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说

“我”因中学同学“不语”病危，被多位老同学催促回乡探望。故乡M镇已物非人非，老建筑被替换，街道冷清，仅存护理院、旅社与零星居民，地面莫名开裂，绿草疯狂生长。不语身患重病，瘦骨嶙峋，痛苦不堪，却仍保持某种荒诞的清醒与表达欲。两人对话间穿插着往事、不语对病痛的倾诉及其家庭矛盾。

你弥留之际

阿乙

在我脑子里出现奇奇怪怪的东西。首先是感觉走失。我可能因为什么事耽误或被耽误，迟到一秒，从而永久地被隔离在和我同活的人群之外。

我并不是回到了那儿，而是本来就待在那儿。

——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P.A.门多萨

如果只是范静静一个人这么打电话催促我，我不会有任何响应，甚至会产生负的响应。也即，我会暗自说：你不叫我我还可能去，叫了我我倒不去。当然嘴上还是应以：嗯，嗯嗯。这样的回答可以表示出两个意思：一、好的，我会去；二、好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但在改心红（他是我认为的这世上而不仅仅是同学里最忠厚的人）、毛新迎（她曾是班长）也打来电话后，我感觉自己彻底动摇，要下定几乎最大的决心才能说不，但还是想说不。随后出现的一个名字说出来我都不记得的同学以同样的口吻诉说他的请求，就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倒我，使我的回乡之旅变得坚决，虽则这坚决是由被迫、不得不导致的。之后又有几个同学来电，我回以：已经在路上，已经出发啦。

我不害怕在某一个人那里被说成道德沦丧，但害怕人们一起这么说我。另外，单调、持续的声响与要求也会使一个有正常心智的人变为痴愣的动物，唯知听命于它，就像它是一道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的神符，比如上课铃声、伴侣的抱怨、传销、发往朱仙镇的十二道金牌。同学们说的话连标点符号和升降调都一样，听起来像经过商量。实则是某种他们都有的或者他们认为同学应该有的道德感和责任心使得他们几乎在一天之内出乎一致地打电话过来，就像街头发生暴力事件使得市民纷纷报警。他们说：

“我怕你是要来看看不语啊。”

我和不语在十四岁时分别。我离开镇中，转学到县城二中。他滞留原地。我是周五完成插班，被引见给二中新同学的，接下来的周六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上学，出于不安还是背书包一早赶去。校园空无一人。尽管如此，周日我还是去了。正是那天，我发现四五个新同学在百无聊赖地练球，因缺人他们招我入伙。我从此爱上在镇中未曾得见的足球，并因这些新同学，性格发生变化。或者说，性格里掺入了新的物质。在十四岁至五十岁这三十余年中，我和不语只见过一次。当时是二〇〇六年年尾，我从工作的一家北京杂志社——我在那儿担任国内足球编辑——返回县城过年。走上罗湖路那栋房屋二楼后，我扔下行李，推开祖母房间，蹬掉鞋，衣也没脱，躺床上，呼呼大睡。在贯穿整个下午的睡眠中，我有两次醒来。但醒来的我可能比梦中的我还要迷离恍惚。第一次我伸出右手（此时睡姿是左侧卧位，我意识到身上被母亲盖了两层毛毯）往床边掉漆的课桌摸去，找到烟盒并取出香烟和打火机。抽完我把烟蒂扔在床前。又因担心着火，在睡过去十几秒后，打起精神摸到课桌上的茶杯，往烟头大致掉落的位置浇水。第二次我先是听见一阵急切的上楼声，在来到楼梯口后，他朝厨房喊：“在哪里呢？”

“在婆房里啊。”母亲回答道。

紧接着我意识到床尾那边站着一个人，虽然我并未睁眼。他像参观追悼会上的尸体那样贪婪地参观我。“几时回的呢？”他亲切地问。为了不显得无礼我勉强支起一半眼皮。“是你啊，不语，坐。”我说，并试图起身。他连忙说：“不消得，不消得，你接着困。”半是确实困倦，半是对这样的会见提不起兴趣，我把头又落向枕头。他的脸上和眼睛里放射着光，一个人只有在见到最亲的亲戚时才会这么喜滋滋地放光。一会儿只听见他说：“这是什么烟呢？还有烟叫作中南海的，总没听说过。”

“这个是（焦油量）5毫克的，口感清淡些，不容易生痰，也不刺激喉咙。3毫克的更淡，不过吸起来没劲。还有8毫克、10毫克的，毫克越重，烟越便宜。”我机械地说。

“这么说（这个）应该很贵。”他端详着它。

“贵什么呢？十块钱一包。你抽一根。”

“我抽什么？抽不惯。”

不过他还是摸出一根点着，咝地吸上一口，然后瘪着嘴唇噗噗地吐出长烟。并且他还坐在床沿，架起二郎腿。“你这是什么羽绒服呢？没见过的。这黑色面料的光泽感，啧啧，恐怕只有我挖过的最好的煤才有。又薄，又经事。里边填的是鹅绒吧。这么一点重量，啧啧，也就几两。真是高级。”他边说边用指尖揉捻它。

“是一个叫侯哥的领导送的，日本牌子。”

之后他说什么我不记得，也许没说，只是静静抽烟。“要得我走。”后来他一边郑重地出去找烟灰缸一边说。

“嗯嗯。”我不知所云地回应，整个人倒向越来越深的睡眠。母亲追到楼梯口说：“你帮我把一袋干笋子和一件棉袄带给海经婶呢。”来访者因此停下。在他彻底走下楼梯，走出防盗门后，母亲对自己说：“呵呵，起名叫不语，不男不女。一样的人，三十岁，这个困床上不肯结婚，那个女儿都有九岁。”

不语所以改名不语，和接触过袁枚《子不语》有关。“子不语怪力乱神”，本意是这个，不语却用它表述失恋后的缄默（倔强）。我也有那本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排印的书，书中每个字都只显示左半部分。如果是印刷失误，这失误也挺特立独行的。这事本身就很怪力乱神。

对了，他还曾感叹：“头毛许长，还烫了。”

我说：“锡纸烫。”

他说：“是女人让烫的吧？按理我们没有这样的意识。”

我没有否认。

一旦踏上高铁，我就会接受和喜欢这段旅程。甚至觉得，相对于旅程本身，目的不过是一个借口。飞机就不一样，还有什么比像一名偷渡客那样长时间蜷缩在机舱分配给你的那点明显是削足适履的空间更憋屈和受折磨的事呢。飞机旅行只能视作为达目的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列车自北京南下。随着第一座山的出现，巨大的平原宣告完结。植被变得更绿和更茂盛。有时列车会穿过几十公里的密林。抵武汉后换乘，东行一小时就到了故乡高铁站。我背着双肩包来到占地七十六亩的站前广场，不无惆怅地望向几里外被照成金色的主城区，在那里生活着姐姐、弟弟及其家人。我当然可以去找他们，他们当然欢迎我并一定会接待我，但这种当然出自道义而非亲缘。自从父母先后逝世，以及他们生活过的房子被出售，我们兄弟姊妹像花瓣失去花托和花梗，无法再聚拢；并且像断肢，越是天长日久，越是没法缝合。我摆脱揽客者的纠缠，快步行至附近客运枢纽站，追上开往 M 镇的末班车。在我印象中，车下这条东西向横穿整个县的公路并不总是全线畅通。今天不幸又如此。公交车驶过练兵桥后不久，被疏导入村道，因为主路正在平整路基。我抵故乡时天色晴好，夕照甚至使人感觉发烫，但我能通过车轮在稀屎或者说巧克力冰淇淋般的泥道上溜来滑去，知道本地下过一场豪雨。有时村道崩断，车子还要下到河道，涉水开一段。等到天黑，车辆才驶回公路，未几，又被一尊有城隍庙风格的仿真交通指挥员拦住。它脚踩刷着红白条纹的小圆岗，朝我们车辆不断地挥舞红旗。仿真人背后，半边路面正在灯光照耀下施工。搅拌机在隆隆地翻搅，几名身着橙色荧光工装的工人，将混凝土浇筑进路槽。等到来向车道车辆过完，我们滞留在去向车道的车辆，才得以借道缓缓通行。坐这样晃晃悠悠的车，会产生一种坐在莫泊桑、华盛顿·欧文笔下公共马车、驿车里的错觉，认为会经历一些故事。我架着二郎腿，半个后背抵着车壁，一根手指蜻蜓般落在手机屏上，无聊地刷着。有那么十几分钟，我感觉同一排但隔着过道那原本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的中年女乘客总是朝我微微转过脸，用余光打量我。有两个她一定在内心打架：一个劝她遏制自己的行动；一个据理力争，行为若利于正确与正义，自己岂能回避退让？之前她也如此，踌躇很久去问司机：“不会因为多绕这些路就提高票价吧？”“不会的，”司机用一种发抖的声音说（他想努力使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柔），“待会儿您扫码就知道了。”我预判她也会庄严地来找我，但不知道因为什么。这是一个谜，让人有小小的兴奋和恐惧。果不其然，她还是很用力地轻拍前座，起身过来，一边扶眼镜，一边一字一顿地规劝我：“千万别在黑暗环境玩手机，对视力不好，真的。”我收起手机，朝她做了一个可能是同意的手势。我知道，人最容易产生的错觉，是这个世界属于他，归他指挥，听他调遣，太阳为他而升，人们是他的臣仆。一旦有什么事让他感到不协调，他就感觉被忤逆，必欲出面镇压。我知道一时半会儿是没办法让她改正这一强迫症的，只好按她要求改正自己的行为。反正也不会造成实际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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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乙，本名艾国柱， 1976年出生于江西省瑞昌市，曾任职乡村民警和新闻工作者，出版有《鸟，看见我了》《灰故事》等四部小说集及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早上九点叫醒我》《未婚妻》。作品被翻译英、法、意、西等语种在十四个国家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