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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的《末世一人》（The Last Man, 1826）讲述了一场灭绝人类的大瘟疫。小说开头，叙述者与同伴在那不勒斯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一堆写有古代文字的树叶，判定那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先知西比尔（Cumaen Sibyl）写下的人类命运预言，遂把树叶上零乱的文字拼凑成完整故事。这个被还原的故事以21世纪席卷全球覆灭人类的瘟疫为主题，唯一幸存的“末世一人”莱昂内尔·弗尼（Lionel Verney）是叙述者，他从自己由山间放羊娃变成皇室文明人参与国家政务的传奇经历，一直讲到如何在瘟疫中幸存下来并寻找同类却以失败告终……小说后半段充斥着瘟疫、死亡、末世的阴霾。有学者评说“疾病”是该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手法”，以此来“想象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任何文化或共同体能与其他群体分离开来”（Sussman 289）。《末世一人》以这场人类大瘟疫为线索，隐喻性地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在政治、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弊病与潜在危机，显现出包括作者在内的英国人普遍的焦虑情绪。

The Last Man by Mary Shelley

瘟疫与“国家身体”焦虑

文学对疾病的运用已持续了数个世纪，自《圣经》启示录的末日预言之后一直有该类文学问世，但聚焦于世纪末日或大灾难的瘟疫类疾病文学，直到20世纪才真正兴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雪莱的《末世一人》对后来成长起来的瘟疫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①

在雪莱开创的瘟疫小说中，瘟疫不仅是一种流行性传染病，更是一种具有隐喻意义的符号。美国神经病学教授吉尔曼（Sander Gilman）在他的《疾病与表征》中说，文学作品中瘟疫带来的疾病意象是人类对“我们自身的崩溃”之恐惧的投射（1）。在创作这部作品前，雪莱一连遭受亲人朋友离世的打击，②这或许是它具有挽歌式自传特征的原因之一。雪莱也自认与人物莱昂内尔同具有“最后一人”的身份，她在日志中写到：“最后一人？对，我会描述那种孤单存在的感觉，感觉自己是我深爱的家族剩下的最后一人，我的同伴们都先我而去了”（Jones 193）。但若将《末世一人》仅看作雪莱个人情感和悲痛的宣泄，那只领略到了作品的显文本意义，虚构的故事指涉了现实中重要的政治和历史节点——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希腊解放战争等，也反映了英国国内动荡的政治局势。文中的疾病话语，既展现了作者的个人苦痛，也充斥着重塑健康“国家身体”的焦虑。

疾病不仅关涉身体状态，还往往暗喻着一系列紧迫的文化问题。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疾病承载了生理意义之外的社会文化意义，“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77）。19世纪早期，英国现有政治体制无法缓解经济萧条和上涨的食物成本，工薪阶层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殖民地的反抗也随着奴隶贸易和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愈演愈烈，面对深重的内外矛盾，英国政府努力想要改造自我，也亟需发展出一种话语来理解和想象国家，从而规划出帝国的发展蓝图，而不是任其衰退堕落。法国大革命以后，英国思想家们感受到了脚下土地的摇晃，他们为理解政治危机提出了一种新观点：国家也能被定义为健康或不健康的实体。在英国“国家身体”遭遇疫病和体制失调的语境下，疾病话语应运而生。雪莱的父亲戈得温（William Godwin）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他曾提出“由疾病构成的政府”必须得到彻底的治疗（391）。雪莱的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是英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女性政论家，也认为疾病修辞可描述个体如何因国家身体堕落而呈现病态：“国家道德腐败，发散出罪恶的气流来腐化全国人民”（264）。此外，有学者发现，雪莱的文本受到文学前辈布朗（Charles Brockden Brown）的小说《阿瑟·默文》（Arthur Mervyn,1799）的影响，后者通过描绘1793年爆发于费城的黄热病，尖锐地讽刺社会与政治弊病（Grinnell 108-15）。基于上述社会、家庭、个人的影响，不难理解为什么雪莱在《末世一人》中将瘟疫与英国的“国家身体”和“国家道德”勾连在一起，故事中的瘟疫既是对个人身心状况的隐喻，也阐发了更为深重的国家忧虑。

The Age of Hypochondria: Interpreting Romantic Health and Illness by George C. Grinnell

《末世一人》反映了近19世纪时在英国文化中蔚然成风的“疑病症”（Hypochondria）。英国医生切恩（George Cheyne）撰写了《英国疾病》一书，探讨这种“神经紧张、歇斯底里或过分担心自己健康的瘟热症”（60），外国人将这种“神经衰弱、脾虚、忧郁和精神不振”嘲笑为“英国病”（i）。疑病症尤其发生于有教养的社会阶层，小说中的重要人物艾德里安（Adrian）——21世纪英国共和时期的温莎公爵——不幸患有此病，他身体羸弱，“似乎连夏日的微风都能将他吹弯”（242）；他对疾病过分敏感，虽然知识渊博、能力超群，是理想的国家领袖，但疑病症迫使他放弃竞选护国公职位，只专注于管理“自己的小王国”；他感叹道：“从小到大，我的理想和高尚的愿望一直在与固有的疾病和过度的敏感作斗争，但后者总是胜利者”（317）。故事中的英国政局不稳，护国公莱兰德（Ryland）又野心勃勃地觊觎着其他亚洲国家，暗示了内外动荡的英国现状。浪漫主义时期疑病症研究者格林内尔（George C.Grinnel）也声称，在《末世一人》中读出了“部分18世纪疑病症民族主义话语的持续影响，以及那个时期流行的对健康的意识”（101）。

“国家身体”的“失调”会引发个人的精神病态焦虑，但疑病症不仅指向个体身体事件，更反映出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和政治担忧。切恩的著作借鉴健康修辞，关注国家政治身体，将疑病症视为商业社会的明显标志，其病因是“闲散与奢华”，即工业革命及随后的海外殖民带来的国家腐化与堕落，“自从我们的财富增加，我们的航行范围扩展后，我们已经洗劫全球各地，汇聚其物质财富，得以纵情、奢靡并引起无节制”（49）。这一时期，英国如火如荼的海外殖民对促进国内经济和满足帝国野心大有裨益，但世界各地的财富在源源不断汇流到英国的同时，各种疾病和瘟疫也接踵而至。殖民主义“让此前彼此隔开的人们携带新病毒互相接触”（Bewell 3），殖民扩张导致国内热带疾病陡增和健康状况不断下降，经历过黑死病肆虐的英国民众害怕瘟疫再次到来，对健康的关注与日俱增。1824年雪莱开始创作这部小说时，一场霍乱正席卷亚洲、中东，而后到达北非。迫于瘟疫可能流传到英国的压力，雪莱在《末世一人》里叙写了快速传遍全球的疾病及其毁灭性的威力，进而追问国家健康问题：如果英国得到了整个世界却付出健康代价，对英国有什么好处？故事中一艘来自美国的船，被暴风雨袭击搁浅在朴茨茅斯小镇附近，仅存的一名黑人船员上岸后死于感染的瘟病，小镇也由此遭到厄运。黑人的到来揭橥了帝国贸易与瘟疫的关联，暗示英格兰与美洲的贸易中由货物和船员携带回来的瘟病打破了英国所谓与世隔绝的安全感，昭示了殖民贸易的恶果。疫病修辞是当时英国及其帝国主义事业的焦虑症候，反映了英国在多年经济萧条以及海外殖民地暴政之后日渐退化的健康状态，雪莱将这样的英国当作紊乱的、易受瘟疫攻击的国家“身体”：“生长过快的都市，伟大英国的强大心脏现在已经没有了脉搏跳动。金融已经停滞……打上了不可避免的瘟疫的标签”（229）。

这部以灾难形式表征焦虑的小说，在浪漫主义时期是非典型文体。有学者指责雪莱沉溺于自我怜悯，通过公开个人焦虑来治愈伤痛，由此评价该小说是失败之作（Zolciak）。实际上，作家的灵感与焦虑密不可分，雪莱虽然通过弗洛伊德式的“升华”将个人苦难与社会焦虑转向写作，但她没有聚焦于丧失至亲的痛苦，而是以瘟疫隐喻触及更为宏大的主题，将自己的故事拓展为人类图景，巧妙地将个人情感与重大的政治和文化主题相结合，开创出一种新的文类，并经由瘟疫创造了解构意义，推动了新的思考方式，是现代灾难文学的先驱。

Romanticism and Colonial Disease by Alan Bewell

在瘟疫中冷却的理性信仰

《末世一人》前半部分着墨于人物莱昂内尔与几位皇室成员的故事，涉及政治改革、个人情感与家庭日常，后半段则是毁灭人类的瘟疫故事，二者在文类和主题上相距甚远，雪莱的匠心何在？揭开故事的表层往下探究，就会发现雪莱关注的焦点不仅是英国国家身体，还进一步指向与当时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紧密结合的启蒙理性及其深层的二元对立逻辑：文明—野蛮、西方—东方、人类—非人类。小说中从君主专制与君主共和制的政体之争，到瘟疫对人类的惩罚，均体现了雪莱对基于上述对立的人文主义之“人”的辨析与思考。

19世纪的英国处于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资产阶级高举人文主义大旗，颂扬人的价值，肯定人性的光辉，向愚昧黑暗的宗教统治宣战，并提倡以理性去重新认识人类与世界，由此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将理性分为“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前者是人为了满足自身需求采取的理性行为，其对达到目的手段的关注超过了目的自身，突显了理性的工具性；后者是主体追问存在的意义及揭露、批判现实的能力，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至善。《末世一人》的前半段展示了前瘟疫世界如何将启蒙理性看作理想完美的社会发展工具，在莱昂内尔的个人故事中，启蒙理性也是他成为“文明”人不可或缺的要素；后半段则展现启蒙主义倡导的工具理性不能为人类社会带来久远的福祉，也无法帮助人类在灾难中幸存。故事伊始，莱昂内尔还是一个“山坡上的流浪牧羊人、一个偷猎者、一个目不识丁的野蛮人”（30），生活在远离文明社会的山林中，过着“如动物一般”的生活（14），常常从附近的庄园偷猎物和羊，发动“对文明的战争”（17）。但他遇到艾德里安之后发生了巨变，后者以自身的人格魅力获得莱昂内尔的信任与友情，使他接受教育并被“文明化”，莱昂内尔“开始变得有人性”（27），开始喜欢“诗歌创作，哲学及其研究和分类”等（28），暗含了知识、理性、文明三者的潜在关系。

Eclipse of Reason by Max Horkheimer

小说中几位人物的治国方式也体现了对工具理性的依赖。雷蒙德（Raymond）是君主制的拥护者，他采取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改进计划，修建运河、沟渠、桥梁以及“庄严宏伟的大厦”（96）。戈得温曾提到无止境的人类进步模式，相信“人类是可以变得完美的”，有能力“被不断改善并接受不断的进步”（144,145）。雷蒙德的改革是戈得温人类进步观的缩影，他“不断地被计划者和计划包围”，致力于用一千个有益的计划来实现改进人类的理想。在他看来，要实现这一愿景取决于社会运转的系统化，而机器提供了“人类的每一种所需”（96）；他“将社会结构看作不过是大型机械的一部分，支撑着一张网，他的人生在上面展开”（41）；他信心十足地设想，如果将“社会机制”（mechanism）根据“没有瑕疵的规则”制度化，就“再也不会进入混乱秩序中”，就会带来无限的进步（96）。

雷蒙德的计划构建了一种启蒙时期进步、理性、工具化、系统化的理想，这反映了18世纪将外部世界看作可以被计算、被体系化的工具理性启蒙概念（Siskin 94）。但他在发展工具理性的同时，忽略指向道德领域、精神领域的批判理性。在这种“进步”的社会环境中，人实际上生活在物质利益的桎梏中，拥有的批判理性思想愈发减少，逐渐丧失自省能力，道德意识等也逐渐淡漠。雷蒙德与希腊公主产生婚外情之后，索性不理国事，而后战争中不期而至的瘟疫使他“作为成功的勇士被载入国家史册”的梦想破灭（96）。瘟疫中成群的穷人病倒或死掉，新护国公莱兰德因害怕瘟疫弃位逃离，艾德里安临危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他和雷蒙德一样，信心十足地制定了“改进人类的计划”，可那些“年轻、没有思想的和不道德的人”忙着“寻欢作乐”，学生放下书本，艺术家们停止研究，他们坐满了剧院，经常光顾舞厅和午夜节目，丢弃了“谦虚和引以为傲的本色”以及“谨慎的礼仪”（240）。工具理性创造了社会繁荣的景象，但人们沉溺于物质享受，启蒙精神逐渐失去光辉，最终瘟疫阻断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作品中瘟疫的到来，实质上暗含了雪莱对倚重工具理性的批判态度，认定它不可能使人类获得长期的发展和繁荣。

雪莱在《末世一人》中的写作旨趣是要借助瘟疫对人类文明的摧残，警示人们放弃过度的工具理性，重新回到“人”自身的生活上，为建构理想的人类社会寻找良药。作为“最后一人”的莱昂内尔对工具理性的信仰与热忱在后瘟疫世界逐步冷却，瘟疫将整个地球变成了荒芜世界，他认识到“阅读已经是徒劳的”，“写作也的确没什么意义”（271）。后来他从罗马人民广场的“波波罗城门”（The Porta del Popolo）进入意大利的首都，参观了科隆纳宫（Colonna Palace）和蒙特卡瓦罗宫（Monte Cavallo），瞻仰了卡斯托耳（Castor）和波鲁克斯（Polllux）的雕像，③以及其他闪耀着人类理性智慧的、具有“冷酷耐久性”的伟大建筑，感慨罗马是“成百上千万消亡人类的永恒的幸存者”（403）。罗马所见又将莱昂内尔对启蒙理性的信念重新点燃，他继续“以神圣的热情记录他的同胞的美德”，期望能在那里遇到地球上的其他幸存者，并相信这个人烟稀少的世界将来终究会“再次充满人口”（407）。他一边写作一边等待，却没能遇到任何一个人，最终他放弃了所有修复、保留前瘟疫时代世界的想法，这暗示着工具理性创造的“辉煌”世界并不是理想世界，启蒙理性下的“人”也终将走向衰落。施奈德（Robert Lance Snyder）肯定了瘟疫叙事的意义，因为它展示了一种认识论上的“不确定性”状态，瘟疫是人类“与卓越（transcendence）分离开来”的象征（449），这为雪莱的“对人类探索和发明一个理性世界的怀疑”提供了证据（439）。

无论是描写政治纷争、自由维权还是群体抗疫，雪莱的根本目的还是突出“生存”的主题。叙述者是瘟疫中唯一的人类幸存者，但雪莱将他留存下来却无法改变现状或重启新世界，其目的是什么？学者们常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或宗教文化等多种视角来分析这一人物的意义，阐释雪莱对英国现实的深刻批判与警示，但较少有人关注她对西方人文主义旗下的启蒙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之深思。在诸多启蒙理性思想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依然保有理想主义的年代，雪莱对人文主义的审视与剖判，尤其是对被工具理性裹挟、吞噬的“人”的省察，是冷静而睿智的，她可谓逆流而上的思想先行者。

被瘟疫瓦解的殖民主义分类科学

启蒙运动的初衷是解放人类与追求永恒真理，强调平等、自由、理性、公平，但在西方资本全球化扩张和狂热的海外拓殖中，人文主义原初的积极要素逐步在种族主义无意识中发生畸变。西方人将自身与非西方的“他者”区分开来，堂而皇之地认定西方人才是最“人”性化的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时期的西方人文主义不是以世界为衡量标准的人文主义，而更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人文主义。有学者认为西方殖民者为了替自身辩护，有意制造“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这种殖民主义人文主义被他称为“伪人文主义”（pseudo-humanism; Spencer 105）。而雪莱正是以一场瘟疫揭露了西方人文主义面具下的殖民主义真相。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推波助澜，在著述研究中将种族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大肆宣扬。18世纪，一些自然哲学家创立了自然世界的分类体系，将欧洲白人置于金字塔顶端，位于其他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之上。瑞典生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在所著《自然系统》第一版中将人属（Homo）从高到低分为欧洲白人种、美洲红人种、亚洲棕人种和非洲黑人种四个变种（10）。而就在林奈写作该书时，瑞典人加入了奴役非洲人的队伍，他的人属分类概念催生了种族分类，也为帝国主义殖民行径提供了荒诞的借口。法国生物学家布封（Georges de Buffon）在他的《自然史》

第三卷中，专门从气候、食物、生活方式几个角度论述人种的多样性，同样彰显了欧洲白种人的优越性。在第五卷中，他特别指出，美洲印第安人不具备“人”的基本特征，而是“像野兽一样生活”（136），这为他后来提出的“美洲退化论”奠定了基础。吉特森（Peter J.Kitson）在《浪漫主义文学、种族与殖民遭遇》一书中写道：“这些分类系统随着18世纪下半叶航海探险，尤其是库克船长的三次航海的科学数据的激增而加剧”（14）。上述新的“科学”系统将欧洲白人以武力征服和剥削世界上诸多地方的行为合法化，间接支持了非人道的海外殖民。《末世一人》中，莱昂内尔在艾德里安的感召下，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类新知识，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从中桅上首先发现美洲海岸的水手一般”（28），“航海发现”这个修辞将他对知识海洋的隐喻性探索，与为海外殖民、跨洋奴隶贸易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提供支持的“科学”知识体系关联起来，它们是西方启蒙理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认识世界与人类的工具，也是征服非西方世界的武器。

小说中英国对希腊独立战争的干涉显露了西方人文主义的自我中心主义，也体现了殖民主义的行事方式。雷蒙德曾自负地说：“我成为英国国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联合希腊，拿下君士坦丁堡，让所有亚洲国家都臣服于我”（52）。英、法、俄的欧洲政治联盟对希腊独立战争的干涉，实质是欧洲列强势力扩张与均衡的博弈，也是欧洲在全球殖民扩张过程中产生争端的缩影，希腊是他们满足帝国野心的舞台。雷蒙德没有认识到他的虚荣心、优越感以及跋扈行为潜在的危险，当他的军队警告他君士坦丁堡的异常情况时，他仍未意识到这是瘟疫在城内蔓延的信号而贸然前行，最后死于炮火和瘟病中，并将瘟疫传遍世界。

瘟疫解构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殖民威望和文化霸权。瘟疫开始在各地蔓延时，英国人曾天真地幻想他们不会遭到袭击，莱昂内尔说“让我们为那些同胞们哭泣吧，尽管我们永远无法体验他们的磨难”（206），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英国也难逃厄运，而这也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莱昂内尔没有被国人传染，却唯独因接触一位黑人而染病，确切地说，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奴役而无家可归的黑人。莱昂内尔的民主美德使他远离国内各种政治腐败，但他无法摆脱和改变历史，无法逃避国家的奴隶贸易和殖民行径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黑人通过“充满死亡的气息”（268）将病毒传染给他，提醒他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瘟疫展示了深远的地理政治灾难，暴露了英国在全球化商品经济中的殖民主义角色，也为雪莱讲述的瘟疫故事提供了一种诗性正义。霸权者在瘟疫面前反而成了弱小者。奴役与被奴役、殖民与被殖民、强者与弱者等二元对立的关系在瘟疫面前被瓦解甚或反转。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瘟疫不仅是毁灭的主体，也是伟大的平等主义者，无论贫穷富贵，殖民者还是被奴役者，都是它侵袭的对象。有学者认为瘟疫作为一种指出“分类的谬误”的方式，“实践了一种解构”（Fisch 272）。《末世一人》中，瘟疫戏剧性地瓦解了现有的社会群体分类：宫殿被废弃，建立在“理性”之上的“议事规则和法律的压力都消失了”（278）；莱昂内尔与“规则的欲望”和“人类至高无上的权利”告别，所有人被简化为平等关系（317）。人不再如从前那样根据财富来分级：银行家、商人和制造商，他们的贸易因瘟疫而破产。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这一解构的姿态也具有建构性意义。疫情期间物资与劳动力陡然匮乏，有钱人家的房屋住进了穷人，富家女子徒步出门不用马车，“有身份的人，如今手拿锄头在翻土”（209）。故事中有一处详细描绘了这种社会重组：“现在穷人与富人平等了，穷人甚至更胜一筹，因为他们做这些事（家务活）麻利轻快；而无知、无能和安逸的生活习惯却让奢侈的人疲于奔命，让骄傲的人恼羞成怒，让那些一心想要提高智商、认为免于满足动物性需求是自己最宝贵的特权的人厌恶不已”（246）。瘟疫通常被看作负面的存在，标志着一种否定和价值的缺失。然而，《末世一人》提供了新的视角来打量瘟疫，它在消减人口的同时，重新定义了人的社会意义，虽然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原有的社会关联，却展示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即不以财富地位，而是根据人的价值来定义的新型关系模式。

瘟疫还为人们冷静看待庞大的殖民国家提供了契机。雪莱借由瘟疫在作品中表达了她对英国的看法，一种从殖民者的立场上不断后退，直至回归理性的国家观念。儿时的莱昂内尔作为“被海水环绕的角落的土著”，将英国比作一只“装备良好的船只”（9），那时国家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经历了人类浩劫的他，目睹瘟疫跨越国家的地理界限蔓延到全球，他逐渐改变了从前对国家的理解：“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国家了……英国……只不过是它小小的一部分罢了”（286）。与广大世界相比，英国相对渺小并容易被瘟疫袭击。瘟疫拓展了莱昂内尔的视野，他在从前的国家界限概念上增添了一种共担风险的逻辑，生发了世界主义思想。莱昂内尔也逐渐认识到每个鲜活的生命是平等而宝贵的存在：“每一个生命都是宝石，每一个会呼吸的人类比精细雕塑的石头形象都更有价值得多”（281）。这种不分种族、平等维护个体人性尊严的态度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才具有解放人性的普遍价值。

1826年出版这部小说时，英国的政治气候日趋保守，越来越不能接受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这类价值观。在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时代，雪莱的作品针砭政治弊病，批判夹杂着种族主义的人文主义，也表达了回归具有普遍共享价值的原初人文主义思想，实为难能可贵。

瘟疫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拨

西方启蒙思想家宣扬的人文主义，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围绕“人为自然界立法”的观念确立了人的核心地位。但在《末世一人》中，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界限一直作为一个开放的、引人深思的问题存在。如果说雪莱在《弗兰肯斯坦》中追问“什么构成了人类？”那么她在《末世一人》中思考的问题则是“什么定义了人类？”

人类如何与动物区别开来？这个问题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也难以回答。布封在《自然史》第七卷中写道：“人种占据了第一等级，而从大象到昆虫，从雪松到牛膝草等其他动植物物种则位于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89）。西方启蒙思想家列举了一系列“人”的特征，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有理性思考能力。然而在《末世一人》中，瘟疫却反讽式地以另一种方式将人与非人区分开来：“鸟儿轻快地掠过树荫，无忧无虑的小鹿在蕨类植物上休憩——一群群闲荡的牛羊在麦地里吃草，因为死神只降临到人类身上”（243）。人类遭受灭顶之灾，动物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却毫发无损，正是瘟疫挫败了人的优越性，让人类对自身、对非人类生物以及大自然有了新的认识。

瘟疫使人们意识到，没有人类的世界依然美好。瘟疫后，伦敦到处是荒芜的景象，莱昂内尔感叹没有人烟的世界已经荒废：“地球还规律地围绕太阳转吗？季节还更替吗？树还会长出绿叶装扮自己，花还独自高雅地绽放吗？”（361）这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即认定人所拥有、认识和记录的自然才构成了真实存在的自然，非人类世界只是根据人类的意志被塑形而存在。可莱昂内尔逐渐发现他观察到的世界和想象的不一样：“群山还是岿然不动，小溪依然往下流向那无底深渊；潮涨潮落，风吹过大千世界；当人——所有这些事物的主人、拥有者、观察者、记录者已逝去，牛羊还是与从前一样悠闲地吃着草，鸟儿还是那么自由地在天空飞翔，鱼儿也欢快地游走，仿佛他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哦，这是多么滑稽的事！”（361）充满生气的大自然映照出莱昂内尔的孤苦伶仃，他不得不承认：“是的，这就是地球，没有改变——没有损毁——依然生机勃勃，即便没有人类居住，它照旧四季轮回，日夜交替”（401）。人类活动消失了，自然还是老样子，“如同它曾是人类的慈祥母亲那样”（288）。后瘟疫时代的伦敦充满了除人类活动以外的所有事物，莱昂内尔无奈地与所有展现“人类至高无上能力”的事物告别：“能在无边海洋逆水而上的航行的知识，能引导丝绸热气球在空中飞行的科学……能阻断水流、开动机器、分割磐石、夷平群山的技术”（281），与一切见证人类辉煌的技艺——诗歌、哲学、建筑、雕塑、音乐、戏剧等——告别。

除了与大自然的关系，西方人文主义的弊端还体现在人（性）与动物（性）的二元对立上。在这组对立关系中，人类的权利是基于动物权利被人为剥夺而建构起来的。美国的后人文主义理论家和动物研究专家沃尔夫（Cary Wolfe）曾说：“人文主义的主体化结构完好无损，只要在制度上理所当然地认为，仅仅因为非人类动物的物种而系统地剥削和杀害它们是完全合理的，那么人文主义物种话语就通常都是可被人类用来反对其他人类，支持暴力反对社会他者，无论是什么物种——或性别、种族、阶层或者性差异”（8）。在这段话中，沃尔夫强调了西方人文主义中人与动物的对立与其他几种对立的同源性。雪莱也在《末世一人》中借由对人性与动物性、人与动物之对立的解构，探究西方人文主义的本质。小说人物艾德里安几乎被塑造为启蒙主义者心目中完美理想的西方人形象：他出身高贵，才智过人，温良恭谦；虽然他亲近大自然，“山川天空都是他的朋友，天上的风和地球的子孙都是他的玩伴”，但在他眼里人依然是万物之主，大自然是神为人类建造的乐园，人类“理应享受这片乐土”（68）。故事开头，他的“人性”与莱昂内尔的“野性”形成鲜明对照。两人初次见面时，莱昂内尔似乎成了被审视的对象：“他注视着我，好似读懂了我的灵魂”，本是对艾德里安充满仇恨的莱昂内尔竟然被他的言行举止感化，“从一开始，我的整个心都臣服于他了”（24）。艾德里安一直对世界抱有理想情怀，瘟疫来临后，他依然相信英国的有序生活会抵御疫情，但现实很快使他受挫。物资匮乏时连偷猎也成了合法之事，人类似乎又回到丛林法则的野蛮时代。瘟疫之后，莱昂内尔看到成群的失去主人的狗、没有套缰绳的马、“在神圣的教堂里搭巢建窝”的家畜（291）。这与历史上诸多瘟疫时期动物被隔离甚或屠杀的场景恰好相反，后者强调了人类与动物的物种界限，也强化了人类之于动物的权威。而在莱昂内尔的故事中，物种界限被打破，动物重新占领了人类活动空间。

莱昂内尔在瘟疫的冲刷下经历了重大的认知转变，即认识到人应该与其他动物和谐共生。孤身于世的他曾自认为“是唯一拥有人的特征的，唯一能表达思想的物种”（392），但流浪多日后，他却没有认出镜子里的自己：“我面前这个野人似的、邋遢的半裸家伙是什么？”“长长的打结的头发垂在眉毛前——下面闪烁着一双空洞而野蛮的黑眼睛”（398）。这不禁令人想起故事开头他的野蛮形象，但那时有艾德里安引导他变成文明人，如今失去了同类，人类定义自身都成了问题，那一刻他意识到一种认识论危机。后来莱昂内尔与一个山羊家庭的相遇，使他彻底改变了人与其他物种关系的观念。公山羊把他看作入侵者，挑衅地用犄角回应他的善意，它“走上前来，凝视着我”（402）；多年前艾德里安高贵的凝视让他变成“文明人”，而现在在山羊家族的凝视中，莱昂内尔感觉自己只是“一个自然奇怪的多余物”（408）。起初莱昂内尔无法接受、甚至愤恨唯有人类灭亡这一现实，后来他终于觉醒，试着建立与非人类生物的关联：“我应该收起悲伤的心，加入你们的欢乐中来。我应当快乐起来，因为你们快乐着！好好活着吧，你们这些清纯的、被自然选择的珍宝！”他认识到“人”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我和你们并没有那么不同。神经、脉搏、大脑、关节和肉，我是由这些构成的，你们也是。”而那些人类曾自以为有别于非人类的特征，在他看来“给我带来痛苦，而你们却是快乐的。我会将之称作一种缺陷，而不是一种禀赋”（401）。

物种话语是一种特别的透镜，我们通过它来审视雪莱对作为启蒙思想根基的二元论的批判。这是《末世一人》对主体性的彻底审问，是对西方人文主义视野下与自然主客二分的“人”之存在的最深层的解构，也是在新的共同体中对主体的重构。虽然《末世一人》结尾部分令人悲观，但作者对人类仍留有一线希望：莱昂内尔决定周游世界，继续探索和学习，寻找人类生存下去的最佳路径，这或许也是雪莱在孤单痛苦中安慰自己的方法。

受社会、家庭的影响，雪莱既是启蒙思想的继承者，也是批判者，是秉持理性去反思理性的人。西方启蒙理性在具体践行中对工具理性过度倚重，专注于自然科学的现实功用，而没有对其引发的可能结果做充分的思辨，遗忘了“人”的本真意义，使人成为精神空虚的存在。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为自身套上了一层枷锁，好在雪莱是清醒的，她没有丢掉批判的武器，在《末世一人》中以独特的瘟疫叙事质疑人类知识的根基，呼吁国家从现有的病态秩序中摆脱出来。

虽然西方人文主义的落脚点在作为主体的人身上，但其设定的“人”带有明显的排他性，是一系列二元对立中大写的“人”：与自然（非人类）相对的人，与东方人相对的西方人，与野蛮人相对的文明人。雪莱在瘟疫故事中解剖西方人文主义的殖民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内里，反抗其对种族他者与自然他者的无形压制。人类的荒原景象展现了物质世界对人类活动的漠视，后瘟疫时代事物的新状态见证了非人类世界的存在之实，将人类从天地万物之主的宝座上掀翻，嘲讽了启蒙理性时代各种分类学问的不充分性。我们能感受到雪莱在描述空空如也的权利宝座时的愉悦，她使用灾难的恐惧和传染病作为道德指针，揭示了西方人将自己置于其他族群或非人类生物之上的谬见，表达了对西方启蒙理性的质疑，剖析西方人文主义在演变过程中肆意践踏阶层、种族、物种他者的潜在危机。当然，雪莱的创作主旨也并非全盘否定或抛弃理性与人文主义，当觉察到启蒙运动的某些根本前提不可避免地呈现衰落之势时，她既没有保守者的感伤怀旧，也没有激进主义者的盲目乐观，小说开放式的结局留与读者思索的空间和诸多可能性：我们能否拾回人文主义最初的精髓，实现所谓“人”的完善与人类的进步？雪莱首开先河以瘟疫映射现代人文主义危机，这个创作于两百多年前的故事，对21世纪的读者而言依然是鲜活的现实写照，敦促我们去思考在面对肆虐全球的瘟疫、新旧形式的战争、不断恶劣的生态等威胁人类的问题时，是否更应有理论自觉，跳出二元对立的窠臼，让启蒙理性与人文主义回归积极的原初纬度，重拾失却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