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6年第7期｜李晓君：山河述说（节选）
李晓君，1972年生，江西莲花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江西省文联主席。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花城》《钟山》《作家》等国内数十种期刊发表散文三百万字。曾发表诗歌若干，兼书法研究与创作。著有散文集《时光镜像》《江南未雪：1990年代一个南方乡镇的日常生活》《梅花南北路》《后革命年代的童年》《暮色春秋》《暂居漫记》《往昔书》《翰墨书》等。曾获第三届丰子恺散文奖、第二届杨升庵文学奖·散文奖和第七届琦君散文奖等奖项。
山河述说（节选）
李晓君
一 于都河
我听见秋风像北归之鸟在水面振翅起飞，发出迅疾而细碎的声音。秋夜里，他们在我身上架设浮桥——一共八百多艘渔船，分别在山峰坝、东门、南门、西门、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八个渡口。一下子集中这么多渔船，多年来我未曾见过。风吹得船身轻微晃动。在月光照耀下，船身与倒影仿佛远处的山峦。他们沉默而有序地忙碌着，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身着灰布军装，扎着皮带，系着绑腿。他们的神情平静而从容，似乎对架桥的目的深谙于心，又像是并非全然明了。铁索将船连接起来，上面铺设木板。这些板材五花八门，有案板、门板、隔板，甚至寿材。八座浮桥，在秋风的吹彻中，在月光的照耀下，平添了一种诗情画意。但他们似乎来不及欣赏，便整齐迅速地渡过河去，队伍逶迤向西，消失在夜色中。
我发源于赣南的大山长谷之间，于都河是我流经于都县境的称呼——准确来说，我叫贡江。我与另一条从荒翳险阻中流出的河——章江，如同妇人两条丰腴的胳膊，穿越起伏连绵的红壤地，在赣州城外紧紧相握，合二为一，自南向北奔流。此时，不仅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名字也融为一体，并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字——赣江。论起我的年岁，我自己都说不清楚。我日日奔流、咏叹，不知疲倦。迎着日出喧歌，朝向月光低语。浪花是我身上唯一的衣裳，是我的皮肤、胎印、发辫，也是我的叹息、欢笑、忧愁。
作为莽莽苍苍五百里高山峻岭的一部分，我与这里的山形水势，共同构筑了一片不乏神秘、令人生畏的区域。过去不少人，用“烟瘴之地”来形容这里，言下之意，这里是毒瘴横行、卑湿难耐的荒蛮之乡。赣南多山，素有“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之说。自南向北，大庾岭和九连山横亘赣粤之间；东边武夷山脉如直插霄汉的屏障立在闽赣之间；西边诸广山脉将赣湘分开；中部雩山山脉向东北部连绵而去。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道：
（赣）宅江西之上游，当五岭之要会，其地与闽广、湖湘诸郡邑，犬牙相错。南赣四省咽喉，而粤则南赣肩背，郴、衡其左腋也，汀、漳其右臂也。赣地最雄钜，崆峒摩天，章贡激石。赣州，据吴之背，扼粤之项，而雩都，则又赣之咽喉也。
顾氏将赣南的地形特质用人的身体作为比喻，很是形象。而处于这巨人咽喉位置的于都（“雩都”的简化写法），成了这次部队转移的集结之地。此地既然作为“五岭之要会”“四省咽喉”和赣江上游，自古便是军事重镇。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江西学政高璜在《江西通志》序言中说：“（江西）乃其武在首尾，其文则在腰与腹……”由此可知，作为赣江之首的赣南，历来为战火烽烟所舔舐，概由它的地理文化独特性所决定。由此不难理解，我的身体里流淌了太多的红色血液。
当年，这支部队来到赣南建立中央苏区——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红色家园，并非偶然。
但我却不是天生适合生息的良田沃土。康熙《赣州府志·舆地志》载：
赣为壤既瘠且贫，无金锡之珍、鱼盐之阜、畜牧驹牸之饶、织文机巧工技之利。厥土惟宜稻谷，其民惟深耕疾耰，农力为务。形势名为泽国，而居上流，山长谷荒相连属，无巨浸深薮陂泽之钟，堤堰虽设，灌溉不过数十百亩。其农经耕具，亦限于地势，无版闸桔槔增水减水救旱防灾之法。一听天时之熯涝雨泽，之后先相率为饥穰，而坐视其盈绌。
土地贫瘠，山长谷荒，加之易旱易涝的气候，农业生产生活不易。但红军从赣中以及其他地方奔赴而来，前赴后继建立根据地，并不断扩大政权版图——似要长久地在此工作和战斗下去。如同这里的先民，筚路蓝缕，从中原而来，与早先被称作“百越”“三苗”的族群交融；其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使尉屠雎率军守南野之界，后秦亡，他们及其后裔成为这里早期的汉族群体之一；永嘉之乱，衣冠南渡，这里成为中原汉人的避乱之地；安史之乱，北人南迁，这里又接纳中原流民；靖康之难，宋室南移，大批北人再次进入赣南；明清之际，天崩地坼，赣中、闽粤流民纷纷拥入赣南，这片贫瘠山地，再次成为乱世流民的乐土。清初宁都士人魏礼：“阳都（宁都）属乡六，上三乡皆土著，故永无变动；下三乡佃耕者悉属闽人，大都福建汀州之人，十七八上杭，连城居二三，皆近在百余里山僻之产……”
暗夜里，我看见须发飘飘的男子，身着唐装宋服，举着火把、油灯，携妻挈子，操着异乡口音，伫立在河边徘徊不去，满是焦虑和叹息。
他们想从我身上跨过去，在三百尺宽的河面上，架桥成为奢侈的浩大工程。这些举族而迁的北人，一路跋山涉水抵达这里，显示出他们坚韧的决心和意志。男人们安抚好老人、妇女和孩童，短暂地碰头后，便分头行动了。他们在想渡河的策略：找船。千百年来皆是如此，一批批的人到来，拖着疲惫而衣衫不整的身子，队伍如同熄火之后的竹篙草龙，倦怠松散。战乱、灾荒的记忆渐淡，他们渴望而期待的眼神，像午后热辣的夏风拂过河面。每一次，他们都能想到办法从我身上渡过去。人，多么伟大而神奇的种类！
他们有的留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有的继续南迁。千百年来，有多少人自北而来，扎根在这里，至少有上百万之众吧。他们的语言、习俗、信仰、性情，渐渐在这片土地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高辨识度的特征。客家，成为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
我多么高兴，在漫长岁月中，和他们完整地融为一体。一种用于故乡、母亲的概念，在他们的诗文、山歌、民谣、谚语中形成了。我成了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成为他们肉身、精神甚至信仰的一部分。
他们在这里春种秋收，晴耕雨读。劳作之余，唱戏、舞狮、舞龙，妆古史、踩高跷，迎神赛会、跳觋酬仙。他们快乐而质朴的天性，适合在这方乐土催生那些带有泥土味儿的民间艺术——这与他们遥远的关于中原、北方、祖先的记忆紧密相连，如血液般不可或缺。
他们在山坡种植茶树，茶香吸引闽粤客商纷至沓来。采购新茶成为山区集市热闹的商贸景观。聪明的文人将妇人田间吟唱的调子填成诗词、编成舞蹈，在劳作生产间歇，击节唱和，称之为采茶调。碧野山间，听见女人在唱：“正月摘茶是新年，摘茶郎子请拜年；摘茶郎子来饮酒，多多饮酒过新年。二月摘茶茶生芽，手攀茶树摘茶芽；郎摘多来妹摘少，多多少少摘回家。三月摘茶茶叶青，茶叶树下送毛巾；两边绣起茶花朵，中间绣起摘茶人。四月摘茶茶叶黄，忙坏田中莳田郎；莳得田来茶叶老，摘得茶来秧又长……”
女人的歌声甜丝丝、清凌凌。成了家的妇女，头上戴着折成三角尖锐形的头帕，身上穿着蓝印花布衣裳。殷实之家的女人还常戴银饰：银冠、银笄、银簪、银梳、银扣、耳环、银腰带、银牌、银手镯、银铃、银戒指……这样盛大的装扮往往和特定的日子有关，平素皆是荆钗布裙。在我眼中，女人是快乐的精灵，银质的美丽的生命！
自从红军来了以后，她们变得更加忙碌和欢快。支前、春耕、扩红、洗衣、慰劳……红军集结在河边准备出发时，数万赣南子弟——她们的亲人，毅然参军。
他们，也是喝着我的水长大的好儿郎。
在这个秋日的夜晚，他们着装整齐，背着背包，胸前挂着手榴弹，带着干粮和草鞋，迈着坚定的步子，与我挥手告别。
他们中，绝大部分没有实现对母亲或妻子承诺的“革命胜利便归来”的誓言。
二 一双草鞋
可以说，我是最早保护人类双脚的鞋类。
当远古人开始瞭望文明的曙光时，柔软的、坚韧的、无处不在的草，进入他们视野。长途跋涉，这是所有动物和人类的天性。跣足披发、赤身裸体的远古人，开始学会用兽皮裹身，用干草裹足。
大禹治水，脚穿的是草鞋。夸父逐日，脚穿的是草鞋。史载，刘皇叔少孤，卖草鞋出身。北宋苏轼谪居黄州，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赞草鞋帮他渡过难关。南宋隐士苏云卿，在豫章东湖，白天种菜，晚上做草鞋——苏公圃、苏圃路，成为南昌儿女纪念他的方式。
我是一双最漂亮的草鞋吗？我想是的。一位叫春秀的姑娘用她灵巧的双手编织了我。她以坚韧的黄麻和柔软的布条为材料，鞋尖还缀一颗红绣球——这是区别其他草鞋的标识。这哪里是一双草鞋，分明是件艺术品！
春秀拿着草鞋站在阡陌上唱歌：
石匠难雕石狮子，铁匠难打钓鱼钩。
哥妹相恋情意深，情歌总要唱出喉。
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自有撑船人。
莫学灯笼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
一个叫谢志坚的小伙儿，听懂了歌里的意思。他是红一军团二师政委刘亚楼的警卫员，于都县岭背镇燕溪村人，做过儿童团长，当过侦察兵。
一九三二年七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布第六号训令，号召赣南妇女同胞拥护红军，发挥她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支援前线。苏维埃各级政府组建洗衣队、运输队、做鞋队等，慰劳红军。《红色中华》报道，兴国、胜利、宁都、永丰、赣县等地妇女表现特别踊跃。在中央号召草布鞋慰劳红军动员中，她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比赛。《红星报》上刊登了风趣幽默的漫画，画上标注合格的草鞋样式，并配文：“我们要求这样长、大的布草鞋！”不合格的草鞋图样下方则写着：“后方姊妹们，不要把这样的草鞋送给红军哥哥！”
苏区的号令，激发起妇女们极大的热情，她们想到的是，亲人的脚不要被石头划伤。上杭县才溪乡同康村妇女一个月就做了三百双草鞋，兴国县妇女募集草鞋两千余双。当红军集结在于都河畔准备出发时，苏区的妇女为红军战士新做了近二十万双草鞋。
春秀为即将远行的心上人谢志坚——如苏区许多的母亲为儿子、妻子为丈夫、未婚妻为情郎——打草鞋。草鞋挂在战士的腰间，是沉甸甸的嘱托和讲不尽的话语。一双普通的草鞋，也是贵若黄金的情义啊！
春秀坐在油灯下，这是平常客家人的土坯房，黄色泥巴糊的外墙，竹篾木棍支的墙体，宁静夜空下灰瓦覆着一个小但温暖的窝。父亲年纪大了，抽着烟斗，咳嗽不止，母亲衰老的容颜里，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俏丽——里面透着春秀脸庞的轮廓。
春秀的手如同掌中的黄麻，虽纤细，但坚韧、有弹性。油灯的火花仿佛心事的述说，在暗夜里扑闪、跳跃。十八岁的姑娘心中满是对爱情的憧憬。赣南小调，塑造了她对生活、世界包括爱情的理解，并且与日俱增地让她体会到其中的妙处。春秀对自己说——先民的歌谣多么动人！看似平常的文字里，把我们心里想说而说不出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
真正让她在精神升华的，是红军的到来。理想、革命、解放……这些词，在她心中升腾起一种壮丽感、尊严感。她被伟大和崇高的精神所鼓舞，如置身一个滚烫的巨大熔炉，觉出生活的另一种形态。红军与老百姓，在苏区共建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春秀慢慢编织着，时而扑哧一笑（似乎想到了什么快乐的事），时而又潸然泪下（她在为情郎的远行而担忧）。这个夜晚，星光闪烁，仿佛从来没有这么多、这么明亮的星星挂在漆黑天幕——那是多少正在编织草鞋的母亲、妻子、姑娘的满腹心事啊！
在长征途中，我成了谢志坚思念家乡和春秀的寄托。他将我珍藏，从来舍不得穿。在渡江、爬山、过草地的无数个日夜，他穿破了多少双草鞋——战斗补给，休整时自己动手打的草鞋——但我，仿佛一个礼物，一个承诺，除了变深的颜色，几乎还是新的。他期待有一天，携我还乡，与春秀重逢。
春秀不知道，志坚在无数个夜晚，在急行军和抱枪而眠的休憩中，对着我诉说了多少思念的话语。我成了她的化身，在倾听。在那些时刻，我代替了春秀的面容，给志坚带来慰藉。
一路上，在一次次追兵赶到红军转移的现场，只看到丢下的踩烂的草鞋而望洋兴叹时，我仿佛一个得胜的骄儿，与志坚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部队来到甘肃某地时，谢志坚大病一场，无法随红军继续前进，被安排留在当地养病并继续革命。其间，他经历了生死考验——敌人几次将这个带南方口音的外地人严刑拷打，逼问他红军的情况，志坚始终守口如瓶。他被安置养病的人家是个开明而拥护红军的族长，为保护志坚，让他与自己的女儿成婚。志坚如实道出自己在家乡有个未婚妻，这反而加深了族长对这个朴实的年轻人的好感。
一九五一年，谢志坚带着春秀送的草鞋回到家乡。他无数次憧憬重逢，既紧张又不安。他也曾在心里设想，如何对春秀诉说他的思念和其间的故事。可他没有见到春秀。她早已在红军长征后不久便被敌人残忍杀害了。
现在，连此后留在于都工作的谢志坚及其妻子都已作古。而我却还在——去世前，他将我捐献给在于都河畔矗立起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
我静静地躺在纪念馆橱窗——属于那并不久远的历史的一部分。于都河水日夜奔流，在它永不停歇的吟唱中，我还将被未来“召唤”——抵达每一个如期到来的明天。
三 湘江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即阳朔山也……湘漓同源，分为二水，南为漓水，北则湘川。”在湘桂接壤的崇山峻岭之间，我是一湾流在历史和记忆中的碧水。秦代，在今桂林东北方向兴安县的山麓间开凿人工运河灵渠，从此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相连接，南北在此牵手。明代才子解缙，被贬广西期间，曾写下《兴安渠》：“石渠南北引湘漓，分水塘深下作堤。若是秦人多二纪，锦帆直是到天涯。”他无限慨叹，若是秦代再能延续二十余年，秦皇所乘的帝王帆船真是要通过这里直达南海之滨。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七万余名红军由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灌阳、全州，他们衣襟单薄，但斗志昂扬。初冬的寒意席卷大地，在黄绿相间的丛林和碧蓝色的清波之间，行军的脚步声、杂沓的马蹄声、器械的碰撞声，在山谷间回荡。
古往今来，我见过多少天涯漂泊客在此驻足流连，也见过一些战役在此展开。而今，飞机在天上盘旋呼啸，战士们疾步向我靠拢。更远处，足有三四十万之众的国民党湘军、中央军、桂军也正分别从北、东、南三个方向朝这边围拢过来。
新圩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的唯一通道，也是抵达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这个隘口，在深谷之中。在新圩至排埠江八公里长的两边山头，布防着三千九百余名红军。这里离主力部队渡河的大桥村渡口不足五公里，离鲁水村渡口十公里。战斗于二十七日下午打响，一直持续到三十日午后。他们坚守在此，阻击敌军，以确保主力部队顺利渡江。
与此同时，全州脚山铺布防了两道阻击线：第一道设在脚山铺至北面的小坪长约一公里的桂黄公路两侧的山头；另一道设在脚山铺以南的洛口、珠兰铺、白沙、水头、夏壁田一线。
此外，在光华铺与塘市之间的山坡上，也布防着阻击的红军队伍。
在敌机持续轰炸的轰鸣声中，我仿佛短暂地听到钟声。一般来说，钟声总是随着清晨的朝霞到达我身边——这是乡村静谧时光的一种形式。钟声，与流水声相混合，给人以心灵深处的慰藉。在我大部分流淌的岁月里，这里似乎总是空的。不必讳言，我流经的大山长谷之间，是中原人心有余悸的南蛮之地，在他们的观念里，这里是离中央王朝较远的偏僻之地。兵戈之乱，更多地发生在北方，因为无论在文化上、军事上、经济上，它占有更大的战略意义，所谓逐鹿中原，便是这个意思。
但这个初冬，激烈的战斗在数天里持续地展开。炮弹掀开了山坡红壤地的肌腱，巨大的冲击力将年轻战士的身体高高抛起，无数的炮弹也落在我身上——我与红军共同承受着血与火的洗礼。这是惨烈的、悲壮的生命的赋格曲，用血雨腥风、惊神泣鬼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在炮火纷飞的激烈较量中，信念和意志力像石碑一样矗立。架在我身上的浮桥被炸断，又被接起；清波之上，人群纷纷扑倒在水面，又有源源不断的将士渡过江去。我的身体被血水染红，甚至最后变成一道赤红的江流。
我用成吨成吨的泪水悼念这些年轻的生命！在震天的枪炮声中，有那么一刻，我仿佛又听到了钟声，从远方的田野上传来。那钟声像平静的悼词，被我鲜红的泪水溅湿。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钟声有时让我联想到死，那样一个充满宗教和终极意味的存在。现在，我豁然明白，钟声在告慰这些亡魂。
脚山铺战役，是这三场战役中规模最大，也是最激烈，给红军造成损失最严重的战役。从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至十二月一日中午，湘军四个师在十多架飞机掩护下，向红军布防的脚山铺发起一波波进攻。红一军团一、二师顽强顶住了五倍于己的敌兵的猛烈进攻。当红军经过四天四夜鏖战，将湘军挡在脚山阻击线以北，成功掩护中央和军委纵队及后续军团抢渡过江后，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五团政委易荡平率两个连据守尖峰岭，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身负重伤，当得知中央纵队已渡江后，不禁大喊：“大功告成，死而无憾！”壮烈牺牲。
由于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的笨重机器和大量物件，都由人数达五千人的运输队伍抬着前进），加之错误指挥下，行动缓慢，部分队伍被敌军截断，损失惨重。十二月一日，红九军团、红五军团十三师赶到凤凰咀渡口渡江，前方湘军对渡口轰炸封锁，后方桂军沿江前来堵截，最后过江的红八军团被桂军紧紧咬住，敌机轮番轰炸，敌人架起众多机枪向江东岸河滩上和半渡中的红军疯狂扫射，整个江段被鲜血染红，尸横遍野，江流为之堵塞。
星空下，战斗过后的江面一片死寂。山河呜咽，我用身体包裹这些牺牲的年轻生命——他们凭借信仰，战斗到最后一刻。在拥抱死亡的那一瞬间，他们含笑而去。初冬的暗淡星光照耀大地。我看到星空，仿佛看到一条流淌在天上的星河，不妨用我的名字“湘江”来指代它。我相信，在我含泪的注视中，这些年轻的生命化作了一颗颗星星，在中国大地的上空闪烁。的确如此，他们以星星为标识，镶嵌在灰色军帽上，仿佛带着上天赐予的神圣使命，来到人间。每一颗星星都有一个名字——原谅我，暂时还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那些把木板、门板拿出来，用船、竹排架起浮桥帮助红军渡江的百姓，战后，默默地为牺牲的红军掩埋尸体——他们花了整整三天的时间。这些星辰般的孩子都有名有姓，被百姓刻在纪念碑周围的花岗岩石墙上。
战后，在当地百姓中流传：“一年不喝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
矢车菊铺满山岗的时候，高山上松柏挺拔，危岩壁立。我静静流淌在岁月里，当年解缙笔下的“锦帆直是到天涯”，早已成为现实。而我从未忘记那个时刻，这里的百姓也没有忘记。这是一次人类远征途中遭遇的坎坷，但没有将他们前行的脚步绊倒。多么不同，我看似日日奔流，却片刻未曾离开这湘桂接壤的土地。而他们，这群战斗的将士们，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将他们阻挡，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渡过江去，在做出巨大牺牲之后的又一个黎明，穿着草鞋，唱着歌儿，无限自豪地迎着日升月落，继续伟大的长征。
一九三六年八月，当美国记者斯诺秘密进入延安采访这次不可思议的远征时，红军将士在撰写回忆录——这为《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一九三七年在英国出版引起轰动的作品提供了基础。其中一篇回忆渡湘江的文章《紧急渡湘水》（李雪山）如此写道：
为了争取渡河的胜利，虽然打了一天仗，已经走了五六十里路，没有吃到一顿饭，但最能忍受这样艰苦的阶级战士们，在一个动员之下，把自己的东西完全牺牲了，只背着枪械子弹炸弹，个个抱着“无论如何要过湘水的决心”!
天色苍茫，黑幕笼罩着大地，高高低低的大路，十三师紧急向着湘水前进了。“不掉队！”“不落伍！”一口气跑了九十余里，天还未亮，已经到达湘水河边。湘水悠悠流着，秋风凉气袭人，但是阶级的战士们，不管他水凉流急，大家毫不犹豫，把鞋袜脱去，扑通跳在水里，河水冰凉入骨，还听得“嗳呀来……”“嘻、嘻、嘻！”的战士们唱出的兴国山歌和欢笑声，他们心里说：“争取渡河的胜利了！”
四 乌江
墨黑色的山体壁立千秋，乌青色的江水蛟龙咆哮，猿啸乌啼，霜雪纷飞——我留给世人的面相如此硬黑，以至人们将我命名为乌江。我横跨云、贵、鄂、渝三省一市，全长一千零五十公里，流域面积八点七九万平方公里。先秦至隋唐，夜郎、鳖国、牂牁等古国，及羁縻州、罗氏、罗甸、乌撒等地方政权，在此经营壮大。在这片混血气质的西南大地，我乌青的江水灌溉良田沃土，哺育汉、土家、苗、仡佬、彝、布依、侗、回等民族人民。明清时期，江右商帮赤手空拳而来，凭借头脑灵活、识文断字和诚实守信，赚得盆满钵满，虚往实归；来自四川的盐贩经此将盐巴运销彭水、沿河及渝东南、黔北、湘西等地，返程收购药材、茶叶、桐油等外销获利。这里的市镇，商号、会馆林立。船工、商贩、袍哥往来，勾勒出一派生生不息的人间烟火。
地势险要、峡谷纵横，让“乌江天险”成为我的别称。在人们谈之色变的咋舌中，水深浪高、喜怒无常构成恒常的表情。由此，我成为一种被神化的存在。
靠水生活的船工、商贩在水边修建土庙、神祠，供奉江神、水神以及传说中通过法力制服蛟龙的仙人，以获得内心的慰藉。崇山峻岭、幽谷深壑，生存不易，因而祈求吉祥、躲避祸患，成为他们的某种潜意识。甚至在浪漫的想象里，自然环境特质还对人生命运构成某种暗示。清嘉庆张大学《文昌阁碑记》载：“文昌阁乃会城入脉左辅，风水攸关，省志载悉。自建阁以来，文风日盛，科甲联绵……虽曰地运使然，岂非阁中圣神呵护之力哉!”
神力在改变人的命运方面发挥神秘作用——这种观念的形成，其来有自。凭着这样一种想象，我在黔地百姓的意识中，更添了几许神秘。
从江西而来的红军，如一条灰蓝色的长龙，来到我的南岸，准备渡到北岸去。地势险要，水流湍急，以及北岸守敌修筑的坚固的防御工事，是他们面临的困难。红军分兵瓮安县孙家渡、开阳县落旺河、瓮安县江界河、余庆县袁家渡及回龙场等渡口，准备发起强渡。他们面临前有守敌、后有追兵的险境，留给他们渡江的时间并不宽裕。
八名勇士，每人携带一支驳壳枪，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发起第一次强渡。这些战士勇敢无畏，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并不祈求岸上的神庙赐予他们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在水中搏击的身姿矫健如蛟龙，湍急的水流裹挟着初冬岸边冲刷下来的枯枝败叶，在他们被冰冷的江水冻得发红的身躯上形成小小的漩流，又被急流而下怒吼的水浪所冲远。十几分钟工夫，红军战士便游到了对岸，他们拉到对岸的缆绳，被敌军的炮火炸断。这一次的尝试并没有成功，加上冰冷的江水在无情消耗他们身体的热量，只能被迫泅回，一名勇士因严寒牺牲在游回的中流。
第一次强渡不成，他们想出第二个办法——做了三只竹筏，准备夜晚偷渡，约定偷渡到对岸后以电光为号，等三只竹筏都过去后，示意这边开始进攻。计划未果，在南岸久等的将士们，迎回了被江水冲回南岸的强渡者，其中第二只竹筏——由红三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一名传令员、三名机枪手不见踪影，也没有信号传回。第二次渡江依然没有成功。
时间每延宕一分，危险便被放大几分——薛岳率领的追兵在日夜兼程地猛扑过来，军委的电报如密集的雨点打在指挥渡江的指战员焦灼的心上。上午九时，第三次强渡开始了。这次红二师及四团指挥员组织红军佯攻老渡口，在上游五百米处的新渡口则发起强攻。北岸守敌用稠密的炮火压制进攻的红军，而渡筏上的战士们拼死要渡过河去。南岸红军浓密的炮火掩蔽着强渡的勇士。
这是云贵高原的寒冬时节，铅灰色的阴霾似乎在酝酿一场大雪。在我身上如万马奔腾的腊月寒风，像锋利刀片切割着年轻战士的肌肤，而他们仿若铁铸般的不坏身躯，抵挡着炮火和严寒的双重威胁。两边激烈交火的士兵，也许都没有预料到：红三军团三连连长毛振华带领的几名强渡的战士并没有被江水吞噬，而是隐蔽在敌人工事下边的一个岩洞中。他们身上的单衣已经被冻成坚硬的铠甲，乌青的嘴唇和江河的颜色没有分别，他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和坚定的信心，抵抗风寒对体温的消耗，熬过漫漫长夜。他们期待中的第三次强渡在黎明打响。他们从江岸崖石下爬上来，杀入敌人侧后方，两面夹击，敌人江防工事被突破，溃敌四散而去。
过江部队一面巩固阵地，一面与守敌展开激战。在敌军增援一个团兵力的反扑下，过江部队被压缩在江滩，情势危急。指挥员发现左侧一处石壁可利用，命令一个班攀缘上去，占据有利火力点。在这个班的火力猛射下，不断增加的渡江红军从正面强攻——敌军全线被击溃。
在江界河渡口前方，有个峡谷口，万仞崖壁耸立，江涛怒吼，朴实而忧虑的黔民称之为“震天动”，大概源于先民比喻此峡“过百万定兵车”“伐三千之战鼓”的缘故。因而，想从江南渡到江北，有赖于三个条件：大船、晴天、好船夫。对于渡江的红军来说，一个都不具备。寒冬腊月，雨雪霏霏，刺骨的江风掀起乌青的巨浪，要想从我身上突破几近奇迹。于是，在溃敌和支援红军渡江的百姓的描述中，他们被形容为身披铠甲、骑着水马、渡江如履平地的“神人”。
红军强渡天险的“神话”在百姓中不胫而走，对于这样一支“从天而降”的部队，人们争相议论——最先渡过江去的一个连，甚至并未休整便对黔敌三个团的溃兵进行追击。我还未曾见过这样滑稽的场面——十倍于红军的黔军被追得鸡飞狗跳，狼狈不堪，他们素来被称作“双枪兵”（一手拿步枪，一手拿烟枪），在逃窜的途中，将烟枪、装备以及长官的行李、公文，丢弃殆尽，其中一个连长身负重伤，在用绳子绑住双手双脚抬走时死了。
在“第一水军司令部”——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营长曾保堂的住处，挤满了想一睹“第一水军司令”真容的百姓。他们惊讶地发现，他原来没啥子特别，只是一个身上都是烂泥巴的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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