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勘徽录”是诗人陈先发今年在《十月》开设的全新专栏。诗人通过对皖南山水间极具个性的六个地理符号的深度凝视和勘察，梳理和揭示蕴藏在其喧嚣深处的源流、兴衰、秘密纹理，追问其自然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当下的现实处境。《十月》近年有着“生态文学”写作的传统，陈先发的散文贯通于文化地理学与文学，是人与自然灵性的合体，既深植于历史，又朝向无限的未来。

今天的这篇《巨木垂荫四章》，从李白曾路过的古村唐模银杏，到陪伴宏村世代丧喜风俗的白红双树，再到龚自珍尊称为“辛丈人”的歙县唐代古桂树，古树伫立于时间的长河，默默注视着匆匆来去的古人与今人，它们是徽州文化的见证者。戴震、胡适、黄宾虹，岂曰同体，徽州文化因自我革新而生生不息。因敬惜字纸而得以保留的徽州文书，让我们透过那些因岁月而斑驳的字迹，聆听徽州文化在纸上嗡鸣。

巨木垂荫

我有轻度的古树癖。听说哪儿有稀罕的古树，哪怕费些周折，也总念着去见上一面。有次在京城，车窗中一闪而过的巨松，瞬间抓住了我。我赶紧叫停了出租车。果然，那晚一起痛饮狂歌的二十多个人，面孔多已淡忘，只有下午独坐松下的三个多小时，此刻仍清新可闻。二十多年逝去，巨松的悠远味儿，与时间斗而不破的那股劲头，仿佛仍披覆在我头顶。闭上眼，松针掉落，刺破空气的极轻微撕裂声仍在——也可能当年这声音就不存在，只是我的一种幻念。在写作上，我并不是一个有急智的人：当古树矗立眼前，我从不能即兴描摹，传神地写出它的面貌。可当我转过身，影像一旦沦为记忆，我体内的语言机制立刻就被激活。尤其是回到书房，关灯后沉入黑暗，冥想之际，语言的流动最是轻畅无碍。脑细胞中映现的巨树，甚至比现实的巨树更为清晰可辨。是的，我写作的秘密按钮就在两个字上：追忆。

对古村唐模的银杏，记忆间隔有点久了。此刻它重回眼前，与多年前的初见却无两样。在白墙青瓦徽派民居围合的深巷中，四五个壮汉才可合抱的巨干巍然屹立。裸根盘缠交叠，虬结如铁。主干离地数尺后，裂成五股巨枝，向空中贲张逸散，无数分枝层层孽铺新叶，倾盖约千余平方的绿荫。大约是遭受了多次雷击，主干树腹几被掏空，刷上了桐油的空洞，躺进去几个成人也绰绰有余。树洞内，嵌着多处突起的结瘤，状似婴孩蜷缩，村里人叫它“树婴”。树干皲裂如壑，巨量枝叶，让人不免替蛀空而负重的树干揪心，毕竟是千年之躯了——当地人用了不少铁架、钢管，来撑托加固。据说这是雌株，年年秋深，数十里外登高可见这柄金黄巨伞。近处，满株白果随风撒遍街巷。可惜我两次来时，都是春末。

当年扶着幼苗、栽它入土的手，是谁的手？2020年黄山书社出版的《安徽古树名木》，将唐模古银杏列为全省树龄最高者，推测为唐贞观年间的公元632年栽种，近1400岁了。村里人更是言之凿凿：汪氏先祖汪思立年近古稀，想从邻近的绩溪县搬迁至此。为了择定最佳定居地，便在三处备选地址各栽了一棵银杏，试试风水。两年后，唯此处此株，最是枝茂叶盛，于是举族定居。这棵开基之树，替一个游移不定的家族做了抉择。在家族史的叙事中，倘无这棵银杏，如今名播天下的唐模或许只是水月镜花。

红绸红绳系满了古银杏的围护木栅。在触手可及的低枝上，也挂着小灯笼和只言片语的红纸片儿。不仅皖南，附近的江浙沪地区也有不少人来此默祷祈愿。我在唐模，听到更多银杏逸闻：数次雷击，巨枝断坠，即便在人口稠密的街巷，也从未伤过一次人畜。而历次战乱兵祸，过境山洪，古树荫下的宅院始终安然无恙。1998年，古银杏一度濒危，来自北京的园林专家抚树而泣，制订异体嫁接输养方案，植三棵小银杏嵌入老树体内，久而久之，四树融为一体，滋养共济。村中老弱，身体不佳时，习惯到树下捡拾细枝，与白果一同煎煮，饮服健身。据说每年深秋，村中许、汪、程等大族还会焚烛祭祀，感念祖树荫庇。

古银杏成长百年之后，或曾迎过一位稀客：李白。李白的中晚年，常浪迹于皖南山水之间。据地方史志记载，约公元744年，李白云游至歙县一带，在江上偶听一个老翁高声吟道：“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借问家何处？穿云入翠微。”循声望去，这个白髯老翁行走如飞，李白惊为天人，却怎么也追赶不上。此后数日，他徘徊于紫阳山下，最后在茅舍墙上写了一首诗，无奈掷笔而去。“我吟传舍诗，来访真人居。烟岭迷高迹，云林隔太虚。”这首《题许宣平庵壁》中，似有一种隐约的挫败感。

唐模是徽州许姓的主要聚居地之一。李白若寻踪而至，也属常理。况且，唐模距李白常去的敬亭山、桃花潭、秋浦河，都不算远。他会不会就在这棵醒目的银杏树下，伫立过，歇息过……对徽州古村落而言，屹立村头的“水口树”意义非凡，它是风水理论中得水、藏风、聚气的要件，更是一个村落门户的精神象征。远行人进村，往往循树而望，逐水而行。又或者许宣平的形象，也如李白在徽州、池州反复吟咏的白猿一样，只是个虚幻的杜撰？这样一想，忽觉释然。银杏能否辨认熙熙攘攘的往来人中，哪位是谪仙人，并不重要——它始终立身于诗人曾沉沦其间的山重水复，已经是一种足够深沉的应答。李白不遇许宣平，才是最好的结局——无所寄而来，无所托而去——在语言中，我们都可以是李白的不完全替身。古银杏的悠长守候，或许比任何一次相遇更值得书写。

在另一座古村，宏村的两株古树漫溢出别样意味。北侧的五百岁枫杨，当地人叫作红杨树；南侧的五百岁银杏，民间称白果树。两株古木，在宏村独特的牛形村庄格局中，形同犄角，村中历代有“红杨绕轿、白果绕棺”的喜丧习俗。一红一白的礼俗分化，赋予两株古木截然不同又互相补充的象征功能。红杨对应的是生之礼——婚姻、繁衍与家族的延续；白果对应的是葬之礼——死亡、归宿与祖先的安息。两棵巨树如一呼一吸，共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仪式系统。古树直接嵌入民间生活的节律之中，成为仪式的空间与载体。每次抬棺或抬轿绕树而行，何尝不是人与古树的对话、交感与共振……

唐模还有一株因电视剧《天仙配》而名噪一方的古树。这棵四百多年的香樟，剧中以樟代槐，充当了董永与七仙女之间的老媒人，享有“世间第一姻缘树”的美名。老树枝丫间飘拂的无数红丝带，如今是古村景物中最动人的一抹绯红。我在一条丝带上，读到谁抄写的德国作家黑塞的句子：“树木是圣物。谁倾心与它们交谈，谁就获悉真理。它们不讲谕教义，不纠缠细枝末节，只讲述生命深沉的原始法则。”对徽州人而言，古树就是那个“可以交谈的存在”——你向古樟祈求美满姻缘，向银杏祈愿人丁兴旺，向红杨祈祝新婚吉祥。东方乡村的神秘语境，仿佛在时时告诫你：你守护古木免遭砍伐，它荫庇宅院四时平安，这是一种古老而确切的契约。

巨木垂下浓荫，仿佛日光中的浅黑之瞳，注视着一代代人深不可测的命运演变。它们是见证者，是参与者，也是人类情感涌动、想象振翅、审美创造的一个灵感原点。无论是奥维德在《变形记》中讲述达芙妮化为月桂的故事——“她柔软的乳白胸部被一层树皮环绕，她的头发变成了树叶，她的手臂变成了树枝”，还是杜甫在《古柏行》中写下的“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落落盘踞虽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风”，树与人的命运被置于同一条时间与情感的轴线上，互相证明，彼此照亮，甚至互为化身。在徽州，这种内涵被推向了极致：不是诗人在远离现场的咏叹中赋予树以意义，而是世世代代的性命与晨昏不息的烟火气，以完全的融入共构这浓荫的不朽。

夕阳西下，唐模古银杏在余晖中树影淡去。晚风穿叶，发出低沉的沙沙声。徽州自古多游子，古树正是某种意义上的母亲：她为离乡背井的孩子撑开过庇护的华盖，既不因时运的变幻而雀跃，也不因世道的萧条而颓坍。系在低枝的红纸条上，我曾读到一段话：回家，不是我脚踩家中门槛之时，而是我从遥远中恰好看到银杏树梢的那一刻……

病梅之名

在歙县的徽州府衙院内，他将一棵唐代的古桂树尊称为“辛丈人”。古桂高三丈有余，枝干虬曲苍劲，四时常青；每至中秋，异香透壁，清芬满巷。本地百姓素来敬畏古木，认为此树饱历风霜，有德有灵，早已私下以“辛”字呼之——辛者，大苦也，艰难也，久而回甘也。而“丈”通“杖”，持杖而行，意谓严庄有德、阅历深厚的长者。

龚自珍的一生，奇异地被两种树的意象深深映照：其中之一正是这辛丈人。父亲龚丽正调任徽州知府，龚自珍1812年随至歙县，时年二十一岁。彼时他意气风发，一边随父修志，一边走遍徽州山水。新婚的欢愉，发妻段美贞早逝的锥心之痛，科举落第的失意，修纂府志、遍访学人、拜谒戴震墓的学术蜕变，全都发生在这棵树的注视之中。辛丈人见证了这个年轻人最浓烈的爱恨悲欢。

他与辛丈人之间，痛苦的倾诉与执着的倾听，仿佛是一枚镍币的两面。命运的镍币在光阴中一刻不停地翻转着……“我歌其文，丈人常听。我思孔烦，言为心声”。诉者的一吐郁结，与听者的无言之应，是这古桂树上明暗交错的光影，也是一种至深的抚慰，从树叶的沙沙微响中，隐约而强劲地传来。晚上，他面对古树，写出了《明良论》《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等一生核心政论文章。在这个孤愤的青年心中，京城、士林多庸碌守旧之人，能理解他革新思想者寥寥，唯有这株千年古木，还能静静敞开怀抱接纳着他。四年后，当父亲调任安庆，他捧着尚未完工的《徽州府志》手稿离开，在府衙大院回望古桂，他依依不舍，写下铭文。“相依者四年，兹将别去，为文使听之。”“逝今去兹，何年再经？华开月满，照吾留铭。”离开徽州后，龚自珍在各类诗文中，对古桂的追忆从未停歇。辛丈人远不只是一棵树，而是他激烈的青春与古老徽州碰撞并引发久远回声的一种精神胎记。

“简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他与徽州的相遇，似乎有命定的成分。外公段玉裁，是徽州思想界领袖戴震的入室弟子。戴震主张理存于欲、顺性而为，曾痛斥朱熹以理杀人。龚自珍正是在戴震人性论的启示之下，精神面目才焕然一新。

或许正是辛丈人的自由舒展与经霜风骨，令龚自珍灵感顿生。他找到了病梅这个形象，开始阐发自己。他在名篇《病梅馆记》开头说：“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这段话看似在谈论梅之审美，实则在揭穿一种被精密构筑的人世规训体系：垄断了尺度与标准的权力阶层，并不直接去剪枝造梅，他们通过无形的话语控制，“斫直，删密，锄正”，使天下的梅树，都朝着同一个畸形的方向生长，最终“江浙之梅皆病”。

这段文字写于1839年，正是鸦片战争前的风雨飘摇之际。所谓乾嘉盛世的余晖早已消散殆尽，清王朝在大厦将倾中，依然固守那套正急剧衰竭的机制，仍热衷于以八股取士，以文字狱压人，将天下读书人驱入狭窄逼仄的生存通道。在这样的制度里，思想越异端的人越无出路，个性越鲜明的人越遭受排挤。梅必须被“斫”掉正直的枝条，人被必须磨掉突兀的棱角。龚自珍最激昂的声音，来自文章的第二段落：“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他渴望的，是天性的“纵”与“顺”——让梅恢复到被扭曲之前的自然状态。不纵不顺，就无以疗梅。在那种时代氛围中，这确是石破天惊之议。而面向徽州这块程朱理学故土，高声宣告“解除捆绑”，更无异于怀抱烈性炸药，去炸掉那些堵心的“精神牌坊”。

龚自珍愿为“疗梅”付出代价——“甘受诟厉”，甘愿承受世人的谩骂与误解。他清楚，在一潭死水的朝野，妄图“以五年为期”来扭转百年积弊，听起来简直是痴人说梦。这篇短文，我读来不觉尽瘾，龚自珍并未全然展露思想锋芒，他保持了克制，甚至没有从制度层面撕开创口，层层解剖。他只表明自己愿意耗尽余生去纾解、释放每一株梅的天性：“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在这貌似谦卑的叹息中，其实隐藏着批判——体制本身没有发出任何指令，然而所有事物都已无药可救地病了。最可怕的力量，恰好是那种无形无象、无标靶可寻的力量。它无所不在，因此无处击破。

龚自珍无力治好天下病梅。他以不足五十的壮年辞世，死因至今存有各种未经证实的猜度。而《病梅馆记》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精炼、最锋利的隐喻之一：每一代人都可以在其中，看到自己所处时代的病梅。当“曲”成为被允许的唯一形状，“直”就被认作异端；当病被定义为常态，健康反倒让人恐慌。龚自珍揭给你看一个无法疗愈的伤口——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永相对应的，是人才被各式各样的模具剪裁着、捆绑着，在痛苦中耗尽自己的天真与本性。如今，已很少有人追溯龚自珍的徽州往事。他留在徽州的，从履历上看，是一段可轻描淡写的过往；而我一直认为，他永恒的病梅幻象只能源自徽州。

我当然不是在影射徽派盆景园艺。我多次去过歙县的卖花渔村，陶醉于那些巧夺天工的盆景技艺。龚自珍在歙县生活四年，单从行迹判断，他也可能去过卖花渔村。他的思想利剑所指，显然不是这些花花草草。在编纂《徽州府志》时，他独创《氏族表》，亲眼见证了宗族制度如何以光宗耀祖为名，把每一个族人深深捆绑在伦理符号之中。也许正是在那些古老的族谱和泛黄的书牍中，他看到了无数病梅的标本——所有被剪裁天性、扭曲躯干，只为了符合宗族期待、朝廷标准的鲜活生命。在轮盘般精妙运转的一套奖惩机制中，没人作动员、打板子，每个人都貌似飞蛾扑火，主动献身于这套绞肉机般的生存模具。

一直让我困惑也让我着迷的一个问题：在龚自珍眼中，他自己是不是也算一株病梅呢？在许多场合，这个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软弱、放纵和肉欲，他将人性中最矛盾、最不堪的部分，几乎全然袒露了给世人看。1839年，48岁的龚自珍辞官南归。在江苏清江浦的友人酒席上，他认识了一位名叫灵箫的妓女。在《己亥杂诗》和自注中，多处镌刻着灵箫的倩影。他甚至用佛教中的乐神甄陀罗作喻，来赞美她，仿佛这个风尘女子的乐音里藏着神圣的力量。他甚至为自己的放浪形骸而自得，不禁让人感到些许反讽：一个疾呼疗救天下“病梅”的人，转眼间就在狎妓冶游中陶然而忘自身困境？他又从不遮蔽这些内心困顿，曾自称“未免初禅怯花影，梦回持偈谢灵箫”，在诗中常以“结习未尽”自叹，直面自己无法超越男女之情。换言之，《病梅馆记》中的梅是人，灵箫也是人——在本能驱赶和社会规训间挣扎着的同一类病人。龚自珍的坦然自示，或许只是言明，至少他本人保留着真实、坦荡、不愿被删改的灵魂。

徽州是贞节牌坊密集之地，最不能容的，恰是灵箫式的人物。倘若灵箫生在徽州，恐怕早就被族规勒令幽居深闺，或被迫悬梁自尽，以便在村口换来一座冷冰冰的牌坊。龚自珍在徽州生活四年，无疑见识过面目各异、身世不同的许多个灵箫：册页所载六万五千个贞节烈女之外，无须被任何人铭记的大多数……他分明知道，她们才是世人中被“斫直、删密、锄正”得最为凄惨的病梅。在《己亥杂诗》中，他曾写到痴情而薄命的唐代歌伎崔徽，“但乞崔徽遗像去，重摹一帧供秋山”，可能暗示了世间另有一个女子，其悲剧性命运与自己相关。从龚自珍终生所留文字看，他始终与世间的弱者、病者、被践踏与被凌辱者、郁郁而心志未酬者站在一起。

颇有意思的是，他在《己亥杂诗》的跋中，还记述了“新安女子程金凤”赞美龚诗的一段话：“行间璀璨，吐属瑰丽……声情沉烈，恻悱遒上，如万玉哀鸣”，云云。这位徽州才女到底是谁呢？我的朋友、深谙徽州本土文化的徐卫新哈哈一笑说，多数学人共识，这是龚自珍虚构的托名而已。

岂曰同体

在我老家桐城的孔城镇郊，有座不起眼的坟墓，老百姓叫它“榜眼坟”。墓中人是清初散文大家戴名世。这位康熙年间名重一时的文人，因《南山集》案以“大逆”之罪，被斩于菜市口，成了清朝文字狱中第一个被砍头的文人。戴名世一死，桐城文脉并未中断，但读书人心里多了一道隐形的墙——此后谁也不敢轻易触碰前朝旧事。后世常将一句“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安在他名下，虽不确凿出自他的笔下，却在精神层面道出了一个时代禁忌：在清廷眼中，连风中落叶，都可能是莫须有的异端。

戴震生于戴名世案发十一年后，崛起于思想禁锢最严苛的清中叶。当时，文字狱的寒潮席卷整个士林，本该最有风骨的读书人，纷纷缩进了考据训诂的躯壳，生怕一句越界的话，招来灭门之祸。戴震早年家贫，随父经商，使他比多数学者更能触摸到底层人真实的欲望与挣扎。在江西南丰的街巷间，布匹交易之际，这个年轻人目光所及，是平民百姓一日三餐的生计，是贩夫走卒额头汗滴，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苟且也有尊严的世界——这个世界的逻辑，与程朱理学的教条之间，隔着一道巨大鸿沟。他的思想转折极为明确：从早年崇信程朱理学，到晚年予以系统抨击。在《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中，他将批判的利刃插入理学要害，提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以“气”为宇宙本体，否定了程朱“理在气先”的说法。他宣布“理存于欲”，高扬人之本性，直接动摇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根基。

戴震的反叛，是徽州文化自体之中的一场大雪崩、大拆解。我一直觉得，徽文化之所以生气不衰，正因其内部有一种随时准备颠覆自身的冲动。千年以来，徽州人聚族而居，宗族规矩严丝合缝，祠堂祭祀如钟表般精准。整个社会的运转逻辑已然固化，程朱理学构筑了一个绝对的世界，在那里，所谓天理至高无上，人的欲望、本性则可随意掐灭。每个人被固定在血缘与地缘的坐标上，不得逾越。朱熹站在这个世界的源头，这位徽州婺源人虽然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福建，但始终以“新安朱熹”自居，他的画像悬挂在徽州几乎每一座书院的中央，理学在徽州扎下了比任何地方都更为深厚的根系。然而，就在理学光芒最为耀眼的年代，徽州腹地也不断涌动起怀疑的暗流——最早是商人阶层，在商业实践中触碰到价值的多元，继而是朴学学者在训诂考据中，回归经书原典，用最笨的方式拆解了理学构建的空中楼阁，最终引爆了一场持续数百年、从思想到艺术再到语言文字的集体自我革命。

这场革命有一个奇特之处——它几乎全部是由徽州人自己发起的。不是外来者的闯入摧毁了庙堂，而是庙堂内部的人亲手点燃了质疑的火焰。这就是徽州最迷人的悖论：在讲求秩序最极致的地方，长出了最深刻的叛逆。

要理解这一悖论，就必须先读懂戴震定性程朱以理杀人的论断。戴震发现了理学可怕的一面：它用抽象的道德教条替代了具体的人情民生，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说穿了，其实不过是尊者的意见、贵者的成见、长者的偏见，却被包装成了世间最高法则，用以压制底层人的正当欲求。“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理，变成了权力手中的刀子。戴震痛陈：“古圣人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得理；今以己之意见不出于私为理，是以意见杀人。”这句话在当时的杀伤力，不亚于一颗思想炸弹。它将矛头不仅指向了学术流派，更指向了整个规训社会——那些自以为正义凛然的“意见”，在剥夺他人的基本生活欲望之时，其对人性的摧残甚于任何暴力。

戴震的批判，站在徽州的内部、理学的内部，这样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革命，让徽州文化的韧性，远远超过那些始终维持单一价值核心的地区。在戴震身上，徽州完成了一次关键的精神更新：正统与异端共存于同一血脉当中，相互撕裂，也相互激活。

这种精神更新不是凭空发生的。徽商在长期跨地域贸易中积累的，不仅是巨额财富，更是一种弹性化的心智结构——他们见惯了山外的世界，知道还有别的活法、别的道理。功成身退的商人回到家乡，不吝巨资兴教办学。这样的双向流动赋予徽州人一种罕见的能力：扎根于最保守的价值系统，却能最决绝地奔向新世界。

戴震的反抗并非孤立的文化事件。徽州朴学在他身后形成了可观的思想方阵——程瑶田、金榜、凌廷堪、洪榜等一批学者，在众多领域持续深耕，继承了戴震“以考据通义理”的治学方法，将理学命题一一拿到实证实践的天平上去称量，最后发现那些被供奉数百年的教义，多半经不起推敲。到了晚清，绩溪人胡适从戴震的学术方法论中，继承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精神，将其转化为一种更为系统、更为彻底的革命工具。徽州朴学与西方实验主义在胡适身上深刻碰撞，中国的白话新文学绽出最初一缕曙色。

戴震的“以理杀人”为胡适提供了批判传统伦理的锐利武器。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以戴震为清代思想的高峰，断言戴震才是真正结束了宋明理学漫长统治的人。戴震对“理”的解构，到了胡适手中，演变成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礼教吃人”的全盘反思。鲁迅后来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每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与戴震“以理杀人”的思想之间，隔着一个胡适，却同出一脉。

耐人寻味的是，胡适自始至终保持着徽州人的文化自信。他在许多演讲中，开场便说“我是徽州人”——他反叛传统，却从未切断与传统的纽带；他批判儒学，却将戴震的方法内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正是这种独特的心理结构，让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建构者，同时又保留着传统文人的心灵温度。

如果说戴震与胡适的重构，停留在思想与文字的层面，歙县人黄宾虹则在中国画的领地上，完成了一次更为惊人的自我革命。学界普遍认为，黄宾虹的绘画之路分作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前半生的“白宾虹”，干笔淡墨、疏淡清逸，走的完全是新安画派幽澹简远的路径。那时他是一位传统笔墨的高手，在古人探出的审美疆域中游刃有余。但七十岁之后，这位早已功成名就的画坛大家，在自己身上发动了一场令人瞠目的反叛。

他对传统发起了挑战。宋元以降，中国画的主流偏爱淡墨——淡雅、空灵、温润，彰显文人格调。黄宾虹却说这一切都不够，他以厚重的积墨法，把浓墨层层叠压，压到黑得几乎不透光，又在黑暗中透出金石般的铿锵质地。有论者说，这种“黑”不是死黑，是内在分明的活黑，你看到墨色犹如地层般叠积了七八遍乃至十几遍，每一遍又似保留着各自质感与呼吸。受西方印象派影响，他又尝试“丹青隐墨、墨隐丹青”，以点染法把朱砂、石青、石绿重重点到黑密的水墨之上。这种画法达到“黑、密、厚、重”的极致，被称作“黑宾虹”。晚年的黄宾虹，抵达高峰状态时，开始几乎无人认可。他的画挂出去，无人问津，画商懒得多看一眼。直到垂暮之时，他才勉强等到了迟来的承认。傅雷是少数几个在生前就敏锐意识到其伟大的评论家，他将黄宾虹画作寄往海外时，写道：“此人将来定当震动世界。”但黄宾虹毫不在乎这些，他活在一座精神的异托邦里，知道自己在做前人未历之事，历史终究会还他以公道——时至今日，整个画坛皆惊异于那堆漆黑墨块中迸发的惊世光芒。

在今天，黄宾虹的遗产依然在被解读和消化。他的浑厚华滋，被公认为近现代中国画最高的美学成就之一。他完成衰年变法，与他的徽州背景密不可分——一方面是新安画派的滋养，让他早年拥有了极扎实的传统根底，另一方面是徽商家族百年积累的经济实力和开放的文化视野，让他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始终保持思想的弹性、学习的能力与自我否定的勇气。当年歙县西溪“不疏园”里，戴震经学的批判气质，在黄宾虹的艺术世界里获得了同等烈度的绽放。

徽州的自我革命，如果往更深处追踪，会触及一个更大的思想网络。歙县的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的理念，彻底颠倒了传统教育的金字塔结构——教育不再是书斋里的精英活动，而是田野里的平民实践。绩溪的汪孟邹在芜湖开办科学图书社，发行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将革命的种子撒向皖南大地；其后又在上海创办亚东图书馆，出版大量新书，全力支撑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连陈独秀——这位安徽怀宁人——也曾在徽州紫阳师范学堂担任监学，徽州的教育场域成了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孵化器之一。从戴震、胡适到陶行知、汪孟邹，再到美术领域的黄宾虹、渐江、汪采白等，徽州在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了以批判和革新著称的杰出人才。

这一现象倒逼出一种追问：为什么恰恰是徽州——一个宗法伦理最严格、理学根底最深固的地方，孕育出了最激烈的文化革新？

一种回答是：徽州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一种精神的自我否定机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提出一个深刻洞见：任何既定形态的精神要葆有生命力，都必须经历异化的过程——离开赖以存在的形式，在异己的形态中保存自己，最终在更高层面回归自身。在徽州，程朱理学诚然是那个“自身”，但戴震、胡适、黄宾虹们，恰恰是让这个“自身”得以不断异化的动力。一个没有异端的地方文化，最终会因丧失批判性而僵死；而徽州的韧性，恰恰在于内部始终生长着自我拆解的力量。这或许才是最有价值的启示——文化的活力，不在于它是否曾被质疑过，而在于由深度质疑导引的自我革命，能否令其内在，真正变得更为丰厚与充沛。

纸上嗡鸣

每次到徽州，我总要去古玩地摊的“鬼市”中逛逛。徐卫新给我讲过一些收藏逸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乡下“铲地皮”的小贩，用二八大杠自行车驼着明代黄花梨茶几，上门要卖给他，几百块钱即可成交，他拒掉了，毕竟自己手头也不宽裕。现在想来，恍如一梦，这件顶级黄花梨如果摆在今天的拍卖场上，价格应逾千万。当年，流落徽州街头的奇珍异物，可真是五花八门。

二十世纪以来，震惊学界的徽州文书，也曾长期在简陋地摊上流转——数十万件契约、账簿、合同、书信、诉状，堆砌成一座研究明清社会史的宝库。这些文书的性质本是私密的：它们是某一家庭、某一商号、某一诉讼当事人的内部记录，本不该被外人窥见。然而，徽州人有一种奇特的保存癖——他们不仅保存土地契约，还保存买盐的账簿、分家的阄书、吵架的状纸，甚至邻里叫骂的字条……近乎偏执的保存行为，只是遵循了一种“万一将来有用”的朴素逻辑，这些脆薄纸片才躲开了无数纷争与战火，令人惊异地来到我们眼前。它们真实地暴露了徽州人的一切——商业策略、家庭纠纷、逃税手段、婚外情、奴婢买卖等等。一个极度重视面子的社会，无意中，为后世留下了最不留面子的自我档案。这种隐私的公共化，显然并非出于坦诚，但这种被动的大暴露，却比任何自传都更加诚实、传神。

每一张发黄的纸片都在讲述一个反讽的故事——出于一时之利、一己之便、一户之私的字据，最终被历史强行改写成了将被长期公开讨论的学术证据。徽州文书，被称为20世纪中国文献史上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的第五大发现。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这些文书只是一堆塞在老屋墙缝、阁楼木箱甚至猪圈角落里的脏破纸头，是徽州人自己都懒得多看一眼的烂账。

一个秩序相当固化、以修身齐家为处世准则的宗族社会，为何有如此强烈的保留私人文字的冲动？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曾归纳了原因：一是徽州地区发展成熟的商业贸易活动和相对闭塞且太平的地理环境；二是该地区“健讼”的社会环境和普遍的契约意识；三是徽州人民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

我的诗人朋友叶丹是歙县人，他曾写过题为《方言集：惜字炉》的一首短诗：

祖母不识字，她从来

尊重每张带字的纸片，

将每个字都视作圣痕。

小心收藏每一张病历、

出院小结、收据、发票

药物清单甚至医疗广告，

生怕遗漏了任何重要的

信息。每次回乡——

她都拿出珍藏，让我辨认

那些描述她剧痛的纸片。

她并不知道困扰她的

每个汉字也困扰着我。

在休宁、歙县等地村落里，徽州文书的重见天日，充满着阴差阳错的偶然：安徽大学刘伯山先生曾在自述中回忆：1981年冬天，他在屯溪郊区的一座徽派老屋的墙缝里，无意中发现里面塞了一个旧纸包，取出翻看，“旧得已经发黄、发黑的绵纸里，包有许多土地买卖的契约，大概有二三十份，年代上从清朝中期直至民国末年”。那一年，他正在安徽大学哲学系读书，对这些“破烂纸”的史料价值，并无深刻认识，仅仅出于好奇收取了它。

颇具戏剧性的是，1990年，刘伯山新结识的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周绍泉先生，郑重嘱托他代在徽州民间收购文书。这个嘱咐唤醒了刘伯山的激情。他开始了为一份文书而翻越崇山峻岭的跋涉，至1993年10月，他竟已收获了1580余份。随后，他将其中的1560份转让给了历史所图书馆。同时，他敏锐地发现，市场上有人正涌入徽州民间“抢购”。刘伯山忧心徽州文书流失海外，决定倾尽个人力量投入抢救，“以自己的微薄工资收入及家庭积蓄，到处收购……有时为查证一个线索，一天来回奔走的山路就达六七十里。积蓄花尽，生计举债。”2000年8月，他将一万余件文书捐献给安徽大学，设伯山书屋藏之。

讲起徽州百姓的保存癖，恐怕再没有比一场跨越宋、元、明三代的诉讼更为鲜活的注脚了。祁门县王氏与守墓仆人陈氏家族之间，自唐末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据传王氏先祖王璧因战功被授兵部尚书，去世后，葬于祁门的一处山场，仆人陈迪为之守墓。宋代某年，墓地被陈迪的后裔侵占。然后，官司就开始打了。第一份诉状是什么时候递出的，已杳不可考。但从宋代到明代，跨历三朝的官司虽一波三折，却从未止息。两姓族人在木箱底，层层累积着诉状、供词、勘合、牌票。双方不打不杀，只在公堂上一论长短。不赢下这场官司，死者仿佛都咽不下纸中的那一口气——直到明代万历十年即1582年七月初十，徽州多了一块石碑：“王地陈坟”碑正式竖立，两族界限彻底划清，这桩跨了四百余年的公案才算终结。

两姓族人莫非只为争夺一块瘠薄山场和几块坟地？可能没人会这么想。徽州无主的荒地多得呢。这场官司已演变成了生存意志的较量：如此漫长的时空中，河流可能在洪水中改道，族谱可能在战乱中焚烧，但一份官司的完整卷宗——包括词状、诉状、招由、勘合、最终的结状——却以世间最为脆弱的纸质之躯，穿透了令人生畏的时间铁幕。

一张薄纸，一旦有了生命意志的注入，谁也无法轻视它的力量。徽州人对待文书，远非随意任性的习惯驱使，而是有一套代代恪守的机制。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普遍建立的公匣制度，是文书得以大量遗存的核心保障。所谓公匣，即宗族或支派所设立的共同木匣，用于存放族内所有重要文书——土地契约、合同、诉讼案卷、会议记录等。每个公匣，都有严谨的管理和交接手续。匣子有两把锁，钥匙分别由族内不同的人保管，开启时必须两人同时在场。每年特定时节，全族齐聚祠堂，当着族长和长辈的面开匣检视，登记新增文案，再重新锁上。公匣移交记录，每一任保管人的交接内容，族谱会如实记载在册。看似琐碎的日常，其实贯注着冷而硬的强大集体意志。

极度务实的文化基因，像种子一般深埋在那里。徽州人强烈的立字为凭的契约意识，深究下去，是生来即在艰难生命处境中的危机感。他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些只字片言，能否在下一场纠纷或冲突中，保全利益乃至性命。他们不疏漏任何一个不起眼的领域，所以徽州文书的种类，繁杂得叫人头皮发麻。大到买卖一座山场、分拆一整个家族的遗产，小到邻里之间借一袋米、请一个轿夫，都需要写一张凭证。据有关资料，文书常见种类有各种契约、遗嘱、诉讼案卷、票据、官文、告示、会书、信函、家乘宗谱、誊契簿、收借条、记事簿、日记、账单账册、收租簿、黄册归户册、门牌、货单。细项更是让人眼花缭乱，比如，分家文书一类，涉及“析产文书”“分书”“分单”“清白分单”“议墨合同”“遗嘱合同”“分关约书”“关分合同”“阄书”“连环阄书”“摽书”等大量不同名称。

这种书写泛滥的背面，是一种微妙的人际不信任。徽州商人行走江湖，阅人无数，深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易碎——此刻的诚意、此后的变数，此间种种，尽可用质疑的眼光深深扫视一遍。他们把一切用文字固定下来，锁进木箱，交由儿子和孙子。“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徽州人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拒绝含糊。

但最想掩盖的东西，恰恰在纸上暴露得也最为充分：分家的裂痕、告状的屈辱、商业失败后的借债记录，一切深迹，无处遁形。婚姻中男女地位的差异，在嫁妆单子和招赘文书里。宗族内部的矛盾与倾轧，在一箱箱诉讼文件里。商人破产后的惨淡，在一份份典当借据里。血脉中支系的被轻视与遗忘，藏在族谱貌似客观的絮叨里。

除了大宗土地买卖和诉讼案卷，徽州文书中，有一类最不起眼却最有体温的东西——小纸条。一张欠条上写着：“借米五斗”。一个抬头，一个签名，没有日期，没有说明。后世研究者不得不从纸张质地和笔迹去推测年份。一张记工小票，雇工在纸的背面写了一个记号，东家按记号发工钱。这张纸既不是合同也不是契约，只是一个实时的备忘。但几百年后，历史学者从中可清晰看出雇佣劳动的市场价格、支付方式以及雇工雇主关系。

教人如何写信、如何写合同、如何办红白喜事的抄本，是徽州社会自我教育的直接证据。一个父亲手抄的“写信须知”，教儿子在外谋生时，给家族中人写信，应当如何善用称呼；一个私塾先生编写的“礼帖抄本”，列出了婚丧嫁娶时，所有必备的柬帖格式。这些最私人也实在有些啰嗦的纸头，又是解析底层社会运作最确凿的证据——决不如官方档案那样经过层层筛选和美化，它们是原原本本、连汤带汁的烟火人生。

无论是“黄山秋霁，松影入窗，可作画本”“新得旧拓《兰亭》，灯下掌玩，神为之怡”一类审美谈虚的文人小札，还是“茶价大跌，债主抬走大猪一头”“在家做草鞋，借母银一两，付利息0.02两”一类草根生活的流水账，每一笔所记，都是鲜活生命的真实切面。他们随手记下这些，从非为了所谓“立言不朽”，也不是为了“以俟后人”，更不是文化精英们刻意倡导的结果，而真正是史册中微小如蚁的——任何一个普通徽州人的备忘录、风物志、心灵史。此刻，我趴在徽州文书这扇窗口，所看见的，不是已然消逝的生活，而是一种古老生活的正在发生：仿佛我们正在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中，疲惫而放松地靠在竹凳上，目睹轻烟正从炉灶飘出。历史的嗡鸣再度传来，微弱但仍有心跳声。如果我们闭上眼，在冥思中用心去触碰，故纸堆中那些泪水，也依然是滚烫的。

写有文字的纸片不得随意践踏，在村口建惜字亭，在祠堂内设焚字炉……古徽州人就是这么过来的。白纸黑字，两不相欺。如果他们预知今日再无敬惜字纸的习俗，无数少年人也再不提笔写字了，博物馆的寂寞深处，会不会传来一声或将再不复闻的叹息——

【作者简介：陈先发，1967年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碧水深涡》、诗文集《破壁与神游》、随笔集《黑池坝笔记》（1–3卷）、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三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草堂诗歌年度诗人大奖、英国剑桥大学银柳叶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2022年度春季翻译大赛诗歌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2015年与北岛等十位诗人共同获得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评选的“新诗贡献奖”。作品已被译成英、法、俄、西班牙、希腊、波兰等二十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