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白海飞，1997年生，山西大同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山西文学院第八届签约作家。2015年开始创作，2018年开始发表作品，诗歌、小说见于《诗歌月刊》《诗潮》《星星》《北京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山西文学》《黄河》等刊物，曾获第七届青春文学奖。

一

同事微信和我说，宋姨好像要找我。这我才去了系里。

宋姨在我办公室门口站着，看我上来了，走过来迎我。我说，都六点了，宋姨，还不下班。她说，可算等到马老师了。

宋姨跟在我身后进了办公室。电脑屏幕上一层肉眼可见的浮灰，桌子、椅子上也是。我想擦一擦，在办公室转了一圈，没找见抹布。八个工位的桌面上，连包抽纸都没。我骂了句，什么鬼东西？宋姨以为我和她说话，问我，怎么啦马老师？我说，没事，想擦擦桌子。她说，我来，马老师。

不一会儿，宋姨端了盆水回来，手腕上搭着两块抹布。她先给我收拾桌面，问这个要不要了，那个要不要了。我过去看了看，都是些订书针、打印纸、笔盖之类的。说都扔了吧。椅子先擦好了，我拉过来坐下。我说，宋姨，找我什么事？她说，不耽误你，先忙你的。我说，就是专门来的。

很快，我的工位焕然一新。键盘凹槽里都干干净净。宋姨给我擦完，又要去擦其他工位。我说不用，并再次问她什么事。宋姨放下抹布，把手摸进工装上衣的里兜，从里面掏出个本子。本子很旧，边角磨出了弧度。封面褪色了，但还是完整的。宋姨把本子递给我，说里面有她写的诗，想让我帮她看看。

我接过本子，这才看清楚封面上写着的五个字，宋红梅诗集。我说，宋姨，都是你写的？她拽了拽袖口说是。我说，宋姨，你还是个诗人呢。宋姨笑了笑说，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

纸有些发脆，我小心地翻页。一页上一首诗，字很工整。标题描粗过，和正文空着一行。每首诗的结尾，都标注着日期。按时间排列，从1987年10月23日到1991年2月13日，一共34首。我问宋姨今年多大了，她说1970年的。我说，那这可太珍贵了。宋姨说，那马老师，我这里面，有没有能发表的？我迟疑了一下，没想好怎么和她说。我再次翻开诗集。宋姨又说，马老师，我看你在《诗刊》上发表过诗歌。

两周前，学校搞二十周年庆。同事们和我说，你出名了。我听得一头雾水，问怎么回事。他们让我自己去餐厅广场看。过去才知道，那里弄了个名师展。我的照片和简介被印在了“双师双能型”栏目。我端详了一圈，那栏目里就我一个文科老师。我赶快给我们系主任打电话，问是不是弄错了。刘主任说没问题。她说我既发表论文，是个教师，又发表过文学作品，也是个作家。完全符合双师双能。挂电话前还问我最近有没有发表，说给我发公众号宣传。这事，既让我感到作为一个文科老师被垂怜后的窘迫，又让我心底泛起一种近乎羞耻的窃喜。

宋姨应该看过展览。可她一提这事，我耳缘不禁发起了烫，两只手一时不知该放在哪里。在《诗刊》上发表诗歌，还是我上大学时候。有四年了吧，没再写过文学作品。和写作有关的，只有论文了。硬熬成了讲师。不过话说回来，虽然多年没写，但基本判断力还是有的。可我又不能直接对宋姨说，你写得不好。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把宋姨叫到一块白板前。我拿起笔，在上面先写了个大大的“诗”，在“诗”后画了个破折号，紧跟着写了个“情感”。我说，宋姨，你这些诗，都是真情实感，很动人。但这个情感，最好是能让读者，通过你的字句，具体地感受到。我刻意放慢说话的节奏，每说一句都会问她，宋姨，能听明白不？她刚开始一直说不太懂。

这让我想到给学生上课。学生说听懂了，其实是没全懂。学生说差不多，其实是没听懂。学生说没听懂，其实根本就没听。但宋姨和学生不一样，她真的一直在听，而且相当认真。这从她眼神里，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宋姨听我讲课的时候，眼睛是活的，像在里面养了鱼，会拨棱拨棱地动。给学生上课，他们基本是不抬头的，我看不到几双眼睛。但我知道他们在摸鱼。

我不断给宋姨举例子。我说，宋姨你看这句，你说“机器的轰鸣像无数颗炮弹”，你是不是想说，玛钢厂的环境非常嘈杂？

宋姨说是，还给我讲起了她在玛钢厂上班的经历。从她怎么进的玛钢厂，说到玛钢厂女工宿舍，又说到叉车侧翻。总之一提到玛钢厂，她就有说不完的话。

趁她喘气的工夫，我赶快打断她说，宋姨，你在玛钢厂的经历非常丰富，而且你对玛钢厂也很有感情，我从你的诗里都能读出来。刚才不是问你这句，你想表达嘈杂是吧。宋姨说，是，马老师你接着说。

我说，我们刚刚不是说情感嘛。情感，就是我们人与事物，长期发生联系时，产生的一种东西。嘈杂呢，是一种感受。这能听懂不？

宋姨说能听懂。

我说，好，我的意思是，你这句诗，还是在说感受。明白吧。

我让宋姨回忆，她在听到机器轰鸣的时候，通常在做什么。她说有时在搬钢件，有时在睡觉，有时在吃饭。我问她，睡觉时除了听到机器声还有什么。她说床在抖。

我说，很好。比如这个床在抖，就是一个很好的细节。就可以和机器的轰鸣联系在一起，写出你在机器轰鸣中睡觉时的一种情感。

宋姨问，什么情感？我反问她，外面在轰鸣，床都在抖，那你还睡不睡？她说，那也得睡，不睡更没精神上夜班。

我说，这就对了，这就是一种情感，哪怕外面再吵，床在抖，你还得睡下去。

宋姨说，就是就是。

我说，所以这句，可以改成“在铁架床的抖动中，忘掉机器在轰鸣”。

我把那句诗写在白板上，又在“忘掉”和“机器”间画了个添加符，写了个“短暂地”。我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在表达一种很具体的情感了，而且保留了你原来想说的嘈杂感。

宋姨连连说是，她说要记下来。我从旁边抽屉翻出一个空本子，并给她搬过一张钢化凳。宋姨坐下来，一边抄写白板上的字，一边记我嘴里说的话。她的眼神，在白板和我脸上来回移动，眉头时松时皱。宋姨从一味地听我说，到能接上我想说的话。我知道，她开始听懂了。

后来宋姨接了个电话，说得回了。临走时，她把笔记本和诗集装回口袋，不停夸我讲得太好了。我把她送到楼梯口，又说了很多感谢的话。宋姨走后，我一看手机，七点半了。一个小时里，我一口水没喝，还一直站着，竟丝毫不觉得累。果然，有人听和没人听就是不一样。给宋姨讲课，让我体会到当老师以来前所未有的快感。

二

我与宋姨的相识，源于一床被子。我宿舍在阴面，去年入冬前，单位还没有供暖，冷得腿疼。就联系老家的母亲，给我缝了一床八斤的纯棉被子。上个月，天气开始回暖，纯棉被子盖不住了，我又盖回了网上买的薄被子。我褪去棉被的被罩，拿去洗了。洗完发现，被面也脏，就开始拆被面。把上面的棉线挑断，一根根抽出。棉花拿到外面去晒。被面干了，棉花晒好，就要把它们再缝到一起。于是我到百货市场买了针、线、顶针。

没干过这活儿，针扎得深一下浅一下。花了半小时，勉强缝好一道。不仅歪了，还不均匀。连我自己都看不下去，就又拆了。又折腾了半小时，缝了半道，针脱了。累得我出了一身汗。最后决定，算了。还是找个人吧，就把东西都收起来了。

下午我去系里打印材料，完了在楼下抽烟，碰到了宋姨。她问我怎么在手机上交电费，我教完她，简单聊了会儿。宋姨说，她原来在14号宿舍楼当楼管，两个人倒班，一天30块钱。现在换到我们系楼里做保洁，一个人干，一天也是30块钱。我就问她会不会缝被子，她说她们这个年纪的人没有不会的。我问她缝一床被子得多久，她说手快的，顶多一个小时。于是我决定出30块钱，让她帮我缝被子，问她做不做，她马上就答应下来。本来想让她去我宿舍缝的，我说我那针线啥的都有。但她说上班时间不能离岗，有人在监控看呢，发现了会被记缺勤。最后我回宿舍取上被子给她送了，让她回家缝，缝好了再带过来。没想到第二天她就把被子给我送到了办公室。取回来一看，竖八道，横五道，道道笔直均匀，就跟打印上去似的。

宋姨走后，我在办公室待了许久才离开。我盯着那块写满字的白板，仿佛回到了上大学的时候。当年我写诗的那股劲，和如今给宋姨讲诗、改诗的劲，仿佛是同一样东西。

那天之后，我再给学生上课，感觉不一样了。我会带着“双师双能”的自信，大大方方踏上讲台，尝试从作家、诗人的视角，剖析文学史中的现象。我想让学生关注手艺而非主义，共情挣扎而非成就。我要揭示失败的价值，强调当下的意义。我要让文学史从标本变为现场，让学生和具有创造力的个体对话，重构传统、获得启示。

刚开始，学生还是机械地抄写PPT上的内容，只有我说某个内容要考，才有人抬一抬头。后来我说，以后我的课，没有PPT，也不划重点。你们只需要听我讲，看我的板书。你们感觉哪里重要，什么内容能触动你，笔记本上就写什么。

我把这话在四个班上都说了一遍，反应基本是一样的。不划重点这句话一说出，教室里顿时一片喧哗。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一张张脸上，是同样苦恼与不解的表情，甚至叠着愤怒。那怪样我见惯了。

别说，还真有效果。至少前两排座位开始坐人了。学生为了记住我都说了什么，开始有人全程录音，也有录视频的。坐在后面的学生，他们用手机相机当放大镜，看我在黑板写了什么。然后拍照，记在笔记本上。

有次下课，我正准备走了，有个女学生叫住我。她问我，过去的诗人里，他们一会儿提倡叙事，一会儿又提倡抒情，那诗歌到底该怎样？

那节课讲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第四、第五章。听到她那么问，我感到很欣慰。但我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好。我问她，下节还有没有课？她说没。我说，边走边说。我带她一边往我要上课的下一间教室走，一边给她讲叙事与抒情的关系。

到了下一次上课，按照正常进度，本该讲第六章。第六章到第十章都是关于小说的内容。但诗歌只有第四、第五两章。于是我决定再讲一节诗歌。前半节课，我和他们讲了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尽管前面的内容有所涉及，但提的都是过去。我想讲一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与当下诗人的关系。

那周的课，上半节讲的许立志，下半节讲的余秀华。并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回去写一首有关自己真实生活经历的诗。我说，本周上课时间外，我会一直在办公室，你们写好了，随时可以来找我。

三

周四的课是下午第一节，也是一周里最后一个班的课。下课后我依然去了办公室。四天来，有三个学生找过我，但我已经很满足了。其中一个就是开始问我问题的那个女孩，叫许虹慧。另外两个，是一对情侣，男孩叫王震，女孩叫何文婷。他们的诗写得都很真诚。许虹慧写的小时候搬家的事，王震写的是和一个女孩谈恋爱，何文婷写的是一次日落。我在办公室等到七点半，心想，应该不会再有人来了。

我去把壶里的茶叶倒掉，准备回了。从卫生间出来后，看到有三个人正从楼梯上来，往我办公室走。虽然和他们面对面，但楼道的逆光让我看不清他们是谁。他们那个方向应该能看清我。我听到有人喊了马老师。走过去才发现，是宋姨。我说，宋姨，你怎么还没回。她说又来了。宋姨说，她身边那俩人，也想找我给看一看他们写的东西。我把他们带到办公室，重新泡了一壶茶。

进来后宋姨向我介绍那俩人。年纪都和宋姨差不多。男的姓白，年轻时和宋姨在一个玛钢厂，写过小说。女的姓张，写过散文。宋姨告诉我，他们原来都是一个社团的，叫金谷文学社。是一个姓赵的诗人发起的。文学社办了一年多，赵诗人去南方做生意，里面的成员一下子少了一小半。再后来，人越来越少，就不再集中活动，渐渐没了声音。

我问宋姨，文学社里有没有出过比较有成就的人？宋姨说，有个后来入社的，听说在咱这当过教授，听说去世了。我问，是不是姓武？宋姨说记不清了。她说的应该就是武竖教授。武教授从我们这退休后没一年，就因为喝酒引发心梗去世了。

聊得有些远了，我赶快把话题拉回来。我说，白叔、张姨，我看看你们的作品。白叔把手机递给了我。我一看，是一个微信公众号，叫“白说”。我问白叔，自己办的微信公众号？白叔边笑边摆手，他说，不是不是。白叔讲，去年他们社区来了一帮大学生，说能帮助老人实现一个年轻时候的愿望。白叔当时说的愿望，是让别人看到他写过的文章。那群大学生花了两天时间，把白叔写在八沓稿纸上的小说，录成电子版。注册了微信公众号，又用了一天一夜，把小说一篇一篇排版上去。

白叔的小说不算长，每篇两千到三千字。我重点看了两篇。一篇叫 《乌马河浪花》，讲的端午节划龙舟的故事。另一篇叫《离家》，讲的一位外地人来玛钢厂的故事。张姨的散文我看了三篇，有讲她家老院子的，有讲过年的。

看完后我一边给他们递茶，一边和他们讲。我说，白叔，张姨，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它都讲究叙事。张姨说，就是讲事吧。我说，对，讲事。讲事呢，就需要有一条统一的线索。说完后，我觉得这句话他们可能听不懂。我重说，讲事，就要先有一件事，一篇文章，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那件事，就是你要从头讲到尾的。我问他们，这样说能听懂不？白叔和张姨点了点头。宋姨在旁边拍了拍张姨说，就是事儿讲全了。我说，宋姨说得没错。白叔问，不是有开放式结尾吗？我说，白叔知道得不少。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讲事讲全了，并不是要一直讲下去。是讲到一个可以结尾的地方，停下来。白叔又问，那咋知道啥时候能停下来。

我说问得好。于是我拿白叔的《离家》和张姨的《点灯》举例子，给他们讲故事到什么程度停下来最有感觉。讲完后我意识到，刚开始和他们提这个，对他们来说的确有些深。我又给他们讲怎么在文章中说话，怎么写句子，该避免什么词。

白叔、张姨、宋姨坐在凳子上，我坐在椅子上。我们围着一张凳子坐着，距离不足一米。他们倾着身子，目光一直集中在我脸上。宋姨给我换过两次水，白叔、张姨的杯子一直是满的。一个半小时后，我说喝口水再走，他们才把凉透的水一口气倒进嘴里。走之前，他们帮我收拾了茶具，拖了地。最后我们加了微信，一起下了楼。

周五全天没课，办公室碰到的几个同事，都问我这周怎么一直在办公室。我不想告诉他们最近发生的事情，只好说，宿舍还是有点冷。

下午的时候，我被刘主任叫到她办公室。她问我昨天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给我听了一段录音，是我在讲课。刘主任说，我被学生举报了。我错愕地问，举报我什么？她说，学生举报你乱讲课，说你不用PPT，还威胁学生抬头。有没有这回事？我说，威胁？她问，你是不是说不划重点了？我说，是，我说过。她说，那在学生看来就是威胁。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我心想，刚还是“双师双能”名师呢，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威胁学生乱讲课的老师了。我没压制住自己的愤怒，站起来对刘主任说，刘主任，我没有乱讲课，而且我的课堂效果非常好，有学生听了我的课，还学会写诗了呢。刘主任，不划重点怎么能算威胁呢，我只是想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刘主任，我虽然没用PPT，但我写板书了。对，有学生拍照了，您可以去调查。

刘主任居然让我把话说完了。我话说得不快，其实是在等她打断我。但我一口气把话说完，就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应对了。我开始端起面前的杯子喝水，听到自己嗓子里的咕咚声，也听到腋下衣服摩擦的嘶嘶声。刘主任突然咳嗽了一声，我赶快放下手中的杯子，但没有看她。

刘主任说，马老师，事儿我都了解过，也和教务处、督导办那边解释了。不过你还得写一份情况说明，下周送过来。马老师，我是想说啥呢，学校明年评估，课改的事，得往后推一推。你明白我意思吧？

我再次端起杯子，把剩下的水一口咽下去。我说，刘主任，我明白了。刘主任说，回吧，没事了。临出门，我转身看向她，说了声谢谢刘主任。

四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收到许虹慧的微信消息。她问我在不在办公室，说他们要来找我。我回复她，来吧。等他们的过程中，我观察到办公室两个同事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又给许虹慧发消息说，咱们楼下见。见了人我才知道，许虹慧说的“他们”是她和那对写诗的情侣。我问他们怎么在一块，王震说他们已经是诗友了。这话很让我开心，于是给他们讲起我上大学时候写诗交友的事情。

许虹慧说她又写诗了，何文婷紧跟着说，我俩也写了。我们一边看诗，一边朝操场的方向走。操场上很多跑步的学生，我们躲着他们，走到草坪围坐下。我先鼓励了他们，我说，能保持热情很好，你们都很年轻，要是能坚持下去，一定会写出更好的作品。然后聊了聊他们这次写的诗。我说，诗歌语言的特点，首先在精炼，也就是不啰唆。王震，你看你这句，前面提到了风有多冷，后面这句话，也包含了风冷的意思。虹慧你这里也是，寂静和无声，说的也是一个意思。这一点，文婷这首诗就好多了。当然，这和她写得短也有关系。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先从短的写起，做到每一句都有信息量。或者即使没控制住，写长了，重复性的表述，该删就删，不要舍不得。

聊着聊着，天黑了下来。王震提议拉个群，说以后可以在群里聊诗。王震还说，他想成立一个诗社，打算让我做指导老师。但想起刘主任下午说的话，我还是有些犹豫。许虹慧和何文婷不断响应着王震的提议，问我愿不愿意。许虹慧说，系里的老师她大都认识，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何文婷说，马老师你就答应他们吧。我不忍心直接拒绝他们，又担心答应下来后却难以进行下去。最后我说，下周给你们答复。但我这么说，还是让他们感到失落了。往回走的时候，我们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经过一段没有路灯的路时，我们不约而同地打开了手机里的手电筒。

那晚回去，我回忆起我的大学。那时我也加入了一个文学社。大一大二的时候，大家都饱含热情，经常聚在一块聊写作。看到身边人在某个刊物发表了，就想赶超他，在另一个他没发表过的刊物发上一次。也会争相投一些全国的比赛，好让自己的简历丰富一些、好看一些。可一到大三，开始有人备考公务员、研究生，或者谈了恋爱，就和文学社越来越远了。也有人因为几次投稿失利，丧失信心，转向其他爱好。当然也有一直坚持写下去的，成了校园作家、校园诗人。可一等到工作，就又成了业余作家、业余诗人。尤其成家之后，在追求文学理想之前，总得问自己一句，没有文学我会怎么样呢？或者说，文学带给了我什么？

就是这个问题，让我想了整整一夜。我若没再追求它，谁会辞掉选调上岸的公务员，来一所大学教书呢？我若正在放弃它，遇到宋姨他们找我看作品，发现许虹慧他们在写诗，又怎么会较了真劲呢？

我发现我无法回答自己。但至少，因为心里有它，我体会感动、经历悲伤时，有了具体的形象。就像宋姨给我收拾桌面时，被笔筒里的刀片戳到，一味地嘬着指尖的血。就像傍晚在操场不知道怎么拒绝我学生的恳求时，把一撮橡胶粒从左手倒到右手，又从右手倒到左手。

五

周六醒来，已经上午十点。微信图标上显示“99＋”未读消息。我点进去，看到许虹慧他们在群聊里讨论冯至和穆旦的诗歌。于是我找到之前收藏的一些链接，转发到群里。推荐他们对比阅读里尔克、艾略特和奥登的作品。

我问他们中午在不在学校，他们都说在。于是我们约到食堂二层去吃王婆大虾。吃饭中，我问他们有什么打算吗？王震说，我要学会写诗。我其实想问的是他们关于自己未来的打算。没等我解释，何文婷说，马老师，你教我们写诗吧。许虹慧也跟着说，就是，马老师，我们都看过你写的诗了。说着，许虹慧在群聊里转发了一条博客链接。我点进去看，的确是我写过的一组诗。我看着那些诗，加上和他们坐在一起，再次让我感到仿佛回到了大学时候。那些诗里描述的凌晨的雷鸣、下雨的街道、公交车上的孩子、老家屋檐的麻雀，纷纷闪过脑海。它们仿佛在呼唤我，看一看过去的自己。镜子前的我、雨中的我、车厢里的我，和八年后这个犹豫不决的我，突然就坐到了一起。

许虹慧说，马老师，你就教我们吧，我们会好好学的。王震补充说，就是，马老师，我们也会好好上专业课的。我思索了一番，最后说，这样，以后每周末下午两点到五点，我给你们上一节写作课。能不能学会写诗，写好诗，还要看你们自己。

他们听后开心得不得了，连着敬了我三轮汽水。何文婷问，去哪上？我想了想，教学楼到处是监控，周末上自习的学生还多。户外的话，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要么太吵，要么太晒。最后还是决定在我宿舍，反正那边周末没什么人。我告诉他们，就去我宿舍上，9号楼303。何文婷又问，明天开始吗？我说，可以。她把手凑过去，和王震击了一下掌。我和王震说，你在二手群看看，有没有出马扎、凳子的。他问我要几个。我说，十个吧。许虹慧问我怎么要这么多，我和他们讲了宋姨、张姨和白叔的事。他们听后很吃惊，说十分期待认识这些叔叔阿姨。

这事定下来后，我给宋姨发了条微信消息。她用语音回复的，问我怎么收学费。我赶快说免费的。我和宋姨说，把白叔和张姨也叫上。又说，身边如果还有想听课的，可以带来。和宋姨交代完，我和许虹慧他们说，你们也可以带，也不要太多，两三个，多了我宿舍坐不下。出了餐厅，我又叮嘱他们，这事先不要和太多人说，带人带靠谱的。

午休后，我量了宿舍的宽度，去百货市场买了块白板。从办公室带回一包A4打印纸，半盒白板笔，一支白板擦，一盒中性笔。下午四点多，王震把十个马扎送了过来。他问我还有没有需要准备的。我看了看宿舍的东西，想想没有了。我说想到再告诉你。

王震走后，我继续准备写作课的内容。我翻看了好几册文学理论教材，发现里面的内容都是偏学术化的。我心想，给宋姨他们讲那些，他们肯定听不懂。而且那些内容，对创作也不会有直接作用。若是分享我创作的经验，在许虹慧他们那里，好像又不够有说服力。我从椅子上起来又坐下，把书合上又翻开。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其实讲不了写作课。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又不能亲手砸了自己“双师双能”的招牌。没办法，最后花了399元在抖音上团购了一套写作课。听完两节后，我开始整理笔记，又结合宋姨和许虹慧他们发给过我的一些作品，勉强备出一课。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六

周日我起了个早，把宿舍卫生好好打扫了一遍。拖完地后，我打开门窗透风，又把门框擦洗了一番。看到写着303的那块椭圆形门牌，第一次发出光亮，我的心跳也跟着闪了一下。最后把白板和凳子摆好，我又总觉得还缺点什么。于是从床下拉出一只纸箱，裁出一块干净的矩形，想做块牌匾，该叫什么呢？思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用黑色马克笔在纸板上写下五个字，针线写作班。最后我踩上凳子，用双面胶把它贴在门对面那堵墙上。下面就是白板，一进门就可以看到。

下午一点二十，闹铃响了。洗了把脸，听到楼道有动静。出去一看，还真是宋姨他们。一共五个人，除了白叔、张姨，还有两个叔。一个姓陈，头发全白，和张姨娘家一个村，从村里骑电瓶车过来的。另一个姓牛，五人里最年轻的，在宋姨他们玛钢厂开过挂车。和他们闲聊了一会儿，许虹慧他们也来了。许虹慧带了个她高中同学，建筑系的。王震带了个财经系大一学生，说是迎新时候认识的。宋姨看到他们，一个劲羡慕他们年纪小。许虹慧说，宋姨，你们的故事马老师和我们讲过，更让我们佩服。他们说着、笑着，宿舍里一阵难得的热闹。

我安顿他们坐下。宋姨他们坐第一排，许虹慧他们坐第二排。我让他们看向我背后的牌匾，我说，从现在起，我们的针线写作班就正式开班了。这句话刚说完，他们就鼓起了掌。我简单解释了这个班名的来历和用意，他们又开始鼓掌。我说，以后上课，咱们就不鼓掌了。一来怕吵到别人，二来节约时间。简单的开场白说完，我们开始上课。

我在白板最上面写下第一课的标题，文学形象。我说，我们第一课的内容是文学形象。接着在标题下写图画、声音。我话说得尽可能直白，保证他们都能听懂。而且我也很自在。和在课堂或教学比赛上不一样。在那种场合，我不得不说一些听起来很专业的话。在这里，我使用的案例，很多是宋姨和许虹慧他们的作品。我说，写作品其实就是说话，但要借助形象。把你脑子里想到的图画、想到的声音写下来。最好有几处动人的细节。我把何文婷的一句诗写上白板：下午四点，太阳擦过教学楼顶，我听到一声雷鸣。我说，大家看这句，这里有太阳，有教学楼，有打雷声。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到，这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场景？你们谁能说一说？白叔、张姨、宋姨都举起了手。我说，好，白叔，你先说。白叔说，是不是快下雨了？我说，嗯，还有吗？白叔又说，这里面有声音。我说，很好。接着是张姨、宋姨，她俩说完，几个大学生又纷纷补充了几句。

第一课上得很顺利，不断有人和我互动。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们还相互讨论，甚至辩驳，最后让我评判谁说得更对。这比在系里上课轻松多了。在系里上课，学生最讨厌老师提问。在他们眼里，那些课前不签到，上课不提问，在讲台上连念90分钟PPT的老师，才是好老师。刚开始我很不服气。我不但让他们签到，还签退。我不但要提问，还要走下去，站到学生面前听他回答我。那样上了几个学期，我期末的学生评教分，次次在系里垫底。后来也就服了。为了评职称、领绩效工资，我也勉为其难地做起了学生眼里的好老师。不过我也体会到，好老师果然很累。我要假装对面墙上有一群活人，盯着他们，把PPT上的内容，一字不落地念给他们。必要时，对着空气夸一句，没错，就是这样。整个过程，几乎是自导自演、自说自话、自问自答，最后自怨自艾、自作自受、自生自灭。能不累吗？

七

有了写作班后，我在系里又做回了好老师。一来是刘主任都那么说了，我总不能把自己饭碗砸了。二来我也想明白了，在系里当演员、领工资，回宿舍当老师、做自己。有真有假，有失有得，有苦有甜。而且，写作班让我每周有了盼头，也就没那么累了。我想象着一年后，学校评估一过，刘主任手臂一挥，大刀阔斧教改。到那时，我没准就是中文系教改的领头兵，我就真的无愧“双师双能”这个称号了。

写作班第二周的课，我调整了时间安排。从原来的一小时休息一次，改为四十五分钟休息一次。时间调整了，我的课程安排也就变了。四节小课分别是进行举例讲解、分组讨论、写作练习、评价修改。第二课的内容是修辞，到了练习环节，我让他们使用修辞描述“天亮了”。白叔写的是：天蒙蒙亮，像被砂纸磨过的玻璃。王震写的是：太阳一脚踹开帘子，我痛痛快快地起了床。我说，这次的练习，白叔和王震写得最好，并给他们解释了原因。我说，白叔的这个比喻，很新鲜，也很真实。我问白叔是怎么想到这个比喻的，他说他家最近在修房，他见到过工人用砂纸磨墙。我说，很好，好的细节都在我们熟悉的生活里。王震这个也是，他把天亮和起床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人和环境的互动，能让句子有生气。第二课上完，宋姨说卫生间让他们踩脏了，给我打扫干净才走。

第三课张姨没来，宋姨说她儿媳出差了，要在家带孙子。那节课本来上得好好的，我正讲记叙顺序中的倒叙。突然砰一声，宿舍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股风穿堂而过，在我脸上拍了一下。全宿舍人往门那边看，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白叔第一个站了起来，喊了一声丽丽。女人径直走到白叔身边，拉住他的胳膊就往门口走。白叔挣了一下说，听课呢？她说，都多大了，还听什么课，小心又被骗了。白叔说，课是免费的，人马老师……她打断白叔说，现在是免费的，以后可说不准。她的目光欻一下从白叔身上移向我这边。她说，听完课就卖什么产品是吧，你们这种骗子，我见多了。冲我说完，她又冲其他人说，都快回吧，这都老套路了。说完他拽着白叔往出走，其他人也都站起来了。宋姨喊着“老白，丽丽”跟了出去。王震骂了句，接着就往门口追。我大喊了一声，王震。门被他开了一半。听我喊他，他停在门口，转身看向我。我招了招手，小声说了句，回来吧。我说，都坐下吧，没事了，咱们继续上课。转身擦白板我才注意到，本来贴在墙上的那块纸板，不知什么时候掉在了地上。写着“针线写作班”的那面朝上，旁边落着一片洁白的墙皮。

写作班第四周的周六，王震在群里问我明天上不上课？我说了上后，群里才恢复活跃。我最担心的还是宋姨他们。我想和他们再说一遍课还继续上，但又害怕听到我难以接受的回应。消息最终还是没发出去。但第二天他们都来了，白叔也来了。人一个不少。那天宿舍的卫生，我特意重新打扫过。“针线写作班”的牌匾，已经被我重新固定上去，这次用的都是两个挂钩。他们依然专注地听我讲课、抢着和我互动，依然马扎坐累了直接盘腿在地板上，依然趁我上卫生间把我杯里的水蓄满。看上去一切如开班第一课一样。可只有我知道，不会再一样了。

第四课的内容本来是主题，但我讲了情感。为什么要这样，我没打算告诉他们。我更不能告诉他们的是，周五刘主任打来电话，大骂我真是个疯子，怒吼着说，你是不是不想干了？那个下午，我放弃琢磨谁又举报了我。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当作第一课一样，把内容讲好，看他们练习，和他们讨论，评点他们的作业。直到我说出下课，仍没有想好该怎么和他们说，那是我们的最后一课。看着他们一个个从马扎上起身，准备往门口走。我大声喊住他们，我说，等一下。刹那间，所有人回头看向我。我开始给他们念诗——搁笔四年后的第一首诗：

光的缝合

今天的词语即明天的光

你们走出这扇门

针线就掌握在你们手里

你坚持什么，光就亲近什么

你反对什么，什么就永远黯然

你们若站在同一面镜子前

一代人与另一代人的座位

就永远挨着

这个面孔和那个面孔

就是同一个名字

针掉落了，就去听它的声音

线弯曲了，就弹奏它的纤维

夜晚是躲不开的

但总有人在某扇暗处的窗口提灯

缝合路人，也缝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