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老妇又倦又困，从电动三轮车下来时一下栽倒在地上。原先那儿是狗尾巴草丛，因为总是把车停在那儿，草丛已被磨得光秃秃的。那时是宁谧的凌晨时刻，天降夜露，地上湿漉漉的，万物都在沉睡。那辆电动三轮车也显得睡意朦胧。它就在老妇跟前，一伸手就能够到。老头坐在车斗里，像往常那样安静，一头白发在星光下显得特别刺眼。老妇从车上栽下来，身子朝后倾，仰卧在地。她想着就这么一直躺着多好。

这个念头刚闪过，她像被针戳了一下，一激灵坐起来。要是年轻二十岁，就不用坐起来了，直接弓起身子去够那块砖就行。但现在她这个老迈之躯，必须先完成“坐”的动作，才能伸手去够。灾祸就出在“坐”上，因为“坐”耽误了时间。

那块砖一开始就躺在这儿，好像它一直在等着他们到来。它早已忘了自己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反正它日复一日地躺在草丛里，经受风吹、雨淋、日晒。它身上布满了青苔，从绛红色变成深灰色。它渐渐陷入泥土，并且被泥土凝固住了，所以老妇最初是费了好大劲才将它从泥土中抠出来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它将被不停地被塞在车轮与地面之间，这样能有效阻止电动三轮车滑向陡坡，最终冲进河道。

老妇坐起身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那块砖。躺在草丛里的砖就在她视线可及之处，被星光照得熠熠生辉，但老妇因为慌乱却视而不见。于是她开始疯狂地划拉。还算好，她一划拉就把砖头划拉到手了。接着，她像往常那样，想将砖头塞进车轮与地面之间。可是这个时候电动三轮车已经滑出去了，来到了河坡边缘，并且，它的前轮已经探了出去，这使得车子的后部翘了起来，坐在车斗里的老头不由自主地身子前倾，这加重了前轮的分量，车子翘得更厉害了。

目睹这一切的老妇并未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只是后悔没有直接伸手去拽车子。实际上，老妇也没有机会拽：当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时，车子就开始往前挪动了。而以往，老妇都是先将砖头塞在车轮和地面之间，才坐到地上休息的。老妇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把次序弄颠倒了。后来刘警官勘察现场时发现，路边的停车处至河坡的方寸之地是朝着河坡倾斜的，在没有采取制动措施的情况下，电动三轮车无法不朝前滑动。

当车子不停地朝前滑动时，老妇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最后这一刻，老妇完全僵住了，她像看表演似的看着翘到天上去的车子尾部，仿佛高悬在她头顶。她还没来得及惊愕，电动三轮车就顺着陡峭的河坡冲进了掘坎河。

这是事发后，老妇向刘警官交代的“供词”。后者一字不漏地记录在案，并且让老妇签字画押。

刘警官是在凌晨1点10分接到的报警电话。报案人是一个叫王三的中年农民，他是这起案子的目击者。王三白天种田，晚上捕鱼。他在大寨桥沿岸水域敷设了簖网，并精心地将所敷的簖网设计成迷宫状：通过阻断鱼类的洄游路径，诱导鱼群进入网内，那是一片陷阱区。鱼一旦进入陷阱区，便难以逃脱。王三要做的，就是在凌晨时分，撑一只小船，前往设网处取出捕获物。

王三是打给110的。110随即转给了九总派出所，刘警官恰好值班，案子就由他来处理。过了大寨桥不远就是九总派出所，所以刘警官很快就赶到了案发现场。王三是个很负责任的人，他报了案后并没有撑船离去，而是爬上岸去了老妇那儿。其位置是大寨桥西侧，桥面与马路相接处，紧挨着河坡。王三说，老妇并没有呼天抢地，捶胸顿足。老妇只是泥塑木雕般坐在那儿，整个人都傻了。

在给老头办丧事的那三天里，老妇也是这个样子呆坐在殡仪馆的玻璃棺边上，两只满是老年斑的手不停地抚摸老头被入殓师整得栩栩如生的面庞。但是她的手被玻璃挡住了，只能在玻璃上不停地摩挲。当时料理老头后事的侄儿对她说，婶婶，你怎么不哭，哭出来就好了。老妇哭不出来，连话也说不出来。

她指望儿子能飞回来，但儿子说，妈妈，我太忙了，实在脱不了身。我的科研团队是一个整体，所有的人都是转动的齿轮，要是其中的一个齿轮不转了，项目就会瘫痪。我们研究的干细胞项目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课题，我们希望能获明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奖或医学奖。再说，爸爸已经西去，我回来也于事无补。爸爸会原谅我的。妈妈，若干年后，我们都会在天堂相聚，到时我再向爸爸请罪。

侄子把手机贴在婶婶耳朵上，比天边还遥远的旧金山一下来到跟前，近得能触摸到儿子，能闻到儿子身上的异国气息，可是她嘴唇哆嗦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老妇哭出来是在第三天老头火化的时候。她和众亲戚待在一间等候火化的大屋子里，玻璃棺已经移过来了，大家绕着玻璃棺走了一圈，跟老头作最后的告别。她由侄子搀扶着，一步步挪动。她死死盯着老头慈祥亲切的脸，心里有个声音问：躺在里面的老头就是跟我朝夕相处了一辈子的人吗？

两个着黑衣的焚尸工从天而降般出现了。一个手持铁柄长钩，一个推一辆四轮平车。老头被从玻璃棺里搬到平车上，铁柄长钩发挥了作用：钩着平车往前拖。前面有个拐角，很快，焚尸工和平车在拐角处消失了。老妇突然挣脱亲戚的搀扶，奋力追过去。但她刚跨出两步就摔在了地上。老妇就是在这个时候哭出来的，整个殡仪馆都能听到她的哭声。她的哭声像碎了一地的玻璃碴儿，仿佛玻璃棺在那一刻破碎了。

焚尸工从拐角处探出脑袋，扯着喉咙喊，喂，谁是儿子？请儿子过来！侄儿大声问，侄子可以代替吗？焚尸工还是坚持要儿子过去，请他赶快来，下一炉还等着呢。这是当地的风俗，焚烧后的尸身从火炉里拽出来后，得由儿子用铁铲敲碎烧酥的骨头，这样才能装进骨灰坛。这个神圣的差使，最终还是由侄子完成了。

从殡仪馆回家的路上，她死死抱住骨灰坛，坐在车子后座。一个声音告诉她：它（骨灰坛）里面有他的头发，有他棱角分明的脸，有他宽宽的肩膀，有他那双大手、挺直的腰板、已经磨损的膝盖、他的大脚和坚硬的趾甲，还有他如雷的鼾声、他憨厚的微笑、他寻找妻子时焦虑的哭喊、他看向窗外的茫然目光、他曾经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记忆和情感。

这个声音还说，它里面还有那枚金戒指。那是丈夫60岁时她送给他的。由于日久年深，黄澄澄的金色变成了暗红。殡仪馆的洗尸工要把戒指摘下来，她没让：他在那边还要戴的。这个声音继续说，它里面还有他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煞有介事地看报的样子，他用放大镜孜孜不倦地读《剑》的样子（那是7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他坐在饭桌边上吃饭的样子（他喜欢吃小炝蟹），他用小酒盅抿酒的样子，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的样子，微笑时露出虎牙的样子，起身的样子，穿上外套的样子，在小区的水泥路上踯躅的样子……它里面装着他的所有时间，所有曾经存在和此刻存在的时间。最后，它里面还装着他的名字。从此以后，再没有人叫他这个名字：刘国柱。

而她回到家里后，这个声音还将告诉她：从今往后你就独自一人了——独自一人和锅碗瓢盆在一起，独自一人和墙上的挂历在一起，独自一人和沙发、茶几、电视机、遥控器在一起，独自一人和《家庭医生》

《老年周报》《报刊文摘》《南通广播电视报》在一起，独自一人和床、壁橱、衣架、熨衣板在一起，独自一人和扫帚、拖把、抹布在一起，独自一人和《芥子园画谱》、颜料、画笔、一大堆宣纸在一起（丈夫没有坠入阿尔茨海默病迷雾时，她去老年大学学过一阵子画），独自一人和相册、思念、过去的时光在一起，独自一人和舍不得扔掉的旧家具、旧包、旧衣服、旧帽子、旧手套、旧鞋子、旧袜子在一起，独自一人和阳台上的盆栽花卉、浇水壶、浇肥工具在一起，独自一人和骨灰坛在一起……

王三用力将船篙插进河底，借以泊住小船。接着他从水中拽出簖网的“尾巴”，误入陷阱的鱼都集中在这个“尾巴”里。王三将“尾巴”里的鱼倾倒在小船甲板上。睡眼惺忪的鱼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在一瞬间被改写了：它们将会在天亮时分，被送往菜市场卖给摊主。它们会暂时在一个庞大的鱼缸里游来游去，直到它们被摊主一一捞出，摁在满是血水的椭圆形砧板上；它们不会知道自己将会被开膛破肚，因为在这之前，它们已经昏厥了过去。

鱼被倒尽后，“尾巴”被重新放入水中。这时他直起腰，无意间朝大寨桥方向看了一眼。那时正是凌晨星光最灿烂的时分，下弦月被一抹淡淡的云彩隐去，天空呈现出淡蓝色。王三看到一个让他悚然心惊的剪影印在淡蓝色的天幕上：一辆电动三轮车前倾后翘，定格在陡峭的河坡边沿，像极了一只振翅欲飞的鸟。

后来王三对刘警官说，那辆电动三轮车在河坡上足足停留了分把钟。王三的说法显然夸张了。王三还说，他也清晰地看到了坐在车斗里的老头，还看出了老头陷入绝境时显露出的不安。这个说法当然也夸张了。王三之所以如此，无非是作为第一目击者的显摆。

我就知道早晚要出事，王三故作聪明地对刘警官说。刘警官问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辆电动三轮车的。王三说，具体的日期不记得了，反正有个把月了。总是在半夜，他撑船起网时，电动三轮车就出现在河坡之上。有一次他把船撑到停电动三轮车的河坡下面，看到车斗里坐着个白发老头。他还看到有个老太坐在车旁边的草地上。有几次他想爬上岸，问问他们来干吗的。刘警官说，问了吗？王三摇摇头，他要抓紧起完簖网里的鱼，到城里赶早市，再说这事跟他无关。刘警官又问，你怎么知道早晚会出事？王三说，不出事上天！“上天”是九总一带的俚语，意为“太阳从西边出”。

刘警官在“出警记录”里这样写：我带着小周（警员）赶到案发现场时，那辆电动三轮车已经冲进了掘坎河，水面上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还是平时波光潋滟的样子。掘坎河近年屡次疏浚，河道宽且深。我组织民工打捞沉没河底的电动三轮车，却在三里开外处才找到。掘坎河就是这样，表面风平浪静，但潜流汹涌，有着日夜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气势。民工们用传统的葫芦，将电动三轮车吊出河面。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老头还坐在车斗里，面目安详，仿佛在水中睡着了。老头的手死死抓住车斗栅栏，民工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弄出来……

儿子早就去美国了，但爸爸还是经常看到儿子。在马路上，在巷弄里，在菜市场，在等公交的人群里，甚至在窗外，在家门口。儿子！爸爸凄怆地喊着，两只颤抖的手往前伸，在空气中狂乱地抓挠，似乎这样就能抓到儿子。儿子，我有多少年没看到你了？爸爸无法抓住儿子。儿子与爸爸总是保持着十米远的距离。这段距离足够儿子逃脱。有一次，爸爸好不容易抓住了儿子，紧紧揪住儿子的衣襟。但最后儿子还是挣脱了。她闻讯赶过去时，发现他躺在小区出口的马路牙子上，额角磕破了，流出一汪血。她把他抱起来。他伤心地哭嚎：儿子走了，儿子走了，儿子扔下我走了。

还有一次，他躺在戚家井巷口的砖地上，脸上也是糊满了血。那天妻子出去买菜，把他锁在家里，但他从窗户里爬出来了。他从窗户里爬出来，是要找妻子。只要妻子离开他的视线，他就无比恐慌。他出了小区路口就顺着范堤路往北走，过了油米厂桥左拐，再往西走几步就是烟墩桥菜场。这条路他走了很多年，已经深深刻在他脑子里了。烟墩桥菜场马路对过就是戚家井巷口，他远远看到妻子跟一个男人站在那儿说话。桂芬！他大声喊起来。但他的嘶喊被菜场传出的各种声响淹没了。于是他跑过去死死抱住妻子。桂芬，桂芬，他不停地喊着。那个男人威胁他，放开，放开，你再不放开我就揍你。可是他把妻子抱得更紧了。那个男人一个勾拳砸在他鼻子上。那个女人不是他妻子，那个男人是那个女人的丈夫。

神经科医生说，这是典型的弗雷戈里症状。医生解释说，弗雷戈里症状之名，取自以变装著称的意大利喜剧演员的名字，本意指的是妄想症状，常见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刘警官第二次登门看老妇时，老妇跟他这样说。老妇说，你头一次来没抓我走，这次来是要把我抓走吗？听老妇这样说，年轻的刘警官笑了。刘警官笑的时候，像她儿子那样脸上露出了酒窝，显得特别可爱。刘警官说，阿姨，你没看我是穿着便服来的吗？按年纪，刘警官应该叫她奶奶。但她很喜欢刘警官叫她“阿姨”。她反问，你为什么不把我抓走？刘警官也反问，为什么要抓您呢？她振振有词地说，老头是我杀的，我是杀人犯。刘警官收敛起了笑，目前并没有证据证实是您杀了老伯。

老妇又抹起了眼泪，把一肚子的话朝刘警官倒出来：我先后请了三个保姆，都让老头气走了。老头总是怀疑人家偷他东西。他的老花镜、梳子、牙刷、小闹钟不见了，硬说是人家偷的，但事后证明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藏起来的。有时我想，老头是故意赶跑保姆的，这样他就能达到让我来照顾他的目的了。也许只有我照顾，他才踏实，才会有安全感，你不知道，老头在情感上一直很依赖我。

可是老头对我也很凶。有一次他操起晒衣杆要揍我。我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天，那时我们都很年轻，我发高烧，他送我去医院看医生。简陋的输液室没装空调，气温很低，他就用温暖的掌心焐输液管，被焐暖的输液管使得冰凉的药液也随之变暖了。我感动得哭了。我哭着对他说，从来没有人这么疼我。当他要用晒衣杆揍我时，我哭了。

我哭着求他，你揍死我吧，你快揍死我吧。他把晒衣杆一扔，一把抱住我，问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你不知道你要揍我吗？他惊奇起来，说我怎么会揍你呢，我揍自己也不会揍你。一个男人怎么舍得揍他老婆呢？我拿起那根晒衣杆，告诉他，刚才他就是要用它揍我的。

他拿过晒衣杆，像不认识似的仔细端详，一脸疑惑，像自言自语，又像问我，这是晒衣杆吗？很快，他又很有把握地说，这哪里是晒衣杆啊，这是赶羊的鞭子啊。头羊不听话，我就要揍它。我哭笑不得，敢情老头把我当成羊了。你不知道，当年他们部队在北大荒开垦种地，养过一阵子羊，大家轮流放羊。那时我刚认识他，我还陪他放过羊呢。神经科的那位医生说，很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活在往昔，看来是真的啊。

那天，我苦口婆心向他解释，这不是赶羊的鞭子，是晒衣杆。他要抽打的不是头羊，而是他心爱的结发妻子。他一下明白了，抱住我痛哭流涕，还把晒衣杆撅了。可是第二天他就把这一切忘了，又拿起另一个晒衣杆要揍我。

老妇的家洁净，一尘不染，井井有条，空气中有股清新的肥皂味。但我第三次去看她时，家里却一片狼藉：客厅里堆满了旧书旧报，到处都是打成捆的旧衣物、泛黄硬僵的旧棉絮，各种购物袋、包装盒，角落里散乱地放着杯盘碗盏、盆盆罐罐。空气中有股馊味。我诧异地问，您这是要搬家吗？老妇苦笑笑，搬什么家啊，我在整理东西呢，在我走之前，我要把所有的东西处理好。我明白老妇所说的“走”是什么意思。

别的东西都好打发，旧书旧报旧衣服什么的可以让收废品的拉走，首饰啊家具，可以送给邻居、朋友。让我犯愁的是，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些老照片。老妇指了指茶几跟前的一个大纸箱，那里面装满了相册。老妇说，这里面记录着我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生，我最宝贵的岁月。我不想我身体消失后，它们也跟着消失。我要留下点什么，否则我就真的像一缕烟被吹走了，最后成了空白。我是多么不甘心啊。

我问老妇，我能看看吗？老妇说，随便看，也许你是最后一个看这些相册的人。我在紧靠茶几的沙发上坐下，那地方有一圈坐过的痕迹。后来我知道老头晚年一直坐在这个位置，手里捧着一本永远也看不完的长篇小说《剑》。

我随机抽出的那本相册已经很旧了，边边角角都磨损了。封面是白底府绸的，印着大朵的红牡丹。但时间已将府绸侵蚀成灰蒙蒙的糨子，鲜艳夺目的红牡丹也已黯淡衰败。我让老妇坐在我身边，充当解说员的角色。

尽管相册很旧，但里面的老照片却保存得完好无损，尽管画面泛黄，带着岁月的风尘，被时光浸染成琥珀色。翻开第一页，一张年轻军官的放大照赫然闯入眼帘。他看上去在三十五左右，正是男人最好的年华。标准的国字脸，棱角分明，浓眉大眼，鼻梁很高，一头浓密的黑发三七分。穿着军装，肩膀上扛着很宽的肩章，束在腰间的皮带也很宽。武装带从右侧肩章底下穿过，与皮带相连，显得很是威武，英气逼人。我辨认了他肩章上的杠星。以我有限的军事常识判断，年轻军官应该是上尉。也就是说，照片是在1955年全军授衔后拍摄的。年轻军官站在一棵高大的槐树底下，双手叉腰，目光深邃地看着镜头。

老妇轻声说，这就是我丈夫刘国柱。老妇没有称“老头”，而说“丈夫”，这让我心头一热，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

这张放大的老照片几乎占据了整个页面，照片的四个角分别伸在四个贴在纸上的小三角里，这样可以方便取下。老妇伸过手来取出老照片，让我看照片背面。那上面用钢笔龙飞凤舞写着几个字：桂芬同志留念，刘国柱敬赠。

我不禁哑然失笑。那个时代，男女都是称呼“同志”啊。我问桂芬阿姨（下文，“老妇”将被“桂芬阿姨”替代），那时你们应该没结婚吧？桂芬阿姨凝视着照片，喃喃地说，没有，那时刚认识他不久，我们是在1962年结婚的。

相册的第二页也是一张放大的老照片，一位脖子上扎白毛巾、留着长辫的姑娘坐在联合收割机的驾驶座上，她背后是辽阔逶迤的麦田，一直延伸到画面外。拍摄者没有把握好比例，把联合收割机拍得过大，几乎成了特写，这样，姑娘的形象被大大缩小了，但还是能看出姑娘笑靥如花，瓜子脸上洋溢着热情、乐观和自信。

我瞅了一眼桂芬阿姨，她脸上还残留着照片里的姑娘当年的神韵。我指着照片说，这一定是您。桂芬阿姨点点头，是我，我是农场的第一代康拜因手。那时我们经常帮部队收麦子，就这样，认识了刘国柱。

我没有问他们是怎么相识的，又是如何私订终身的。我跟桂芬阿姨连熟人都算不上，根本没有资格问这些私密的问题。

第三页是一组小照，一共五张，成梅花形排列。五张小照都无法想象地陈旧，仿佛来自于史前：苍白的土黄色，组成画面的粗糙颗粒被时间冲刷得七零八落，照片里的人变得残缺不全，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脸被切去一半。尤其是中间的那张，画面已经模糊不清了。桂芬阿姨说，这是被我丈夫视为最珍贵的一张照片，就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拍照的时间是1946年，地点在海安。我丈夫说，他们的连长有一台相机，还是从鬼子手里缴获的，所以这张照片是他们连长拍的。

我凑上去看。画面几乎一片空白，看不出所以然来。就像是底片放进药水里显影时，暗房的灯突然亮了，影像根本没显出来，只剩下光秃秃的相纸了。离远点看，桂芬阿姨建议。我拿起相册推向远处，就像是推远焦距。还真管用，空白的画面变得影影绰绰，显现出轮廓来，我甚至能看出一辆独轮车的模样。应该还有人物，被拍摄的人，但他（他们）隐匿在时间帷幕后面，再也不肯露面了。

桂芬阿姨戴上老花镜，端详起照片来。在照片被时间侵蚀得面目全非之前，她应该已经看过无数遍了。也许她不是主动看的。既然这张老照片被她丈夫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她丈夫会经常拿出来看，她也就顺便瞅上一眼。但有的时候，她丈夫特别怀念照片里的场景，他会让她跟他一起凝视。不管怎样，桂芬阿姨应该对照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我说，照片上有一辆过去时代的独轮车？桂芬阿姨点点头，你看出来了？独轮车上还坐着一个人，她用手指点了点画面上的某个部分，那儿是一个灰白色的斑块。我问，是谁？桂芬阿姨说，我丈夫的姐姐，我儿子的姑妈，她叫刘国英。桂芬阿姨的手指又移动到另一个部位，独轮车的后方。这儿还有一个人，我丈夫的姐夫，我儿子的姑爹，他叫顾秀奎。但那儿也是一个灰白色的斑块。

我的感觉是，时间掳走了画面上的人，只留下那辆独轮车。我困惑的是，时间为什么不掳走它呢？它为什么要遗留下来？而且，我根本不知道刘国英和顾秀奎长什么样，所以这张老照片对我来说仿佛根本不存在。好在，很快就有了答案。桂芬阿姨让我看独轮车左上方的一张小照。被拍摄的人物是一对男女农民。可能年代较近，洗印技术更为先进，所以这张小照颇为清晰，另外三张亦然。桂芬阿姨说，这就是刘国英和顾秀奎。照片是我丈夫拍的，我们回来探亲时，特地买了一台海鸥相机。

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部老电影，《李双双》。刘国英跟李双双太像了，无论是相貌，还是衣着和发型。李双双的个性是外露的，风风火火的。刘国英看上去也是如此。不过，刘国英比李双双小巧，也更妩媚。刘国英束着围裙，手里端了个瓢。我猜想，她应该在场院里的某个地方喂鸡，听弟弟喊着要照相，未及把手里的瓢放下，就赶紧来到画面中了。她对着镜头开心地大笑，将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菊花。她边上站着憨厚的顾秀奎。这是一个腼腆的男人，他的肩膀很宽，带动整个身躯都宽，像是一堵墙。他的脸也很宽，方方正正的。眼睛细长，微微往上吊，显出了神采。跟妻子不同，他没有笑，很严肃地面对镜头。也许拍照对他来说，是一件很庄严的事。他脑袋上扣着一顶草帽，赤着脚，两条裤腿高高挽着，但挽得不一样齐。一条挽至膝盖，另一条只挽到小腿。他拄着一把铁锹，腰微微佝偻，惶惑地注视着镜头。应该是在田里挖泥，听说要照相，就着急慌忙跑过来，把铁锹也带过来了。

照片里的刘国英和顾秀奎看上去四十来岁，人到中年了。我问桂芬阿姨，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桂芬阿姨不假思索地说，1963年，那年我们回来探亲。

往前推十七年，1946年，那时他们应该二十多岁。可惜我再看不到他们年轻时的样子。跟这张旧照挨在一起的另一张照片，里面是两个光着脚的少年，背景是打谷场。两个少年分站在碌碡的两头，各自俯身抓着碌碡的木柄，做出用力抬起来的样子，并做出淘气的鬼脸来，甚是滑稽。我不禁被惹笑了。多好的创意啊。桂芬阿姨说，是孩子的舅舅想出的点子。也就是说，这两个少年是刘国英和顾秀奎的儿子。哥哥叫道礼，弟弟叫道俊，兄弟俩只相差一岁。

独轮车下面排列的两张旧照，被拍摄的对象分别是道礼和道俊。两张照片的拍摄地点都是同一个地方：芦苇丛生的河塘。道俊整个人淹在水里，只把脑袋探出来，高高举着的两只小手，各攥着一只刚摸到的螃蟹，正朝镜头得意地笑着。另一张是道礼坐在澡盆里采摘菱角，他弯腰俯在水面，手伸进水中，澡盆里堆满了菱角。因为重量的缘故，澡盆大幅下沉，盆口几乎与水面齐平，让人担心河水随时会涌进盆内。这张照片把道礼的怡然自得拍出来了。给人的感觉是，这个会凫水的少年随时准备滑入水中，然后边游边将满载菱角的澡盆推到河边。

我注意到桂芬阿姨凝视着那张被时间毁坏的照片，苍老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深情的东西。我顺着她的视线瞅去。除了那辆影影绰绰的独轮车，我什么也看不到。桂芬阿姨就不一样了，在这张照片完好如初时，照片里的人和物就印刻在她脑子里了。此刻与其说是凝视，不如说在播放。桂芬阿姨又用她粗糙的手去摩挲那张照片。我心里想，坏了，照片表面仅剩的颗粒如果摩挲掉，到时就真成了一片空白了。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相册页面敷着一层薄得不能再薄的透明薄膜，再怎么摩挲，照片都安然无恙。想听听它的故事吗？我用使劲点头表达“太想听了”。好吧，我给你讲讲。这个故事，最初是我丈夫讲给我听的。桂芬阿姨摘下老花镜，揉了揉深陷在皱纹里的眼睛。她不再戴老花镜，眼睛闭上，手仍在照片上不停地摩挲。

1946年夏天，陶勇的部队途经一个叫九总的地方。九总是一个地名，范围很大，里面散落着十几个村子，其中有个村子叫秀岩。陶勇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分别住在各个村子里。其中有个连队住进了秀岩村，在老乡家里打地铺。刘国英和顾秀奎的家里住的是连部的人。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孩子半夜起来想偷连长的驳壳枪。连长睡觉时，把驳壳枪压在枕头底下，有枕戈待旦的意思。孩子蹑手蹑脚踅到正熟睡的连长跟前，然后蹲下来，把手伸进枕头。孩子太害怕了，那只手一直在发抖，连长的枕头也抖动起来了。那不是正儿八经的枕头，是折起来的军服。

那孩子已经摸到驳壳枪的枪把了。那是一支德国造快慢机，弹仓足有半尺长，枪身泛着锃亮的钢蓝色。那孩子的手在抖，所以驳壳枪也连带着抖动起来了，这样就惊动了连长。还有一种说法：连长睡觉非常警觉，即使睡得再沉，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更遑论孩子的脚步声了。连长故意装睡，而且打起了很响的呼噜，他要看看这孩子到底要干吗。等到孩子摸他的枪了，他才一把抓住孩子的手。连长的手像铁钳，孩子疼得大叫一声。

睡在另外两个地铺上的人，指导员和副连长，都被惊醒了。副连长点亮了豆油灯，那孩子面对三个大人，抖得更厉害了——孩子现在的抖是被吓的。在被问及为什么要偷连长的枪时，孩子装死不吭声。连长吓唬他，你不说就把你抓起来。孩子最后还是哆哆嗦嗦交代了，偷枪的原因让连长哭笑不得：他从早到晚挎着驳壳枪在孩子眼前晃来晃去，早就挠得孩子的心里直痒痒，所以孩子说什么也要把驳壳枪搞到手。

孩子央求连长，不要告诉他姐姐和姐夫。连长知道，孩子的姐姐和姐夫就是房东刘国英和顾秀奎。连长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连长是个信守诺言的人，这事就风平浪静地过去了。

两天后，上头命令部队向二百里外的海安集结。为了不惊动百姓，也是为了保密，部队在黎明时分悄悄开拔，那时是天亮前最黑暗的时刻，村庄在熟睡。没有谁知道，那个企图偷连长枪的孩子，紧紧跟在部队后头。部队行军一整天，傍晚在如皋一个叫鬼头街的地方打尖。哨兵发现，一个孩子昏倒在路边的草棵子里。孩子满脸污秽，鼻子里流出血，涂得脸上到处都是。

连长认出那是偷他枪的孩子，是房东刘国英的弟弟刘国柱。连长一把抱起刘国柱，大声喊卫生员。刘国柱那年才15岁，因为营养不良，长得跟个小瘦猴似的。连长无法相信，就是这个小瘦猴，竟然饿着肚子，偷偷跟部队走了一百里。

卫生员脱刘国柱的鞋。秀岩的穷孩子都是赤着脚穿草鞋，唯独刘国柱不仅有布鞋，还有布袜，都是姐姐一针一线做的。刘国柱的爹娘死得早，姐姐像娘一样照料他。卫生员脱下了刘国柱的布鞋，但无法脱下刘国柱的布袜。刘国柱的脚底板起了无数个血泡，那些血泡都破了，血像黏稠的胶水，死死粘在了袜子上。卫生员往下扯时，刘国柱疼得大喊大叫。连长制止住了卫生员。连长把刘国柱的两只脚抱在自己怀里，然后轻轻将袜子剥离脚板。

连长说，伢儿，这是一百里路啊，你是怎么跑过来的，你不知道要打仗啊？卫生员清理了那些血泡，又上了紫药水。刘国柱不觉得疼了，又喝了一碗老乡送过来的山芋粥，一下子来了精神。他对连长说，我就是知道有仗打才跑过来的。我这辈子还没打过仗，所以我要打一次仗。连长再次哭笑不得：你人还没有枪高，怎么去打仗？刘国柱说，这个我不管，我就是要打仗，要不我也不会吃这么多苦跑过来了。连长问，你姐姐和姐夫知道吗？刘国柱说，要是他们知道，还让我跑出来？连长说，现在他们该急死了，你这个伢儿太不懂事了。但是伢儿满不在乎地说，打完仗我就回去。我跟村里的孩子玩打仗，那都是打的假仗，我就是想打一次真仗。

按连长的想法，马上派人送这个伢儿回家。在团部开会时，团长强调说，不是打一个比较大的仗，是打一个比较大的战役。一个战役，少说也得由三五场仗组成。团长说，首长的胃口很大，要全歼李默庵的六个旅，五万余人。团长援引首长的话说，这场战役只能赢不能输，它将会成为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起点。在这种情况下，一兵一卒都很宝贵，哪里抽得出人送伢儿回家啊。连长只好把刘国柱留在连部，等战役结束再说。

刘国柱闹着要两样东西：军装和枪。刘国柱的衣服已经又破又脏，连长就让司务长给刘国柱发了一套军服。司务长挑了最小的，但刘国柱穿在身上还是大得像袍子。连长对伢儿说，你要枪干吗，等打起仗来，不许你离开我半步。伢儿说，那我替你背枪吧。连长拍拍胯上的驳壳枪，怎么，你又打我枪的主意了？我的枪随时要用，怎么能让你背？

部队又行军了一百多里，夜里到达了海安李堡。这一百多里，刘国柱是骑在驮饮具的军马上过来的。第二天一大早，连长带着部队出操，也就是全副武装绕着村子跑几圈。连长跑在头里，他身后紧紧跟着刘国柱。连长不允许刘国柱离开他的视线，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他。就是上茅坑，连长也要刘国柱站在一边等他。

在后来的日子里，刘国柱的耳边总是萦绕着一股裂帛般的吱吱嘎嘎声。那又清亮、又尖锐的声音是从一百米开外的地方传来的，那是村口通往外面的官道。这声音在寂静的苏中清晨显得既突兀又聒耳。大家纷纷抬头望去，发现了一辆正移动过来的独轮车。其时，火红的日头正从地平线上跳出来，独轮车就走在日头里，红光四溢，好像是那轮日头孕育出来的。这景象把大家都吸引住了。

在大家的注视下，独轮车越来越近，吱吱嘎嘎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了。独轮车的右侧车架上坐着一个扎花头巾的女子，苗条，娇小，此刻，女子正朝大家引颈张望。独轮车的左侧车架竖着一个半人高的酒坛子。为防酒坛滑落，几道麻绳将其与靠背绑在一起。跟酒坛绑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鼓鼓囊囊的蓝印花布包袄。女子的重量超过了酒坛，所以独轮车微微朝左边倾斜着。推车的是个年轻的彪形大汉，光头，赤膊，撩着一双大脚板，身上的汗珠莹润耀眼。他的身材很宽，看上去像是一堵墙在推着独轮车。

独轮车、酒坛子，蓝印花布、女子和壮汉，像是奇异的梦境，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所有的人都像是魇住了，停住脚，盯着独轮车一动不动。等到独轮车快来到跟前了，连长才认出那女子是刘国英，那壮汉是顾秀奎。就这样，刘国柱和姐姐、姐夫在战场上相逢了。

刘国英抱住弟弟喜极而泣，弟弟也稀里哗啦哭成了泪人。

天知道刘国英和顾秀奎是怎么找到部队的。据刘国英说，他们是闻着火药味一路摸过来的。这个说法有点玄乎，也有点浪漫，但连长喜欢这个说法。连长算了一笔账：从刘国英居住的九总秀岩到李堡，直线距离至少有250华里。顾秀奎是怎么推着独轮车一步一步走过来的？顾秀奎是这样对连长解释的：找不到弟弟了，他们夫妇忧心如焚。村里一个起早捡牛粪的老汉说，他看到刘国柱跟着部队跑了，部队是往西开拔的。只要一直往西就能找到弟弟，就是这个信念在推着独轮车往前走。他们晓行夜宿。不，即使夜里也在赶路。困了，就靠着路边的树打个盹。饿了，舍不得吃带给弟弟的炒米和花生糖，而是跑到土地庙里偷点供品。

连长对刘国英夫妇说，马上就要打仗了，我正愁不知道拿这个伢儿怎么办呢。你们来得正好，可以把伢儿带回去。刘国英说，我们就是来接伢儿的，多亏老天帮忙，让我们找到了伢儿。但伢儿死活不回去，伢儿咬牙切齿地说，你们让我回去，我就死给你们看。连长笑起来，伢儿，你别说吓人的话啊。刘国英把连长拉到一边，说不是吓人的，我弟弟打小就是牛脾气，把他惹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伢儿理直气壮地说，我都穿了军装参了军，怎么可以让我回去？

最后，姐姐让步了。姐姐对弟弟说，那你就留在部队好好干吧，别给老刘家丢脸。姐姐转而做连长的工作，央求连长把弟弟留下。连长态度坚决，不行，伢儿太小，还没有步枪高，留在部队是个累赘，会妨碍我们打仗。其实，连长是喜欢这个伢儿的，觉得是块好钢，迟早会用在刀刃上。

伢儿突然冲连长跪下了。姐姐和姐夫也跟着跪下了。连长慌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姐姐说，在我们家乡，逢年过节都要跪菩萨，连长，你就是大恩大德的活菩萨。连长连忙拉他们起来。

刘国柱最后还是留下了。事实上，长得瘦小的刘国柱并没有成为累赘。几天后，部队在李堡跟国民党军整编第21师的一个旅打了一仗。刘国柱所属连队坚守在一个叫白米的村子。战斗正酣时，连部与前沿阵地的电话线被炮弹炸断了，连长只好让通讯员去送信，命令坚守在那儿的一排迂回到侧翼，准备伏击前来增援的敌军。通讯员刚出发就被流弹击中了，刘国柱自告奋勇，完成通讯员没完成的任务。在越过一条田埂时，一颗子弹擦着他头皮飞过去，险些要了他小命。事后连长问他怕不怕。刘国柱豪迈地说，怕还当什么兵啊！后来连长为他请功，他也成了一名正式的通讯兵。

那半人高的酒坛里装着顾秀奎酿的米酒，是夫妻俩送给部队的慰劳品。在战前动员会上，那坛米酒派上了用场。炊事班长拿来四只大碗。一只给一排，一只给二排，一只给三排。剩下的那只给连部。炊事班长抱起酒坛，给四只大碗倒满酒。酒碗开始传递。连长将酒碗高高举起来，慷慨激昂地说，老区人民让我们提前喝庆功酒呢，我们喝了老区人民的酒，一定要打胜仗啊。全连的人一条声喊，打胜仗！打胜仗！

部队是在天亮时分开拔的，姐弟分别的时刻来到了。姐姐抱住弟弟不放。姐姐含着泪说，你可要给我好好的啊。部队跑出去老远，弟弟回头一看，姐姐还站在那儿，不停地挥动着她的花头巾。又是日出的时候，姐姐沐浴在一片霞光里，成了霞光的一部分。这幅动人的画面永远镌刻在弟弟的脑海里了。

直到看不到部队了，刘国英和顾秀奎才踏上归家的路程。可是走了几步，刘国英就停下来了。刘国英对顾秀奎说，我放不下弟弟。顾秀奎问，那怎么办？姐姐说，我们去追弟弟的部队。事实上，姐姐和姐夫一直没追上。弟弟的部队早就不见踪影了，像一阵风消失了。他们追了一段路后，遇到当地支前的民工，那也是一支队伍，一支肩挑背扛、浩浩荡荡的队伍。而且，有太多的独轮车，所有的独轮车上都堆着用麻袋装的军粮。推独轮车的人都打着赤膊弓着腰，前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后面的他俩。

姐姐和姐夫毫不犹豫加入了这个支前的队伍。姐姐和姐夫认为，只要跟着这支队伍，迟早会碰上弟弟的部队：这又是一个信念。姐夫推着送军粮的独轮车，姐姐则和妇女们一起照顾伤员，给伤员喂饭喂水。两个人被战争的热浪裹挟着根本停不下来。

最后那场仗打得太苦了。那是在一个叫孟良崮的地方。姐夫的主要任务是从山上往下抬伤员，运到山脚的临时帐篷。伤员经过必要的包扎后，再送到几里外的垛庄去，野战医院就设在那儿。姐姐学会了简单的包扎，她现在就待在帐篷里，协助卫生员给伤员包扎伤口。

伤员太多了，成批成批往下抬，山脚下的草地上到处躺满了伤员。伤员的呻吟声甚至盖过了枪炮声。姐姐有个很深的印象，没有哪次仗比这次仗的伤员伤得重。伤员抬下来都是血肉模糊的，往下运送伤员的山道都被血染红了，很多伤员在半路上就咽气了。姐姐已经不记得有多少伤员在她手上牺牲了，往往是，正在包扎，伤员头一歪就没有了。姐姐心疼得不停落泪。姐姐除了伤心，还很害怕。她和姐夫一直没遇到弟弟的部队，但她觉得弟弟的部队一定参加了打孟良崮的战役。她多么担心弟弟也会负伤。每当伤员抬进来，她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一直到打完仗，弟弟也没被当作伤员被抬进帐蓬。姐姐终于松了口气。有很多运送伤员的民工，在半道上被枪弹击中，但姐夫却毫发未损，这被姐姐视为老天保佑，是她每天早上在家里烧香的结果。

姐姐掐了下指头，他们从家里出来已经整整一年了。他们运送过多少军粮，包扎过多少伤员，现身在多少硝烟弥漫的战场啊，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参加了的战役叫苏中战役、宿北战役、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他们想家了，惦念家中年迈的父母。他们归心似箭。他们不想再寻找朝思暮想的弟弟了。这世界太大了，到哪儿去找他啊？等全国解放了，弟弟会回来的。

桂芬阿姨刹住了话头，疲惫地仰靠在沙发上，眼睛望向虚空。打下孟良崮，刘国英和顾秀奎回家了吗？我问。她点了点头。我给她倒了杯水。要不，我下次来再听您讲。她又摇了摇头。我知道她不希望我下次再来。马上就要完了，她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轻声说。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老两口为什么深更半夜要去大寨桥。但说出口的却是：全国解放后，刘国柱返乡了吗？

没有，他的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开垦黑土地去了，我就是在北大荒认识他的。那是1962年的事，那年他32岁，我22岁。第二年，我们在单位礼堂举办了婚礼，那其实就是一次茶话会，一屋子人围坐在长条桌旁击鼓传花，喝歌，表演节目，最后集体闹洞房。桂芬阿姨沉浸在甜蜜的往事中，嘴角挂着不易察觉的笑意。

婚礼的第二天，我们就登上了南下的火车。我们有半个月的探亲假。从1946年夏天姐弟俩在海安李堡分别后，他已经十七年没见到姐姐了。每当他想念姐姐，就给我讲姐姐当年去李堡找他的故事。每次他都特别强调，250华里的路途，姐姐并不是总坐在独轮车上。姐姐心疼她的夫婿，只有走不动了，姐姐才肯坐到独轮车上。他说，这样推算下来，姐姐少说也走了一半的路。他还对我描述姐姐长得有多俊，皮肤要多白有多白，身材要多苗条有多苗条，眼睛要多迷人有多迷人，总之，姐姐是九总十里八乡的大美人。

可是当我见到姐姐时，我看到的却是一个皱缩的女人，她双眼凹陷，干瘦的两颊皮包骨头，面色青黄黯淡，一点光泽都没有，头发也开始花白了。顾秀奎看上去很苍老，满脸沧桑，腰背也佝偻了。他的身材很宽，像一堵墙，也是瘦骨嶙峋，像是风干的骨架子。他木讷，寡言，神情茫然，赤着一双大脚，只知道整天闷头干活。

姐姐家很简陋，就三间空空荡荡的泥墙草房，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那辆独轮车不会放在家里。我去屋后找。屋后也有两间草屋，一间是猪圈和茅厕，另一间放着各种农具、网具、粪桶粪勺什么的。姐姐问我找啥。我说独轮车。什么独轮车？姐姐一脸疑惑。我提醒她，就是当年姐夫推着你去找刘国柱的独轮车啊。哦，那辆车啊，姐姐想起来了，早就劈了烧锅了。

我把独轮车的悲惨结局告诉了刘国柱。我希望他跟我一样沮丧和伤心。我希望他去责备姐姐：独轮车见证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或者说，独轮车就是那段神圣的岁月本身，它应该像神灵那样供在家里，你怎么能劈了当柴烧呢？谁知他只是淡淡一笑。它本身就是木柴啊，他轻描淡写地说，家里柴火稀缺，它正好派上了用场，也算是它做的最后一点贡献。我难过得差点掉泪了。刘国柱笑起来，你身上的小资情调蛮可爱的，我喜欢你这点，枯燥的生活应该有点浪漫的情调来调剂。接着他安慰我，说生活总是要往前走的。是的，一切都在往前走，时间，还有人和物。北大荒也在往前走，以前的黑土地变成了大粮仓，原先的茫茫荒野变成了繁华城市。往前走，就要抛掉很多东西，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什么好伤感的。

1991年秋天，我丈夫离休了。我跟着他告老还乡，落脚在县城。我们在宾东小区买了一套三居室，后来又搬到紧挨江海路的中央广场小区。

把家安顿好后，我们就去九总看姐姐了。上次探亲是1963年，一眨眼就过去了28年。我成了老太，他成了老头。老头问我怎么去，我说，最好到哪儿弄一辆独轮车，你推着我去。老头笑了，说，看来你要把小资情调带到坟墓里去了。

那天我们是步行去的。老头虽然年逾六旬，但身子骨还硬朗，又有当年行军的底子，不说健步如飞，走起路来倒也轻松。

姐姐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房子重建了，原先的三间泥墙草屋，变成了三间高大结实的砖墙瓦屋。其次是人的变化。姐姐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太，满脸沟壑，老眼昏花。那个当年坐着独轮车去李堡找弟弟的风风火火的年轻女子，永远从她生命里消失了。我们没有见到姐夫。姐夫担着粮食去九总街售卖，途中一跤摔倒，再没能爬起来。医生诊断是脑溢血。1963年我们回来探亲时，姐姐的两个儿子还小。如今大儿子道礼当了海员，长年漂泊在大西洋上。小儿子道俊则成了当地的小学校长，孩子也上小学了。

我们在姐姐家住了五六天。每天早上起来，饭锅里就有两只蒸得通体透红的螃蟹等着我们，那是道俊的儿子爱军起早在屋后的小河里摸的。我很喜欢那条小河，它永远温软地拍打着河坡，像一只幼犬，轻舔河坡边的水草。道俊叫我舅母，爱军叫我舅奶奶。当头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舅奶奶时，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怎么，我都成了奶奶了？我这么快就老了？

就这样，我们成了县城与九总之间的钟摆，过上十天半月就在两者之间摆荡一次。开始，我陪着老头一起摆。后来他一个人摆。我说，十天半月太勤了，语气有点埋怨。你知道老头是怎么说的？老头说，我在还路呢。我没听懂，我问他什么还路。老头这样解释：那年姐姐从家里出发去李堡找他，走了250华里。后来他们又加入了支前队伍四处奔走，少说也走了几千里，他得把这些路一点点还给姐姐。我从没听说过“还路”这个词。这个词，词典里没有。这个词是他想出来的。

随着岁月流逝，老头无法再一口气跑到九总了，路上要歇歇脚。而且，歇的次数越来越多。每隔一公里，马路边上就有一个里程碑。老头就坐在那上面歇脚。后来，在两个里程碑之间，老头也要歇脚。老头去姐姐家的频率还是十天半月一次。我说，能不能隔几个月去一次啊？到时叫辆出租车，我陪你一起去。老头说，还有很多路没还给姐姐，我要加紧还呐。还路只能走着去，要是坐车，那就不叫还路了。

两年前的冬天，老头去九总，快到姐姐家时，看到一群穿白袍的人从门口场院支起的彩色敞棚里进进出出，有人咚咚敲鼓，唢呐吹得快把耳朵震破了。以前，他到了姐姐家，会和姐姐有一搭没一搭闲唠几句，现在姐姐躺在棺盖下了，再也不能开口了。他坐在姐姐身旁一言不发。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送完葬，老头突然跟我说，姐姐躲起来了。我很喜欢老头这么说，就像当年连长喜欢姐姐说闻着火药味一路追过来的。躺起来，就跟死亡无关了，我们也用不着伤心了。

事情总算有了了结，从此，老头就不用再去九总了。但老头十天半月还是要去九总。姐姐躲起来了，你去看谁？我问他。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把路还清了吧。老头不吭声，到时还是往九总跑。既然姐姐不在了，老头为什么还要去九总呢？我去请教那位神经科医生。医生说，这是惯性在起作用，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总是按惯性行事，他们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医生又小声嘀咕，没有记忆的人，只是地球表面的一块肉。

不过，事情还是有了点变化。姐姐在世时，他一过大寨桥就会左拐，顺着河边小路往北走五百米的样子，再右拐沿着灌溉渠朝东，姐姐家就在路的尽头。现在，他跑到大寨桥就刹住脚，不再过桥了。在桥的西侧，桥身与马路相接的地方有块三尺见方的草地，他就在那块草地上坐会儿，再打转往回走。我一直纳闷，老头怎么就不过桥去姐姐家了呢？难道他记住姐姐去世了，或者用他的话说，姐姐躲起来了？总之，姐姐已经不在了。姐姐不在了，去九总还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医生的话是对的，他身处生命的惯性中，无法自拔了。现在，主宰他的就是惯性。

他的膝盖严重损坏了，行走变得越来越困难，颤颤巍巍走几步就累得直喘气，靠着电线杆子歇上好一阵子再开步，接着又停下来喘气。有一次，小区的一个熟人上家来告诉我，说看到老头在路上爬呢，那熟人是在买豆腐时看到的。小区大门是南北向的范堤路，这条路往南接江海路。路口有个东北人长年在那儿卖豆腐。我跟着熟人赶到那儿时，发现老头正顺着江海路北侧的马路牙子往东（九总方向）爬。老头四肢着地，腰背高高拱起，爬上几步腰背就塌陷下来。老头趴在地上歇息片刻，又拱起腰背往前爬。

我跑过去跪在地上抱住他，忍不住落泪，你这样爬，半年也到不了九总啊。老头不理我，挣扎着还想往前爬。我就是在那时想给他买一辆电动三轮车的。我想好了，以后我就开车带他去九总。

以往，老头都是十天半月才去一趟九总。可是买回了电动三轮车，老头非要天天去九总不可。他以前从不午睡，现在突然午睡起来。也许他觉得有了电动三轮车，再也用不着跑了，可以睡足了再去。这个午觉太漫长了，老头能一口气睡到晚上十点才醒。一醒就跳下床，动作利索得像年轻人。然后他乘电梯下楼，在附房门口等着。我刚把电动三轮车推出来，他就一脚跨进车斗，催着我出发。

夜里十来点出发，回来已是凌晨。一两天还行，天天如此我就扛不住了。路上又累又困，开着开着就打瞌睡，往路边的树上撞。幸亏路上车少人稀，才没出事。我有时回头往后看，车斗里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像尊佛，安详地坐着。我以为这尊老佛睡着了，就把车停到路边打个盹。但他根本没睡，车一停他就用拳头擂车板，拼命喊，走啊，走啊，快走啊！

我太疲倦了，我白天要买菜做饭，还要照顾他。他经常小便失禁，有时还把大便拉在身上。我不停地给他换内裤，给他擦身，洗他又脏又臭的内裤。我还要给他喂饭，像哄小孩那样哄他一口口吃。一天下来，累得要散架了，可是我还得撑着僵硬得快断掉的身子，开电动三轮车送他去九总。我安慰自己，这是我的命，打我认识他的那天起，上苍就安排好了这一天，躲都躲不掉。一个人如果认命了，就不再怨天尤人了，心境就平和了。可是我太困了，白天也不敢睡，生怕睡着了，他偷偷溜出去，那样我又要满大街找，我还怕他被路上的车撞着。疲劳在一天天累积，就像一根弦在一天天绷紧，总有嘎嘣一声断掉的时候。我知道它有一天会断，当它断的时候我会死。但我还是往那天奔。没办法，这是我的命。我的命在推着我往那天奔。终于，那一天来到了，但死的不是我，而是他。

我忙着一桩复杂的盗窃案，有几天没去看望桂芬阿姨了。有一次我忙中偷闲，开着警用摩托从所里出发到中央广场小区，接着又折返。我开得很慢，想象自己驾驶的是一辆电动三轮车。我警校毕业后在九总派出所工作了三年，但那天我才知道，从县城去九总要经过三座水泥桥。这三座水泥桥分别叫“红星”“掘九”和“大寨”。三条南北向小河由北往南从桥下穿过，汇入东西向的掘坎河。掘坎河紧傍江海路东行，它抵达北坎后被几道庞大的闸门所阻，而闸外就是浩瀚的南黄海。当闸门紧闭时，河水无奈地在内河盘旋，而一俟闸门打开，便急吼吼地扑向大海。

那天我在电动三轮车每次逗留的地方——大寨桥西侧与马路接壤的方寸草地——坐了好一会儿。那块砖头还躺在草丛里，离我咫尺之遥，一伸手就能够到。目测我坐的位置就是那天夜里桂芬阿姨坐的地方，印在地上的椭圆状坐痕隐约可辨。我一直对桂芬阿姨的说法心存疑窦，即往常她都是先将砖头塞在车轮与地面之间，这样能有效制止车轮滑动，只有采取了这个安全措施，她才会坐下来休息。可是那天夜里她把这事忘了，等到她想起来拿起砖头时，却为时已晚，电动三轮车已经滑向了河坡，最终冲向了掘坎河。而这都是疲惫所致。

我能相信她的这个说法吗？如果她隐瞒了真相，没有说实话，那么她就是故意不把砖头塞进车轮底下。还存在着一种可能，即干脆将电动三轮车推下河坡。夜半三更，四下无人，神不知鬼不觉。如果是这两种情况，那么桂芬阿姨的杀人嫌疑就能成立。

事实上，我越来越怀疑她的说辞。我宁可相信她故意没有放砖头，或是狠心将电动三轮车推下河坡。可是支撑我这样想的依据在哪里？难道就凭着我办案三年的切身感受：人性险恶，深不可测？刑警其实是一个特别令人着迷的职业。一名称职的刑警，既要像考古学家一样挖掘案件，也要像历史学家一样研究案件背景，同时还要像心理学家一样分析罪犯的动机。我一直想成为这样的刑警，这也是我紧紧盯着桂芬阿姨不放的原因。

说到依据，分明也是有的。她不分昼夜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还要深夜开着电动三轮车送老头去九总，她早就身心俱疲了。她会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也许，去九总是一个象征，但它到底象征着什么？桂芬阿姨是个明白人，我甚至觉得她很精明。她知道她带老头一次次去九总，其实就是一次次去往生命的尽头。她可不想把自己的老命搭进去。但她无法停下来，她既违拗不了老头，也违拗不了自己，更违拗不了命。恨意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在一次次去九总的途中，恨意变得越来越强烈。比恨意更强烈的，是解脱的意愿。“解脱”是一个伤心的词，也是一个无奈的词，但解脱对彼此都有好处。她在无意中等待一个解脱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终于等到了。

上述的思绪究竟是我的臆想，还是事实确实如此？不得而知。

离开那儿时，我带走了那块见证过死亡的砖头。

我从现场回来的第二天，正在考虑要不要去看望桂芬阿姨，顺便再跟她聊聊。即使不聊什么，陪陪这个刚孀居的老妇也好。她突然打电话来了，说在家等我。我一直觉得她不欢迎我去，怎么又突然主动邀我了呢？

她穿了一身崭新的粉色西服，好像是刚从箱子底下翻出来，衣服上有明显的折痕，散发出淡淡的樟脑味。花白的头发去理发店做过，烫了卷，纹丝不乱地朝后梳拢。脸上也略施了粉黛，皱褶少了许多，松弛的两腮也不往下挂了。眉毛也精心修饰过，柳叶般贴在额上，又弯又细。她给我的感觉是变年轻了，不像老妇，倒像个中年妇女。

玄关处立着一只大容量行李箱，可以随时拖着出门。一见面，她就对我说，把我抓走吧。我有点意外，我说，我从来没有抓走你的想法。我看了一眼行李箱说，里面都是你的换洗衣服和生活用品吗？如果我抓你走，行李箱不用带着走的，你到了那里会换上囚服。

我又坐到老头常坐的位置，她在沙发另一端落座。我把拎过来的水果放在茶几上，又谈起刚才的话题。桂芬阿姨，您何出此言，我凭什么抓你走？

桂芬阿姨又叹了口气，一脸的愁肠百结，老头过世后，我没有哪一天不在忏悔中度过。为什么就忘了先放砖头再坐下来休息呢？是的，我太累了，致使神智错乱，但这就能开脱自己吗？不管有什么理由，结果都是一样，老头死了，是我杀死他的，我就是凶手。桂芬阿姨说到这里，趴在膝上啜泣起来。我把茶几上的纸巾盒递给她。

她擦着脸上纵横的老泪，却越擦越多。我感觉到整个客厅都泪汪汪的。求求你把我抓走吧，我要求判我死刑，我要为他抵命，只有这样，我到那边去跟他见面，才能踏实。

哪有这么简单。您求我抓走，我就可以抓走您吗？凭什么？

那怎么办？我每天都处于良心的谴责中，这日子一天都没法过了。她又啜泣起来。

您仔细回想一下，那天夜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能这么说，点到为止。我总不能把话说白了——您是真忘了垫砖头，还是故意没垫？或者是您把电动三轮车推下了河……

桂芬阿姨神情黯然，不再说话，眼睛望向阳台外某个虚空处，仿佛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后来我想，我这样问她，或者说追索，有意义吗？如果她承认自己故意没垫砖头，或者把车子推下了河，可以视为真相吗？谁知道她是不是为了让自己受到惩处才这样说的？因为只有让自己受到惩处，她内心才能安宁。这个案子其实没有真相，所以想获得真相注定是徒劳的。而且，它早就了结了。那天黎明，在掘坎河下游把老头打捞上来，它就了结了。剩下来的，就是桂芬阿姨饱受良心的折磨了。这也是一种对自己的审判。但这完全是她的事。至于这个审判什么时候结束，也是她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谁都帮不了她。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轻松。

那天告辞时，我对桂芬阿姨说，您一定要多保重啊，我过些日子再来看您，有事就打电话给我。这话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了，她应该能够明白。

此后我一直在忙别的案子，但放心不下桂芬阿姨，中间打过几次电话给她。她说她很想念老头，为此又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跟那辆车是同一个牌子。有时她会在深夜开车去大寨桥。她说这是她想念老头的方式。有天夜里，她期待中的事神奇地发生了：她开车到达红星桥时，偶尔扭头往后看，突然看到车斗里的黑乎乎的影子，老头像尊佛那样安详地坐着。这让她感到又回到了过去那些星光灿烂的深夜。当她来到大寨桥时，会像以前那样跟老头待一会儿再回去。

有一次桂芬阿姨在电话里跟我说，老头其实也想躲起来。我一时没明白。桂芬阿姨解释说，老头日复一日让我夜里送他去大寨桥，是一个预谋。我头有点大，什么预谋？桂芬阿姨说，这你都不懂，亏你还是警官。我说，这跟老头想躲起来有关系吗？桂芬阿姨说，当然有关系，老头认为我如此疲惫不堪，总会有松懈的时候。终于，他的阴谋得逞了。

桂芬阿姨这么说有点牵强，但也有自圆其说之处，我对她说，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放弃深夜的九总之行吧，这样做没有意义。她说，恰恰相反，很有意义，这样做能让我内心变得安宁，我觉得我与老头合二为一了。

她这样说并没有引起我的警觉，直到有天夜里我接到王三的报警电话，当时我正在所里值班。这次他没有打给110，而是直接打给了我。王三说，刚才他正忙着倒渔簖里的鱼，一直腰，就看到大寨桥西侧河坡顶上停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在天幕的映衬下，像一个怪异的剪影。王三说，车斗里坐着一个人，跟上次看到的一模一样，他还以为是那个老头显灵了呢。也像上次那样，电动三轮车在河坡上定格了几秒钟，然后如一阵风冲下了河。

一放下电话，电动三轮车撞击河面的扑通声如潮水般涌来。

【刘剑波，曾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等杂志发表作品，著有《姥娘》《消失》《重现的时光》等，曾获贝塔斯曼文学奖和紫金山文学奖。现居江苏如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