每人一个小桶一样的水杯，一口就喝下小半桶，但又不舍得大口喝。自换了绿豆汤，他们就放开肚子了，你过来端起大碗，咕咚咕咚一碗；他一仰脖，咕咚咕咚一碗。他们喝下的这些水，很快又酣畅地从汗腺流出来，他们哪一个脊梁上不淌成一条小溪？哪一个不从早到晚浸在汗里？早晨七点上工，一气干到十二点，中间不休息，中午在树下吃几个大包子，就地一躺，眯一会儿，又干，直到下午六点收工。一天下来，我老伴和我嫂子烧八九锅绿豆汤，大半方水，这大半方水都变成了他们的汗（汗是世间沸点最高的液体，他们的肉身好像不是生命机体，而是一架制造汗液的机器）。

荣湘哥已七十六岁，因为年长，工头照顾他，给他一个“轻快活”——拌灰。他守着一台张着巨口的搅拌机，他要把一袋袋水泥扛来倒进这张贪婪的大口，要一锨一锨地掺进三四倍于水泥的沙子，然后再一下一下把拌匀的灰浆装在灰车上。荣湘哥早年当过兵，锻打出一副钢筋铁骨，身板挺拔，脸膛紫红，而且他身上军人的气质依然浓重，可谓英勇无畏。搅拌机永远在隆隆地转动，他永远保持着肉搏的姿势。唯一偷闲做的就是慌忙抓起毛巾，擦擦脖子、膀子、两臂。

老王，壮工，六十七岁。他负责供三个瓦匠用砖，推着独轮车来来回回，道道车辙绞成了麻绳，洇过的地基表皮干了，反复碾压又渗出水，车轮勒进泥里，他的鞋也被泥黏住，走起来就加倍吃力。他上身穿一件速干汗衫，但在这里速干汗衫从未干过，裤子贴在腿上，呱呱湿，整个人像刚从水里捞上来的。

砖涨价，水泥涨价，钢筋涨价，人工费也涨价，洪水猛兽一般，盖屋的人家都这么说，我也曾产生恐惧心理，但你到建筑工地看看，别的涨价也许不合理，人工费涨一点却很应该，他们挣这个钱真是不容易，他们挣的是血汗钱。

茶壶茶杯我还留在桌子上，一是中午他们饭后可以喝，二是我想让路过的乡亲能过来坐一坐，喝杯茶，说说话，对他们来说，也算给我捧个人场。东方哥喝了一杯茶，说“要回来啊，好啊好啊，北京南京，哪里也不如咱东闸子庄好。”东方哥八十有七，走路颤颤巍巍。蓉花婶坐了一会儿，问我退休了吗，落叶归根啊！她还夸我是孝子，爹娘在世时照顾得好，说我这回保住祖产更是大孝。这位足不出户的农村老婆婆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按梁邹平原上的忠孝观念，最大的不孝是家族血脉到你这一代断了，第二就是祖先一代代积攒的家产从你手里丢了，宅院是最重要的祖产。这天我很高兴，但之后却很少有人来。一群群麻雀怜我受冷落，频频光顾，还要跳上小桌，被我不领情地一次次轰走。听说上个月，村北头的孙洪福家盖屋，起初也没几个人去喝闲茶，也很冷清，但后来却门庭若市，茶碗子都不够用了；接着我又听说，他的大女儿在九方镇上班，最近提升领导了……

3

已是深秋，天仍热得喷火，秋老虎还龇着尖利的牙齿。“今年天气不正常，恐怕是不祥的兆头。”老人们都这么说。雨水也出奇的勤，居然下了四场连阴雨。下雨天工程无法进行，工匠们得以放平疲乏的身子，松一松胀痛的关节，好好睡上两天大觉，但是他们却甘愿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累死累活，也不愿躺在床上。道理很简单，一天不干就一天没钱，“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自古如此。

我家盖屋也赶上了一场连阴雨，墙刚砌到一人高，雨下大了，把大家从工地上撵回来，第二天雨还下，第三天雨啦啦啦地唱得更欢……

嫂子炒了四五个菜，摆上桌，我拿出一瓶好酒，给哥哥斟满，我也满了一杯。我们兄弟俩过去没这样推杯换盏过，因为我不善饮，医生也告诫我戒酒。我为多少年少了这种醇香的手足情而深深遗憾。现今我也六十多岁了，这会儿不要那么多顾虑了，破了酒戒，才体会到亲兄弟对饮是莫大的享受。我们喝着酒，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天气、收成，缓解着开工以来的紧张。

天上出现一丝亮色，哥哥露出笑脸，可是一块黑云又漫过来，雨脚加密。我们眼睁睁看着，心里火烧火燎，摊子在那里敞着，水泥、苇箔在那里垛着，要是天好，再有几天就完工。从备料算起一个多月了，很拖得慌。

晚上，雨还在下，哥哥照旧要去看守工地，这些天一直是他看守，夜里就睡在三轮车上。他说啥也不让我去，在他眼里我是吃不了苦的城里人。他把蒙在三轮车顶上的塑料布固定一下，推出大门，这只“乌篷船”消失在夜色中。

躺在床上，我口中默念着宋代诗人万俟咏的诗“一声声，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灯，此时无限情。梦难成，恨难平，不道愁人不喜听，空阶滴到明。”眼皮慢慢涩了。

夜里一觉醒来，听不见雨声，我出屋看天，天上没有星星，空气还湿得拧得出水。又躺下，做梦，梦见天上裂了一个大窟窿，往下漏水。

清晨工头李大海早早打来电话，说工地上有水洼，进不去人，今天不能干。

4

四天，漫长得像四年，终于天晴了，复工了，工匠们情绪高昂，好像这四天憋坏了，要把肉疙瘩里蓄满的力都释放出来，不然皮肤会崩裂。他们迅速进入自己的岗位，没有“预热”，直接达到“高潮”。

这些天围着工地转，我也在暗暗观察他们的劳作，我竟有一个“发现”：他们的劳作总是一阵紧，一阵松。紧的时候，都埋着头忙活，谁也不说话，工地上只有瓦刀砍砖的咔咔声，泥板抹灰的沙沙声，推灰车往灰斗子里倒灰的咣当声。这样干一阵，不知谁一声咳嗽打破这寂静，大家都直直腰，点上一支烟，紧张的气氛放松下来，边干边说笑。有人讲镇上发生的新鲜事，有人拿同伴开玩笑取乐。在这里有他们的“丛林法则”：谁手艺高谁是“老大”，谁就有脾气，可以呵斥手艺差的；瓦匠可以随便吆喝、支使壮工。这些粗手大脚的汉子一点也不缺少智慧和才情，他们说的话很风趣幽默，脱口而出的顺口溜就可当民歌听。比如一个瓦匠戏耍一个正在扎脚手架的壮工：“架子工，稀松，胳膊长长像棵葱。”比如一个壮工恭维一个泥墙高手：“专业压光，喝辣吃香，走遍全乡。”这个“松”的过程实际是个调整、蓄势的过程，谈笑间，松弛的肌肉又鼓胀起来，于是再发力，新一轮疾风骤雨似的拼杀展开了。

我想到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美这个命题的某些方面，劳动的直接成果是美的，它的成果很多是艺术，比如建筑；劳动者美，看这些建筑工，肌块黑亮，骨骼瘦硬，像一组青铜雕像；劳动场面美，热火朝天的工地能感染你，洗礼你；劳动过程也很美，一种天然的节奏，有张有弛，有缓有疾，像一曲激越、壮阔的抒情乐章。

尽管劳动的美有时是以酷烈、悲壮的形式呈现的。

5

连阴雨的原因，霜降都过了，玉米还收不上来，麦子就种不下去。种麦错过季节问题就大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麦子正当时，霜降麦子不倒股。”麦子长不好，你就吃不上大白馍馍。小村恐慌了，“明年是灾年，老天要惩治咱啊！”老人们又嚷嚷。在外面打工的儿女被叫回来，抢收，抢种，又出现了那让人倍感亲切的农忙景象。当然也是部分还原，比如机械已大幅度取代人工，也不用牛、马拉庄稼、拉耧了，听不到牛哞马嘶了，只见拖拉机在路上突突地窜，播种机沿着笔直的田垄从从容容地走。这自然是少了往昔农人过秋脱一层皮的辛劳，但也丢失了一些韵味。

我家盖屋受到影响，耿家庄的老张和解家村的老崔得在家干干地里的活，“请假”了，多亏工头李大海擅调度，及时作了补充。

有个新来的老头儿，白净，福态，很眼熟，仔细一瞧，是登顺哥。登顺哥原先是我们村的村支书，退休已十几年，因他住在村东北角，我家在村南头，我又很少回来，所以一下没认出他，也是我没往他能出来当壮工处想。聊了聊才知道，他今年七十三岁，还经常跟着李大海干建筑。我赶紧倒了一杯茶递给他，算是我对他的敬意。这倒不是他当过书记我特别高看他，也不是佩服他能上能下，把自己视为普通庄稼人，是因为我父亲去世出殡时，他作为村支书在我家里待了一天，让我父亲享受了高规格的礼遇。登顺哥身子骨很硬朗，一点不摆老资格，和大家一样干活一样吃饭。他供两个瓦匠用灰，一锨一锨地铲起灰浆，举过头顶，准确无误地送到脚手架上瓦匠面前的灰盆里。无数次重复这个动作，手臂难免打颤，被李大海看见，“骂”他“不中用了”“没吃饱饭吗？”登顺哥只是笑，也不恼。当年他当书记，李大海还是个小痞子，服服帖帖；而且按辈分，李大海得叫他爷爷，可是今非昔比了！第二天中午登顺哥和李大海都没在大槐树下吃肉包子，登山悄声告诉我，这天是登顺哥的生日，儿女在泰昌饭店为他订了生日宴，他邀着李大海去喝酒了。

补充的壮工中还有一个老人，住村西北角，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他的乳名叫佛子。我小时候上学从他门前走，见过他半聋哑的母亲，现在已记不清她的模样，但还记得她穿着破旧大棉袄的背影，一大团黑。他也好像有什么病，赖赖乎乎的。我很奇怪他没有父亲——小时候理解不了谁竟会没有父亲——村人都瞧不起这孤儿寡母，我也曾和小伙伴一起跟在他后面唱儿歌羞辱他。今天我改变了这一印象，他啥病也没有，就是家里穷。佛子哥很实在，很能干，他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独自往小推车上装砖，供两个人交替推，七个瓦匠用。他就是一个给战壕里的勇士备弹药的人，没有他，勇士们就难以坚守阵地。他躬着腰、撅着腚，手一停不停，保证着“运输线”不中断。只是他顾不上说话，加入不到大家开玩笑的“狂欢”中，而那边的话语却射程很远，仍动不动就拿他当“靶心”——乡人打闹，往往最初是“混战”，你取笑我，我攻击你，但慢慢大家自动结成“统一战线”，集中火力戏弄一个处于弱势的人，名其曰“耍猴玩”——这时候，佛子哥那关云长一样的高大个头，鲁智深一样的一身蛮劲以及张飞一样炸开的须发，都不顶用，抵挡不住众人那凌厉的舌锋。他变得那么怯弱，只好被动挨打。李大海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多么卖力，李大海也不满意，老嫌他动作慢。

工头李大海叼着烟卷儿，四下“督察”。他性子急，嗓门大，不管瓦匠还是壮工，也不管年纪大小辈分高低，你哪里活没做好，或者稍有懈怠、磨蹭，他开口就骂。挨了骂的人也不吱声，不反抗，可能是都担心以后有活不再带他。李大海向我炫耀：“带工就得对他们凶，叫他们怕你，你脾气好了，镇不住他们，慈不带兵嘛。”

6

我一直纠结着盖什么样的大门，这几天也不断有街坊问我，我也隐约听到一些人在背后猜测、议论，好像都在替我操心，都等着看结果，在这类事上乡人向来乐此不疲。这都逼迫我做出决断。我曾到街上转悠，看乡亲们的房子都长什么模样。前几年村里房子疯长，有点家底的人家都盖新屋，盖的多数是前出厦的平房。虽还没人盖二层楼，但却是一家比一家气派，后盖的一定比先盖的高出一截，左邻一定要高过右舍。农村家庭比实力就看房子，我的房子比你的好，我走在街上就能晃晃膀子。他房子差，就被人瞧不起。乡村争雄体现最明显的地方还是大门，所谓“撑门面”，家家的大门都拼尽全力往上拔节。但这些大门的样式又大体一致，都是红漆大铁门，高高的门楼上贴红瓷砖，烧在瓷砖上的对联内容也差不多，比如“家居黄金地，人在富贵中”“四路来财财兴旺，八方进宝宝满堂”，横批则几乎都是“家和万事兴”。街上已找不到半点当年的影子，没有了我曾生活的那个村庄的朴素、温馨。整体感觉，村庄像一个大汉穿着大红大绿的衣裳，脸上涂了二寸厚的脂粉，俗不可耐，毫无可借鉴之处。

也有人家不是这种高大门楼，而是只有两个砖垛子，也不贴瓷砖，甚至也没用水泥勾缝，潦潦草草的，一看就知道日子过得不旺，可主人却给它起了一个好名字：“通天门”，意思是“我的门通天啊！” 他们在用这个名字与高大门楼抗衡。如果对门邻居门楼高大，主人便在门上钉一面小镜子，据说这面小镜子能神奇地把它变矮，这也算是一种人生智慧？然而目前在村里，这类大门都缩在胡同深处，或者躲在某个荒园子边，不像高大门楼那样趾高气扬地站在街两旁，看来还是底气不足。

我喜欢在华陶窑、蓑衣樊等处见过的那种大门：四根柳杉木扎一个架子（我没有柳杉可用槐木代替），顶部两根平行的横木之间，钉一块从树根上锯下的形状不规则的木片，木片上刻几个古拙的字（我想刻“泥土书屋”四个字），或者“道士帽子门”顶端苫一层茅草。另一个方案，也可装城市里那种铁栅栏门，墙也是铁栅栏的，我在院子里种竹子，种花，人们在外面就能看到，会停下来朝里面张望。那将很有意思。

可是如果我真要这种古朴、简单、有艺术气息的大门或者那种铁栅栏门，与村里的高门楼大铁门格格不入，肯定会被村人当成笑话，当成炸鸡块在酒桌上津津有味地嚼。这我倒不怕，关键是哥哥可能受不了，因为哥哥还住着20世纪七十年代父亲盖的土坯房，他的大门就是那种“通天门”。他没盖砖瓦房，没修高大的门楼，把财力都用在了三个孩子读书上，为三个孩子在城里安好家，他也老了。哥哥虽然靠着三个孩子都吃上“皇粮”和他对“通天门”的理解支撑着自己，表面上不多么在乎村人歧视的目光，其实房子、大门是他最敏感的神经。人们背后笑他老实、没能耐的话不会传不进他耳朵，如果我不盖高大门楼，左邻右舍说，看这兄弟俩，咋混的啊！我跑回城里什么也听不见（我多数时间还是住在城里），哥哥却无处躲藏，而且他承受的压力是双倍的。

是坚持己见，还是妥协？

7

今天要上梁，李大海从西闸子庄雇来吊车，匠人都爬上了架子，却断电了。吊车是按小时收费的，从一到工地算起，吊不吊东西，一个小时二百元。村里检查线路，正检查我们这条街，好歹西街电正常，老孟立刻扯线，到西街电盒接电。线够不上，哥哥又去淘换长电线。工头、老孟、哥哥急昏了头，团团转，站在架子上的工匠得以清闲，瓦匠老安拉长嗓门儿说：“乱了敌人，乱不了我们。”大伙拍掌大笑。

我也跟着笑了。

老辈人盖屋，屋梁上要贴“姜太公在此上梁大吉”，中檩贴阴阳鱼、镶八卦方位的太极图案，用红线编十六对铜钱，再把一双红筷子系在太极图案正中，配以“先天伏羲画八卦，后继文王定九宫”的对联，20世纪七十年代我家盖屋时省略了这些，只贴了红纸。今天我也想写两句，我亲自写，但没想起合适的词，最后什么也没搞。

当地风俗，上梁日得管工匠们吃肉喝酒，哥哥让我到明集买菜，回来的路上遇到一个中学同学，说了一会儿话，到家时大梁已吊上墙口。上梁是盖屋这部大戏的戏眼，几乎全村人都来看，老老少少齐声欢呼“起屋了！起屋了！”包含了对这一家的贺喜和祝福。我过去看过不少人家这样的壮观场面，今天是别人来看我家——辛丑年九月十八巳时，这一刻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要把它铭记下来，载入老李家的历史，遗憾我却错过了。还好，鞭炮还没放，外甥孙浩亁乐颠颠地把一盘鞭炮抱来，在地上铺了一条长龙，我忙上前点燃——我抢了他的美差。外甥不会明白我怎么变得像孩子一样，哥哥清楚这一切，他在一旁瞅着，竟流下了眼泪。

下午是铺苇板、苇箔和挂瓦。完成南面屋顶，北面苇板苇箔刚铺上，天下起了小雨。这时大家要是下来避雨，完全合情合理，但挂不上瓦，苇板苇箔被雨水浸透，将来就会霉烂。工匠们没有一人说停工，供灰供瓦的，抹灰扣瓦的，都紧起来。工头李大海先是站在下面嗷嗷叫，后来他直接爬上架子督阵。老孙头带头喊起了号子：

老哥老弟——加油干哪，

沥沥小雨——冲掉汗哪，

豁上咱这把——老骨头哇，

挂上新瓦——映红天啊！

……

人人帽子湿透了，衣服湿透了，但工地上下热气腾腾。天黑了，邻居向民拉出了他家一千瓦的照明灯，用竿子高高擎起。工匠们借着灯光挂完最后一排瓦，才下架子，两个年纪大的黄泥一样瘫在了地上。

我感慨万端，庄稼人不会说漂亮话，不知道这是一种责任担当，一种牺牲精神，我们也不“拔高”它，就把它看作是一种乡村美德吧。这些老人身上承载、保留着难得的乡村美德，它会使乡村永远美丽、迷人。

8

“沙沙沙——”蚕食桑叶一般，泥墙的声音挺好听。但细辨，却感觉这声音有点粗重，而且工地上显得很沉闷。没有往常的说笑声，一个个动作也变迟缓。是昨天晚上那场激战耗多了力气？是主体工程完成大家松劲了？还是大干二十多天有点疲了？工头李大海也懒洋洋的，不吼不叫了。

荣湘哥今天没来，他跟工头说歇一天，说昨天晚上头发胀、心慌。原来他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这个坚强的老战士到底还是被击垮了。

成家村的老成也没来，我没问什么原因。

登顺哥干活还是那么不慌不忙的，匀着力气使，这样可增强耐力，但也看出他手臂发沉、僵直。他家经济条件不错啊，在家含饴弄孙、养花养草多好，为什么还出来拼老命？我想不明白。或许是农人头脑里根本就没有“享清福”这个概念，他们绝不可能像城里人那样战战兢兢地养老，他们活一天就干一天，像他们说的活着就干死了就算。登顺哥整整大我十岁，如果在别处，我会替替他，可是在这里我是雇主，他是雇工，只能是我看着他干。起初我对他很礼貌，早晨上工问好，抽闲空就和他聊两句，走个碰面向他点头笑笑，慢慢地这些都没有了，真变成赤裸裸的雇佣关系了。我内心觉得不应该这样，我不敢看他的眼睛，尽量躲着他走，却又不自觉地时时注意他，他举起灰锨时往往“哎哟”一声，胳膊随之一抖，我不忍听，不忍看。

绰号“刁德一”的堂弟登山出了个鬼点子：请工头李大海、手艺最好的瓦匠老孟喝酒，让他们像领头羊一样把工匠带起来。下午李大海这头吼了那头吼，老孟借着酒劲挥泥板，遥遥领先。但是整体进度还是不如从前。不是大家消极怠工，实在是到了极限。

登山又撺掇我盯死，直接催。我没理他，我不想再当胡传魁，我正为中午听了他的馊主意后悔：我是用钱雇了他们，这不假，可是付了钱，就可以以东家自居，心安理得地当监工吗？就可以把他们当牛马使吗？就可以抡着皮鞭一样逼他们吗？

9

忙完“三秋”，在城里打工的年轻人陆续返回，街巷又空空荡荡了，充满生气的小村再现萎蔫状态。可怜我的小村，只激动了短暂的五六天时间，旋即凄清下来，屋顶、村头被厚厚的白霜覆盖。

老张、老崔也回来了，登顺哥和佛子哥还留在这里，人手多，进度快。

到省里开会，会议只开了半个小时，我来回用了三个小时，时间并不长，可是赶回来时，吊车正在往门楼顶上吊最后一块檐板。

这次吊几块过木和檐板，用的是东街赵方宏的吊车，我要付给他费用，他死活不收：“你盖屋我没来帮忙搬块砖，咋能收钱？”哥哥说：“屋盖起来你来喝酒啊。”方宏说：“那个行！”

我放弃原来的想法，答应哥哥盖门楼，定好盖四米高，可哥哥趁我不在，加高到了五米六。木已成舟，无法再退舟为木，我自嘲地笑笑，自己耗费多少脑细胞精心谋划的蓝图，这么撕掉一块，那么扯去一角，已面目全非。望着与屋、院墙比例失调、长颈鹿脖子般的高高的门楼，我禁不住地咂嘴：“不好看，不好看。”嫂子说：“不好看也得比她家高。”嫂子说的“她”是指邻居向民媳妇，这些天她时刻盯着我家屋、墙的高度。之前，按着我的意思，屋、墙都没高过她家的屋和墙——我已退休，向民已七十岁，还争、比啥？——她和我说话格外亲热，可是现在大门比她家高了，她就耷拉了脸。

水叔来了。水叔是这个小村我唯一的知音，他爱读文学书，我们很能谈得来，我都是给他打电话了解村里的事情补充创作素材。近年他看周易、麻衣相之类书，我也支持他，他有这方面的天赋，还天生一副阴阳先生的模样，又有一张“会算卦的嘴”（村人的话），如果他在明集镇街上摆个相面的地摊，说不定能很挣钱。他先笼统地说屋盖得好，然后倒背着手，这个墙角瞅瞅，那个墙角瞅瞅，出去端详一下大门，又在院子里走了两个来回，才仰起头，开腔说道：“你院子里有一样东西不能少啊！”我：“……”“照壁。”他一脸神秘。我以为是什么呢，我想在院内冲门处留一块空地，栽一丛竹子，用它们代替砖石照壁，我曾跟水叔说过这个想法，他也曾认为未尝不可，这会儿他却变了卦。

哥哥听见这话走过来，哥哥是不同意我的设计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兄弟俩争论过好多次，我始终不让步。现在他有了同盟军。

李大海也凑上前，砌照壁李大海会多挣钱，他当然赞成。

他们三人意见相同。还有嫂子，还有登山……

更多的人朝这里聚拢，众口一词——他们迅速形成了一股势力，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我势单力薄，但我不知哪里来的犟劲儿：“谁说也不行，就是不要照壁！”

“你懂啥？没有照壁犯大忌！”哥哥厉声斥责我。

“我不信邪！”我也提高了嗓门。

哥哥吃惊地瞪大眼睛，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是那个任他摆布、唯他是从的孩子了（哥哥比我大六岁，我从小什么事都是听他的），这个人这么执拗，竟敢和他分庭抗礼。

不过，门楼的高大、鹤立鸡群，很快冲光了他心中的不愉快，晚上他一定要喝杯酒，他自斟自饮，喝一口发出“嗞——”的一声，看上去美得很。

10

拆除了脚手架，打扫了建筑垃圾，新宅如出浴美人，光彩照人。我和老伴从远处、近处、这边、那边反反复复端详。老伴回忆说，她小的时候住老姥姥家，老姥姥的一座宅子卖给了别人，但老姥姥还经常到那里转悠，每次转悠都很伤心的样子。

我庆幸，我没把老宅卖掉，而是重起新屋，不仅可以告慰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而且我为自己留住了根。

我和家乡中断的联系又连接上了。自没了父母，主屋又坍塌，院子被荒草野蛮侵占，我每次回来住不下，来去匆匆，渐渐地与村庄产生了隔膜，本质上我已经回不了家。而我是多么渴望回家，我执着地写作乡村散文，在写作中一次次回到故乡，我写的每个句子都是一条通往故乡的路，但却遗憾路两边的风景模模糊糊。而如果双脚不能实实在在地落到故乡的土地上，迟早散文之花将失去泥土的芳香，我回家的路将彻底被堵死。

现在，我的家和我都复活了，我要常回来住住。这些年，一拐上邹魏路，一过村头的杏花河，我的心就咚咚地跳，我的文思就活跃起来。毫无疑问，我生命的源头在这里，我情感的真实和饱满都来自这里，我必须再回到这里才不至于激情枯竭。新宅体现了哥哥的一些想法没有错，因为它和父老乡亲的房舍融为一体了，回到了乡村的“俗”里，这样我才能看懂老汉头埋在烟雾里眉头紧锁、后生挣脱母亲的阻拦背着行李出村这一组组图画，才能领略狗吠、羊咩、孩子哭叫的乡村大合唱的妙处，才能用同样清澈的笔调把晨露般的鸡鸣和鸟啼记录下来，写出真正清新明澈而又蕴含丰富的作品。

最终我注定要完完全全地回到这个村庄、这个家——我在外面闯荡够了，回到她身边闲居；在外面走不动了，回到她身边安歇。在她的怀抱里一天天变老，像一片枯叶飘落到树根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