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与我们的胃
对外来的物种，福州人都喜欢在前面加个“番”字：西红柿称“番茄”，辣椒是“番椒”，而甘薯也不例外，叫“番薯”。小时候大米不够，肚子曾一顿顿被番薯填塞。揭开热气腾腾的蒸笼，锅里永远纵横躺着它们饱满的身体。番薯米是番薯的延伸，以锋利的刨丝器擦出，呈一条条细长的线状。番薯钱则是另一种延伸——被横切成一片片薄片。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是先用水洗出淀粉用以勾芡，再摊开晒干。算起来淀粉才是番薯的精华，去除了它，少了营养和甜度，就仅剩残骸了，然后储存起来，以应对一年四季的三餐。
感谢它们，至少得以果腹，春去秋来，肢体有了正常生长的营养。很久后我才知道，番薯其实姓陈，400多年前福州长乐人陈振龙把它从吕宋岛，即菲律宾带回，种下了，繁衍了，东南西北种开了。那时菲律宾还是西班牙属地，番薯和马铃薯、玉米等物都被当成战略物资严禁外流，海关层层盘查。现在比较通常的说法是，陈振龙一共努力了3次，前两次失败，被罚了款，差点坐牢，不甘心，又冒险把数尺薯藤装在竹筒内，再用绳系在船舷旁，浮在海中，经过7个昼夜漫长的航行，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即1593年5月抵达福州。
翻了几本志书，都没有查到那年的福建发生了什么与民生有直接关系的大事记载，但旱涝、虫害应该是常态，加上海上倭患仍在，日子自然局促紧张。福建人真是饿怕了，全省八山一水一分田，这有限的田在连绵不断的天灾下总是收成黯淡。唐末五代时，某商人曾从占城，即现在越南中南部成功引种过可一年早晚两熟的占城稻——该商人是泉州的还是福州的没有定论，姓名、年龄更无从得知。这个连姓名都不存的商人灵光一闪把稻种带回，种下了，收成翻番，以至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赵恒还遣使到福建取过3万斛占城稻种，向江、淮、两浙推广种植。但仍然不够，中原战乱，衣冠南渡，逃来的人越来越多，糊口还是很难。而番薯的特性是高产易活、适应山上旱地、生熟皆可食、叶子还能当菜，这正是陈振龙冒死将其带回老家的原因。他先在福州达道铺纱帽池屋后的边隙地进行试种，成了，仅4个月薯就“小者如拳，大者如臂”。
这事在勇气、胆识、热情之外，应还有诸多运气的成分。薯藤即使藏匿再严实，陈振龙仍可能再次被拦在异国海关内，然后被罚被囚被杀；也可能遭海上风浪吞噬、被盗贼倭寇夺命；还可能藤霉根烂，一无所获；更可能被视为异端邪说，群起抵制，拒绝接纳。没有，一切都惊人地峰回路转、绝处逢生了，他飞蛾扑火般倔强地赌一把，竟在那年那月奇迹般成为赢家，而最大的幸运就是遇到浙江杭州人金学曾。携薯藤归来后，陈振龙让儿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呈上《献薯藤种法禀帖》，列举该物的种种好处，祈求获得栽种和推广。巡抚就是金学曾，出生于官宦世家，一向锦衣玉食，诗词歌赋都擅长，草书也精，却未必懂得春种秋收。何况那是从域外来的东西，之前闻所未闻，终究结果难卜。但天佑大地，金学曾在几丝“诚恐土性不合”的顾虑之后，还是应允了。几个月后见薯种成，他大喜过望，不仅加以推广，还把陈振龙种薯经过进行总结，写下《海外新传七则》一书，向饥肠辘辘的民众介绍番薯的生长特性、育种栽培以及贮存要点。
番薯就这样走上餐桌，走进我们的胃。“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而土里从此只要把藤蔓进行简单剪枝扦插，薯藤就可以恣意生根，径自生长，然后豪迈长出能让人免于饥荒之苦的番薯了。历史在这个节点上，奇妙地让这两个年龄相仿的男人相逢，并联手完成了一件壮举。为了感念他们，番薯曾以金学曾的姓，改名“金薯”，而陈振龙则被冠以“中国番薯之父”的荣耀。可非常奇怪，关于陈振龙的资料非常有限，他出生的时间，史书里只写着“约1543年”，然后中秀才的时间也是个约数——“年未二十”，之后考进士不中的次数是“屡次”。至于他哪年从老家迁到福州城的达道铺纱帽池居住、什么时候动身下南洋、与谁一起去、在吕宋岛居住哪里、从事什么职业，以及婚娶、身高、长相，等等，都没有确凿记载。但陈振龙的出生地却是明确的，就是福州郊外的鹤上镇青桥村。那里有一座三层楼高的塔状建筑物，挂着醒目的“陈振龙纪念馆”大匾额，而馆址就建在陈家祖屋附近。
那天特地去青桥村一趟。村子非常安静，见不到几个人，但一问起陈振龙，每个人都喜悦地指路。陈家祖屋很古朴，是一座明代建筑物，清代重建过，占地面积有600多平方米，土木结构，面阔20多米，相传陈振龙就出生在这里。屋子已经破旧了，却有一个规模超出想象的展厅，陈列着陈振龙一家几代人引种、推广番薯的功绩。俯身在两张图前细看，一张是番薯的传播路径：引到福州后，又陆续推广到江西、浙江、江苏、湖南、重庆、台湾等17个省份，最北的是北京通州一带，最西的是云南、广西。另一张图更意味深长，是关于全国总人口的统计：明朝洪武年间6000万人，清乾隆六年约1.7亿人，乾隆二十八年约2亿人，乾隆五十五年约3亿人，清道光十四年突破4亿人。
其中有多少应归功于番薯呢？毕竟不饿死，才能够繁衍开来啊。
陈振龙的子孙们，持续与番薯较劲。三世孙陈邦弼把薯引到长江流域；四世孙陈以柱把薯推广到黄河流域；五世孙陈世元让薯种到山东各地，并编撰《金薯传习录》一书，系统记载番薯传入及推广的过程，总结薯的栽种、管理、贮藏方法，成为我国第一部番薯专著；而几个六世、七世孙则让河北、河南等地也长出了番薯。
陈家祖屋外不远的粉墙上，录着郭沫若于1963年写的《满江红·纪念红苕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瞬间，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北美。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挟入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对于陈振龙的历史贡献，这位著名诗人不吝表达了自己的深情赞美。
陈振龙辞世于1619年，也就是他携薯藤归来第二十六年。70多岁了，过了古稀之年，死后葬在哪里呢？仍然不知道。他在福州的旧居，据说在现在福州台江区上下杭街区内，而我母亲娘家就在下杭路，那一带我是熟悉的，却始终没听说过史书上所载的“纱帽池”究竟是何处。
清道光十四年，在可俯瞰福州古城的乌山上，专门建起了用于祀陈振龙和金学曾的先薯祠。后祠毁塌，1957年市里又在先薯祠的原址上建起先薯亭，2008年又再次按原样修建。亭前双柱上刻着一副非常醒目的楹联：“引薯乎遥迢德臻妈祖；救民于饥馑功比神农。”旁边的大石上还刻着后代文人撰写的“先薯亭记”。
离开菲律宾后，陈振龙应该再没重返，生意放弃了，钱不赚了。这辈子他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与番薯焊在一起的往事，却清晰得宛若夜空中那颗闪亮的星。天南地北的土地里，仍年复一年殷勤滋养，空气中所弥散的那股芬芳薯香，是颁给他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