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现在是晚上十点半，黑暗从走廊的一边涌向另一边。它像洪水一样，从我的身后推过来，又从我身体之外的空间冲过去，一直灌到走廊的尽头。有两三点灯光从楼板上探出头，微光把方寸的空间染得朦胧，最后淹没在无尽的黑暗中。

突如其来的黑暗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置身在医院里。下午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派热闹的景象。那时，儿科病区里住着十几个患者。孩子的哭声、笑声，医生与家长的交谈声，呼叫器的响声，点缀在五楼的儿科病区。下午四点多，阳光照例从走廊西端的窗子迈进来。每个来到走廊里的人，都会眯起眼睛，瞧一眼金色的远方。

然而，看似平常的日子，偶尔也会出现突发状况。楼顶的一个管道连接处，在安静而漫长的时光中出现了细微的裂痕。在所有人都不曾注意到的瞬间，那处裂痕终于绷不住，被撕开一道口子，水流顺势喷涌而出，从楼板的缝隙间纷纷垂直落下。走廊里的人抬头仰望，水滴精准地砸在观察者的脸上。豆大的水滴像一颗颗从空中投下的炸弹，让所有人惊慌。事发突然，“空袭”突然来临，阵地不得不临时转移。

以上场景我并未亲身经历，在同事和患者家属你一言我一语的描述中，我还原了整个事件的过程。我来接夜班时，病房的走廊上随处可见泥泞的污渍，拐角处还横着两张病床。病区比平时安静了不少。在没了解整件事的缘由前，我被这景象吓了一跳，不知道这个下午病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工人师傅拿着巨大的扳手，在楼板内黑洞洞的空间拧着什么。按工作时间的安排，当阳光从走廊撤走以后，他会有一个闲适的下午，也许正在陪孩子玩耍，也许是以一个丈夫的身份帮妻子做着家务。每个人都会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我的职业是一名医生，现在又成了一位患者家属。

维修师傅的整个上半身伸进了黑暗里，下半身则立在梯子上。他不时把上半身探出来，与梯子下的伙伴交流。师傅四十来岁，头戴一顶安全帽，帽檐前固定着一个探灯。他探出上半身的时候，那盏灯的白光也跟着退出来了。他钻进去的时候，灯光再跟进去。在黄昏即将退场的时候，只有他头上的探灯，在走廊里留下一道道移动的光影。分水闸已经被关闭，溢出的水流停止了，但后续的维修明天还得继续，我需要在这次“空袭”中赶紧把剩下的“伤员”转移好，以后的事慢慢再说。

七楼是儿科病房的临时驻扎地。先期转运上来的患者已经安置在病房内，准备给患者用的液体也在配液室里摆好，护士们开始了核对医嘱的工作。七楼所有的灯光都亮着，强大的灯光阵容赶走了夜晚的黑暗。从刚才的惊慌失措中逃离出来，家属和患者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呼叫器在一瓶液体即将输完的时候响起。晚上七点多，所有的患者都被顺利地转移到七楼，治疗也回到了应有的轨道上。又看到儿科病区里熟悉的景象，让我有了踏实感。原本顺理成章的一件事，被突如其来的意外打断了节奏，让事情的发展变换了轨道，有种猝不及防的感觉。

因为事发突然，有些细碎之事就没来得及处理。比如，在忙完所有手头上的工作之后，我想喝一杯水，却发现水杯不在身边。我不得不重新返回五楼，在暗夜里寻找水杯和没有来得及搬走的饮水机。现在是晚上十点半，跟护士打了一声招呼，我硬着头皮返回黑漆漆的五楼。我将从明亮热闹的病区，潜入黑暗森然的环境中。

进入五楼病区的大门已经上锁，玻璃上贴着A4纸，上写“儿科病房暂搬至七楼”。贴这张纸的时候我是知道的，但大门上锁我并不知晓。只能从侧面的消防通道进入。厚重的消防门在我身后关上时发出一声闷响，像暗夜里谁清了一下嗓子，这声闷响被死寂般的黑夜扩大了好几倍。它有没有叫醒角落里浅寐的暗灵，然后伺机飞到我的面前？医生本该是个无神论者，可面对悄无声息的黑暗，也难免会感到惊悚。

几点灯光在近百米的走廊上惨淡地亮着，我加快脚步时，它们多了几分摇曳之态。借着微光，我看到了护士站的电脑被盖上了白色的布单。前一天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现如今我却独自深入黑暗之中。我多么希望这里一如往常那样住着患者，能叫我心里多一些踏实。不像现在，内心是慌乱的。我拿着接满了水的杯子走在长长的走廊里，总感觉背后有人跟着我，冥冥中又觉得七楼的某个病人在呼唤我。只有到了七楼，我的心才会安宁。

病房里的患者也渴望着我的出现。如果把病房比作夜行的航船，我就是掌舵的船长，他们就是在风雨飘摇的海面上等待靠岸的乘客。航行的安全是需要我来保障的。船长和乘客之间互相信任，我和病人之间也能够互相安慰。在这条船上，我是掌舵的船长；在另外一条船上，我如他们一样，也是期待早日到达岸边的乘客。

上夜班之前的这个下午，我带着父亲去脊柱科就诊。脊柱科的同事拿着父亲的核磁共振片思忖片刻，然后用很正式的语气告诉我，需要马上手术。那一刻，巨大的不安马上把我包围，站在脊柱科医生面前，我的身份从医生变成了一个患者家属。当我准备在黑暗的走廊里逃离时，又强压内心的烦乱，告诉自己要扮演好医生的角色，绝不能被白天的事乱了心。

走廊墙壁的低处，亮着一排浅绿色的指示灯，那些箭头指向安全出口。我的脚步加快，喘息声变得粗重。我怀疑走廊会不会因为我的重返而变得漫长。我几乎要大步跑起来，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世界切换到那片光明之中。

二

按照出诊安排，今天轮到我出门诊。儿科的门诊量是巨大的，每天还没开诊的时候，门前就会排起长队。每次出诊前，我习惯性地伸伸胳膊，然后原地跳几下，不是为了舒展筋骨，而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以全力应对庞大的门诊人数。

从走廊的拐角处拐过来，我就看到一队正在等待就诊的患者。大人们带着患病的孩子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有的来自周边的某个小区，有的来自乡村，还有的是从外地慕名而来。那些家长亦有着不同的职业身份，教师、警察、工人、农民等，当他们在诊室前自觉地排好队时，便有了相同的身份：患者和家属。

有十几个孩子来就诊。最前面的患者近乎贴在了诊室的门上，毕竟谁都想第一个就诊。我习惯性地看向那个方位时，那支队伍里的目光也在向这边张望，他们等待着医生在拐角处现身。在我的目光和那群人的目光碰撞在一起的时候，队伍自觉地往后挪动了一米，留出了我进门的空隙。待我进到屋内，闪出的那道缝隙又被填满。

几分钟后诊室的门被打开，第一个患者出来，接着第二个患者迫不及待地跟进去，门又被关上。与此同时，还会有新到的患者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进出这间诊室的人不断变换着，儿科诊室像一张大嘴，一张一合间吃着一根面条。面条的一端在嘴里，另一端还在碗中，什么时候见底，要等到快要下班的时候才能知晓。吃下这根面条并不容易，它是由一个个疾病组成的，排成队伍时就是一串儿疾病，需要我调动多年所学、积累的经验及审慎的态度，才能把它们细致地嚼烂咽下。

一个发热四天的孩子坐在母亲身上，病恹恹地看着我。他的母亲向我叙述孩子发病的过程。我用手背在男孩的脖颈处试了一下，还好，他的体温现在暂时降了下来。我在就诊本上记下他母亲说出的药名，有六种之多，可谓中西药结合。叙述完最后一种药时，伴随而来的是他母亲的一声叹息。我把这声叹息幻化成“效果差”三个字记在本子上。然后，我拿起听诊器、压舌板和手电筒，寻找孩子患病的根源。在手电发出的白光路径中，我在他嗓子深处看到了两个对称凸起的疙瘩，上面像发了霉一样长满了白色的苔质。我松了一口气，根源终于找到了，孩子反复发热是因为这些白色的物质作祟。我把“化脓性扁桃体炎”的诊断写在本子上，准备向他的母亲讲述这个病的来龙去脉及治疗过程。

这个时候装在白大褂兜里的手机响了。突然响起的手机可能是父亲打来的。他此时也正以一个患者的身份，刚刚做完一项重要的检查。如果是他打来的，我可能会按下暂停键，等我眼前的病人离开后再拨回去，并用寥寥几句来结束对话。多年间，他早已经习惯我迅速结束通话的做法，每次只拣最要紧的说，说完就挂掉电话。掏出手机一看，竟然不是父亲，而是医院一位前辈打来的。隐约间有种不好的感觉升了上来。今天父亲的这项检查就是前辈给做的，他是核磁共振室医生，如果结果没有大碍，那打来电话的一定是父亲，而非前辈。

向男孩的母亲解释完情况后，我接了电话。以下是前辈跟我说的全部内容：你父亲颈椎间盘突出得尤为严重，如果不手术，恐会截瘫。“恐会截瘫”似一记重拳击中了我。身为医生，我清楚地知道当一个人被烙上“截瘫”的印记时意味着什么。这个人在人世间剩下的时光，只能倒着数了。作为患者的家属，这种严重的后果又会是一个晴天霹雳，让人无法接受。我满口应答着，因为还有等待继续看诊的患者，问题说清后便匆忙挂断了，整个过程不足十秒钟。

我的思维停滞在前辈说的话上。可以肯定的是，刚才面对患者时的那种轻松微笑的表情已荡然无存。前辈说话的声音很大，即便不是免提状态，也可能被周围的人听见。那个男孩的母亲将目光转移到我的身上。大夫，您没事吧？我大脑里混沌的虚妄之境被孩子的母亲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看着面露痛苦的孩子，我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是个医生。此刻是上午十点，如果我不能稳住心神，接下来的门诊工作将会变得异常艰难，甚至无法进行。我暗示自己要抑制住这个电话带给我的不良影响，用一条锁链将它暂时拴住，待我下班之后再全身心应对它。

定了定心神，把思绪拉回到眼前的患者身上，重新调整了一下表情，尽量展现出一丝微笑的面容，继续刚才的讲解。我强迫自己不去深究父亲的情况，努力做好眼前的事。在后续的接诊中，我变得小心又谨慎，原本在中午十二点能结束的门诊，被拖延到了十二点半。好在那些病人都仔仔细细地看完了。家属们都从我这里得到了明确的答案，离开诊室时他们轻松了不少。最后一个患者就诊完毕后，我终于有时间考虑父亲的病了。此时的我，多么希望和离开的那些家属一样，能够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可我还在迷茫中漂泊，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带着父亲靠岸。

赶紧拨通父亲的电话询问情况。没想到他表现得很轻松，我推断前辈在向我和父亲描述同一种疾病时，用了两套不同的语气，但我确信自己听到的才是真实情况。父亲云淡风轻地说，颈椎病嘛，去骨科治疗就好了。听他这么说，我把即将说出的“严重”“必须手术”“截瘫”等字眼又咽回肚子里。

儿科病区搬到七楼的那个下午，我领着父亲前往医院的脊柱科，得到的结论和前辈跟我说的一致，只不过他向我更为详细地描述了父亲脖颈处那个隐匿的病灶。颈椎的第四和第五椎间盘出现了严重突出，并且韧带钙化，现在只需要一点微不足道的外力，那根包裹着千万条神经的脊髓就可能发生断裂，如果那样，父亲将永远失去行走的能力。父亲现在手脚不灵活就是那根椎管受压引起的，没想到他的病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肢体活动不灵活的情况已经有几年光景了，但并未及时引起我的重视。准备离开时，脊柱科的同事提醒我一句，在等待手术的这几天里，脖子千万别受伤。

病区撤离的那个夜晚，我身兼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双重角色，开始上父亲手术前的最后一个夜班。这个夜班之后，我将全身心地成为一个患者家属。而在那个夜晚没结束之前，我以赵医生的身份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来回切换。从五楼沿着安全指示灯逃离时，内心除了对光明的渴望以外，我也希望第一时间看到自己的患者，只有这样，我的内心才是安稳的。

三

手术室的大门我是熟悉的。我大爷断了的动脉在这里接好，我祖母的骨折在这里接上，我母亲塞满石头的胆囊在这里摘除，我的儿子也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和它的交集除了多年前以实习医生的身份从这里进出外，剩下的就是以家属的身份焦急地等在门外了。

和电视剧里的情节不太一样，患者被推进大门以后，门楣上的“手术室”三个字并没有亮起。我工作的这家医院，手术室是一个庞大的空间。我们能看到的大门在最外侧，它是一个巨大的闸门，不断开合着。往里走，分别向左右拐过去，排列着三十多间标准化手术室，每个房间都排满了手术。家属等候的地点被限制在大门之外，至于病人被推进哪间手术室，家属不得而知。

现在轮到父亲被推进去。他会在哪个角落里等候，主刀医生和他会走进哪间手术室，以及手术进行的过程，因为隔着一道大门，变得扑朔迷离。躺在推床上的父亲被护士推着渐行渐远，电控大门也逐渐关闭，留给我的视野逐渐缩小。在大门即将关闭的时候，我顺着门缝扔给父亲一句话，告诉他我在外面等着他平安出来。这句话是带着一丝哭腔说出来的，我怕他听出来，因此在哭腔压制不住的时候特意拐了一下音调，但愿他听不出来。

他手部的麻木感和下肢无力已经持续三年，今年春节之后，症状越来越严重。平日里父亲只轻描淡写地叨咕一两句。身为医生的我，长久地忽视了他肢体不灵的症状，还以为上了年纪的人，多少都会有点肢体不协调的情况。也因为父亲还能正常驾车，让我忽略了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

就是平日里大家常说的颈椎病嘛，咋能发展到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类似的疑问我也经常被问到，哮喘难道还会要命吗？那个时候我是坐在诊桌前的医生，身穿白亮亮的大褂正襟危坐，然后把哮喘的并发症一股脑地说给家属听。整个过程语言流畅，不假思索，足以显示出我对哮喘治疗的专业。程式化的病情交代因特定的疾病有相对固定的模式，很难说出其他花哨的内容，因而我坚信理解起来并不难。当我看到仍是一脸蒙的家属时，难免会在内心反问一句，真的那么难理解吗？眼下我成了患者的家属，一样需要医生向我交代患者的病情，在偶尔也会发蒙的同时，先前的疑问也被解开了。

开好住院通知单，排队办理住院，父亲在护士站测量血压、称重，最后来到病房。这一套流程下来用了大半个小时。父亲因为不能久站，一进病房便躺在了床上，我则继续整理住院用的物品。把拖鞋摆在床边，毛巾挂在洗手间的横杆上，牙刷和肥皂也依次摆放好，父亲平时吃的常用药放置在床头柜上。这些事看似简单，可真要做起来并不容易。做完了这些，剩下的就是等待医生叫我。

签字是一道必然的程序，从某些方面来说，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就是从一张张签字单上建立起来的。有交代、有知情、有同意，谓之知情同意。更多的时候我的名字是出现在主治医生一栏里，签字对我来说只是完成一道例行手续。现在我需要在患者家属一栏中写下自己的名字。手术过程比较漫长，需要七八个小时，但技术层面上没有任何问题，主治医师让我尽可放心。紧接着，我脊柱科的同事把手术时理论上可能出现的风险向我和盘托出，然后指着需要签字的地方，微笑着对我说：“如果没有异议就签字吧。”我拿起笔写自己名字时感觉屏幕有些滑，写得并不流畅，其实是因为手抖，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 

父亲是在那个下午两点被推进手术室的。大门外聚集着很多家属，有的在长椅上坐着，更多的人则拥挤在走廊上，把这块区域围得密不透风。不断有进去和出来的患者，他们中有老人也有孩子，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被推着进去的，也有走着进去的，出来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是躺在推床上出来的。 

手术室的大门经常开合，每开一次，等待的人群会暂时收拢回缩，上方的呼叫器会传出一个患者的名字。听到呼叫的家属会挤到最前面，有的会被临时叫进去，出来的时候脸颊或洋溢着笑容，或挂满泪痕，以后者居多。手术室大门开启的时候，我也会凑过去，生怕听不见叫自己，但每一次叫的都不是我。心想，没被叫到就是最好的情况，如果手术没做完而被叫进去，多半是出现了不好的情况。

随着夜幕的降临，手术室门外聚集着的家属越来越少了。晚上九点半，父亲被推出了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我几乎瘫软在地上。

四

柔和的阳光透过一张黑底色的X光片，片子上的轮廓在我的眼中越发清晰了。右侧肺脏的下方，一个白色的团块在阳光的照射下暴露无遗。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诊断：大叶性肺炎。这是一个十岁的男孩，他正站在我身旁不停地咳嗽。剧烈的咳嗽让男孩面色涨红。他的肺脏几乎调动了所有的力量，以咳嗽的方式往外驱赶着那个病灶。这是我工作中会遇到的常见病，给出这样的诊断并不是一件难事。让我没想到的是，男孩的母亲在听说“大叶性肺炎”这个病名以后，竟抑制不住地啜泣起来。我似乎看见一片愁云将她笼罩，她的脸上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她的哭泣是我始料未及的，让我一时语塞。作为一个经常接触的疾病，我不敢说能百分之百治好，但治疗的方向是一定不会出错的，事实也证明，经我手治疗过的大叶性肺炎，绝大多数恢复得都不错。眼前的这位母亲，不到四十岁，自从我看到她的时候，就是一脸愁苦的样子。跟来的还有一位老年女性，我听见孩子喊老人为姥姥。我多么想直接告诉男孩的妈妈，“这个病我能治好。”我穿着洁白的大衣，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我是个真真实实的医生，我必须按照医生的方式与她交流孩子的病情，这是我的职业要求。就像我得戴着口罩和她说话一样，有些事情不得不这样做。

那个白色的团块在孩子的身体里作祟，除了X光片能看清它的样子，我还能用听诊器听到它喘息的声音，即便它伪装得再好，也难逃我的法眼。它于每一次气流的进出间，都会发出咕噜噜的类似气泡破碎的声音。接下来的几天，我将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将它从男孩的身体里清除。

给孩子做完详细的听诊后，他被同行而来的姥姥领进病房里去了，这里只剩我和他的母亲。孩子离开后，她之前多少有些掩饰的苦闷顷刻间爆发出来，她的泪水更多了，不少眼泪直接落在了眼镜上。她不得不摘下眼镜，用手背抹掉涌出的眼泪。怎么会这样？不会有危险吧？我看网上说能死人的。这是她抛给我的问题，伴随着泪水一起向我飞来。

她渴望得到我的帮助。前不久因为父亲住院，我刚体会过这种感觉。我与父亲之间隔着手术室厚厚的大门。我在门外焦急地等，里面什么情况一无所知，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也不过分。她眼中的我，就是那时我眼中的外科同事，都是一根能够救命的稻草。

不能立刻打断她，得让她的悲观情绪得到适当的宣泄，才好继续跟随我的脚步，在张弛有度之间，控制这件事发展的节奏，才能解开她的心结。待她的情绪稍微稳定了，我从发病机制、治疗过程以及大多数人的恢复情况入手，把“常见病”“不疑难”等信息传递给她。她的面容逐渐有了些舒展，我相信她看到了一些光明。只是在要结束谈话时，我才轻描淡写地告诉她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有哪些。

并发症的存在会引起听者的不适。我当时听脊柱科的同事跟我谈论父亲的手术可能会出现的并发症时，也有如临大敌之感。虽然它们出现的概率不足千分之一，但理论上的存在还是让我胆寒。我现在把自己的身份变回医生，从曾经的被交代者变成如今的交代者，很不愿意和家属谈论并发症的话题，可身为医生，我又不能绕过它。医学是客观科学，客观的自然科学会有非常理情况的存在，哪怕只是理论上的存在，我也得尽到告知的义务。唯一可操作的，是尽量弱化那些意外带给人的恐惧感。

男孩的母亲收住了眼泪，因哭泣而挤在眉心处的疙瘩展平了。从我的话语中，她得到了能让她心安的答案。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她回过身来，嘴角上扬了一下，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医生”。

就在这个动作发生的倏然之间，我有了恍惚之感。她的笑容和下午柔和的阳光一样，让人温暖。阳光同样在走廊里漫步。孩子的病房在西侧，她走向病房的时候，想必也会不由自主地眯起眼睛。就像那些普普通通的下午，儿科走廊里的人都是眯起眼睛走路的。有些像阳光一样的东西照进了我的心里，让我不再感到害怕。即便暗夜登场，也会有明亮的灯光接续，不会再让我在黑森森的走廊里快步逃离。

【作者简介： 赵佳昌，内蒙古赤峰人，医生。作品见于《散文》《青年文学》《湖南文学》《民族文学》《草原》《滇池》《文学港》等刊。多篇作品入选文学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