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对温州的最初印象，来自小时候街上的发廊，墙上贴着邵美琪、翁美玲、黎明、郭富城的海报，理发师却是一口河南话。贾樟柯的《小武》

《站台》里，都有温州发廊的友情出演，山西青年在发廊里听着靡靡之音，问老板：“温州到广州，多远咧？”

从十面霾伏的北京坐上飞机，降落在温州，温州正在下雨，我脱得只剩下短袖，冲到雨里仰天长啸。路人纷纷侧目，心说这个肖申克从哪个监狱跑出来的。老表有所不知，我从干旱的北方来，对雨有感情。夜晚的塘河，拱桥静立，河水无声息流过，岸边酒吧里人影幢幢，此间的少年并不闹腾。

从地图上看，温州在中国古代，算不上好地方。东南边陲之地，背靠大海，四面环山，瓯江入海，必有海潮袭击，也缺少良田。所谓绿水青山，在那时并不是金山银山。

关于古代温州，有三个人绕不过去：郭璞、王羲之、谢灵运。他们都是东晋人。郭璞是大风水师，中国风水学的鼻祖。这种经天纬地的通才，每个朝代不过两三个，三国有诸葛亮，隋有宇文恺，宋有沈括，元有刘秉忠、郭守敬，明有徐光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兴趣广泛，在每个兴趣点上都是大家。我上中学时最佩服的并非李白杜甫，苏轼也不过诗书画三绝，我佩服的是历史课本里那些“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温州这个地方，历史上名称主要有三个：东瓯国、永嘉郡、温州府。秦始皇废掉了东瓯国，秦末大起义的时候东瓯人趁机造反，帮刘邦打天下，东瓯又复国了。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挑头造反，失败后逃亡到东瓯国，东瓯王哪敢私藏这颗大雷，把刘濞的脑袋上交汉景帝。刘濞的儿子跑到了闽越国，挑唆闽越国打东瓯国，备受霸凌之下，东瓯王带国人内迁到江淮一带，东瓯国彻底亡国了。但这种搞霸凌的坏学生也自有狠人来收拾，汉武帝一声令下，闽越国也没了。

永嘉五年（311），匈奴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怀帝，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乱”——这里跑题一下，西晋灭亡得一点不冤，东汉初刘秀平定天下，劝降洛阳守将朱鲔，但朱鲔杀害过刘秀他哥，此仇不共戴天，刘秀为了让他放心，在神圣的洛水之畔发下誓言：“河水为鉴，吾誓守诺，永不背弃！”果然给了朱鲔一生富贵。司马懿搞政变，也来了一次山寨版“洛水之誓”，指着洛水发誓，只要曹爽放弃抵抗，可保其富贵。结果曹爽投降，被司马懿诛杀了三族，权力和平交接变成血腥屠杀，司马家的名声彻底坏了。

衣冠南渡之后，东晋在现在的温州一带设永嘉郡，名字起得有水平：一来缅怀故国，二来“永嘉”本意水长而美，也概括了当地的山水形胜。那时的永嘉，自东瓯国迁徙以后就成了一块飞地，没什么存在感。这未尝不是好事，一张白纸能绘最美的图画，永嘉郡成立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造城。历史确实有它的偶然性，大风水师郭璞正避难于此。他跋山涉水手搭凉棚，发现群山密布，但颇有规律，其中几座位置排列很像北斗七星——“诸山错立如北斗，谓父老曰：若城绕山外，当骤富盛。然不免兵戈水火。城于山则寇不入斗，可长保安逸。因跨山为城，号斗城。”郭璞胸有万壑，要以山为墙，以水为界，建造一座星象之城。具体布局就是：华盖山、海坛山、郭公山、松台山连成斗，积谷山、巽吉山、仁王山作为斗柄，巽吉山侧的灵官山和黄土山作为“卫星”拱卫永嘉七星——这就是著名的斗城方案：“城包山外，山藏城中。”并引瓯江支流入城，形成二十八井五潭的供水系统，既管运输，也调气候，还能排污。

相对于北京、洛阳、南京、殷墟王城甚至平遥古城的中轴结构或棋盘布局，永嘉城建城的思想根基是实用主义，它不拘泥于几何形式，而是以自然地形和军事为本，以抵御敌寇和保百姓安全为最高使命，同时水路四通八达，连江入海，保证了温州人经营商贸的畅通。古代城池一般建在大江大河北岸，以顺应坐北朝南的王朝文化，而永嘉城根据土壤成分检测是建在瓯江南岸，也是舍虚名而取实效。永嘉城是风水、建筑、军事浑然一体的巧夺天工之作，也是风水学在建城方面的第一个“样板工程”。

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会对生活在其中的人的身心特征、社会组织、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所以永嘉城的建造，对于现代温州人性格的塑造，应该是有影响的。

天罡北斗布阵完毕，就等着重要客人来参加“点睛”仪式了。永嘉城于323年建成，二十四年后的347年，王羲之到了永嘉，九十九年后的422年，谢灵运就任永嘉太守。

王羲之，山东琅琊人，出身东晋豪门。琅琊，就是现在的临沂，他去永嘉这事有点说不清，明万历《温州府志》和清光绪《永嘉县志》记载王羲之曾任永嘉郡守，但权威的《晋书·王羲之传》则没有记载。所以也不能排除让他当郡守只是温州老百姓的一个美好愿望。地方志记载王羲之任永嘉郡守时，“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控之”，这才有了现在的“五马坊”。对这件事我存一疑，西晋时期天子驾六，也就是六匹马拉车，东晋时期提倡节俭，皇帝的车减为四匹马。王羲之搞五匹马，僭越了，不敢吧？李白写过“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是大文人的范儿，所以我猜想，温州百姓是想让王羲之也过这样的日子，这是可以理解的。

谢灵运祖籍河南周口太康，那地方是中国古代的北上广。谢家西晋末年逃难到南方，“旧时王谢堂前燕”说的就是他和王羲之隶属的两个家族。谢灵运的母亲是王羲之的外孙女，所以王羲之是他的曾外祖父。谢灵运的爷爷是谢玄，他十八岁就继承了“康乐公”爵位，级别仅次于皇族，不过出道即巅峰，此后一生都是下坡路，惊才绝世，作天作地，直到四十九岁被杀。由于恃才放旷被贬谪到永嘉当郡守，谢灵运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在永嘉找到了感觉，坐着帆船看大海，穿上谢公屐去登山，还写下《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等山水诗，而山水诗成为古代诗歌的重要一脉，就是从谢灵运开始的。我完全相信，李白、杜甫如果也去过温州，大半是冲着谢灵运，就像作家去英国必访莎士比亚故居一样。

郡守的任期是三年，谢灵运干了一年，看完温州山水就辞职回家。一年时光，送了温州一堆诗歌，其中就有“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样的千古名句。成为王羲之、谢灵运的漂泊、流放之地，是温州的幸运。一个温州，际会了两个大门派的祖师爷——郭璞建造了温州的骨架，谢灵运点上了温州的魂魄，他们共同创造了温州的性格，给温州定下了千年的腔调。

温州是停留的地方，不是终老的地方。自他们以后，温州过客匆匆，并不留人，瓯风海潮，塘河内涝，非久居之地，推着人们往外走。借用《狂飙》里的一句台词说——“我们温州，不养闲人。”

查阅《登江中孤屿》，看到谢灵运的简介，言简意深，值得一读：

谢灵运十八岁就袭封康乐公。宋初刘裕采取压抑世族的政策，谢灵运降公爵为侯爵，心中愤恨。永初三年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就肆意遨游山水，民间听讼，不复关怀。后来干脆辞官回会稽，大建别墅，凿山浚湖，还经常领童仆门生几百人到处探奇访胜，晚年作临川内史，后以谋反罪被杀。

从这个角度看，在温州大街上坐着五匹马的豪车狂奔的，也许不是王羲之，倒是蛮符合谢灵运的人设。

在温州街头打车，我对出租车司机说：“带我去温州最好的地方。”司机拉我到瓯江南岸。瓯江，也叫永嘉江，跟晋江、洛阳江的名字是相同的情绪。江水滚滚东流，流速很快，江心有一座岛屿，形状像一艘巨轮，全部被绿荫笼罩。这地方叫江心屿，就是谢灵运诗里的“江中孤屿”。

登上来往江心屿的渡轮横渡瓯江，在人群中有些恍惚，想起了一些历史。江心屿要比想象中大，古木森森，江中有岛，岛中有湖，湖里还有岛，亭台楼阁，回廊环绕，有江南园林的风格。岛上东西两座唐塔，是江心屿的地标。

江心屿墙壁上刻着李白、杜甫、孟浩然的诗，本地人说他们都来过，可惜没有证据。李白的确多次写到永嘉，更是谢灵运的小迷弟，整日梦想“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还写过一首： “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人多以为他到了江心屿，其实是个误解，这首诗的题目叫《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清溪玉镜潭在安徽。杜甫也写过类似的诗：“孤屿亭何处？天涯水气中。故人官就此，绝境兴谁同。隐吏逢梅福，游山忆谢公。”诗的题目叫《送裴二虬尉永嘉》。杜甫在长安送别他的朋友裴虬，裴虬要去温州赴任，杜甫就把谢灵运和永嘉山水入了诗。唐代诗人里这么干的人很多，因为谢灵运在那时已经成了一个典故，只要写归隐，不提谢灵运就有点不太合适。

对了，是唐代起了“温州”这个名字，寓意温暖湿润的所在。在唐代，温州仿佛是诗人的打卡地，其实李白杜甫孟浩然他们的“温州行”都是一种精神旅行。越是言必称归隐，越是此心向红尘，都只是在扮演谢灵运门下走狗罢了。谢灵运天生公侯，对生活只有厌倦，而闹着归隐的诗人却要为五斗米发愁——归隐，也是有门槛的。

但有两个人是实实在在路过温州，还住在了江心屿。他们被追着走，在温州逡巡了很久。这两位，一个是宋高宗，一个是文天祥，一个在南宋初，一个在南宋末。我在轮渡上的那一恍惚，就是想起了他们。

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大难不死，当上南宋第一个皇帝，但被金兵吓破了胆，患上了战争创伤综合征，只要金兵南下，就是一个字：跑。这其实可以理解，宋朝文弱，赵家天子都是文艺青年，哪里经历过水火刀兵，何况女真人之野蛮凶悍远胜契丹，大致与蒙古人差不多。既然欧洲的西罗马皇帝见了阿提拉的骑兵都魂飞魄散，把公主扔出去求和，要求赵构和金兵死磕也不现实，并非更无一人是男儿，实在是打不过。

金兵南下，赵构南逃，从杭州跑到绍兴，到舟山，然后到大海上漂着。金兵都是旱鸭子，望洋兴叹一番回去了。赵构就又到了温州，在江心屿一座寺庙里住了个把月，皇船停靠在江心屿，船头对着大海。为什么不住温州城而住在孤悬瓯江的江心屿呢？还是和便于逃亡有关。瓯江直通东海，又是江心屿最好的护城河，金兵铁骑一来，赵构的大船顺流而下又出海了。

一个王朝的开端，往往就是它灭亡时的倒影。赵构君临温州一百四十多年以后，蒙古骑兵攻下临安，四岁的小皇帝赵显被俘。益王赵昰在大臣保护下逃到温州，依然是被骑兵追赶，依然是孤悬海上，只不过追兵换成了蒙古人。可怜的南宋，碰上了史上第一强暴的蒙古，做出了悲壮抵抗，中华历史上最璀璨的文明从此衰落。文天祥从元军大营中逃脱，颠沛流离来到温州，但没追上小皇帝，小皇帝已在陆秀夫、张世杰的保护下从瓯江乘船入海，跑到了福州。

文天祥在《自淮归浙东》诗序中写道：“是行，寄一生于万死，不复望见天日。至永嘉惟存六人。”他在温州和江心屿住了一个月，组织起温州一带八百义士抵抗蒙古。夜宿江心屿时，文天祥在龙翔寺看到当年宋高宗的御座，和部下相拥而泣，写下著名的《北归宿中川寺》：

万里风霜鬓已丝，飘零回首壮心悲。

罗浮山下雪来未，扬子江心月照谁。

只谓虎头非贵相，不图羝乳有归期。

乘潮一到中川寺，暗读中兴第二碑。

看完江心寺文天祥祠，我坐在这座绿翠般小岛的长椅上想：小小一个温州，瓯江之中独木舟般的一座岛屿上，竟流转着国运沉浮。温州默默地接待了皇帝，再无声地送走，八百义士抵抗元兵至死方休。温州，是个歇脚的地方，也是出发的地方，温州注定向海而生。岛还是这座岛，岛上的樟树、榕树已有千年，游客嬉笑着攀在树上留影。大江起伏，潮涨的时候水咸，潮落的时候水淡，百万年来就是这两种味道。

不仅皇帝和义士是漂泊者，百姓在温州，也演绎着一部走出去的历史。温州环望皆山，本为封闭之地，却因为艰苦的自然环境不得种田，只有一条路直通大海，生长于斯，人们只有鼓起勇气出外讨生活，成为中国的犹太人。

海外华人作家张翎是温州人，她的小说《归海》写到移居加拿大的一对中国母女，母亲去世在养老院，女儿对母亲的身世产生好奇，从加拿大回到故土温州一路探寻，发现了一个与战争有关的巨大秘密。这本小说的另一个视角，尤其是对母亲渡海出逃的描写，则像是一部《出埃及记》。在苦难中出走，再在思念里痛苦，成为对集体宿命的隐喻——“一条河奔流入大海，它的水将总是它自己。”在近代自我流放的温州人，和古代历史上温州的漂泊者，是不是也有隐秘的关联呢？

在温州老街道上散步，看到几座漂亮的基督教教堂，想起有人称温州为中国的耶路撒冷—— 基督教，也是在这里落地中国的。

【潘采夫，河南濮阳人，作家，资深媒体人。曾在《新京报》文化副刊部、评论部任编辑、体育部主编，后任《南都周刊》主笔。曾担任《锵锵三人行》《圆桌派》评论嘉宾。创办有谈话类音频节目《跑题大会》 《两杆老烟枪My Ars》等。著有文化评论集《贰时代》，文化随笔集《十字街骑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