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顺风耳” ——《四渡》背后的神秘情报部队军委二局
电影《四渡》正在热映，毛泽东口中的“得意之笔”，正以光影重现银幕。1935年，赤水河两岸，红军在十倍于己的敌军中忽西忽东、迂回穿梭，两次入川，两占遵义，大战娄山关，四渡赤水河，从绝境中撕开了一条生路。
成就这个军事传奇的，除了毛泽东的用兵如神，还有一支长期隐身幕后的力量——军委二局。电影中多次出现这样的台词：“二局情报显示”“这是我们二局得到的消息”“我手中这两份情报，是二局刚刚破译的”……说的都是这支神秘的队伍。
长征路上，他们如同“千里眼”和“顺风耳”，用破译的敌军密电为中央提供最可靠的情报。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支队伍：“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但因其工作的绝密性质，这盏“灯笼”长久隐于历史的暗处。今天，借着《四渡》，二局的传奇故事终于有了被讲述的契机。
“曾希圣同志有个妙计”
电影《四渡》中有这样一幕：1935年3月，四渡赤水后的红军主力抵达金沙县安底附近，准备南下渡过乌江。指挥部里，马灯昏黄。听到毛泽东说要“南下”，朱德先开了口：“要不得，中央军现在离我们非常近，迎头撞上就麻烦了。”
他的顾虑确有依据——此刻，国民党的周浑元、吴奇伟六个师距红军准备渡江地段，只剩一天路程。而红军全部过江，至少需要三天。要是迎头撞上，乌江很可能又成了湘江。
毛泽东却没有片刻迟疑，他回答道：“曾希圣同志有个妙计，二局可以模仿蒋介石的语气和国军发报手法，给中央军发电，改变他们的行军路线。”
假电报发出，周浑元、吴奇伟部果然奉命向泮水、新场方向前进。红军与中央军错开了100里，顺利渡过乌江，一场不利的血战由此避免。
这个情节让不少“军迷”眼前一亮：那个隐于幕后的神秘“二局”，终于被镜头照到了。
二局是做什么的？曾希圣又是谁？对于不太熟悉历史的观众来说，或许略显陌生。二局的全称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是红军专门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与密码破译的部队。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支队伍：“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可因其工作的绝密性质，二局极少在影视剧中现身。1983年版的《四渡赤水》，仅有一次提到情报来源，还虚构成了并不存在的“八局”。而作为二局第一任局长的曾希圣，很长一段时间内，更是隐蔽战线的一位无名英雄。
1904年，曾希圣出生于湖南乡绅家庭。16岁那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一次毛泽东的讲演。
当时，毛泽东刚参加完中共一大，到衡阳发展党员。在第三师范，他向300名师生作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讲演。在讲演的最后，毛泽东说：“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先后失败了，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领导……”一句话，让曾希圣茅塞顿开。
此后，他加入青年团，报考黄埔军校，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他却选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后来评价，曾希圣是我军情报工作“创业的人”。早在1930年年底，他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部谍报科科长。
在上海，为了掩饰身份，他与党内交通员黄杰、老同志何叔衡组成一个“家庭”：何叔衡当父亲，黄杰扮女儿，曾希圣则假称黄杰的小叔子。黄杰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曾希圣经常一个人关在家里，不知他搞什么。以后才知道他是搞机要工作的。”
其实，曾希圣关在房间里，主要是通过报纸分析敌军动向。至于“机要工作”，还是他到达中央苏区后才碰的。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叛变，上海中共中央不得不紧急疏散。这年11月，曾希圣化装成一个推销员，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广东，辗转抵达闽西苏区。
说来也巧，他刚到不久，恰逢中革军委加强情报部门建设。在上海历练多年的曾希圣，被任命为新组建的总参谋部侦察科科长。后来，侦察科升级为侦察局，又改名为情报局。因其在总参下设部门中排序第二，故称之为“军委二局”（为方便叙述，以下均简称“二局”）。
“一部半”电台立大功
重任在肩，曾希圣没料到，二局初次上阵，就栽了个大跟头。
1932年红军强攻赣州。本该为作战提供情报的二局，却倍感挫折：派出去的谍报员，要么杳无音信，要么情报不够及时、准确；国民党的电报不再使用明码，开始加密处理，二局的电台侦听一时成了“聋子的耳朵”。
赣州一战，红军苦战33天，城没攻下，反倒折了数千人。虽说冒险主义是主因，但敌情不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让曾希圣陷入了深深的自责。要知道，在他抵达苏区前，眼前这些七拼八凑的电台，可是立过大功的。
这一切，还要从第一次反“围剿”时期说起。
1930年12月30日，江西龙冈，大雾弥漫。红军在这里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全歼国民党军第十八师，活捉了师长张辉瓒。大捷之后，毛泽东诗兴大发，吟出一首脍炙人口的《渔家傲》。“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几句词让龙冈战斗广为人知。
相比之下，此役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收获，常常被忽略。打扫战场时，红军战士冲进敌军发报间，看见桌子上摆着个木头箱子。谁也没见过这东西，一名小战士抡起枪托砸下去。这一砸，留下一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15瓦电台。这便是我军最早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半部电台”。
与残损电台一起被俘的，还有十八师无线电队的十名技术人员，21岁的吴人鉴就在其中。这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年轻人，早看不惯国民党内部的等级森严和腐败作风，被俘后与红军同吃同住，他很快被折服，没多久便主动要求加入红军。为了明志，他还特意改名王诤，取“诤言笃信，刚直不阿”之意。
1931年1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亲自接见王诤等十名“新兵”。与王铮一同入伍的刘寅，一直记得朱德接见他们时说的话：“外面有的东西，我们这里现在没有，将来也会有，有人会给我们送来的。”
果不其然，就在接见当天，红军在追击国民党军时，又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王诤和战友们便靠着这“一部半”电台，开启了人民军队的无线电事业。
因有半部电台发不了报，只能收听。一开始，王诤和战友们就干两件事：一是抄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二是监听国民党各部队电台的“QRC”。
所谓“QRC”，就是电台自报所在的位置。刘寅后来回忆，王诤对国民党军的电台太熟了，“一听就知道是张三、李四。他们一到宿营地都要出来联络，都要问QRC……一翻译出来，送到总部，领导同志看了那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个比什么都准确。”
就这样，红军的无线电侦察，竟先于通信起步了。没多久，由王诤担任队长的红军无线电队正式成立。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王诤带着无线电队昼夜监听，5月15日黄昏，终于捕捉到了一段关键信息——国民党28师师部与吉安留守处的明码通话。
师部说：“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留守处问：“你们到哪里去？”
敌师部回答：“东固。”
情报火速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两人喜不自胜，连夜调动部队，集中优势兵力，在敌人必经之路上设下埋伏。次日拂晓，敌人果然大摇大摆如约而至。红军猝然出击，一举歼灭了国民党28师主力和47师的一个旅。
首战大捷，红军乘胜向东横扫七百里，五战五捷，最终以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的辉煌战果，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
庆功大会上，毛泽东把年轻的王诤请上主席台，高兴地说：“我们工农红军也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这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彼时，国民党还不知道红军有无线电，各部队通信普遍使用明码——也就是每个汉字对应公开码本上的一组4位数字，只要有电报码本，就能直接译出内容。就算个别部队用了密码，王诤这些原国民党报务员也熟悉规律，再加上缴获的密码本，还原电文内容不算太难。
可“围剿”接连失败，蒋介石开始警惕。曾任二局破译科副科长的邹毕兆回忆：“蒋介石在屡遭失败后，意识到无线电保密的重要……国民党军队使用的密码，很快就变换了。几乎完全不用明码电报本作底本，全改为自编密码本……”
敌报加密，成立不久的二局陷入了困境。
“破译三杰”读“天书”
焦急之中，曾希圣想起早年一位电报局的报务员说过的话：无线电的密码有规律可循，是可以猜译的。这句话让他的思路一下子打开了，他决定破译国民党军的密电码。
可真要上手，才知道破译有多难。国民党各派系的密码全是自编的，文体古怪、内容繁杂，就连他们自己的译电员对着密码本译电都得费半天劲，更何况是破译？
叶剑英曾把密电比作“天书”。蒋介石甚至一度认定，红军的破译能力必有外援。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在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他认为红军之所以拥有破译密码这个“秘密武器”，是因周恩来曾安排特工到苏联学习“研究制造和破解密码”。
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后，周恩来的确挑选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让他们改学无线电通信。不过，这些留学生在苏联学的只是依明码收发报务，或组装、维修电台等机务。真正啃下“破译”这块硬骨头的红军“密码天才”，实际都是在根据地的山沟沟里被逼出来的。
1932年5月，彭德怀为二局送来一个“天才的小鬼”。小鬼名叫曹祥仁，1914年出生于湖北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5岁参加红军，17岁被选中参加红军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还没开课，他就追着教员问摩尔斯符号，等到正式上课，早已把10个摩尔斯数字码背得滚瓜烂熟。
结业后，曹祥仁很快成为红三军团最优秀的报务员。他的耳朵尖得像装了雷达，能通过报务员的发报手法和不同机器的声音差异，直接分辨出是哪个敌台在工作，哪个报务员在值班。几千字的常用明码，更是熟记于心，听到电码，立刻就能转换为文字，速度简直堪比今天的同声传译。
曹祥仁从红三军团调到二局时，侦察台抄下的密电已经堆了几大筐，行军时得用扁担挑着，却全是看不懂的“天书”。他开始与曾希圣一起，苦苦寻找突破口。两人一边让侦察台盯紧敌台抄报，一边找投诚的原国民党电台人员了解密码规律，同时还不停地比对缴获的零星密码本和电报底稿。可折腾了几个月，进展寥寥。
转机出现在1932年8月20日，红军攻克宜黄。曾希圣带着二局的人翻遍了敌军遗弃的文件堆，密码本没找着，却在两大箱乱七八糟的文书里，扒出一份译了一半的电报。
这是国民党第九路军司令孙连仲发给守城部队的，使用的密码是国民党新换的“展密”。令曾希圣喜出望外的是，电报中有30多个字已经译出，每组数字旁边都清清楚楚地写着对应的汉字。
凭借这条难得的线索，曾希圣和曹祥仁结合敌情形势，开始猜译余下的部分。碰到疑难军语，朱德、周恩来也凑过来一起琢磨。熬了一个多月，不仅把这份密电全部译了出来，还破译了“展密”全本。这是红军破译的第一部国民党军密码。
第一次拿着完整破译的敌军作战命令送往前线时，大家心里还有点没底，特意在情报末尾标了“仅供参考，不知确否”。结果朱德按情报部署兵力，打了个大胜仗，事后摸着曹祥仁的头连连称赞：“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
遗憾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希圣和曹祥仁相继去世。出于保密，两人终生没有对外透露密码破译的细节。好在与他们并称为“破译三杰”的另一位破译能手邹毕兆，晚年留下一份万言手稿，揭开了读“天书”的秘密。
邹毕兆在“破译三杰”中年龄最小，也是彭德怀亲自推荐的“好脑袋”。他只读过四年私塾，却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摩尔斯明码背诵如流。1932年11月调入二局时，“展密”刚破，曾希圣、曹祥仁正乘胜追击。邹毕兆加入后，二局很快又多了个“密码专家”。
在手稿中，邹毕兆复盘了破译密码的一些逻辑：“密码有它自身的发展过程……展密不过属于低级水平，幸好我们从蒋介石密码的低级水平，就掌握了破译的本领，也就便于在蒋介石密码的难度不断增大时，能够紧紧抓住。”“破译的根本依据是重复。一篇文章、一份长一点的电报，必然有不少单字要重复使用多次……破译的密码越多，发现这类可破译的根据，就会更多。”
研究二局历史的学者伍星发现，这群没念过洋书的红军破译员，自己摸索出的“综合分析法、频率分析法、复合猜字法”等方法，竟与今天国际上的密码分析学原理不谋而合。
“破译三杰”强强联合，到1932年年底，已连续破译敌军密码17本。次年“八一”建军节前，这个数字达到100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给这些成果起了个雅名“百美图”，局里还特意割了肉，给大家加餐。
邹毕兆的手稿中，开篇就写道：“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自此以后，中央红军对敌军所有密电都能破译。正如邹毕兆回忆的那样：“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凡配有电台的师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我们也就知道什么!”
最令人称奇的一桩事，莫过于红军险些捉住蒋介石。那是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蒋介石亲赴崇仁中路军指挥部督战。二局从破译的敌军电报中，得知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去。邹毕兆在手稿中写道：“周副主席立即派遣了截击的兵力。可惜蒋介石临时改乘汽车，侥幸地走脱了，没有捉到他。”
“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长征开始前，无线电侦察已经成为红军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之一。别说是作战命令，就连国民党将领的私人电报，都逃不过二局的耳朵。
原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在回忆录《世纪之履》中记过一桩趣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之后，他奉命率部驻守西安。一天，与他在黄埔军校有师生之谊的周恩来突然造访。
未及寒暄几句，周恩来突然说：“我记得你有一句诗，写得不错嘛，‘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我闻言则大惊失色，忙不迭反问：“主任何知我有此诗句啊？”周恩来则放声笑了起来。
“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始干”，是1933年二三月间，在江西第四次“围剿”红军作战时，我有感而发的。周恩来又是怎样得知此诗的呢？
见我一副惶然不解的样子，周恩来告诉我说，这诗句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
周恩来的直言相告，让李默庵震惊不已：原来自己发给夫人的私电，竟被红军轻而易举听了去。
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对中央苏区这套“听风”的本事也印象极深。当时，他几乎每天都能拿到国民党军最新的电文抄件。有一次到前敌指挥部，才惊讶地发现，窃听和破译国民党无线电报的，竟是一群被亲热地称为“小鬼”的年轻娃娃——大的不过二十出头，小的十六七，日夜轮班守着电台，耳机里的电码声从没断过。
李德非常看重这些情报，他的俄文翻译伍修权回忆那时的工作程序：“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李德的住处）来。首先由我们翻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而接到电报的李德，就“围着他房子里的大地图绕着圈子，一边不停地吸烟，一边冥思苦想，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勾来画去……”
问题在于，仅有充分的情报，并不能保证一定打胜仗。李德徒有军事理论素养，却拘泥于教条，不懂得结合中国实际情况。
1934年7月，国民党军突破红军外围，直扑苏区腹地。此时，中央红军兵力不到10万，粮弹两缺，加之半年连续作战严重减员，每个作战师已不足4000人。面对险恶的敌我态势，李德却要打消极防御战，命令红军“以堡垒对堡垒”“分兵把口、御敌于国门之外”。血战到9月，中央苏区只剩七八个县城，红军只剩下一条路——突围。
按原定计划，突围要等到10月底11月初。但在真实的历史上，红军长征提前了近1个月，其中一份功劳还要记在二局身上。
关于这一点，李德在回忆录中倒是实事求是：“我们从破译的电报中获悉（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情报），蒋介石指示把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日期提前了大约一个月……由于我们的侦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党和军队的领导才能及时对计划作出相应的修改。”
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仓促上路。二局的几十号人一边行军，一边还要抬着几十斤、上百斤重的充电机、蓄电池和收发报机。到了宿营地，别的部队能歇口气，他们却要立刻架电台、拉天线，抄收敌军的密电。多年后，曹祥仁被问及当时的心境，只说：“我一闭眼，眼前就出现那些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我就是要拼命工作，减少前方的牺牲。”
长征路上，队伍日均行军六七十里，遇着敌情有时一天要赶百十里。为了不间断获悉国民党部队的动向，曾希圣把二局人员分成两支队伍，一支随着大部队先走，另一支留在原地架设电台，侦收敌军信号。到了约定时间后，前方队伍停下来，开始监听，后面队伍则收起设备，追赶队伍。如此循环，机器的嘀嗒声从未断过。
1934年12月11日午夜，湖南省通道县，二局破译了国民党军的一份密电。密电内容让毛泽东坐不住了：在通道以北的绥宁地区构筑封锁线，防止红军北窜。他连夜找到周恩来和博古，激动地说：“我军如继续北出湘西，正中敌人下怀，不是往死洞里钻吗？”
十几天前的湘江战役，8万多人渡江，最后仅剩3万余人。伍修权那句“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道尽了中央红军彼时的彷徨。
12月11日，损失惨重的中央红军进入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白天，博古、李德仍坚持红军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现在，二局送来的情报无异于当头棒喝，继续北上，摆明了是自投罗网。
危急关头，毛泽东当即要求召开紧急碰头会。这就是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开端——通道会议。
会上，争论依旧激烈。最终，在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下，博古、李德被迫同意毛泽东的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黎平方向进军。
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写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通道会议是长征以来毛泽东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人的支持。此次会议后，红军改变路线，进军贵州，一举攻克黎平，随后抢渡乌江，打下遵义城，才有了后来的遵义会议。
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还对曾希圣说过一句话：没有你的情报，博古可能只会“博古”不会“通今”，不会同意改变行军方向；不去贵州，何谈遵义，遑论遵义会议了！进军贵州，你是出了大力的。
青杠坡绝地逢生
赤水河畔，土城东北三公里处，当地人叫青杠坡。这一带形似“葫芦”，中间是约2平方公里的狭长坝子，周围有老鹰石、营棚顶等山峰，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然而，这个在军事地图上近乎完美的伏击阵地，却让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决定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北渡长江，得先夺土城、抢占赤水县城。
可大军到了土城才发现，川军刘湘已经派重兵封锁了长江，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也在进占赤水县城时受阻。前路不通，后面又来了追兵，川军名将郭勋祺已经率部尾追而至。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中央决定，利用青杠坡的有利地形，打一场伏击战，吃掉尾追的川军，再轻装北上。
1935年1月28日清晨5点，青杠坡战役打响。红三、五军团在彭德怀、董振堂指挥下向川军阵地发起猛攻。可打了一上午，敌人非但没被打退，反而越打越多。伏击战打成了消耗战，红军阵地一连数次几乎失守。电影《四渡》中那动人的一幕就发生在此时：朱德抓起枪，要冲到最前方去指挥。毛泽东认为太危险，不同意，朱德却微微一笑，说了一句：“敌人的子弹，打不中朱德。”
对于二局在此次战役中的角色，电影几乎没有着墨。那是因为，此时的二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伏击战最需要准确的情报，敌人有多少兵力、从哪条路来、什么时候到、后续有没有增援，都至关重要。偏偏这时，二局遇到了长征以来最棘手的难题。
网上流传一种说法，在青杠坡战役中，红军截获敌人的电报，不知何故把“旅”翻译成了“团”，导致我军情报有误。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由于进军四川并不在原来的计划内，红军到土城时，二局对于初次接触的川军电报密码还不熟悉。更糟糕的是，川军使用了号称“密码之王”的“来去本”，令破译人员一时难以破解。
所谓“来去本”，就是发报和收报使用的不是一个密码本，用作发报的叫“去”表，用作收译报的叫“来”表。伍星解释过破译它的难处，“它完全不按照偏旁部首排列，全部打乱字序，完全无从下手。”
二局虽然截获了敌人的电报，一开始却无法完全摸清川军各部的番号和确切兵力。邹毕兆回忆那时的情形：“……边战斗边破译郭勋祺的密码。密码叫正密，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曾局长、曹祥仁同志和我紧张地日夜破译……”
曹祥仁记得，临近中午时分，周恩来、王稼祥满脸尘土地赶到二局，对正在紧张工作的几个人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苦苦思索，埋头苦干到28日下午，终于破解了川军密码。可译出的电报却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层层包围上来。许多年后，曹祥仁跟家人谈起那天的情形，仍禁不住后怕：“形势好险，周围都是敌人，包围圈只有一个不大的口子还没有合拢。”
看到破译的准确密电，再结合前方报告，毛泽东当即提议开会。这是长征途中唯一一次在战场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判定，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放弃渡江，迅速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再相机行事。
当时的情况有多紧急，时为二局报务员的贺俊侦讲过的一个细节可以印证：“敌人打到我们的后面来了，我们在收天线的时候，他们在那边拉，我们在这边拉，结果我们天线不要了，赶快到赤水河，赶快过河。”
29日拂晓，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第一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渡，虽是被迫撤退，却让中央红军绝处逢生。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传奇，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四渡赤水建奇功
1935年初春，一渡赤水后的红军正在云贵川三省交界处的云南扎西休整。
似乎预料到了红军可能转进云南，2月6日，蒋介石给“云南王”龙云封了个新头衔——“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新官上任，第二天就以密电发出“作战方略”，详细部署了川军、黔军、滇军的防堵任务。电报末尾，还郑重地署上“总司令龙云”的大名。
殊不知，当天晚上，这封密电就被二局截获，并成功破译。通过这封密电，毛泽东敏锐地发现，敌人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在黔北遵义，那里只有黔军王家烈的5个团据守。
2月9日的扎西会议上，他提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战略，“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两天后，国民党军向扎西地区逼近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敌人的空隙中穿插而出，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一周之内再占遵义城，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
这一仗，红军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写的就是这场酣畅淋漓的胜仗。
然而，遵义大捷后，求胜心切的情绪在军中蔓延开来。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建议主力进攻打鼓新场和三重堰，歼灭驻扎在那里的王家烈黔军。
一封电报，引发了中央的激烈争论。
此前，红军两克遵义，王家烈已被打成惊弓之鸟。多数人都支持林彪的提议。唯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他的理由很明确：尽管打鼓新场只有战斗力不强的黔军，但周围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8个师，有滇军孙渡的4个旅，还有随时可以扑来的川军。红军进攻打鼓新场，这些敌人都会来夹击。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陷入重围。
可惜，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最终，会议上20多人投票，毛泽东只得到一票。会议结束后，他回到住处，左思右想，感到这一仗绝不可打。此时，窗外夜色已深，山间小道漆黑一片，他沉默许久，突然起身，提着一盏马灯，步行两公里，敲开了周恩来的房门。
许多年后，周恩来还记得那晚的情景：“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说服大家的，其实还有二局破译的敌军电报。3月11日《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中，清楚地写道：“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
“犹旅”属黔军，“鲁旅”“安龚两旅”属滇军。由此可见，黔军、滇军大部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这样的情报，验证了毛泽东的预判，也让众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11日的会议撤销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红军主力调整方向，改打鲁班场，同时在茅台渡口架起浮桥，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但这一次过河，只是佯动。三渡之后，红军主力悄然隐入赤水河边的树林。毛泽东下令，全军无线电静默，只收报不发报。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一个团奉命携带电台，向古蔺地区疾行，一路走一路发报，刻意保持频繁联络，制造出主力要从古蔺地区渡过长江的假象。
这一招果然奏效。二局截获的电报显示，蒋介石断定红军西进“无疑”，火速调集各路大军集结，准备在叙永、古蔺、毕节一带“聚歼”中央红军。然而，就在敌军准备合围时，毛泽东突然挥师东进，命令中央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红军只用一部电台伪装成主力，硬生生把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骗得团团转。这个足以载入世界军事史的奇招，在电影《四渡》中一闪而过。这个情节背后其实有一个“彩蛋”，佯装主力的电台负责人，就是前文凭借“一部半”电台立下大功的王诤。
王诤此时已任军委三局局长。三局与二局，就像红军无线电部门的左右手：二局“对外”，负责侦听和破译敌军电台；三局“对内”，负责中央与各军团的通信联络。用时任红军作战参谋吕黎平的话说：“三局命令传达得好，二局情报掌握得好。”
正是在两个局的默契配合下，四渡赤水乃至整个长征期间，红军领导人才能料敌于先，用兵如神，一次次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对于二局、三局的重要性，吕黎平还写过一句分量更重的话：“从我当参谋起，大家一个共同的观点是二局、三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丢掉了我们的脑袋也没了。”
冒充蒋介石发密电
四渡赤水，红军忽西忽东，忽南忽北，几十万国民党军在川滇黔一带被牵着鼻子兜圈子，却始终无法合围中央红军。1935年3月24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从重庆飞抵贵阳，决定亲自坐镇，指挥“围剿”。
被临时封为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撰文回忆过蒋介石初到贵阳的狼狈：“蒋介石三令五申地命薛岳迅速把红军主力的行动方向侦察清楚，并派飞机由空中侦察，但一连三天都得不到要领。蒋在电话里大骂薛岳，问他在前线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连敌人的主力趋向何方都搞不清楚。据蒋的卫士说，蒋介石气得发昏，把电话机的听筒都扔在地板上，顿足大骂不止。”
如果蒋介石知道此刻的中央红军正在谋划什么，怕是要骂得更凶。
3月30日，红军正在金沙县安底、沙土一带，准备南渡乌江。突然，二局截获一份紧急电文：国民党周浑元、吴奇伟6个师正向安底西北方向的泮水、新场（今金沙）急速前进。军委领导担心，如果敌人侦知我军情况，有可能改变方向，转向安底猛追。那样的话，敌军只需一天路程，就能与红军正面交锋。
当晚的红军指挥部里，大家一筹莫展，就在这时，曾希圣提出一个大胆的计策：仿照蒋介石平时的行文方式，给周浑元、吴奇伟发一封假电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不由拍案叫绝。
这就是文章开头讲述的那一幕。只不过，电影《四渡》进行了一点改编：曾希圣没有出现，而是借毛泽东之口说出了他的名字。
毛泽东说，曾希圣可以用假电报“改变”敌军的行军路线。真实的历史上，这封假电报不是为了“改变”，而是命令周浑元、吴奇伟按照原定方向，继续向泮水、新场前进。这样就可以避免敌我两军在安底、金沙一带迎头撞上。
吴奇伟、周浑元收到“蒋介石”的密电，果然深信不疑。红军由此赢得了宝贵的渡江时间。3月31日，除留在乌江以北佯动的红九军团外，中央红军全部顺利南渡乌江。邹毕兆后来在手稿里写道：“二局冒充蒋介石发的这封密电，蒋介石可能至死也不知情。”
过乌江后，红军一路疾行，直逼贵阳，前锋甚至一度打到距贵阳城仅20公里的机场。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慌了手脚，亲自下令给就近驻扎的滇军孙渡，命他昼夜兼程赶来“保驾”。
蒋介石哪里知道，这恰恰是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红军来势汹汹，只是佯攻贵阳。等蒋介石把滇军调出云南，红军立刻掉头，从贵阳、龙里之间的狭窄通道穿插南下，挺进兵力空虚的云南。
二局报务员钱江后来回忆毛泽东这步妙棋，说得很是生动：“毛主席早说过，如果能把滇军调出云南就是胜利。于是红军于4月9日从贵阳、龙里间的大马路上穿过，迅速隐蔽地折向西南……进入云南……”好笑的是，因红军过乌江后行军神速，“沿途一些地方民团还未得到上级通报，因此竟把红军当作中央军来欢迎。”
5月初，红军抵达金沙江畔。军委纵队在皎平渡找到6只木船，顺利渡江。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却在龙街渡、洪门渡遇了阻：江水湍急，架桥无望，渡船又被敌人烧了个干净。而尾追的国民党军万耀煌第十三师，只需一天就能赶到渡口。
千钧一发之际，曹祥仁破译了万耀煌发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这人是蒋军嫡系中的非嫡系，对蒋介石向来阳奉阴违，为了保存实力，竟向蒋介石谎报没有发现红军，决定在团街原地休整一天。
毛泽东拿到情报，大喜过望。当时在他身边的作战参谋吕黎平，在《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设在金沙江边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主席用一支红铅笔指着挂在壁上的地图，幽默地对作战参谋们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将来也让后人写段故事吧！”
军委随即电令红一、红三军团离开龙街渡和洪门渡，赶往皎平渡。5月9日中央红军全部渡到北岸，渡船就地烧毁。等到万耀煌师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早已远去。
自此，中央红军彻底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1975年，叶剑英回忆长征时曾感慨：第四次渡赤水后，在龙里、贵定之间不过30公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军事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
事实上，不仅是四渡赤水后，在整个长征途中乃至后来的抗战时期，军委二局始终是部队最可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邹毕兆曾详细记录二局的破译成果，取名为《心血的贡献》。据他在册中记载：“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的6年多时间内，军委二局共破译蒋、湘、粤、川、桂、黔、滇、马鸿逵、张学良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码达1050多个，全部破译成功。而我们红军的密电，却没有一个被敌军破译！”
参考资料：《曾希圣传》编纂委员会编，《曾希圣传》；曹冶、伍星著，《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编研室编，《红军的耳目与神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信兵回忆录》；路福贵《红军“破译三杰”之邹毕兆》《尘封七十年的红军破译英雄邹毕兆》《无线电侦察与红军四渡赤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