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1956年7月15日，《天津文学》前身《新港》文学月刊创刊号出版发行。从本期开始至年末，刊物特设《〈天津文学〉创刊70周年纪念》专栏，邀请本刊主编、编辑以及与刊物有着深厚渊源的创作者书写他们与《天津文学》的故事。本期刊发蒋子龙《往事历历如昨》与林希《我与〈天津文学〉》两篇重量级回忆文章。蒋子龙是改革文学代表人物，他在担任《天津文学》主编期间挖掘与扶持了众多全国及天津本土青年创作者，也进一步推动了天津本土工人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林希是《新港》创刊号的作者代表，发表《真正的友情》一文，同时也是《新港》文学月刊创刊时最年轻的编辑，两位编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忆自己曾在这里度过的珍贵岁月。

往事历历如昨

 //蒋子龙 

老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今人或许不觉稀罕。但，一个对社会生活极度敏感的文学刊物，已经创刊70年了，其间会经历多少事情？说“历尽沧桑”也不为过。根据媒体报道，世界500强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40～42年。于是对《天津文学》这个70年的老刊，油然而生出一股敬意。

70年来，刊物本身的成就以及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无法统计，我也不敢妄加议论。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皆可知，令人惊奇。从《天津文学》编辑部走出的著名诗人、作家不知有多少？只举眼前想到的，如诗人劳荣、林希，后者获全国第一届诗歌奖后，换笔写小说，一时洛阳纸贵；还有作家阿凤、诗人孙桂珍（笔名伊蕾）、画家李燕华、小说家李晶……李晶、李盈的长篇小说《沉雪》，发表后意外地受到来南开大学讲学的叶嘉莹先生赞赏。叶先生回台湾时带走了此书，遂引起台湾文学界重视，后获得台湾第十九届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评审奖。李晶是继王小波之后第二个获得此奖的大陆作家，至今还没有听到有第三位大陆作家再获此奖。王小波得了这个奖，炒得几乎尽人皆知，文人墨客们的笔下嘴上一再提起，将其视为王小波的主要创作成就。李晶获此奖，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符合她本人性格和天津的地域文化特点。我举出这些例子是想说明，编辑的水平，直接关系刊物的水平以及对作者创作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既然说到了天津的地域文化，那就从头说说我所知道的《天津文学》吧，或者说我是如何与《天津文学》结缘的。《天津文学》的前身是《新港》，一个别致而气派的刊名。1956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上午，我从市图书馆还书再借书出来，步行到和平路准备乘电车，看到人流往中心公园涌动，好奇心盛，便随着人流去看热闹。在公园的中央部位，搭起一个半人高的舞台，舞台上摆放着一大摞杂志，旁边立着一个大牌子：《新港》创刊号，售价3角5分。

舞台四周围了不少人，台上有四五个编辑，手里拿着崭新的《新港》杂志，分别向不同方向的观众讲解创刊号上的内容。还有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人在朗读一首诗……

观众中有举手递钱的，随后便得到一本带着油墨香的新刊物。我很羡慕，心里像有虫子在爬，也想得到一本《新港》的创刊号。但3角5分，对我来说不是个小数字。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想买书就得攒上相当长的时间，早晨用水就饽饽，省下三分一碗的豆浆钱。每周日去市图书馆换书的电车钱还必须保证。从西北角乘蓝牌电车到劝业场只需2分钱。

那个时候我正迷恋外国小说，中国古代经典小说及民国时期的谴责小说等等，早就读完了。书读得多了，自然就想写点什么，有时蠢蠢欲动也想给报纸投稿。《新港》的横空出世，给了我一种莫名的激励，还有影影绰绰的希冀，将来我这只小船说不定也可以停靠天津的文学港湾。

我在舞台下面站了好久，观察编辑们的形貌谈吐，认真听他们对刊物的介绍和朗诵。直至中午，《新港》的首发式要收摊了，我也在心里宽慰自己，好在我有市图书馆和红桥区图书馆两个借书证，下个星期日在图书馆的阅览室就可以读到《新港》的创刊号。

此后几年，在学习专业技术之余，我始终没有放弃阅读文学著作和尝试写作。自入伍后，开始在军内外报纸上发表散文、随笔。1965年春，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第二个短篇想试试《新港》的水深。不料“文革”爆发，文学期刊纷纷停办。

直至“文革”后期，《新港》复刊，更名《天津文艺》，在“试刊”第一期上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三个起重工》。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各地大学都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没有想到刚复刊的《天津文艺》影响广泛，这篇小说被收入工农兵大学教材。

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在各地干校、农场劳动的期刊老编辑们的注意，他们记住了天津有个写工业题材的作者。当他们落实政策重新回到编辑岗位，就给我来信约稿，有的甚至亲自来天津当面要稿子，比如《人民文学》的小说组组长许以。于是有了《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等。

《机电局长的一天》被定为“大毒草”，“在全国批倒批臭”，《天津文艺》为保护天津作者，竟让我拓展《机电局长的一天》，增加内容，把短篇扩大成中篇小说《机电局长》，在《天津文艺》上连载。这无疑是雪中送炭，曾经的“新港”成为我的避风港。

“文革”结束后，《天津文艺》正式定名为《天津文学》。为感念编辑部对我的支持，新写出的小说，《天津文学》的编辑可先挑选，想要的就拿走。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被改编成电影和话剧的中篇小说《锅碗瓢盆交响曲》等，都是在《天津文学》上首发。

1982年秋，我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调入天津市作家协会。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也没有通知我，市里给一机局下令，一机局给工厂下令，就把我的“人事关系”转走了。我不想离开工厂，对工作了二十五年的工厂及车间有感情，如果事先征求我的意见，我绝不会同意。到工厂发工资的日子，没有我的工资，车间到厂部追问，才知我已经不是天重厂的人了。我竟然傻乎乎地还占着位子，厂部碍于情面，新任命的车间主任也不能到任。我知道后十分尴尬，灰溜溜地赶紧到作协报到。

报到后才知道《天津文学》经费不足，常常拖欠印刷厂的印刷费。我开玩笑说，我们车间的六千吨水压机锻造大型高压锅炉的炉盖，喀嚓一下，产值就是五万元。你们早告诉我，我多喀嚓几下，一年的印刷费都有了。

随着所谓“文学被边缘化”，全国的文学期刊订数都在下降，《天津文学》为适应市场需求，曾一度更名为《小说导报》《青春阅读》。因新老作家都还怀念《天津文学》，俗称天津市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当时也是天津市唯一的文学创作阵地，刊名应理直气壮地亮出文学的旗帜，于是又将刊名改回《天津文学》。不久，我出任主编。

以读者的身份与《天津文学》结缘，后来成了刊物的作者，如今又升级为编者，符合社会上流行的“缘起，缘续”的规律。身为主编，要深度介入刊物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也可以称“缘深”。用爱因斯坦的话说，缘分其实是物理学。

担任主编期间，我做了一件自觉无愧于这个职位的事情。用一年多的时间，每一期刊物的头条，发表一部天津作家的中篇小说，同期用高稿酬邀请全国重要评论家写推荐文章。北京一位批评家对我说，你这样做是费力不讨好。我说这么做是尽责，不为讨好。

后来证实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为天津作家打场子，有重量级的评论家站台，扩大了天津作家在全国的影响；其二，有的天津作家借此跟评论家建立了联系，这是一种类似师生般的关系。我曾做过一些文学奖的评委，在一个北京的评奖会上，有一位天津作家的作品入选。在《天津文学》上推荐过这个作家的批评家雷达，在会上极力推荐他的作品，比我自吹天津作家更有说服力。这位天津作家最终得以获奖。

那时候的文学期刊相当活跃，编辑可以到全国各地组稿，广泛结交各地作家和文化名人，无论哪个编辑都有几个经常联系的作家朋友。有重要创作课题或纪念日，编辑部都会举办活动，除去天津作家，还请外地作家参加，冯牧、梁晓声以及吴祖光、新凤霞夫妇等，都是座上宾。创作须广为借鉴，触类旁通，也请漫画家华君武、丁聪夫妇来津作过报告。当时正红遍娱乐界的央视主持人赵忠祥，出版了一本新书，在编辑部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他的创作体会对从事纪实题材创作的人有启发。

最令我难忘的是《天津文学》举办过一次大型文学笔会，又称“森林笔会”，历时近一个月，几乎把内蒙古东北部的大兴安岭林区都走遍了。外地作家只请了何士光、谌容、蒋子丹、叶南等不足10人，加上天津作家和编辑，20人左右。乘火车经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到达牙克石，一路上不断有作家自动加入。

刚开始我为《天津文学》的魅力高兴，办笔会并未“广而告之”，作家们竟不请自来，不能拒绝，也无法拒绝。在牙克石不得不兵分三路，分别奔向三个不同的林业局。一路走下来，又不断有本地作家入盟，笔会队伍如滚雪球，越滚越大。20多天后在牙克石的告别宴会，竟摆了6桌，只是笔会成员就50多人。最后给作家们买机票、火车票的钱不够了，多亏当地《天津文学》的读者好心赞助，才把作家们送走。

当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前人所说的“请神容易送神难”。笔会很圆满，作家们都说收获很大，只有编辑部的人知道担了多少心，作了多大的难。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办笔会，当然也有经费方面的原因。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主编和编辑换了一茬又一茬，《天津文学》一直在稳健地前行。我从刊物的读者、作者到编者，再回到读者、作者，与《天津文学》相互陪伴了70年，称得上是缘分的最高境界——“缘定”。

这是难得的机缘，也是我的幸运。于是由衷地祝贺《天津文学》七十华诞！

【作者简介：蒋子龙，1941年生于沧州，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多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有《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农民帝国》等，出版著作百余部。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