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仁顺，1970年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城春草木深》《纪念我的朋友金枝》《松树镇》《爱情诗》等多部；随笔集《白如百合》《众生》等。曾荣获全国第十届少数民族骏马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首奖、作家出版集团奖、春申原创文学奖等多项文学作品奖。作品被收入多种文学选本，并被译介为英语、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俄语、德语、蒙古语等多种语种。现任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       

处女作这事儿，说起来还挺话长的。

我读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大姨家的三哥出意外没了。那年他十八岁。和我哥同岁。他从小性情温和，喜欢笑，爱画画，还练武术。他去世的前一年春节，来我家做客，我们请他看电影，四处逛，买烟花鞭炮放；他给我们讲他学武术的故事，还耍过九节鞭。那是《少林寺》公演的那一年，李连杰打拳的海报铺天盖地，几亿年轻人做着武侠梦，我们看三哥，都觉得他身上自带电池，噗噗往外散发着光圈儿。那年夏天我和二姐去大姨家过暑假，他带我们整天疯玩儿，去大河游泳，钓鱼。他的鱼饵不用准备，他用手捉苍蝇，手一挥，一捉一个准儿，捉到后往鱼钩上一钩，钓鱼竿一甩，鱼线抛出根银色的弧线，静等鱼上钩，两个小时，差不多能钩上来一小篓鱼。这也太神奇了吧？没法儿不崇拜啊。仅仅几个月后，当他的死讯传来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我当然知道什么是“死亡”，可死亡那么远那么虚无，仿佛虚空里面的银线，怎么就会突然甩出来，钩住了三哥，把他拉走呢？他会武功的啊，当时好几个人，怎么别人都没事儿，偏偏是他出了事儿？

为什么？

凭什么？

很多年我想不通这事儿，不想接受这事儿。我读高中的时候身体很不好，一半时间上课，另一半时间生病。我的病实在是太频繁了，动不动就去医院住一阵子。曾经有一年，我只要睡觉就会说梦话，我妈很担忧，很发愁，除了医院里的医生，也求助于民间“高人”，有一个人建议我睡觉的时候在枕头下面放一把菜刀，刀刃向外；还有一个人捏着我的中指，屏气，闭眼，然后把只有她能看见的情景描述给我听，她说我跟某个逝去的人一直在说话，隔年如隔山，那个人因为跟我聊天，耽误了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行程。我想了想，说，那也许是我三哥，或者是我姑姑。

差不多与三哥去世的同时，我一个远房姑姑搬家到了离我家很近的地方，坐火车的话，只有一站。姑姑家的表哥那年也是十八岁。他很瘦，有种莫名的傲慢，他的神情和眼神儿，仿佛都在别处。很快我们就知道了缘由，他狂热地喜欢着文学，想当个诗人。每次两家聚会，大人们聊往事，聊人情世故，表哥拉着我们聊文学，他读过的诗，喜欢的诗人，还有小说，吧啦吧啦，如果不打断他，他会一直讲一直讲。两年后，另外一个悲剧发生了，姑姑因为交通意外过世了。姑父受了很重的骨伤，在医院里住了半年多。

表哥一边在医院护理姑父，一边写诗。不幸和悲伤没有把他击垮，部分是因为文学的代偿。他抽空跟文友见面，在当时的《浑江文艺》上发表诗作。有一天他对我说，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个女孩，她手里抱着几本文学书，那是他眼里最美最动人的风景，他很想去搭讪，犹豫来犹豫去还是没敢。他给我看他发表的诗歌，好像怕我这个高中生看不懂似的，总要在我读完后，再逐句解释一下句子隐含的深意。

我想，这就是诗啊。我写了几首给他看。他有些吃惊，拿着我的诗给了《浑江文艺》的顾主编看。顾主编从里面挑出来一首，决定留用发表。同时让表哥找我确认，这诗是我写的，而非剽窃。这个确认让我很生气，甚至诗作发表出来我仍有些意难平。但我收到了几块钱稿费，这还挺让我高兴的，1987年，很多书的标价都没超过一块钱。我又写了几首诗，又发表，后来写了篇两三千字的小说，也发表了。无论是诗，还是那个小说，我都记不住名字了，能记住的是，那个小说写的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时甜蜜青涩的故事。比较起写诗时的矫情，写小说更有意思。而且稿费也比诗作多。

诗也好，小说也好，都不能算处女作，只是我高中时期不务正业，旁逸斜出的文学小红杏。杏子太小了，只是个雏形，或者说只是小种子。

上大学读的是艺术学院，戏剧文学专业。大一的时候，随着课程进程，学习写戏剧小品，写了两个，一个得了奖，一个上了电视，但兴趣来得快，消磨得也快。跟我们学院一墙之隔，是《小说月刊》编辑部，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我写了个小说，给美术系的一个同学看了，他建议我投稿，我答应了却一直犹豫，心里总归是没底的。过了几天，同学来找我，说他替我投了，编辑部一位王老师觉得一墙的距离没有写信的必要，约我过去聊聊。我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进杂志编辑部，老房子，旧木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屋子很大，七八张办公桌，每张桌子上面都摞满了书和稿子。明明是乱七八糟的环境，对文学青年而言，却有着复杂微妙的神圣和神秘。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二三十年前，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就在这栋楼里工作，而同样在这栋楼里工作的另外几位，二十年后，成为我的好友。

王老师聊了聊我写的小说，肯定是幼稚的，但可以留用。之后他历数了之前编辑过的国内几位著名女作家的小说，以及跟她们交往的一些细节。他的鼓励让我有些紧张，那几个名字我是知道的，作品也读过，她们跟我，无论物理上还是心理上，都隔着千山万水。我只是试着写了篇几千字的小说，我的野心甚至没出过大学校门，停留在自娱自乐的层面上。但鼓励是奏效的，不是因为几位女作家的标杆，而是，我写的小说居然也能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我回去继续写，连续发了四五篇小说，其中一篇小说拿到五百块的稿费，那时候我一个月的生活费一百块钱就绰绰有余，奖学金才一百块钱，买一件大商场里质量上乘的风衣也才花了九十九块钱。

这可真是太好了。能养活自己的感觉实在太好了。但我不能老盯着一家刊物发啊，我又开始往《春风》杂志社投稿，发表了几篇小说以后，编辑部孙主任找我过去坐坐。《春风》杂志社也是一栋老房子，是伪满时期的建筑，好像是某个高官的宅邸，设计师作品，有天井，小花园，走廊打着弧，把几间房间串联在一起，哪怕是经过几十年的磨损，依旧能看出当年的高品位和精巧匠心。

鞠主编和孙主任跟我的谈话很正式，先是鼓励我好好写作，然后询问我愿不愿意去编辑部当个文学编辑。我当然愿意啊，当文学编辑，那不就意味着我可以见到很多作家？我和文学的关系一下子从外门走进了内宅？

我很激动，但有个难题，还有一个月我才读完大二，再有两年才能毕业。鞠主编和孙主任说，编辑部急需人手，问我可否考虑提前毕业。我说好。我回学校找系主任，把所有的事情讲给他听，我说我愿意以专科生身份毕业。系主任用一言难尽的表情打量我半天，笑了，说他见过很多想方设法专升本的，像我这种想本降专的倒是独一份。他最后非常家长式地拍了板，让我去跟主编说，本科必须读完。我又回去找鞠主编和孙主任，他们表示理解。两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如愿进了《春风》杂志社，做了十年的文学编辑。

回头说一下大学期间发表的作品，浓浓的“亦舒”风。写得很快，发表顺利，在《春风》发过几篇小说后，孙主任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谈过一次，他说你写得太雷同了，虽然这几篇小说陆续发表了，但没有进步，而是原地踏步。

我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同时后脑还挨了一棒子，难以形容的闷痛，很委屈，但理智又告诉我，这话是对的。我的茫然无措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仿佛我本来在赛场上跑，突然，比赛取消了。我不知道是继续跑，还是下场。我的写作戛然而止，连带小说我都不读了。这个时期第一代VCD出现了，我开始买碟片，看电影；然后是DVD，更高清的影像，一夜之间，全世界的电影都浓缩在影碟店里，要什么有什么，我一周去好几次影碟店，前后买过几百张碟片，看得不分昼夜，头昏眼花。

大学时期发表过作品的杂志，随着数次搬家，渐渐消失无踪了。那些小说名字，也随之遗忘，有两件事情蛮好玩的，一是2003年我在东北师大做讲座，一个女生说以前读过我的一个小说，名字叫什么什么。我纠正她，我说你记错了，我没写过这个名字的小说。她很错愕，说，就是你写的啊。为了证实，她讲了几句那个小说内容，我一下也想起来了，是我写的，我大学时“雷同”小说中的之一。我跟她道歉，同时深感惭愧，我怎么竟会如此健忘。还有一次是又几年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我见到《青年文学》李师东主编。他说，我知道你，以前发过你的小说。我说您记错了吧？他说怎么会呢，你的小说名字叫什么什么。我又一次恍然大悟，又一次想给自己俩巴掌。我怎么会把那段时间，那些小说忘得这么彻底呢？固然是我性格有大大咧咧，万事不走心的毛病，是否也有我潜意识里为自己写得不好深感不安，不自觉地在记忆里抹掉那段经历的缘故呢？

大学毕业我去《春风》当了编辑，成为文学事业的一小分子。第一份工作是读自然来稿，鞠主编之前有几百份来稿来不及看，全摞到了我的桌上。我很雀跃，这情形就像镜子，我终于能反照了；也像比赛，我终于能当裁判了。这种转换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我换了视角看自己几年前的写作，孙主任当年的批评，何止是中肯，还留了情面和余地。

我也如愿以偿，开始跟一些作家打交道，跟他们约稿，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听他们讲述自己写作的故事，或者对当下文学界的一些看法。我要根据主编要求和杂志需求，对一些作品进行编辑修改。有些作品甚至是逐字逐句地删改和修正。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熄灭很久的写作欲望又渐渐发芽，这一回，我真正变成了文学青年，不再是高中时的无知者无畏，也不是大学时没有烟火气的架空叙事，我开始从我的生活经历、经验中，撷取一些人物和片段，进行故事变形记。那时候刚刚开始用电脑，学习五笔的笨拙，和写作时的不自信、不确定混杂在一起，让我面对电脑屏幕时，经常像面对一面湖水般发呆。

陆陆续续，写了四五篇小说，我打印出来，交给了《作家》主编宗仁发老师。宗主编给了我几条建议，让我修改后把稿子再寄给他。这几篇小说是1996年发表的《爱情试纸》，和1997年发表的《秘密》《外遇》《冬天》《五月六日》。前三篇小说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后面两篇小说分别发表在《花城》和《收获》上。这几篇小说都是同一个时间写的，有发表时间上的先后，却没有“处女作”的区分。

我人生的绝大部分幸运指标，都落实在了文学上，在懵懵懂懂中，获得了一次又一次开机并重启的机会。回顾所来径，文学是我的命中注定。还要什么更多呢？已经足够多和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