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6年初，沉寂了六年的薛忆沩重返文学现场。这位曾经年均出版三本新书、连续多年入围影响力榜单的写作者，在经历漫长的“出版休眠”后，一朝返场，聚光灯起。随之而来的是高密度的学术认证：2026年第一期《世界华文文学论坛》以半数篇幅推出何怀宏教授主持、汇集国内外学者对其作品的研究专辑；5月中旬，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加拿大约克大学马佳教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所知名高校举办专题巡讲，将我们故事主角的文学人生呈现给更多读者。

三联书店版“薛忆沩文丛”全三册

从1988年第8期《作家》杂志头条位置走进中国文坛的薛忆沩称得上是文学老兵。在很多同行眼中，他是“作家们的作家”（借用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邻居残雪的说法，他是始终站在精神前沿的“真正的作家”）。但是直到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作家”对薛忆沩来说似乎仍然是一个很高的身份门槛，他对自己的界定是没有社会语言学标记的“写作者”。

写作者虔诚又执着的寻觅已经持续漫长的岁月，写作者谦卑又坚定的足迹已经遍布辽阔的大地，而最令写作者感动和感叹的是那三座最初与他同行又永远与他相伴的神奇城市……

2025年11月，时隔半个世纪，薛忆沩回到故乡长沙砂子塘小学当年自己的座位上。

北京 “我的大学”

“1981年，我从长沙来到北京，开始了‘我的大学’。”

当话题触及北京时，薛忆沩略作停顿，像是从记忆深处翻出了一卷旧胶片。他缓缓说道，“我很快就对专业（计算机）失去了兴趣，越来越沉醉于文学创作。”他的语速不紧不慢，像在念一段早已熟稔于心的独白，“我首先尝试的是诗歌，大概在1984年初才开始尝试写小说。开始风格很魔幻，后来才慢慢变得现实起来。”

1981年9月1日，17岁的薛忆沩作为电子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的新生首次踏入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园。在体育馆办好入学手续之后，他走进学生三号楼116室，将行李放在贴有自己名字的床上。那十二平米的房间里放有四张高低床，它不仅是薛忆沩与其他六位室友安放未来四年青春的斗室，也将成为他四十多年后创作的“故乡人”系列小说中的关键场景。

薛忆沩是标准的“理工男”：善解曲线方程（数），通晓楞次定律（理），也熟知卤代反应（化），而他从故乡带来的那一行李袋书籍却全部归属文史哲的范畴，包括黑格尔的《小逻辑》、小仲马的《茶花女》，以及收录茨威格、高尔基和罗曼·罗兰通信的《三人书简》等。2024年，薛忆沩曾经整理出部分大学时代的日记在《作家》杂志上发表。《理工男的“文学范”》是他为那份文学史料选定的题目，它精准地呈现出薛忆沩大学时代的生存状态和身份危机。

当被问及那段理工男岁月是否如外界传的那般挣扎，一阵短促的笑声随之传出。原来，那段日子也不乏“亮点”，比如毕业设计的时候，学校居然安排他用当时颇具先锋意味的算法语言Prolog去做人工智能的课题。四十年后的今天，看着整个世界都沉迷于AI狂热，薛忆沩已分不清自己青春时代的“超前”经历到底是现实还是魔幻。

关于北京最美好的记忆都来自“文化中心”的恩赐：他熟悉北京的所有书店，也是各大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的常客；他不曾错过中国美术馆哪怕一场重要展览；他听过大大小小的许多音乐会，包括傅聪的首场回国演出……一桩充满戏剧性的往事发生在1983年5月7日晚七时十分：话剧《推销员之死》中国首场演出，距离开演仅剩五分钟。他傍晚不到五点便守在首都剧场门口，希望能够等到一张退票。就在他感觉自己的希望会在推销员之前“死去”时，一位女士从剧场走出来，拥挤在那里的所有人都将手伸向了她高举着的那张票——它最后稳稳地落在薛忆沩手上。

那不仅是一张免费的票，还是一张特别的票：它将一个刚满十九岁的文学青年带到了曹禺和剧作者阿瑟·米勒的正后方一排，而他左手边相隔六个座位的位置上坐着的是丁玲——在剧场休息的时候，激动不已的文学青年还特意过去与自己那位长沙周南中学的知名校友交谈起来，并请她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那本《美国剧作家》的小册子上签了名。很多年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文学青年在一篇关于阿瑟·米勒的随笔里兴奋地回忆起那个神奇的夜晚，并且将戏票落在自己手上的一刻称为“上帝存在的证明”。

还有更多的“证明”：比如1985年与1986年相交的那段时间，已经毕业半年的薛忆沩潜回母校北航，在二号教学楼一间熟悉的教室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分娩”。题为《睡星》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经过在多家杂志编辑部将近三年的“流浪”，最后落户《作家》，成为薛忆沩进入当代中国文学世界的标志。

另一个与作家梦相关的记忆发生在2012年6月，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专门举办新书发布会，推出薛忆沩阐释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的著作《与马可·波罗同行》。进入提问环节，莫言作品的意大利文译者李莎女士首先“发难”，问作者为什么要写一本如此奇特的书。薛忆沩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中国读者读不懂那部意大利名著。”没想到，对方同样不假思索地回应：“我们意大利人也读不懂。”如此幽默的回应让薛忆沩好似抓到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商机”，“所以将来你也应该将我这本书翻译成意大利文”。

2015年夏天，薛忆沩在北京参加了大学毕业三十年的同学聚会。聚会最重要的环节是每位同学用一分钟总结自己过去三十年的经历。因为薛忆沩成功“越界”的情况相当特殊，主持人说可以给他十分钟的时间，而薛忆沩说他只需要十秒钟。他果然只用了十秒钟。“经过这三十年，我从北京航空学院计算机系八一级班上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界里成绩‘最好’的作家之一。”他这样总结说。

这宛如戏言的实话饱含着写作者对时间的敬畏和对“哺育”的感激。

长沙 “文学的出发”

“我的海量阅读开始于1974年到1975年之间，也就是我十岁的时候。当时，我住在长沙拖拉机配件厂的家属区里。邻居中有我母亲在周南中学工作时的一位同事。她父亲是五四时期的人物……她本人是出名的语文老师。她家里是西方文学名著的集散地。”他停了停，像是在确认这段记忆的边界，随后语气里带着笃定，“它们奠定了我个人上层建筑的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今后对语言的‘超前’反应就一点都不足为怪了。”

出生三个月后，襁褓中的薛忆沩随下放在湘南山区的父母回到了省会长沙。他在母亲任教的周南中学（民国时代湖南的“第一”女校）宁静美丽的校园里度过了人生最初的八年，又在父亲任职的国营工厂喧嚣热烈的家属区度过了童年时代的最后阶段以及整个少年时代……关于这两段经历，在他去年出版的回忆随笔《小眼睛的小学生》、短篇系列《故乡人》里都有描述。

“长沙是我颠沛人生的‘出发’之城。”这是薛忆沩对故乡的定义。刊载于《作家》的《奇特的八十八天》，鲜活记录下他这场独特文学启程的源头。作为薛忆沩十六岁那年对自己日常的阅读实行“时间统计”的原始记录，它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少年薛忆沩的求知欲已经“膨胀”到了何种程度。而发生在这份记录之前的一个新闻事件更是薛忆沩“出发”的神奇标记。薛忆沩多次在访谈中提及，1980年4月中旬，自己刚过完十六岁生日一周，家中那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屏幕上出现的萨特葬礼场面给他带来巨大震撼，也让他下定了以文学为生的决心。“那是我‘决定’的时刻。”

而薛忆沩文学人生真正的“出发”还需要等待五年，等到他顺利通过来年的高考，并且充分接受“文化中心”四年的哺育之后。1985年夏天，薛忆沩大学毕业之后回到长沙。他先后在湖南省电子研究所、南方动力机械公司和湖南省经济建设促进会工作……他对所有这些工作的态度都只是“客串”。是的，他的目光紧盯着那个早就萌芽、生长的文学之梦。从1986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他已经清楚地看到文学道路的端倪，因为他相信刚刚完成的中篇小说是足以将自己带进中国当代文学世界的可靠“业绩”。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直到两年半之后，那个世界的大门才正式为他开启。在那两年半的时间里，薛忆沩不断尝试各种先锋的写作风格，检验自己的文学潜力，而那些“试验品”最后也无一例外地被各地的文学杂志社拒之门外。

彻底的失败并没有让薛忆沩迷失方向。1988年夏天，他突发奇想，决定改变“营销策略”，变零售为批发。于是，他顶着长沙的酷热，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一部名为《业余哲学家》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耽于思考又热爱写作的年轻人，小说用日记的形式呈现被朋友们称为“业余哲学家”的年轻人在辞去公职、成为“自愿失业者”前后那一年的生活。利用这个特殊的设置，他慷慨地将自己在过去近三年里最得意的那些文学试验成果全部“转账”到了小说主人公的名下。时至今日，薛忆沩还经常在访谈里夸奖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称他是比“我自己”更好的写作者。

薛忆沩的长篇处女作最后以《遗弃》为名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拿到平装本样书的那一天，距离薛忆沩的二十五岁生日正好过去一个星期。只是新书的书名“一语成谶”：在随后将近九年的时间里，《遗弃》不仅没有像责任编辑相信的那样在中国文学界引起“轰动”，还备受冷落，销量极低。注定却迟到的“轰动”直到1997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才意外到来……而这已经是下一座城市深圳的故事了。

薛忆沩的“出发”跨越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期。那一段时间，他住在一座有着三百年显赫历史的大院：它曾经是民国时期的湖南省政府所在地，后来又成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的所在地；“湖南和平解放”的最后仪式就在他阳台正对着的大礼堂举行；而最令薛忆沩得意的莫过于那里还是清代湖南贡院的所在地。曾国藩、郭嵩焘等众多清代湘籍豪杰都是从那里“出发”，走向世界，走进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薛忆沩的作品里经常会流露出浓烈的乡愁。在关于系列短篇《故乡人》的首次访谈里，他更是套用海明威关于巴黎的经典说法，称长沙为自己文学生命里“流动的盛宴”。“那盛宴，至今还在上菜。”

深圳 “迷人的异类”

“这座城市（深圳）九十年代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在东门老街上的出现。它让我看到了‘后现代’的威力。”他描述着当年那个金黄大M 标志闯入视线时的冲击感，语气里带着一种时隔多年仍未消解的好奇。他停顿了一下，仿佛在回味那个“世界突然涌进来”的时刻，“大众的时代到来了，消费的时代到来了。深圳的九十年代就是这种‘到来’的见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薛忆沩告别故乡，投奔已经加入“下海”大军的父亲，开始将自己的未来与深圳绑定。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他的文学生命可谓“茁壮成长”：新的中篇已经出现在《花城》的封面，新的短篇登上了《收获》《钟山》和《小说界》，而且他还与另一位同样在文坛名不见经传的大陆理工男一起获得了第十三届台湾《联合报》的小说奖，那位名叫“王小波”的理工男以名为《黄金时代》的作品拿下头奖……面对即将“走红”的可喜局面，薛忆沩却再一次做出了异于寻常人的选择——急流勇退、韬光养晦。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薛忆沩如愿以偿地考入当时的广州外国语学院（后组建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为桂诗春教授的博士生。桂先生是国内西方语言学研究的急先锋和英语水平测试的开创者。更有意思的是，桂先生的父亲还是郭沫若在京都大学医学部的同窗和挚友。郭老对自己这位“世侄”关爱有加，不仅长期保持通信联系，还将自己批注的《鲁迅全集》交给对方保管……这些意想不到的故事被薛忆沩视为上天的恩赐，不仅能够调剂“小二郎”（他对自己这个年纪不小的博士生之戏称）的日常生活，也能够丰富“文学迷”的历史想象。

三年后，薛忆沩又如愿以偿，走上了深圳大学的讲坛。

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进入尾声之际，薛忆沩悄悄启动了自己“回归”文坛的艰苦征程：他需要从“豆腐块”开始练笔，他需要从“街道办”的小报开始登场，他需要耐心、毅力，也需要运气……1997年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年份，而因为从天而降的“双捷”，它也神奇地成为薛忆沩“回归”文学的年份。

首先是新作之“捷”。

为了确保“回归”的成功，薛忆沩首先选择从故乡《湖南文学》登上文学舞台。没有想到的是，《走进爱丁堡的黄昏》等短小作品的发表立刻引起了《人民文学》杨泥编辑的注意。在她的热情鼓励下，一篇题为《出租车司机》的短篇小说终于出现在1997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上。在接下来的将近四十年里，它被反复刊载：不仅进入《读者》《新华文摘》等大众刊物，更入选众多选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以及展示百年新文学创作成果的《50：伟大的中国短篇小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租车司机》也是薛忆沩被译介最多的作品，仅英语译本就有三个，其中第一位英译者是后来因为翻译《三体》而名扬文坛的刘宇昆。他在一次英语采访中称《出租车司机》是他翻译过的最好的短篇小说，并爆料自己是流着眼泪将它译成的。而它的意大利文译者就是前面的北京故事里提到过的李莎女士。

接着是旧作之“捷”。

1997年最后的那个周末，薛忆沩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得知当期的《南方周末》上刊登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对《遗弃》的推荐。何教授称这本已经销声匿迹将近九年的小说是自己“差点错过的好书”。事实上这之前不久，他还在一篇纪念王小波的文章里将《遗弃》与《黄金时代》《务虚笔记》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哲理小说”。著名学者的推荐给薛忆沩带来了一个不眠之夜，也让他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将是自己的全部未来。这一推荐也给当时被许多人称为“文化沙漠”的深圳带来了极大冲击。文化界的主管和名流立刻开始搜寻，最后通过南山区一家小报上那个名为“都市放羊”的专栏，将被遗弃在“沙漠”上的哲理小说家精准定位。

1998年4月3日，《南方周末》阅读版头条位置发表了薛忆沩亲述《遗弃》“生平”的短文《是这么这么回事》。文中薛忆沩用自嘲的语气称，出版九年来，自己的长篇处女作只有包括作者和编辑在内的“十七个读者”。这番戏言本意在消解争议、平息讨论，不料反倒掀起更大关注。当年被责任编辑预言的“轰动”终于出现，而且还一直波及将近三十年后的今天。借用一位著名评论家的话说，《遗弃》这本旧书是中国当代文学世界里“永远的新闻”。

1987年春天第一次走进深圳的时候，薛忆沩绝对不可能想到眼前这座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会成为自己文学人生的转折点和大本营。甚至在将近十年之后腼腆地站在深圳大学讲坛上的时候，他也不可能想到。但是，奇迹就在这“不可能”之中变成了现实和历史！深圳打造了薛忆沩的第一个流行标签——“中国文学‘最迷人的异类’”（出自《深圳特区报》上的标题）；国内首部薛忆沩研究评论集《突然显现出来的世界》亦由深圳学者编选；国内第一篇关于薛忆沩研究的博士论文同样诞生于此，2025年于深圳大学答辩通过，这也是深圳本土首篇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博士学位论文……在中国当代文学学者和粉丝的眼中，薛忆沩无疑是颇显眼的“深圳人”。

尾声 “小学生心态”

2012年5月，上海三家著名出版社同时推出薛忆沩包括《遗弃》重写本在内的五部作品，成为波及全国的文化事件，当年也因此被媒体称为是中国出版界的“薛忆沩年”。而这还只是开始，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薛忆沩保持每年三本书的出版速度，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世界里罕见的文学“爆炸”。具备高度纯文学特色的纸质“爆炸品”每年都将“薛忆沩”这个名字带上各种图书和文学榜单，以他母亲遭受电信诈骗的亲身经历为原型的《空巢》更是在2014年登上多家榜单之首……而在2020年，《作家》杂志分三期大篇幅连载推出薛忆沩四十万字的“家族史诗”《“李尔王”与1979》。这部“人性的百科全书”在六年时间里已经获得逾三十篇研究论文，也见证着薛忆沩引发的文学连环“爆炸”仍在继续。

采访临近尾声，我们请薛忆沩再读一遍《小眼睛的小学生》末尾那段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学生身份当然在不断改变：从小学生变成中学生，又从中学生变成大学生，最后还从大学生变为硕士生和博士生。但是时至今日（精确地说是“年逾花甲”），我仍然觉得自己极为无知，我仍然觉得自己的前面还起伏着无数的疑惑和绵延着无边的学海……一句话，我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小学生心态。”谦卑如斯，前行不辍。

在文学的世界里，薛忆沩始终都是童心未泯的寻觅者，怀着悲天悯人的纯真和理想，寻觅那“梦中的橄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