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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门类35部作品获此殊荣。中国作家网第一时间采访了获奖者，深入作家创作腹地，从生命经验到现实关怀，从个体悲欢到“国之大者”，听他们讲述获奖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即日起，中国作家网将陆续推出系列访谈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翻译是一种成全

——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获得者刘洪波

今年五六月份，草婴读书会的书友们共读了俄罗斯作家叶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拉夫尔》，并进行了线上讨论，作为读书会的一员，译者刘洪波也参加了讨论。当7月15日获知刘洪波凭借《拉夫尔》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后，书友们送上热情祝贺，刘洪波坦言：同行和书友对这部作品的翻译最有发言权，而他们的肯定也让她在巨大的荣誉面前稍感心安。

刘洪波说，与教学和科研相比，文学翻译只能算是副业，这大概也是很多在高校从事文学翻译的人所面临的共同情况。她开始文学翻译得益于臧仲伦、顾蕴璞等名师引路，除了翻译理论和实践，也在文学教育中充分认同文学的审美性和无功利性，之所以一直从事文学翻译，更多是因为“作者和读者唯有经由我的理解、表达和想象才能相遇”。

《拉夫尔》的翻译过程中，刘洪波与作者沟通古俄语的中文译法，向俄语系的同事请教古俄语和宗教等问题，甚至请学生检验译文是否顺畅。她坚持“信”的原则，希望尽可能保留作家的语言风格和原作的文学张力。在她看来，翻译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前路漫漫，唯有继续上下求索。

刘洪波

《拉夫尔》，[俄] 叶夫盖尼·沃多拉兹金 著，刘洪波 译，中信出版社 2024年出版

中国作家网：首先祝贺您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您的获奖感受是怎样的，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您觉得这份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洪波：感谢中国作家网的祝贺和采访。这个夏天对于我而言将终生难忘。从入围到获奖，短短几天，有一种喜从天降的猝不及防。接踵而来的祝贺密集且热烈，让一贯波澜不惊的日子变得喧闹躁动，有些不真实。所以说获得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对我而言既是意外的惊喜，同时也是甜蜜的负担。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份荣誉太大，我怕自己担不起。在诸多方面的祝贺当中，有两类人的肯定让我稍觉心安：一类是我的同行，他/她们最了解我的翻译在多大程度上贴近原作；另一类是我的书友，他/她们虽不懂俄语，但博览群书，有非常丰富的文学阅读，尤其是外国文学阅读的经验，对译本的中文表达是否晓畅自然最有发言权。再者，私以为，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不仅是对个人笔墨劳作的肯定，更是对文学译介事业的尊重，是对跨语言叙事、跨文化共情的文明互鉴的加冕。把自己的翻译工作与更为宏伟的事业联结在一起，仅这一点便让我倍感自豪，也更有动力继续在文学翻译的土地上勤恳耕耘。

中国作家网：您最早走上文学翻译道路有何机缘，您从事文学翻译的初心是怎样的？一路走来，文学翻译最令您热爱的部分是什么？

刘洪波：回想起来，我最早翻译文学作品是在大学三年级。当时我的翻译课老师是臧仲伦教授，关于文学翻译的最早启蒙就是臧老师上课时给我们讲的严复的“信、达、雅”原则。但在翻译课作业之外，我第一次翻译完整的文学作品也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大约也就是1986年。当时是顾蕴璞教授找到我，给了我一篇叶赛宁的抒情诗让我试着翻译。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诗人写狗的名篇——《致卡恰洛夫的狗》。顾老师是我的文学选读课老师，也是我们三年级时的班主任。那首诗译完之后，我只记得我很羞惭，觉得糟践了叶赛宁的诗作，从此再没敢碰过诗歌的翻译。但这件事于我而言的收获却很大，一是让我知道了叶赛宁，后期读了不少他的诗，还在执教后为《俄罗斯文学简史》撰写了叶赛宁专章；二是和诗歌翻译大家顾蕴璞老师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得先生偏爱至今。我在北大所受的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为我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也包括文学的审美性和无功利性。因而若说我从事文学翻译的初心，那一定是非常简单、朴实的心愿：把我看到的好的文学作品漂亮地翻译出来（不负作者），让读者能够享有和我一样的感动。

我公开发表文学译作要晚得多，应该是2007年，为《世界文学》杂志翻译了当代俄罗斯女作家斯·瓦西连科的短篇小说《来自牧首池塘的人鱼》（Русалка с патриарших прудов）。作为一名高校文学教师，教学和科研才是我的主业，而文学翻译只是择机而行的客串。之前翻译的两部长篇小说都是“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互译出版项目”书单上的作品。北大出版社找到我，我便在不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情况下欣然接下了翻译工作。一方面，能进入国家级文学经典互译书单的作品，品质无需我操心筛选，而阅读和翻译好的文学作品绝对是一种享受；另一方面，作为外语人，也有义务为国家级的项目做贡献。而这次获奖的《拉夫尔》先是有刘文飞教授的推荐，我自己通读原文后觉得确实是一部好作品，值得用心翻译，这才决定做的。

感谢中国作家网提的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回顾来路。我译作不多，真正开始做文学翻译的年头也不长，这次却能得到国家级的翻译奖，可见，鲁奖看重的不是翻译作品数量的多寡和做翻译的年资是否深厚。这让我更加坚定初心——只为好的作品做工。

文学翻译最让我喜欢的一点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沉下心，进入两个世界的交汇处，左右逢源。左手俄文，右手中文，作者和读者唯有经由我的理解、想象和表达才能相遇，就像小时候听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印象最深的不是牛郎和织女的悲欢离合，而是为他们一年一会搭桥的喜鹊。成全是最大的善意，因而也是最美好的事情。文学翻译在我看来便是搭鹊桥，是一种成全。

中国作家网：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拉夫尔》探讨了人的存在和生命意义等主题，是一部当代俄罗斯作家的历史“大书”。您是怎样开始这本书的翻译？作为读者，我们看到的是这部近30万字的优秀作品，想知道作为译者，您会用怎样的一句话来形容翻译过程。您是否有过一些“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时刻，有没有哪些有意思的或者难忘的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

刘洪波：拿到原版书后，我完全被小说征服，是一口气读完的。尽管书中夹杂大量教会斯拉夫语、古俄语，部分段落初读晦涩，但整体的轻盈质感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很吸引人。尤其第一部分对土地、草木的细腻描写，唤起了我对自己童年时在姥姥家度过的乡村生活的亲切记忆。我立即决定翻译这本书。

读小说是愉悦的，翻译小说则如履薄冰，步步惊心。书中的一些看似简单的内容，比如草药的名称、涉及宗教和神话传说的人名等，读的时候可以一带而过，但翻译起来却需要细究。而细究便意味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查询，有时需要在中、俄文网站上来回反复确证。

说到“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时刻，那必然是有的。主要原因是现在做什么都要求快。一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单纯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来，需要的时间也不短啊，何况有时候卡在一个词语上，要多方查证、确认后才能落笔。古人有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文学翻译很多时候也是这种苦吟的状态。前些天看许渊冲老先生晚年生活的纪录片《这么老的少年》，对许老想到一个好译法时的那种如同少年郎般的得色会心莞尔。许老分秒必争是与天年抗争，但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不合理的人为死线而苦恼。文学作品千奇百怪，同样是二十万字的体量，有的作品可能半年就能轻松拿下，而有的则需要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八年才能译完，如何能一概而论呢？在时间上进行压榨的做法永远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拉夫尔》的翻译也不例外，按照最初的出版合同要求，我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进行翻译。我确实是“连滚带爬”地完成了小说的翻译。

但没想到的是，好事多磨，从译完全书到译本正式出版，期间竟有四年的间隔，这段时间就成为我打磨译本的关键期。开始翻译时，我为了精准翻译小说中的古俄语，将书中全部的古俄语片段单独摘出来，请彼得堡大学语文学博士马尔卡索娃教授帮助译成现代俄语，我再从现代俄语译成中文。既然无法按期付梓，刚好可以继续优化译文。于是，我将书中的古俄语部分和我的译文拿给系里的古俄语专家尹旭老师，请他帮我核对译文的准确性，事实证明这么做还是有必要的，修正了个别偏差。而书中涉及宗教的部分，我又求助于系里宗教研究方面的专家王帅老师，请她逐一确认术语是否符合东正教语境，避免因文化差异产生误读。中文表达这一块，由于长期浸润于俄语，有时会被俄语同化，不自觉地有“不说人话”的毛病。既然时间允许，我就把译稿拆分给我的学生们试读，请他们帮助标注出读不通顺的语句，再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整。所以，我其实非常感谢延迟出版的这四年。没有这四年的打磨，就不会有如今的《拉夫尔》，遑论获鲁奖。

叶夫盖尼·沃多拉兹金

中国作家网：《拉夫尔》这部作品中融合了历史、宗教、神话等多种元素，同时涉及一些古俄语，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语言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含义，在翻译过程中，您怎样处理这类内容的翻译，有怎样的心得？

刘洪波：古俄语与现代俄语混杂是《拉夫尔》的一大特色。沃多拉兹金对自己作品的这个特点是最为看重的，他说：“在我的小说里有两种意识：中世纪的和当代的。不是作者，而是叙述者能够从一种意识转换到另一种，这在当代文学中很少见。”其他语种的翻译，比如英语和保加利亚语的译本，古俄语部分都用古英语或古代保加利亚语进行翻译，这也得到了作者的赞赏，他甚至认为不这样译就会失去作品的灵魂。但中文不同于英语和保加利亚语，古汉语中完全没有与基督教相关的语汇，而且中俄两种文化和两种语言体系差异巨大，于是我给沃多拉兹金写了一封长信，向他解释，为什么不能用古汉语翻译古俄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强行使用古汉语翻译既无法准确传达小说的内容，更无法传达原著使用古俄语所营造的庄重之感，甚至会适得其反，令人感到滑稽可笑。但是对于原著里不同语体杂糅这一显著且重要的特点也不能无视，于是我想到用不同字体分别对应古俄语和现代俄语的翻译策略，即以视觉上的差异来体现原文的语体杂糅特点。这么做的依据是：虽然在原著中，古俄语和现代俄语在视觉上是没有区分的，但懂的人都懂。就像一个中文文本，若其中混杂着古代汉语，即便不做任何标示，我们也能轻而易举地辨识出在现代汉语的篇章中哪几句话是文言文。这个策略后来也得到了沃多拉兹金的理解和认可。作家在上海的访谈中说，《拉夫尔》的日语译本也是用一种语言译的，即并未区分古俄语和现代俄语。可见，中译本并非唯一通篇用现代语言进行翻译的译本。

《拉夫尔》这部作品尽管涉及瘟疫、苦修、死亡等沉重主题，但其阅读体验是轻盈的。换句话说，内容是厚重的，表达却是轻盈的。这得益于小说语言简洁流畅，没有使用经典作家们（如果戈理、托尔斯泰等）常用的大圆周句，而是多用简单句甚至是不完全句。针对作者的这个特点，我在翻译时坚持“信”的原则，尽量保留原文的短句、不完全句的特点，未擅自补充缺失的句子成分，以维持原作的文学张力。针对原作中无引号的直接引语和无问号的疑问句，翻译时也选择忠实保留这一语言风貌，以传达作者的独特风格。而对除古俄语之外的其他语体上的杂糅，比如俚语、粗话等，我也尽可能地把它们的独特性在译文中加以体现。我个人的理解是，“信、达、雅”必须以“信”为基础，只有“信”了，才谈得上求“达”，“信”和“达”有了，才能考虑追求“雅”。

尽管做了很多的努力，还是会有一些遗憾。翻译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就像果戈理关心作品的社会反响一样，我也很关注对于译文的反馈意见。好评固然是一种鼓励，但差评更能让人进步。《拉夫尔》出版不久，我就从俄罗斯友人、汉学学者处了解到，译文中个别俗语、粗话的译法还有提升空间。关于这一点我立即在2024年9月，也就是译作出版后四个月，应邀前往莫斯科参加世界翻译大会时，在谈及《拉夫尔》翻译的报告中坦言了译文中的缺憾：我译成“糟糕”的那个词，其实更为贴切的译法应该是“操蛋”。只能说，文学翻译，前路漫漫，没有一劳永逸，“吾将上下而求索”，永不止步。

中国作家网：“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同时，AI已至。您觉得人工智能对于文学翻译的未来有怎样的帮助或挑战。人类“手搓”翻译不可能被AI替代的“绝活”是什么？

刘洪波：对于AI，其实我了解不多。仅凭直觉和个人使用AI的体验来说，AI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帮手。如果2019年我有豆包，那么无疑我会在知识盲点的查询方面节省不少时间。但是，AI的弱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在创造力这方面。以我使用的豆包为例，我觉得它最擅长的是快速搜索和归纳整理海量的资料，但它的归纳有自己的套路，类似于八股文。所以，在我看来，它类似于字典，比字典便捷的地方是即问即答，但缺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没有字典可靠。文学翻译这一块，我还是更青睐“手搓”。因为人对艺术风格的感知是非常个性化的，是与个体的经历和情感相关联的，这是AI无法用算法抵达的远方，因为AI基于的是已知，而人类个体的感知是当下，朝向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