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来到西大峪煤矿时，我还年轻，所有生活都像崭新的。我对煤矿理解肤浅，也可说一片空白。记得要来上班了，父亲每天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母亲也很忧虑。我知道父母是在担心我。另外，还有一个我不愿说出的缘由，父亲在为不能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愧疚。毕竟我是去当采煤工，那可是煤矿井下最苦、最累也是最危险的岗位。

结束岗前培训，上班第一天我就认识了师傅。学徒期间，印象最深的事，就是每次在巷道中行走，师傅总让我走在他的前面。这样，在我脚下就有两盏灯的光，我就不用担心脚步的回声被丢在黑暗里。度过三个月的学徒期，我已熟悉了井下作业的所有环节，那是一套近乎原始的程序，撩煤、打点柱、顶溜子、摆木垛、放顶，稍加训练就能掌握。我缺乏的是经验。一种类似师傅拥有的像他的工龄一样漫长的经验。师傅看透了我的心思，用一个过来人的口吻告诫我，别像他一样没出息，干了二十年，还是个煤黑子。师傅的话至今仍带着杂波干扰我的思想和生活。二十年的时长，被一句话轻易覆盖后，人生还剩下什么？我想不清楚。那是像潜流一样的神秘力量，在挟持或劫掠我。师傅还从他的师傅那里继承下来另一句话，下井挖煤这活儿，没啥好学的，只要有把子牲口似的力气就行。听他这样说，我感觉像被鞭子抽到，原本眼前有光的地方突然黑了。

掌子面排炮拉过，进入工作号段，师傅立即变得紧张起来。他迅速在顶板空出的地方挂顶梁，隔一挂一，五道梁挂好，打紧销子，他在中间位置的煤帮刨出一个柱窝，将支架升起，打实柱锁，背紧寨子，并反复用力摇晃。接着，又在号段上下两端的顶梁处如法炮制，做完这些，他的节奏慢了下来，开始不慌不忙地在顶梁空隙下木撑，把梁撑住。有了五根顶梁和三根支架，刚才还显得空阔森然的煤帮，突然变小变窄了。那个空间安全了，师傅把一把铁锨插进松散的煤堆，吐了一口刮进嘴里的煤粉，转身对我说，过去吧，撩煤时机灵点儿，小心片帮。

刮板运输机的喧嚣声把他说话的尾音吞掉了。我从他的影子里闪出，跨过溜槽站在了另一侧。师傅的灯光留在那边。我们对一下灯，随后便各干各的。我从最下端一根钢梁开始，把煤不停地攉进溜子。那里也是上下号段的分界。光影中粉尘晃动，像夏夜密集飞舞的蚊虫。师傅在坷垃帮拆除支护木垛，拆完，又在内侧一排点柱间重新摆好，背实，为最后一道工序放顶做准备。工作面的过道风很疾，上下号段晃动的灯光像被复制在同一个模糊空间，淡淡的炮烟味与纷扬的煤尘混在一起，从像伤口一样的工作面掠过。这样的工作每天重复。早班中班或是夜班。夜班中班或是早班。星星在天上时，我们这样。太阳在天上时，我们这样。好多年后的梦里，还是这样。

你昨晚又做梦了。李柳在餐桌对面说。

嗯。我夹过一根油条，放在豆浆里。

又梦见师傅了，又梦见被困在井字形的木垛中。李柳说着，把剥好的鸡蛋递过来。

我低头不语，表示默认。这是从未变过的梦境。我上矿校时它就跟随我。我和李柳结婚了，它仍像个痂结在心中。我像逃不出一样被困在里面。

摆木垛用的方木，厚度在二十公分左右，长约一米五，都是上好的松木。新木头散发着醇厚馥郁的木香味，如果工作面干燥，这种木香味会持续好久。摆木垛也讲究方法，要事先把方木搁在四围，人在中间按不同方位两两垒砌，等摆到一定高度，人爬出来，再继续摆架封顶。师傅讲过方法后，说了句，你来。他闪在了一边。我随即坠入梦里。

散在四周的方木全是新木，茬口毛茸茸的，我像只贪婪的虫子，沦陷在虚幻醉人的木香味中。一层，两层，三层，木垛在慢慢升高，它的香味弥漫开就把我与外在世界隔开了。摆好最后一层，木垛已垒高接顶，我沉浸在空无的成就感中，完全忘记了危险。我拿起手中的铁锤，背紧最后一枚寨子，完工了。我把自己垒在了木垛中间。我一阵高兴，喊师傅验工。工作面早就空了，师傅也隐身了。我大喊一声：师傅！工作面空荡地悬浮着我呼喊的回声。

我头顶上矿灯的光，被压缩得越来越小。黑暗在周边无限扩展蔓延，聚集起吞噬一切的黑色力量。我害怕了，再次大声呼喊师傅，呼唤其他工友的名字。四周一片觑寂，连回声也消失了。我想砸翻木垛，进行自救，但顶板来压已把它压实。我不断用力，既推又撞，但木垛像个堡垒般毫无反应。我绝望了。木香味不再诱人，它开始弥漫森林中的死亡气息。这气息越来越紧地裹住了我。我用尽最后的力气，疯狂挣扎。木垛框柱的一小片顶板，突然裂开一道血色的缝隙。它越裂越深，倏地就把我吸了进去。

我发出了最后的也是绝望的呼叫。然后，梦就醒了。

李柳说，我在梦里不是抡起胳膊拍打，就是双腿乱踢乱蹬，每次她不是被拍打醒，就是被踢醒。醒了，她偎在身边抱住我，等我慢慢安静下来。有一次我在梦中嚎叫着跳起来，随后重重地跌下了床。那一次，李柳被吓哭了。我戳伤了右手腕，创面青黑，肿得像黑面包。那阵子，我在稿纸上写字，每一笔都像笔尖戳着神经似的刺痛。

没下过井的人，无法想象井下的黑暗。关掉矿灯——那种黑，像是由没有缝隙的墨块堆叠起来，又融化掉，它涌过来，人瞬间就被封闭在一团坚固的虚无中。下过井的人才懂得，为何说矿灯是保护生命的眼睛。叙述井下的作业流程，是枯燥无趣的。每天，在距离工作面不远的巷道中，一群人脚步凌乱地到来，矿灯的光，像痉挛似的切割着巷道内的黑暗。走到工具房那里，大家停下来原地休息。每个人的位置几乎是固定的，师傅坐在上帮，徒弟坐在下帮。偶尔有徒弟坐错位置，身体像发癔症似的一愣，随即跳起身闪退回来。一阵短暂的骚动过后，一盏盏矿灯被隐藏起来，黑暗又返场了，人也安静下来，像在黑暗中被抹平了，消失在寂静的底幕上。大家在等。时间不会很长，五分钟或是十分钟，因为时间短，这工前小憩时间便格外珍惜。谁也不发声，怕惊吓到什么。忽然，寂静中响起一声呼噜，它刚发出，瞬间又被咽了回去。

大家在等班长。他已提前进入了工作面，划分号段，看现场，然后出来布置任务。工具房是嵌入煤壁的一个硐室，它被开挖在工作面停采线之外。长约五六米，或再深一点，两米多宽，里面堆放着各种工具。洞口用红砖砌垒，封着一扇铁栅栏门，钥匙掌管在坑代员手里。班里的十几个人，分坐在巷道两侧，头或后仰倚住柱腿，或身子前伏趴在膝盖上，所有人的呼吸都是安静的。巷道内的黑暗格外幽深。

远处亮起晃动的灯光，跟着就听见了高筒胶靴声。那是一段略有坡度的巷道，脚步声音和灯光感觉像是滚下来的。然后，班长来到大家中间。大家仍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用手里的矿灯，把所有人划拉一遍，说话了。起来开工吧，伙计们。工作面没特殊情况，他的话很简短，就这么几个字。大家乱哄哄地站起来，巷道里灯影晃动。班长挠一把后颈，对着纷乱的人群大声喊道：干活时，都注意安全！班长的声音有点儿走调，像掉进油锅里的水滴。

徒弟们纷纷涌进工具房，挑选工具，师傅则沿着巷道向里走，去备料。一个号段需要的工具是固定的：一个紧柱器（采底层煤用的一种手动液压升降装置），一挂钢梁销子（六到八个，最多十个），两把铁锤，一把长柄，一把短柄，两把铁锨，一把镐，一根撬杠。来到距离工作面将近三十米的地方，所有人要暂时停下来，等放炮员拉炮。这个时间更短。排炮的声音犹如闷雷，在放炮员警示的哨音响过后，从工作面一波波传来。炮声过后，一股带着屁臭味的昏黄浓烟沿着巷道滚来，它吞没了一切，浓烟淡去，人们陆陆续续地进入工作面。

我和师傅总是雷打不动地处在工作面的中间号段，班长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卡在那里。

我的记忆也会在这种地方，像卡带似的停住。

参加工作两年后，一次能够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出现了。我工作的煤矿要优选一部分青工，经过脱产培训，参加成人高考。消息一出，矿上就炸锅了，但流言也跟着疯传，说优选是走形式，具体哪些人员参加早已内定。我去问师傅，他说，不想当一辈子煤黑子，就报名。听到师傅的回答，我眼前一亮，像看到一条命运的岔道带着光铺在了眼前。

办班通知终于发出来了。大红纸，黄色标头，黑字，写了满满三张，张贴在矿门口的宣传栏里。一切都是清晰的，又是严苛的。通知就像一颗大当量的深水炸弹，炸得人心惶惶，浪花飞溅。全矿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一百三十七名，经过遴选考试淘汰，按成绩排名，最后录取了三十二人。我幸运地考了第九名。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三个月的全脱产培训，最后参加成人高考。学校成立成培教导组，负责学员教学。

在强化补习班上，我认识了李柳。那会儿她刚师专毕业，在矿中学教语文，补习班成立，被临时抽调来做授课老师。我们这批学员，培训结束参加成考，有十九人考入三所不同矿业学校，十人考上中专，三个落榜。我是那十九个人中的一个，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填报的全是井下技术专业，我选择了企业管理，毕业后分配到了宣传部。

三个落榜生中，有个叫梁涛的家伙，竟然搞出一场自杀未遂的闹剧。成绩公布当天晚上，他等同宿舍的人上夜班走后，在宿舍内饮下半斤白酒，吞下四粒安眠药，躺在床上静静等待那个非凡时刻。他怕疼，不敢在太清醒时划伤自己。困意像只懒散的虫子爬行着袭来，他感到意识有点儿模糊，便用右手拿起事先准备好的一块玻璃，用尽力气，割开了自己的左手腕。扔掉玻璃之前，他惊恐地看了一眼伤口。血迅捷溢出，像在灿烂地逃离身体，他眼前一晕，昏了过去。下夜班的人回来，被地上的血吓坏了，七手八脚把他送到医院。由于伤口深度不够，他白折腾一番。按医生的说法，他这样搞，像麻醉后睡了一觉。

补习班的课程很紧，每天晚上都自习到九点多，自习课结束了，还会有人留下来继续学习，每天我最晚离开。李柳年轻，家离学校近，又无琐事挂碍，晚自习由她负责管理。其实那会儿，即便无人管理，我们也很自觉。机会面前，大家都想纵身一跃，跳出命运虚无的破烂围栏。

在补习班里我不是活跃分子，人也显得木讷。许多年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江永南拍着我的肩膀说，谁也没想到，最后把李柳追到手的是你这闷头虾。他脸上摊着一片真诚的妒意。同学属你混得好，我说，年纪轻轻就当了总工。那年他考入徐州矿大，是成绩最好的学员。考上大学算什么，他说，没追到李柳，才是我一生的最大遗憾。他脸上的妒意，快速泛滥成了无耻。

李卓突然离座，三两步走到饭店包间的墙画边，像敲黑板似的敲着画面上的一片水色，表情严肃地说道，当年啊，某某某啊，在课堂间隙啊，就是这样站在讲台上，像发情的公鸭子，对着讲台下的人说，同学们，我们在学习班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考上大学，这是重中之重；另一个任务是追到李柳，这更是重中之重。

他话刚说完，江永南抓起餐桌上的湿巾就砸了过去，包间里像开锅般炸开一阵笑声。

左同学，你太拼了。李柳的声音总是蓦然撞开记忆的门扉传来。很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都清晰记得这句话。那会儿，所有人都在拼，我不信任自己就更狠一点。李柳告诉我，她在我的课桌边静静站立了五分钟，我都没察觉。她本想悄悄离去，转身时又改变了想法。我忘记自己当时都说了什么，只记得李柳要求我送她回家。时间太晚了。补习班开课前两周，晚上的自习课，九点半前教室就空了。后来，时间就不断后延，我总是掉队，拖在后边。

李柳让我送她回家，这可是很多同学都在争抢的幸运。我瞬间愣神。李柳敲一下课桌，我站起身来点头答应了。

学校建在一片荒地上，距离工人村不到两公里。那是一段缓坡路，没有路灯，途中要经过一片冈峦和丘地。李柳骑自行车上班，出工人村，基本不用脚蹬，便可一溜坡地滑进校门。那会儿季节刚过白露，道路两边的玉米，披着月光的幽明摇晃在夜风中，平时很短的一段路，忽然变得漫长，像有了增持一生的长度。记忆中那晚的月光，像从唐朝漏下，又流浪过许多朝代，漂泊至今。我推着一辆红旗加重，走在李柳右边，她推着一辆飞鸽轻便，走在我的左侧。走过一段路，李柳就摁响一下车把上的转铃。起初，那铃声是单一的，又走过一阵儿，它像有了伴儿似的多出了回声。多少年后，这铃声仍回响在梦中，仿佛是被耽搁了，又像是我不愿从记忆深处走出来。

那一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刚进十一月，寒流就肆虐着从北方袭来。有一晚下大雪，教室不到十点就走空了。江永南离开时特意提醒我雪天路滑，别太晚了。从学校回到西大峪的职工宿舍，有三公里的路程，中间还有一段陡坡路。他穿着一件新军大衣，戴顶军棉帽，棉帽上镶着一颗锃亮的红五星。这身装扮，在那个年代时髦得让人羡慕嫉妒。他有个叔叔在部队是团参谋长。

他离开不久，李柳就来了。她站在教室门口，轻轻敲了两下门框。我像听到命令，立即起身收拾，把课本塞进桌斗内。走到教室门口，我拉下灯绳，黑暗像水一般淹过来。李柳偎进我的怀里，我们轻轻吻在一起，又散开。黑暗中她笑了，然后又把嘴唇凑过来。时间在我们的呼吸中释放着迷人的芬芳。每天晚自习结束，这成了我和李柳的仪式，仿佛黑暗暂时庇佑了我们。教室门关上了，我们拉着手冲进大雪中。

……

全文请阅读《当代人》2026年第7期

【左马右各，本名骆同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014年初尝试小说写作，同期开始文学评论写作。在《收获》《当代》《十月》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随笔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