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十岁那年，父亲留下一张字条后，离开了家。字条上是自来水笔洇开的字迹，他请求母亲，今后，凡是收到他的包裹都通通丢掉。父亲刚离家的几日，有人说，在街角的报刊亭，仿佛看见了戴着黑色贝雷帽的与父亲相似的人。

很多素日不见的亲友纷纷结伴看望母亲，女人们十分惋惜地拉住母亲的手，用同情的目光沉沉地打量她，深远得仿佛能够看到她今后的日子。她们因过度关怀而做作的语调令我十分不解。尽管父亲带走了自己全部的东西，衣橱却还是满满当当的，除了洗手台上的剃须刀片和书柜角落堆积的英文诗集消失以外，家中并没有太多明显的变化。在家中的时候，父亲总把自己关在卧室隔出的小屋，有那么几次，我顺着门缝望进去，他既不奋笔疾书，也不埋头苦读，只是用手肘撑着脑袋静静地坐着。离职后，他静坐的时间越来越长，偶尔会趴在桌上睡一整夜。对我而言，父亲在与不在，都是一个样子，他在家中的日子反而更寂静些（我与母亲尽量不在他沉思时发出大的声响）。

对母亲而言，这似乎也不见得是件坏事。父亲离开后，她总算能在家务时刻用父亲留下的音响播放当下火热的流行歌曲，用尖细的嗓音大声跟随旋律哼唱，扭动着身体快活极了。母亲把父亲曾不允许穿着的桃红色蕾丝短褂、橘红色漆皮风衣、数字印花的鱼嘴凉鞋等通通翻找出来，放在衣柜最显眼的位置。我和母亲之间产生了一种默契，谁也不率先提起父亲，凡是涉及父亲的称呼，都用“前几日”“上个月”“以前”这样的字眼取代。试图找到父亲曾一直使用的塑料卷尺，母亲会疑惑道：“以前用过后，明明就放在这里。”

听父亲讲，他与母亲相识于工会举办的中秋节活动。母亲本就在工会办公室工作，这种活动是跑不了的，父亲则是被工友们戏谑着推选出来，在活动现场朗诵新作的诗歌。父亲蓝色工作服挂着胸牌的口袋里，总揣着巴掌大小的笔记本，与之相扣的是一支短粗的墨蓝色自来水笔。猛然想起什么的时候，他会快速躲在机器背后，蹲在地上，抵着大腿面飞快地书写。他从不主动邀人翻看，只有常读《新闻月报》文艺版块的同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才会羞怯而拘谨地用双手递上去。父亲身形高大，下颌宽阔，五官浓重，在工厂从不主动与花言巧语的人结交，也不计较那些需要加班才能完成的费力活儿（除了热衷于独自琢磨让人费解的词句外），这令母亲误以为他是值得托付的人。为此，母亲订购了全年的《新闻月报》。

很快，母亲的快乐感染了他。第一次去长青公园划船，赤脚拨开水面的浮萍；第一次去溜冰场，扶着栏杆缓慢挪动却还是摔了个人仰马翻；第一次在影院后排的角落偷偷亲吻……用父亲的话说，他感受到了生命的鲜活。一切都随着母亲的规划顺利进行，她说服父亲向银行借了一大笔钱，买下工厂集资建设的新楼房，在家具并不齐全的两室一厅中，她试图做称职的妻子，再学习着成为一位母亲。父亲却始终如一。父亲变得沉默后，母亲总抱怨我不与他亲近。

印象中，父母二人从未发生过剧烈的争吵。在母亲接连抱怨的时候，父亲总冷冷地说，我只说了一句，你就说了那么多。说罢，便躲进卧室的隔间，拉上窗帘，紧锁屋门。随着我的成长，母亲的抱怨愈来愈少，竟默默地迎合起父亲的喜好，知晓父亲辞职时也不喊不嚷。比起剑拔弩张的“战争”，年幼时我固执地以为这是件好事。

起初，我对父亲的归来仍抱有幻想。

“他还会回来吗？”我呆呆地问母亲。母亲不作声，瞬时垮下脸来，快速摆弄起水池中油腻的碗碟，让瓷片碰撞发出更大的声音。从此，我不再过问和父亲有关的一切。

母亲是经营生活的能手。父亲离开后，她把每日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穿梭在厂区、菜市和兼职的百货公司。家里先是换置了几样时兴的家具，还添了电冰箱、热水器这些缺失许久的电器，墙壁也粉刷了一番，只有卧室的隔间仍保留了原来的样子。连着几年，母亲都在十一假日期间安排了五天以上的长途旅行。年夜，母亲照例会看望老人，她穿着曾经的旧衣服，临行前匆忙将袖口短了一截的天蓝色棉麻衬衫套在我身上。祖母从不逼问父亲的境况，只会把我揽在怀里，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拉着母亲。都是些琐碎的交谈，祖母却忍不住流泪，直说愧疚。祖母一流泪，祖父也转头走进里屋，盘坐在炕沿上大口地吸烟。母亲不愿久待，不到半日便要离去。临行前，趁着祖母去院里采摘瓜果的工夫，母亲总会在电视机与墙的夹缝中，塞上一只胀鼓鼓的红包。

偶尔，母亲会一身酒气地回来。她不像父亲曾经那样艰辛地抚着墙壁挪动，只是静静地坐在隔间，凝视着吊在空中发灰的灯管发呆，时不时地擦擦眼角，再将杯中的浓茶一饮而尽。

一日，母亲带回来一个人。初见面时，他手心攥满了汗，主动和我握手。看着他略微斑白的鬓角，这属于成年人的滑稽礼仪让我发笑，但我还是快速挑选出一只手掌递了上去。他与母亲对视一眼，得到默许后，便坐在窗边吸烟。很快，那人坐不住了，他侧身从我身边穿过，挤进逼仄的厨房，和母亲并排站在一起。那人十分积极地领会着母亲的意图，母亲清洗蔬菜时，他便放好砧板，当母亲举起沾满鱼血的湿漉漉的双手时，他配合地屈膝，轻轻系好围裙背后的扣。他把他的黑色桑塔纳轿车停在小区外的路面上，在母亲为了某种蔬菜发愁时，他跑进跑出，从扁扁的车子里取出一包带泥的白萝卜、用塑料水瓶装好的紫皮的蒜瓣，还有一箱布满网状疤痕的香梨，母亲一惊又一惊，搅动手中的汤勺更起劲了。

母亲后来说，那只是她的“友谊”。她的“友谊”拉开车门，先把我让进桑塔纳轿车的后排，再把母亲安置在身边。车里臭烘烘的，前排的座椅背后总沾着泥土，一侧的车门也是损坏的，若想打开，必须先放下车窗，猴子一样伸出手臂从外面拉开。母亲与她的“友谊”似乎培育出了默契，只是听了前奏，就能一同哼唱起交通音乐广播即将播放的广告歌曲。尽管停车位充足，他还是会把车停到那片不收费的社区广场。他要顺着小路绕好几个大圈才能找到一个阴凉的地方，下车确认好无阳光的直射后，再带着我们抄小路，从公园的后门进入。母亲与他似乎都很喜欢公园老槐树底下用泡沫箱子盛着售卖的椰蓉面包。他小心翼翼地碰一碰母亲手腕，母亲便笑盈盈地说：“去买几片椰蓉面包吧。”攥着面包返回后，“友谊”满意地看着我。他红红的脸蛋皴皴的，显得朴实而友善。母亲招手邀我坐在她与“友谊”的中间，他们在我的上空甜甜地嚼了起来。我不敢抬头，却敏锐地察觉二人的目光时不时穿过我，轻轻地碰上一下。我并不反感母亲的“友谊”，甚至我希望她的“友谊”更多一些，她的“友谊”能为她带来快乐。母亲快乐的时候，对我的管束就少了许多。

春日，尽管浮冰仍闪亮地在湖面漂荡，却一点不觉得冷。母亲脱下大衣，减去一件开襟羊绒马甲。“友谊”伸出胳膊，越过我的脑袋接了过去，折叠平整后才放进随身携带的帆布背包。话题是由母亲开启的，她讲起春节时单位发放的春节礼品，是一只硕大的果篮，还有一些价格不菲的进口水果。“你呢？你们春节有发什么？”“友谊”不好意思地笑了，连说，自己也记不清了。母亲又自得地说，自己把老式的单缸洗衣机换成了全自动的，在几个牌子之间挑选了好久。“友谊”不解道，手洗岂不是更干净一些？还省水。

起风了。这一片柳絮乱飞，直往人喉咙深处撵，我们不得不起身，沿着湖畔乱逛。起初，我还紧紧地跟着她们。“很久没有自己的相片了。”母亲提议趁着早上的光线温和，在湖心的拱桥上拍一些。确定目标后，她们并排越走越快，我竟有些跟不上了。

母亲的“友谊”替我在乡下弄到一只手柄裹着牛皮的未开刃的匕首，还有一只麻雀标本。都是男孩们可以炫耀的东西。我对“友谊”多生了些好感。

“友谊”最后一次来家中，是个深秋。他轿车的后座塞得满满当当，全是乡下的蔬果，还有一袋尿素袋装着的大米。他不由分说地扛起，利用巧劲甩到肩上后立刻迈起了大步，在母亲“当心啊——”“台阶！”这样的小声惊呼中，自豪地朝家门前进。在母亲掀起的门帘下，他鼓着红扑扑的脸穿越了好几个来回。东西小山似的堆在客厅。母亲震叹说：“太多了啊，得吃好一段日子了。”夏天过去，他的肤色更黑了，却兴奋地闪着黄亮的牙齿道：“刚学了个新词——都是有机的。”他把身体张得巨大，定坐在沙发中央，神气地擦汗，期待着母亲的感叹。

母亲在厨房忙活起来，说什么都不用“友谊”帮忙。门铃响起，“友谊”开了门。母亲的声音从呛烈的油花声中传来：“谁啊？”“快递——”“友谊”说。为了向母亲汇报，他用刚强有力的声音，大声念出了父亲的名字，好叫母亲听得清楚。母亲不作声了，“友谊”并未察觉，摆弄着包裹不停，见是册图书，显得更加好奇，扬言说想将包裹打开看一看。母亲拿过包裹，随手扔进隔间的抽屉，继续布置一桌的饭菜。饭中，“友谊”说好像闪了腰，他看看自己一身的尘土，问能否在卧室隔间的钢丝床上躺一会儿，怕弄脏母亲的淡粉色床单。母亲顿了顿，不语。“友谊”收敛了笑，识趣地将筷中大块的鱼肚夹到我碗里。

母亲的“友谊”消失在寒冬。没有分别，只是看望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让人觉得，倘若“友谊”在来年的某一天里再次登门，也并不奇怪。

我的中考成绩不理想，两门功课因紧张发挥失常，离重点中学仅有三分之差。一想到毕业前夕对母亲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就羞臊难耐。初三那年，由于没有独立的屋子作为书房，我继承了父亲的隔间。中考后的暑假，我赤裸着上身，背对着风扇传出的燥热气流，在隔间一坐就是一整天。母亲没有怪罪的意思，像往常一样早出晚归，只是睡前习惯性地朝隔间看上几眼。她对隔间似乎有一种庄重的畏惧，只要隔间有人，便习惯性地轻声细语，干什么都蹑手蹑脚的。事实上，我早已说服了自己，做好了去普通中学的准备，一整个暑期，我都在畅快地阅读科塔萨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芥川龙之介

……还迷上了金属音乐。

午饭时，母亲突然说，叫我三天后去重点中学报到。我心中一惊。母亲语气淡淡的，看不出开心的样子。我本想追问，却住了嘴。

连续的几年，除了干好工会的工作，母亲总会多做份兼职。赚得越多，开销也越大，她始终存不下什么钱。她总说，忙起来好，忙起来没工夫胡思乱想。母亲新一份的兼职大多在晚上，听母亲的口气，像是在影院，又像是一个面向成人的培训机构，总之，她的兼职一定离不开账目、报表这些老生常谈的家伙。由于晚上工作，她有时间在家中吃晚饭，可规律饮食后，她的胃病仍不见好。

升入高中后，我懒散的毛病略有改善，成绩涨了些。可即便坐在教室的角落，一想到入校前的三分之差，我仍觉得不光彩。前排的好事者得知我的入校分数后，纷纷投来惊叹的表情，也不多问，只是意味深长地注视我，令人疑惑。

母亲似乎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在兼职中，有时凌晨才归家，早上上班的前半小时前才谎称腹痛向科长拨去电话，反正，她胃病的老毛病人尽皆知。电话挂断后，母亲翻个身，直睡到自然醒。与科长的通话中，她的原因愈发古怪，起初是腹痛就医，后来，家长会、修理房顶、替父亲去临市的中医院取药这样的理由也被挨个用了个遍。一回，电话那头传来发怒的声音。母亲只好顶着一夜未眠的疲乏，去单位主动领罚。

青春已逝的恐慌对母亲来说，似乎来得略迟了些。她先是买回一些具备神奇功效的瓶瓶罐罐，摆满了洗手台上的架子，摆不下的当天，购置了一张梳妆台。夜自习开始后，我晚上多在学校学习，隔间便空了出来。她把漂亮的桃木色梳妆台放在隔间的拐角，除了工作和家务外，大多时间都待在里面。在我看来，眼角的细纹和稍有下垂的两腮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母亲却格外在意，用彩色瓶罐中的淡黄色乳霜、乳白色液体、深灰色泥浆与之斗争。令我费解的是偶尔掉落在地板上的小扇似的睫毛一簇，还有粘在灯罩上月牙一样排开的透色“双眼皮”，都像是母亲遗落了身体的某个部位。裹着黏液的白布被挖几只不大不小的洞，刚好能贴紧母亲圆圆的双眼和弧度好看的嘴角。隔间中陌生的东西使人发冷。课业繁重，母亲占据隔间的时候，我大多伏着餐桌学习。

深冬的某日，夜自习后，大地白茫茫一片，在月色和星光的反射下，整条街道竟也显得通透，路上反光的车牌更加亮眼，路灯一照，金灿灿的一片，到处都闪着光。出租车纷纷满客驶过，公交站台也挤满了人，学生们渐渐增多后，马路上突然热闹了起来。多好的一场雪，我随即做出步行回家的打算。我捏起雪团，让它在手中慢慢化为一汪水，冷冽的北风吹过，手掌又凉又痒，沉重疲乏的身子瞬间清透不少，顿时心生愉悦。

前方无尽延伸的黑色脚印，令人感到疲乏和寂寞，我不忍自己的脚步与之重合，像是有意要告诉后来的行人，行走过这条路的不止一人。哪里都是白白的，四处就显得都空空的，只有商铺的灯牌偶尔有亮起。转角处，锦华饭店立牌前转动的灯球主宰着即将到来的更深的夜。平日，这座洁白的欧式建筑两侧总是停满了车辆，男人们大步流星地进入，再醉醺醺地被搀扶着走出。看着摇摆晃动的身体，结伴行走的人不得不侧过身子让出一条小路。出入这里的女人们总是打扮过的，在粉饰的脸上平衡着高傲与怯懦，让人摸不着会挽着什么样的胳膊，钻进哪一辆轿车的前座。不久就是年关了，锦华饭店装饰得更加气派，灯光像金箔一样落下，灯球转个不停，在空中卷起一番金红色的浪。与楼顶相通的玻璃窗里，多了一些鲜艳的植物。或是雪天的缘故，门口的车辆显得稀疏，像是落单的男女依次被旋转门吞进去。突然，前方的窄巷闪出一只熟悉的灰兔，随着脚步在背包的一侧跳动，细看，才知是背包的饰物。与之连接的方正而略带弧度的脊背像是母亲，我惊喜地跟了几步。正要叫住她的时候，她在锦华饭店的台阶前停住了。在我即将发出声音的一瞬，她被从侧门伸出的一双黑色袖子捏住了胳膊。那只陌生的肩膀将母亲向里面引。母亲定了定身，将背包紧紧地拽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打量四周。即将与她目光相撞的时刻，我慌了神，猛地调头，挤进两辆轿车的空隙，从中快步穿过。白茫茫的夜色中，所有事物都在路灯反射的光线中异常清晰。或许，她有她足以说服自己的理由，我尝试说服自己。

母亲提出要为我报名一场暑期的研学旅行，价格昂贵，路途遥远，包含一次由当地高校人类学教授亲自带队的实地调研，关于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风俗。母亲说：“别总把自己憋在屋子里，走出去看一看吧。”我没有拒绝。母亲大方地给我一笔钱，说：“高中的最后一个长假了，在周边的城市多逛逛吧。”看我没什么反应，母亲又说：“多出去走走，对你有好处。”

队伍走进一座名叫“半路”的村落，头戴草编锥形帽的当地妇女站在村口迎接我们。整个过程像是安排好的一场表演。先是集体到村落的民俗文化馆走了一圈，又被带着坐在田埂上顶着烈日，听了段女人们自编自演的地方戏。正当我感到索然无味的时候，年纪最大的老阿妈抓住教授的手，热情地引他往她的家中走。阿妈脚步飞快，一进屋子，便爽利地往炕头一跃。教授也脱掉鞋子挤了上去。很快，整个炕面就全是我们的人了。老阿妈说着说着，捂着脸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又情不自禁唱了起来，歌声如泣如诉。她把好几位女同学的心都唱化了，她们也抹起了泪。掌声响起后，一个人从老阿妈身后的门帘窜了出来。他热情地讲道，刚才听到的一段是当地的“哭调”。这里的女人们大多没有丈夫，丈夫们确保女人的肚里有种后，便结伴走南闯北，杳无音信。这里的女人们大都不识字，即使结伴出行，也很难走远，只好三五成群地在夜里围着火炉说话解乏。先是叽叽喳喳地说些耕种的琐事，再讲讲家里的人如何如何。一有人讲到不知死活的丈夫，周围的婆娘们就纷纷动情地小声饮泣。为了缓解忧伤，嗓音嘹亮的女人便带着哭腔唱起欢快的歌。慢慢地，谁都能唱上两句了。我心中一怔，虽听不懂歌词，却觉得哭泣的声音中多了些威严。送行时，她们热情地挥手，像完成一场精彩表演后的庄重谢幕。

我与同学选了两座周边的省会城市结伴转了转，很快就觉得乏味。回到家后，本想和母亲聊聊见闻，却不知如何开口，像是生出一层密不透气的膜。看到隔间中新购入的美容器械，还有座椅扶手上搭着的黑色条纹短裙，母亲的面容，竟无法在我的大脑中真实地浮现。阵雨接连下了几日，母亲整天在床上躺着，时不时地接听电话，用细软的声音和电话那头寒暄几句。天气闷热，本想开窗透透气，母亲却不许。我只好把自己关在隔间，用风扇纳凉，忍受着不断吹过来的腐败而潮湿的气味。母亲说，年龄到了，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她向单位申请了一个月的假期，好好休息一阵。那段时间，母亲的口味清淡极了，从床边走到厨房的脚步也变得重重的。在我担忧母亲是否得了一场病的时候，她参加了单位组织的职工体检，很快，便又上班去了。

课业紧张后，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一日三餐都在学校解决。我与母亲的交流少了很多。她仍把自己的一天用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我总劝她不要太劳累，她说，想趁着精力还过得去的时候多挣一些，以后怕再没什么多赚一点的机会了。

高三那年，我提出想在学校寄宿的想法。母亲点点头，说：“好啊，不用在雨雪天时因为上下学而担心了。”

那一年，我与母亲见面甚少。周末只休息一天，起初，我是一定要回家看看的。母亲却很难在家中多待一阵，总是匆匆忙忙地换好衣服，带些物品，又匆匆离开。家中冷冷清清，即便是躺在床上，也觉得诡异而寂寞，很难睡得踏实。很快，我选择在图书馆或是售卖书籍的甜品店打发周末的休息日。母亲替我办了张银行卡，每个月的二十号左右，都能收到母亲的转账。同其他学生与父母的“监视”和“争吵”相比，母亲的“爱”显得实惠得多（尽管我无法判断母亲的举动是出于“爱”，还是不得不履行义务，但转账的数额总能让我惊喜）。那段时间，我的开销变大，夜自习结束后，带着几位要好的同伴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饮酒后不方便回校，一待就是一整个通宵。我们的行踪很快被班级的好事者“揭发”，母亲被叫至学校，和我一起接受“教育”。

办公室由一间教室改造而成，紧贴墙壁的八张桌子紧紧凑凑，只留下一条窄窄的通道。班主任还在接听电话，母亲只好怯怯地站在他的身后，不断为来往的学生和教师侧着身子让路，像个不受待见的人。相较于勤恳乖顺的人，我虽学习成绩不差，却始终不是能讨老师欢喜的“好学生”，我不服气地看着窗外。挂断电话后，老师将母亲打量了一番。母亲不知从何处临时过来，眼角处还悬挂着闪闪的亮片，高跟的长靴将膝盖包裹得严严实实，脚步轻轻一动，两侧的金属链条就碰撞出清脆的响声。显然，班主任把母亲归纳于“某一类”家长。他忽略我，先数落起母亲。先是阐述了一番家长的责任与义务，又夸张地讲述起结局十分不好的案例，还说我正在十分“危险”的边缘徘徊。母亲垂下头静静地听着，小心翼翼地不让长靴的链条发出声音。我尴尬地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本想借着机会和班主任“理论”一番，他却不理会我，只和母亲交谈，仅时不时地白我一眼。

高考分数发布后，母亲开心极了。我说，我不想离家太远，想去隔壁的省份读文学专业。母亲的笑容瞬间消散。她试探着回应道，你学的是理科，读文学专业有些可惜，没实际用处的东西一旦沉浸其中，对心性也有一定的影响。母亲将口中的饭团咽下去，顿了顿，说，你应该选择更加实用的学科，将来好有傍身之技。我大概明白母亲的顾虑，便说，今后想当语文教师，或者，谋求一份记者、编辑、公务员这样安稳的工作。听到我坚定的语气，母亲终于点了点头，说，有这样的打算就行。

上大学后，母亲总是一次性给我一整年全部的费用，还时不时地再转些零用钱。有时，我在电话里说，钱够用了。母亲却说，出门在外，手里宽裕一些干什么都有底气。那份早出晚归的兼职，我不愿母亲继续做下去，却不知如何开口。母亲转账的数额越大，我越是舍不得花销。

雨天的午后，我缩在被子里打算睡上一整个下午，正睡得香甜时，收到了母亲的短信。母亲平静地说，祖母离世了。我先是仔细地想了一下，才确定正是那个个头不高，一见面便总爱把我紧紧拥在怀里不让我挣脱的老人——父亲的母亲。这些年，母亲每年都会探望老人，而我与祖母却已是多年未见了。只是痴呆了一阵，生前并没有患需要儿女围绕膝前侍候的疾病，如今的猝然离世也是一件幸事。丧事竟是由母亲操办的。母亲还说，出殡的那天，隐约看到父亲披着孝衣跟在吹鼓手的最后面。我不知该说什么，索性没有回复。一时，我失去了困意，却还是静静地卧在床上，听窗外愈渐凝重的雨声。

我在一种规律的平静中生活，像是刻意守着什么，仅仅索求能看得到结果的事。没有参加任何的社团活动，也不在班级或年级担任职务，我学着大多数人的样子，在图书馆与教室之间奔忙，周末的时间也多半在看闲书中打发。本以为时间将愉快而平稳地逝去，却还是被一个女孩的闯入打破了宁静。她的笔名叫“小鱼”，她把自印的诗集给班上的所有同学都塞了个遍后，只有我撰写一篇小文略谈了些感受。于是，小鱼“缠”住我不放了。有一段时间，她创作热情高涨，每逢见面都要朗读那些文藻优美、词不达意的短诗，我必须耐着性子听着，还要在她的追问下想些赞美的词句回应。许是听得多了，竟也能从中看得出小鱼在诗歌中些许的灵气。很快，小鱼的话题不限于诗歌了，她开心地议论起一日三餐的琐事，还会唉声叹气地抱怨父母的管束，她总是说，真羡慕你，家中没有人逼迫你做不喜欢的事。我隐约注意到她弯弯下撇的嘴角处，有一颗小小的痣。小鱼带我去乐园乘坐悬在半空的轨道车，看我由于紧张而丝毫不敢挪动的目光笑红了脸，还带我去了一场当地的夏天音乐节，随节拍挥手的时候，一大杯啤酒洒在了我的身上，见我找不到纸巾狼狈的样子，她笑得更加起劲了。很快我便发现，在尽情的玩乐中，她写诗的才情迅速枯萎，转而对能立刻让人开怀大笑的事情充满了热情。比起先前寡淡的日子，我也很是快活。只是快乐过后，似乎又心生一些隐隐的忧虑。

很快，母亲给的钱见底了。趁着假期的闲日，我先是在工厂做工，忍受不了昏天的噪音和粉尘后，又找了补习班授课的活儿。我似乎不会同儿童交流，只一板一眼照本宣科，习作课竟将半个班级学生讲得昏昏欲睡。对于教学，我很快失去了自信，结课后的工钱成了最大的期盼。母亲仿佛猜想到了什么，只是问：“要不要托人找个好些的地方？能去好的单位或企业实习一段日子，对今后的择业很有帮助。”我拒绝了，家中没有为官或富裕的亲友，我想不出那会是从何而来的帮助。见我需要大把的时间备课，母亲把隔间又拾掇了出来，将那堆大大小小的纸箱暂放在阳台。母亲一边搬运一边说了起来，她又换了一份新的兼职，虽说赚的相比之前少了一些，但好在不用熬夜，也能规律地吃上饭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刻意让我听到。

我与小鱼去几座热门的城市逛了逛，地点都是小鱼挑选的，很多都有网络上生意红火的景区游玩项目。比起白天的赶路和拍照，我更喜欢傍晚独自坐在民宿露天的阳台，看十五前后近乎浑圆的月亮。偶尔，小鱼的聒噪会破坏某一个轻盈朦胧的瞬间，她猛然间发现白天弄丢了新购入的水杯，或者被花洒突然喷出的水柱冰了一下。即便在夜里牵着小鱼的手入眠，我仍无心思考今后的种种。

毕业后，我独自返乡，按照计划做了中学的教师，工作地点在本省的省会城市。关于择业，我从未与小鱼提起。看到印有我姓名的车票和带着印章的录用文件后，小鱼突然暴怒，把保温桶里煲好的羹汤摔了出去，白嫩的山药洒了一地，像旱地中搁浅的鱼。毕竟不曾立下什么誓言，也没依赖幻想构建未知的生活，她哭泣的时候，我说服自己始终保持平和。送我到车站的一路，她都将额头虚靠在我的肩头，我尽可能地保持沉默，任何一句，都能激起她眼眶中蓄满的泪花。小鱼说，真希望火车出一场不大不小的事故，让发车的时间晚上几天；她又说，希望我在试用期结束后，能调往她所在的城市，她的父母或许能从中帮上些忙……小鱼说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后，言辞犀利地诅咒我：“你这样的性格，只配孤身一人。”说罢，又轻轻地撇下嘴角，用红肿的眼睛傲慢地盯着我看。我拍了拍她的脸颊，她终于背过身子，掩面哭泣。车站里，等待的人群纷纷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工作的第三年，母亲就退休了。退休后，她把屋子里堆放的货品全部低价转让，只偶尔作为中间人，帮生意兴隆的朋友找些货源。这下，母亲有大把的时间用来挥霍。母亲总说眼花，直到彻底看不清楚药品说明书后，才不情愿地购入一副银色边框的眼镜，除了阅读，也不常佩戴。不用工作后，母亲仿佛性情大变，逐渐喜静，甚至不愿出门，还在阳台上养起绿植。很快，绿油油的植物挤满了窗台，即便每天猛吸阳光，好几株开花的植物却连骨朵儿都看不到迹象。我说：“重新买几株花苗吧，算好时间，就买含苞待放的，过不了几天就会开满一盆。”母亲却努了努嘴，说：“再等等吧，不开也罢。养花，真就像养了个孩子一样，就算只是一整盆的绿叶，时间一长也有了感情。”母亲用我带回去的大学专业课书籍打发时间，那些书除了一小部分理论性的专业著作，其他的是些诗歌、小说类的文学书籍。读过两册通俗易懂的当代小说选本后，母亲对诗集起了兴趣。隔间被母亲收拾出来作为书房，添了一台落地式的护眼台灯，还换了一张靠背向内凸起、宣称符合人体工学的昂贵座椅。母亲阅读的时候常常播放音乐。还是那些旋律熟悉的老歌，被音响中的曲调吸引后，母亲总放下书籍，将音乐暂时关闭，扶着桌角站起来轻声哼唱起歌曲的后半段。

母亲的厨艺大不如从前，做什么饭菜都像是忘记放某样佐料，有时还把本该脆生的蔬菜煮得过于软烂，让人难以入口。由于中年时化学试剂的腐蚀，母亲脸部的骨骼架不住枯萎的皮脂，原本暗沉的细纹竟像一道道岁月凿出的疤。我总叫母亲随我一起去工作的城市小住一阵，特别是夏秋时节，城中的人工湖泊相互嵌连，景致甚好，临湖而建的公园早晚之时热闹极了。母亲先是询问我的作息和工作情况，又借口说体乏不愿舟车劳顿，实际上，是怕给我增添负担。那些年，母亲前来短住的次数屈指可数，只有去拜访中医诊疗，才肯顺带着小住几日。母亲将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替我收拾屋子和采购生活用品，做很多半熟的食材，规划好下一段日子的吃食。我加班迟回的时候，母亲也会去附近的公园逛逛。一次，母亲从公园回来后小心翼翼地问：“湖边跳交谊舞的男女们，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伙伴吗？”我漫不经心地回答：“那可不一定，多数都只是舞伴，好像也会经常换着搭吧。”母亲略显诧异，用稍带羡慕的口吻感叹说：“真好。”我被口水噎了下，急忙找些冰水喝。

而立之年，我与同校的小学部数学教师成婚，证婚人是总称赞我心性沉稳的初中部年级主任。她和他多少沾些亲，年级主任对此事格外积极。他坐在我们二人的中间，挥出两只沾满粉笔末的大手，一边比画，一边用中气十足的声音分析道，我命属木，她命属水，是天然的滋养。随后，他又问了许多，得知年幼时父亲就不与我们一同居住后，先是愣了一下，接着笑呵呵地岔开了话题。好在这一点没有造成过多的影响。妻子姓张，直到谈婚论嫁时，却仍觉得羞涩改不了口，便一直以“张老师”称呼，她也不恼，常打趣地用夸张的音调回敬我为“刘——老——师”。这让我突然想起小鱼，她也曾这样戏谑着玩闹过。张老师总“强迫”我利用周末时间帮她用纸板制作挂满苹果的圣诞树、数字卡片、动物卡牌等公开课使用的教学工具，有时还要求我为她积攒空荡荡的饮料瓶和硬挺的快递纸箱。或许是工作常与孩童接触的缘故，张老师时常表现出像孩子一样的快乐。

母亲对张老师也同样喜爱，二人第一次见面时，就拉着张老师的手直说觉得投缘，在得知我有谈婚论嫁的打算后，便爽快地拿出一笔钱，作为首付和装修的费用，支持我买下一套工作学校附近的商品房。母亲欢喜地说，张老师有些像她年轻时的模样，嘱咐我要好好待她，多关照现实之事，别为一些虚无的东西移了心性。母亲的积蓄被塞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中，捏在手里，像是捏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的刃。

婚后，母亲依旧不愿来同我们小住，交往大多是通过电话。张老师娘家的距离跨越两个省份，家中父母有未出嫁的妹妹陪伴，所以不惦念，反而喜欢和母亲相处，有时，张老师会背着我说服母亲来短住一阵，待母亲到来后，便在电话中欢喜地说，下班回家后有一份惊喜等待。见我回家后并没有表现出格外的惊讶，又小声地抱怨，认为我过于冷静，像是没有接收到母亲来探望的好意和她为我准备惊喜的用心。母亲虽没明显帮着她说话，却仍充满疼爱地笑眯眯地看着她因抱怨而轻轻努起的嘴。母亲绝不肯多待，三五天后，便嚷着要回去，她列举出三条无法反驳的理由：一是新照看的绿植离不开水；二是卧室的床垫太软，睡得腰酸背疼；三是张老师常加班，还要惦记她的饮食起居，时间长了，就该厌烦了。总之，三五天成了母亲的一把尺。

母亲有时在电话中同我们说，隔间简直成了她个人的书房，有时只顾着读书竟会忘记做饭的时间，她还打开手机的视频，让我们通过屏幕看她新购买的《三毛全集》和心理学、命理学速成读本。张老师总是哄她开心，连连说好，鼓励她尝试多读些科普类的书籍，特别是与植物有关的，多了解一些后养起绿植会更加快乐。

母亲将自己的晚年照料得很好，即便耳目越发不灵敏，腿脚也愈发不便，也每日坚持在隔间读写一阵，每逢集日，都要提前好好休整几夜，当天赶去早市逛一逛。我与张老师经营着平淡的生活，偶尔因琐碎的事情吵嘴，却也不在心上记挂，婚后的第八年，我们诞下一女。

在女儿即将来到人间的前几日，母亲猝然离世。替母亲送行的老者说，母亲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也没有经历丧失尊严的痴傻，说到底，是福泽深厚之人，感到生命下沉的迹象后，便自求断寿，为子孙积攒福报。女儿百日之后，张老师提议去看望母亲。再次跪坐在墓碑前，我只觉得浑身发冷，长舒一口气后，血液火辣辣地向心脏深处涌入。张老师始终小声抽泣，她将睡梦中女儿的小手轻轻拿起，贴在石碑上深刻着的母亲的名姓，女儿被烈日下的石碑“烫”得哭了起来。

借中秋假期，我返家整理母亲的遗物。阳台的绿植大多因暴晒和缺水枯萎，高低错落的白色陶瓷花盆像逼生寒气的白骨，只有一盆即将绽放的仙人掌和阴面卧室摆放的绿萝还稍有生机，张老师在电话中一再嘱咐，凡是能养得活的都要搬回去，她要替母亲继续照料。只是把要带回去的花草装了车，我就疲乏得不行，需要短寐片刻。躺在床上环顾，枣红色的木制桌椅，蜡黄的老式席梦思床和紧贴墙壁的笨重的雕花衣柜，一切都仍是曾经的物品，如今却孤零零地陈列在空荡的房间。轻轻翻身，枕头周围涌出一股熟悉的气味，苦甜中带腥，好像压着母亲的身体。枕套与床单的缝隙中，竟夹着一根长长的银发。顿时，我睡意全无，终于放松了眼眶，任由泪水流淌。

隔间被母亲布置得像办公场所，全是书本和日用品。我不忍破坏写字桌、书架与折叠床的布局，只把除书本以外的杂物拾掇拾掇。桌面置物架和写字桌脚下的抽屉满满当当，触碰母亲的物品，像回味母亲的生命，我心中很是羞臊，不觉联想到普法剧中，警察循着蛛丝马迹侦破案件的画面，而我，正以一种低劣的方式凝视母亲。可我别无选择。桌面是几册精装笔记本，都是些母亲尝试撰写和誊抄的诗集，字迹算不得漂亮，却都是一笔一划认真书写的，有些地方还做了批注和删改。桌面的置物架上还摞着两本相册，印象中，我十岁之后，相册便很少添加新的相片了，下面的一册空荡荡的只占用了几页，我忍不住翻看，母亲年轻时相貌很好，高高的鼻尖和弯弯的嘴角和张老师颇为相似。我看到了年幼时滑稽的自己。我还看到了父亲，一个脑海中早已无法建立影像的人。笔记本与相册都将被放进纸箱带回去永久保管。桌角的抽屉里都是些杂物，有过期的粉饼和乳霜，以及保健品的空瓶和一些常用的文具、工具。

在第二层抽屉的一厚摞电器保修卡和说明书中，夹着母亲的病历。大多是中医的诊断书，其中，一张妇幼保健院的彩超检查报告单上“早孕”的字眼刺向了我，时间正是七月的中旬。字迹上方，黑色的图斑正中有一个空洞的眼一般的圆。那场暑期的研学、一个叫“半路”的村落、从炕面上传来的一声声“哭调”、闷热而辛辣的夏日气流……曾经的记忆瞬间搅在一起，直至成为一方凝固的水泥。我不忍继续翻看。

最后一层的抽屉是启封了的快递包裹，快递单号下方印着父亲的名字和家中的地址。里面装着的都是书籍，书籍的封面印着父亲陌生而拗口的笔名。其中一册的扉页上，是母亲记下的一串电话号码，号码旁边有一个潦草的“刘”字。我一惊，心中慌乱了起来。定坐在隔间沉思许久后，我决定用家中的座机拨通电话。

“喂？”电话那头的声音竟是如此苍老。

我紧张了起来，手心攥满了汗液，不知该如何回答。想要挂断电话的时候，对方清了清嗓子，轻轻唤了声：“小琴。”被闪电击中似的，慌乱中，我手掌抽搐着将电话撂下，再无法多言。仿佛全部的精神被抽走，我瘫坐在隔间，泣不成声。

小琴是一位母亲。仅仅是我的母亲。

母亲匆匆来过人间一趟，我却从未知晓。

【作者简介：李沐蓉，本名李子园。2001年生，宁夏青铜峡人，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七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朔方》《福建文学》等刊物，曾获《朔方》文学奖新人奖、宁夏大学生原创文学大赛一等奖、第三十二届“东丽杯”梁斌小说奖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