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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门类35部作品获此殊荣。中国作家网第一时间采访了获奖者，深入作家创作腹地，从生命经验到现实关怀，从个体悲欢到“国之大者”，听他们讲述获奖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即日起，中国作家网将陆续推出系列访谈文章，敬请关注！

——编者

“如果老爸在天有知，一定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

——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得者薛舒

薛舒

薛舒，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社社长。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刊物。著有小说集《成人记》《最后一棵树》，长篇小说《残镇》，长篇非虚构“生命两部曲”《当父亲把我忘记：隐秘的告别》《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等二十余部。曾获《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作品多次入选各类文学排行榜。部分小说被译为英语、波兰语、葡萄牙语、法语、德语等发表或出版。

《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薛舒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

中国作家网：在您创作、发表或出版《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的过程中，有没有特别有意思或者难忘的故事？在促成这部优秀作品的多种因素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薛舒：父亲生病了，阿尔兹海默症让我那乐观、开朗的父亲成了一个“孤独者”和“叛逆者”。他遗忘了所有亲人，也遗忘了自己，伴随而来的是各种精神症状，他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他在失忆、失智、失能递进发展的路上狂奔。那段时间，我们做了所有的努力，想拽住他离去的脚步，最后我们绝望了。面对父亲飞速发展的疾病，我和我的家人痛心疾首，而照护AD病人

的难度和工作量又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焦虑和痛苦，并且有种筋疲力尽的虚脱感。那段时间，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写小说，连最普通的生活都不能安定，我还有什么能量去虚构一个个新世界？父亲的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以及整个家庭疲于应对的艰难，让我开始怀疑那些曾经读过或看过的讲述阿尔兹海默症病人生活的书籍和电影，过于温馨和美好的场面被人们书写与拍摄出来，虚构的效果的确美化了生活，也美化了面对疾病时的人性。可是我所经历的，更多是疾痛与绝望，这种感觉，让我对虚构一度失去信心。非虚构，只有非虚构，才能写出我的恐惧，我的悲伤，我无以应对的狼狈，以及我内心不断质疑的爱的能力。

《生活在临终医院：最后的光阴》原名《太阳透过玻璃》，最初发表在《收获》杂志。很多次参加读书活动，我怀揣着要与读者好好探讨一下我们在应对疾病、衰老、死亡时的精神失守抑或精神依托的话题，但是，最后终归会变成阿尔兹海默症现场咨询会。读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更有人当场罗列家中老人的诸多疑似症状，问我这是不是AD症？还有一些读者关心居家养老还是去养老院度过余生的问题、护工是否虐待老人的问题，养老机构的费用问题等等。我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多时候会预先告知这些读者，我没有资格以个人的经验提供任何准确无误的解决方案，我更想告诉大家的是，当我们遭遇亲人或自己的疾病、衰老，甚至死亡时，我们的挣扎、犹豫、痛苦、绝望，抑或自责、羞愧、逃避，乃至自私的流露，都没有错。我们不仅要去经历生命的过程，同时也要承担生命赋予我们的一切。当然，我的书如若给读者带去了安抚与慰藉，或者恰巧为一些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那我会非常乐见，也会因为自己的职业从“无用之用”变得有那么一点点用而感到高兴。

中国作家网：对于您这部获奖作品，读者现在看到的是已成定稿的“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但我们更想知道您创作过程中的那些“匆匆忙忙、连滚带爬”——比如您深爱却最终删掉的角色、一个推翻掉多次的结尾、反复删改掉的那几万字。现在回头看，这些“舍弃”对您意味着什么？

薛舒：我的电脑文档里保存着一堆没发表的章节和文字，比如在写《生活在临终医院》时，我还记录了不少病友的状况，家庭矛盾，以及护工与病人家属之间的矛盾，包括护工自己的家庭矛盾，有些是因为夫妻不和，独自跑到上海来打工，有的几经结婚离婚，依然找不到好的归宿，等等。完稿后修改，重新梳理，就会发现，有些内容，可能是我由着自己的思路脱缰野马般随意奔跑，但终归还是需要回到我想表达的主题上。也有可能，一些记录、呈现或思考，是带着情绪化倾向的，不够成熟，需要再沉淀，再保持一段时间的距离，让自己站得远一点，才能看得更全面，更立体，更深入。删掉已经写好的文字，当时是有点心疼的，但所有删掉的文字都不会废弃，它是土壤，是肥料，是花期和果实的前奏。我现在发表的不少作品，就是来自N年前的废稿，打碎、修整、重塑，然后，以新的面貌出现。舍得删稿，代表着还有进步的希望，有舍弃，才有获得。

中国作家网：您曾坦言，写《当父亲把我忘记》时一度觉得“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甚至对虚构失去信心。但从小说家到非虚构写作者，这种“被迫转向”反而让您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极强的细节感和叙事张力，被读者认为“更像小说”。在您看来，小说家的手艺——比如结构意识、细节捕捉——在非虚构写作中，究竟是加分项，还是需要刻意克制的东西？

薛舒：《当父亲把我忘记》写的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我担心太真实，就削弱了文学性，或者说，写的时候我过于沉浸在真实生活中，顾不上文学性，这可能会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所以，我在后记中进行一番“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的解释，其实是怕读者批评我不够文学，于是先作出一番“我在这部作品中可能不太文学”的表达。写《当父亲把我忘记》是在2013年到2014年，当时我对非虚构没有太明确的概念，我只是记录那些发生在家人以及自己身上的事，以及我内心涌动的思索。一开始，我是当日记写的。写了一段时间，发现快要变成一个长篇的体量了，对于父亲的疾病，我也在心理上有了更多的接受度和应对方法，于是想，不如让这些乱糟糟的日记变成一本书吧。于是重新梳理，重新构架，重新修改。当时就认为这十多万字，都是发生在我们家的真实故事，并不是小说，那就是非虚构了。我更多的是写下一些情感、情绪、生活困境，写下对发生的一切的自我的思考。

但是写小说，我就必须要赋予小说一定的高于真实的部分，从个人创作的感受来说，写小说更有趣味。当然，创作两种体裁的作品，更大的不同在于作为当事人的心理和态度。写小说时，我考虑更多的是角色情节以及故事构架，同时也是对作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趣的考验。我对自己的最基本要求是，不直接输出思考和观点，而是通过角色去呈现。思想隐藏在角色和故事的皮肉之下，投射到读者，可能有的人在看故事，有的人关注人物，故事背后的思考，也会各不相同。写非虚构时，我可能更多地去呈现事实，也发出一些属于个人的观点和质疑。但同时，我也在不断地与内心的“羞耻感”撕扯。因为，小说的观点是属于角色的，我躲在角色背后，以逃避对自己的怀疑和批判。但非虚构不是，当我决定这一部作品是非虚构时，我就要承担起欲望、自私等人性暴露之后的被怀疑、被指责、被批评，我会有羞耻感，但同时觉得，既然决定要写，那就克服这种羞耻感，承认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人性弱点，并承担这一切。

中国作家网：在“生命两部曲”中，您一方面以第一人称记录了面对父亲患病“最为黑暗的日子”，包括对母亲的抱怨、对自己的责问；另一方面又以冷静的笔触书写临终病房的众生相。从“私记录”到“公共书写”，这个跨越是如何完成的？写自己与写他人，哪一种更难？

薛舒：《生活在临终医院》这一部，是我以个人视角对临终病房的呈现，是我的“看见”、“听见”，以及感受。除了我的父亲，我还写到了我父亲的病友、病友家属、护工、医生等旁人。写自己与写他人的难度不同，写自己，难在看不清自己。当我们成为旁观者，我们往往是清醒或客观的。但我们在描述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滤镜或局限，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甚至遗传基因，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可能我还是没有及时把这一次的书写定位为“公共书写”，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有局限的。我在豆瓣上看到有读者批评我“优越感”，比如书中写到与母亲的争执，写到“夏奈尔香水”“复旦大学”，写到护工的长相，口音，来自哪个地区等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真实，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真实被公诸于众，那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所以，写非虚构，尤其是以个人视角介入的非虚构，我需要时刻记得，我身在其中，但我不是主角。

“跨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生活在临终医院》还有很多需要修正提高的地方，我的非虚构创作，也还有着很大的学习和进步的空间。

中国作家网：获奖后您说，想“对着夜空告诉已经‘升天’六年的父亲，‘他用他的生命，赋予了我文学’”。从2012年父亲确诊，到2020年离世，再到2026年获奖——这14年间，写作这部作品对您而言，经历了一个从“疗愈自我”到“成为公共文本”的演变过程。父亲如果在天有知，您觉得他会如何理解或看待这部作品？

薛舒：获奖名单刚公布，澎湃记者罗昕就催着我给一句感言，我当时想，要感谢的人太多了，感谢上海作协一直以来对我的扶持，还有出版这本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及《收获》杂志。《收获》杂志是这部作品的首发，还登上过那一年收获文学榜长篇非虚构榜榜首。这份认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由衷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但是罗昕只让我说一句话，我就想，这部作品，是我父亲用他的患病，以及他的逝去，给了我一次剧痛的生命经验，我才有足够的不吐不快的动力，要去写出来。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感谢我的父亲，他用他的生命，赋予了我这样一部文学作品，赋予了我文学的生命。如果老爸在天有知，一定会发出“哈哈哈”的笑声，他是一个爱笑的人。他还是一个开明的父亲，我在任何人生阶段的选择，他都没有直接去评价，所以，我想他也不会来评价我的这一部作品，但笑声代表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