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笛手
一
引我走上吹笛路的是沪光。他家男孩名字都沾“光”。父亲和母亲（均祖籍山东南下上海的干部）在上海解放那年结婚，1950年生第一个儿子，沪光之名由此降。之后的儿子是聚光，第三子叫立光，中间有个女儿谓爱华——可知这家的信念坚定。
沪光敦实肤白，踩着公寓楼廊道脚步嗵嗵响。人生初年，他被送回山东乡下姥姥家养育，一嘴山东普通话顺溜，喜欢夹着一条条根白叶绿生脆的大葱吃面饼，故他嘴一张，常有冲鼻味儿。
1968年，沪光吹笛肇始的曲子是《东方红》，然后吹飙高音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是他唯一吹全的曲子，深沉热烈，屡吹不倦。《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接近吹完整时，他去了黑龙江军垦农场。那年，他父亲被称作“走资派”，离家时，他和父亲“划清界限”。
之后我续上沪光笛音。吹笛在我们三层公寓楼向东的公用露台上。露台四平方米左右，正方形，连着楼外白色水泥楼梯。露台向西有两扇关不严实的木门。在这里吹笛，笛音向外，降低了楼内人不想听的聒噪度。我吹的是柔滑的长曲笛，和沪光响锐的短梆笛有不同。
沪光第二年回家探亲，看我长曲笛，听我笛声。而他，笛子吹奏原地踏步，《大海航行靠舵手》依然无力攀登高峰（音），而我对此曲驾轻就熟，滑音点水润泽而过。沪光又从黄色军衣下口袋里掏出一只国光口琴，口琴一吹麦浪涌，明显胜过笛子的哑哑咽咽。
回黑龙江前，沪光轻敲我家门。我和他一起走到吹笛的公共露台。那日有雨，淅淅沥沥溅身上。他握一手抄本，一翻，有万把字，横竖撇捺笔笔有力的楷体字，专讲笛子吹奏技巧，附几首著名的笛子曲谱：《牧笛》《姑苏行》《喜相逢》等。抄写的吹奏技巧，说要用丹田呼吸，不是胸式呼吸，这样会气息均匀，音色饱满，音长持久。还有吹奏的单吐，是基础吐音，而双吐和三吐，用于快速乐句。其他吐音还有轻吐、碎吐、气吐等等。
沪光说：“给你留个纪念。这小本，是我用一年多时间抄录的。”
“给我，你呢？”
沪光挠头，白里透红的脸憨笑：“我吹口琴了。吹笛我试过，不行。你看看，说不定有用。”
顿一顿，又说：“前些天，你和我两个弟弟打了一架。他们比你小一点，你就让一点。”
握着手抄本，我顿住。
还聊起他父亲，曾经的药检所所长，被“打倒”后心情差，短短两年，肝硬化了。沪光说：“去农场前，我们不说一句话。回来看他病了，难受。”
沪光笛音遂止。
二
那日晚饭后，我吹笛的二楼露台下面，飘来一管悠扬笛声。稳稳的，幽幽的，缓如漫流水。而我当时在攻坚《我是一个兵》，激越高亢，响云奔涌。
那楼下人，有时也吹高亢的《打靶归来》，甚至吹《我是一个兵》，但所有这些曲子，都慢节奏吹，只吹长音，磨练气息——高扬之曲，吹出靡靡音。
两个吹笛者，我在楼上，他在楼下，互望不到。我吹笛的二楼露台边，是一堵近两人高的清水灰砖墙。我要走到公寓楼最高的三楼露台，头转向右下方，才能看到底下紧挨我们公寓楼的一处“棚户区”：一圈低矮房，房顶覆着破损的黑瓦片，白灰墙，矮房中间有一米多宽的碎石黄泥小径，下雨时成一条水潭。有几间挤在一起的陋房，还有垮塌之虞。这些建筑，年代远，设施简陋，清晨要倒马桶，刷马桶声声响亮。
笛音就从这一片破矮房的一间内传出，送往迷蒙夜空。
或许，他无意与我“对笛”：我吹时，他不吹一声半音，等我吹罢一曲，判定我一时不吹，才款款吹一曲。有时我会吹一半的曲子，中间破音，打了格楞，便不再继续。他不是，即便偶有错漏走音，会耐心调整，重拾山河，吹一曲必定有始有终有味。
我弟弟说：“我下楼去望一下。下面矮房里，有我同班同学。”
弟弟从我们住的肇嘉浜路大院绿色铁门出，左手转，没几步就到了乌鲁木齐南路口。沿乌鲁木齐南路北行二十余米，就是那片陋房的狭窄弄堂口。
弟弟看了回来，对我笑哈哈：“那个人，吹笛时打赤膊呢，肚子大，像孕妇，年龄比我们大许多。在一间很小的屋子外吹，旁边一圈人听，我同学也在。”
以后知道，这个吹笛手，是从“白茅岭”改造回来，吹笛跟一个管教员学的。几年前，他打自己老婆，手重，因为老婆对自己母亲“耍恶劣手段”。他是孝子，但他不该下手太狠，所以去改造了。现在，他带着母亲，住进下面的小破屋里。老婆呢？带上两个孩子鸟飞无迹了。
我们“对吹”时间不长，小半年。某日，不再听到这特别笛声，突兀消失。吹笛手，未和周围邻居道一声别，在一滂沱雨夜，带他母亲，不知赴了何处。
三
清水砖墙，红如血。那堵血红砖墙，就紧贴我们大院落西边，矗起三层，且不规则的几何状。
二楼的砖墙中间，开一扇极小的窗，两本书大。白天，小窗偶露一张脸，举目往我们大院张望。这张脸，是我小学时的同学俞立，有时也会是他父亲。这两张脸，一个模子刻出：马脸，宽额头，下巴长，鼻子也过长。不过俞立父亲的脸是暗青色，不时喘咳，像有肺病。整幢墙到了三楼，才有两扇大窗，红褐色钢窗。三楼红砖墙外，有个向北大阳台。
那堵红砖墙和大阳台，在1970年春日后，成为我少年时代的仇恨聚焦点，因为，一夜夜，我认定，那怀有敌意的一串串笛音，从红砖墙边的大阳台上传来。
笛音简单，仅几个音调：“哆来咪，来咪来哆。”最后一个“哆”，有时拖长，有时短促，有时是飘溢滑音。
只要我一曲吹毕，那针对我的笛音即刻插入，穿越黑黑的夜色，幽灵般荡来，反复吹奏，执拗行进，泛起谐谑挑逗小波浪。
我知道吹笛人是谁——俞立，滚圆的两只眼睛亮闪，笑起来有点谄媚相。其实不，在六十年代初一个春日，我从虹口广灵路新村搬来，插班到乌鲁木齐南路上的小学，念一年级下。家里阿婆怕我被欺生，牵我手入校门。俞立就在我身后，偕另两个同学起哄讥讽，还洒几滴凉水到我的脸与发。7岁的我，恨这张极富特征的脸。到班级里坐下，一扭头，这张挑衅的马脸，就坐在我右后一排位置——梁子结下。
那个大阳台，属于一个“红色资本家”。那家的大屋，有人去过，说要登二十多级木楼梯后方入室。家里全是高雅的红木家具，暗红的打蜡地板，还有一架黑面壳的钢琴。那个年代，哪家有钢琴？这让去过的人有自卑，乃至窒息。家中最大的女儿，考入音乐学院，弹琴曼妙，运动最盛日，琴声断过两年，后又开始从红褐色钢窗口漏出。阳台上有个大鸽棚，是资本家大儿子的爱好。鸽子在棚内外，摇摆身姿，进出咕咕叫，扑拉翅膀，翱翔展翅。而和我一样年龄的资本家小儿子，无专长，喜闲荡，一到夜色来临，陪着住他家楼下的俞立，在大阳台上与我“斗笛”。
我一曲曲吹，俞立一笛音一笛音秒回，像电影《刘三姐》里的三姐，和财主们正邪间的斗歌。但他就吹这变幻的两三个笛音，以破坏我少年敏感脆弱的神经，讽刺我，否定我，激怒我——我一听便知，并理解成这样几句话：“难听难听，你吹的笛音；不要听，就是不要听；别吹啦，还是别吹啦……”
白天，我们偶尔会撞见，我会高昂着头，俞立和那个小资本家也昂起头。我们一字都不说，心照不宣，但互相睥睨看不起。
延续了一年多的“斗笛”，戛然而止于1971年——我们同时中学毕业，我被分配去了老闵行工厂，俞立去了遥远的小兴安岭林场。
四
是十年前的事。有位我早忘却的小学女同学，“千里千寻”寻到我，说有个同学聚会，务必参加。
我一惊。就前几日，一群朋友聚，说一话题：几十年前的小学同学，彼此还有往来否？回答不一。坐中唯我，在上海没一个直接往来的小学同学。再细想，有几个的，但都如天上白云般遥远，其中两个在美国。而能够记起的同学名字，俞立列第一。原因？有过那段特殊的“斗笛”经历吧。
女同学说：“活动发起人是俞立。”
又一句：“俞立很想见到你。”
末一句，悸动我心：“俞立生了很不好的病。”
那天，七个过去的小学同班同学，四男三女，变老变丑了模样，相聚。所有曾经的恩怨，没有了，相逢一笑。都说起，我们住过的肇嘉浜路乌鲁木齐南路口几十年前的所有旧房子，已被高耸的新楼房替代，包括我住过的公寓楼，还有俞立住过的清水红墙楼。
俞立削瘦沧桑。没人说他的病。昨天的故事，都说有趣的。曾经的日子，都是好日子。
俞立讲了一个他在小兴安岭“过大年”的事。
是1973年春节前，俞立用一年的伐木辛劳，积攒了300元。300元，当年可是一笔财富！为此他发誓：“我不赌，我一定不赌，我千万不能赌。”为什么？因为他除了喝酒，吹笛，还喜欢赌牌。不能赌，因做了大半辈子翻砂工患上严重肺病的父亲，等着他这笔“巨资”去看病。
还是赌了，不能控制地赌了——想赢更多的钱。结果彻底赌输，没钱回上海，买车票的钱也没有。
那年春节，俞立一个人在林场过，风雪弥漫中，除一个人喝酒，他握一根长笛，反复吹奏一首曲子——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他一边吹，一边哭。就吹这笛曲，吹开可怖雪雾，吹去孤寂恐惧，同时，丝丝缕缕想念黄浦江边的家。春节后，其他知青回林场，皆“当惊世界殊”——“俞立终于会吹笛了！”
以后他吹笛吹到林场文艺队，还代表知青，吹到省里的表演舞台。
1973年，我也在吹笛吗？在吹。就在这年春节前，我登上2000多人的礼堂舞台——我的老闵行工厂，吹一曲《扬鞭跃马运粮忙》（俞立闻之，拳头砸着饭桌：“哇哇哇，当年，专业水平吹的曲啊，了不得！”）
可我吹这一曲，不专业，几个难点，关键吐音，吹不出，“蒙混过关”而去。下台来，一个懂吹笛的工友找到我，说：“祝贺你，这种水平竟敢上台，放肆无知地吹。”
脸赤红。
从此不再握笛。
那天我和俞立分别，他拉住我的手，“你后来真的不吹笛？”
我点头。
俞立有戚戚，大遗憾：“小时候听你吹笛，我嫉妒得要死，认定，这辈子我不可能吹过你。”
吹笛手俞立，今已人不在。
